是只有我一个人丧，还是这时代每个人都很丧？

“是只有我一个人受苦，还是每个人都很苦？”

我陪一位长辈，蹭过许多饭局；不知是否巧合，每次吃饭，他都会这一段：
“我小时候，在某某乡村长大，家里很苦啊（此处描述里，加一些细节，感官印象鲜明生动，对桌的人都停箸不食，面露不忍之色）；后来还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时不发作，发作起来要人性命；后来工作了也不容易（此处加一些惨淡的故事，对痛楚的描写格外逼真，对桌的人把筷子直接放下来了）……现在呢，终于闯出来啦！”
——每次听这位先生诉完苦，没那么多苦可诉的客人们都深感过意不去，纷纷安慰，而诉苦的那位先生便满面沉郁坚强加泰然，满面“都熬过来了”的自豪。仿佛孙权数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让他饮一杯酒。这些苦难是他的勋章，大家竖起耳朵，听他情不自禁地念叨：
“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处添加一些用口语描述的成功学秘诀）……”大家都侧耳倾听，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经听过，也得在这苦难勋章之前收心慑神，安静聆听。

我以前，不太喜欢这种做法。
中国古来文化里，很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这种逻辑，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爷”。
许多人都这么默认的：
“别看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我起点比你们低得多；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付出的努力比你们多得多=心志也更坚毅=见识也更宽广=对人生的体悟也更深，你们应该尊重我，就像低难度游戏玩家对高难度游戏玩家顶礼膜拜一样。我渲染的苦难越多，我游戏的难度就越大！”
所以在台面上，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就像，许多选秀节目到后来，总得去比谁更惨。

好的一面是：当“陈述苦难自数伤疤”在一个时代吃得开，至少说明：这时代的大众共识，比较倾向于保护弱者——这算文明社会的标准之一。
但“渲染苦难自数伤疤”，也容易导向一种不好的逻辑：我生于丛莽，是从苦难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我被迫信赖丛林法则，因为我过早经历了弱肉强食的世界……
美国电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会人格的家伙，小时候一定吃苦受难，哪怕经济上宽裕，精神上也会倍受打击，所以总有一个借口来不择手段。

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有点危险：
一旦将经历的苦难发扬成为挡箭牌，比如“别看我做这些看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仿佛受了苦难，人就有豁免权，可以不受道德指责似的。
于是，一部分渲染苦难的人，因为其最后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和豁免，于是最初渲染苦难本身，或者说，最初的丧，都显得有目的性。
所以，相当一部分苦难陈述者，自带有忽悠属性。

但后来经历多了，发现世上还有另一种人。
司马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赋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孙膑坏了脚、韩非死在监狱里，才有作品传世。
他的结论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简单说吧，一个人要倒了霉，想发泄，才有东西可写。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司马迁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来那么多受了宫刑的，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写了《史记》呢？

但你也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数苦难者的心路历程：

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多给出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的吸取赞许，来说服自己：
苦难也是有价值的。

我一个远房叔叔，远房到了不是过年就聚不到一起。某十年间，他倒了些霉，后来每逢吃饭，也还会反复陈述：
“其实那也不是很差劲，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大人们都会听着点头，哪怕他说过许多遍，大家也会耐心倾听，甚至还会各自倾吐些各自的倒霉事。
一开始，我觉得有些烦；后来才隐约感受到，诸位长辈对他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好时光已经流逝，无从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愈手段，我们给出的认同、宽慰甚至分享，就是他的自我疗伤。
每个人到最后，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对这种苦难陈述的原谅，除了体恤与怜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吧。

所以，有些人反复陈述自己的苦难，可能是为了获得道德制高点。

也有些人，则是希望获得各类积极反馈，什么反馈都行。如果你表示“你吃的苦算什么，我也吃过”，他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如果你表示“确实太苦了，你真不容易”，他就获得自尊心的慰藉；如果你默默倾听，他也能够减少一些委屈。
活着，都不容易。

但，还有一种情况，事关我们每个人。

先前，与一位前辈讨论：为何现代年轻人都表现得挺丧？
前辈说：其实吧，人人都挺丧，老一辈也是；只是现在，年轻人有网络渠道可以表达。
“我们那会儿也丧，但就蹲在田里墙角发呆，自己抽颗烟，眨眨眼，叹口气，也就过去了；丧，也没人知道。等见了人，那就不好意思丧了，那不就得装乐呵吗？”
大致可以说，许多前辈们的丧，或者说，没有互联网的人们的丧，是薛定谔的丧：他们丧时，我们看不见；看见了，他们就不丧，或者假装不丧了。
每代人都挺丧，而且大多数人的丧，是无法被看见被感受的。

这里的悖论是：

就像我们长辈里，真正痛苦的、需要陈述的人，许多都开不了口表达似的；我们周围，社交圈广大的人，更容易分享他们的丧，更容易得到反馈。

而社交圈小的人，可能更孤单，而他们的丧却更少得到宽慰与反馈。
封闭到无处可诉说的痛苦，才是最可怕的。

丧也容易两极分化。

越容易得到反馈的人，越容易分享他的丧，也越容易得到治愈；越不容易得到反馈的人，越不容易分享丧并得到反馈，于是越容易持续丧。

久而久之，许多人会像我们口齿不灵便的长辈似的，只能默默将痛苦压在心底，十成里只能倾吐一成的，却遍布我们周围，可能就是我们的父辈，可能就是我们老去的邻居，但因为他们的羞涩或习惯，于是他们的痛苦甚难被发觉。你去问他们，很可能问出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看见他们精神上疮痍满目的疤痕，胜过虚构的传说，但他们却会笑笑说，都过去了。因为在漫长的、对精神痛苦不加过问的人生里，他们习惯了这样的默默自愈和小范围内分享，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去年翻海明威《流动的盛宴》时，有这么段。

“别跟我争辩，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根本没用。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就跟那车厂老板说得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我踱回家时，我想着修理厂那个小伙子，想那些汽车改成救护车时，他是否也被拉去开过车。我还记得满载伤员的汽车从山区公路驶下时，他们如何踩住刹车，刹车磨坏了便挂倒档，我还记得最后那些车空载过山，好换几辆有金属刹车和上等手动变速器的大型菲亚特车来。我想着斯泰因小姐与舍伍德-安德森，想着自高自大与精神的懒惰，想着与此对立的严以律己，想着究竟谁在指责谁是迷惘的一代？……
她那些什么“迷惘的一代”的鬼话，那些肮脏轻率的标签，还是都见鬼去吧。

明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楚，却总有人觉得，某一代比较特殊。

所以，是只有我一个人丧，还是所有人都很丧？

是所有人都很丧。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丧。只是许多痛苦都无法被他人感知而已。
了解这一点之后，就能多少理解：虽然人类的痛苦无法共通，但多少能够察觉到他人痛苦的存在了——众生皆苦，大家都不容易啊。

来源：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