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毕业后都去哪儿了？

编者按：

又到毕业的季节，今年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是学校背景还是个人特质决定了一个人的职场生涯？人们众说纷纭。985 废物、小镇做题家等名词，反映着许多年青人的迷茫和自嘲。

黄灯在广东F学院教了十多年文学类课程，她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多达四千多名。这些年和学生大量的琐碎的交往，以及对他们毕业后的跟踪，让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学生的经历，其实折射了中国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一些成长路径。

和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不同，她教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来自不知名的乡村，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务农、养殖、屠宰、流动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小心翼翼、跃跃欲试。

根据她的观察，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和层级。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在当下的社会格局中，任何群体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需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者知道。

她想起给他们上过的“外国文学史”。在二栋五楼的教室，回荡着一群大一新生对《红与黑》于连的命运总结：“于连是同社会奋战的不幸的人。”“于连是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她没有想到，这些遥远时空的故事，竟会如此贴近学生的感受。

以下文字摘自她即将出版的新书《我的二本学生》之“四任班长”，已获作者授权。

从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四任班长。让我惊讶的是，尽管人数不到三成，但选出来的班长竟然都是男生。

曾刚是第一任班长，毕业以后就进入了一家银行；王国伟是第二任班长，在银行工作一年后，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四会监狱办公室当文员；吴志勇是第三任班长，没有考研、考公务员，也没有进入银行，辗转了很多单位，现和哥哥在天河区开了一家饮食店；石磊是最后一任班长，毕业以后，在广州居留多年，在诸多单位辗转后，最后决定考公务员，现在梅州国税局上班。回过头看，四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实际上代表了十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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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很早认同社会的一些现实规则，在校读书期间，就和老师的关系极为亲密。从个人素养看，尽管笔头能力比不上随后的两任班长王国伟、吴志勇，但他口头表达能力强，也愿意和人交往，懂得怎样和别人处理关系。毕业以后，他选择了一家银行，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也很快成家立业，在广州买房立足。他属于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往往也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和曾刚比起来，石磊的成长路径颇为不同。石磊在大四那年选为班长，也是062111班最后一任班长。他出生于潮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母亲为家庭主妇。石磊家属于广东常见的城市出生、自主经营的市民家庭。因为从小衣食无忧，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需要找一份工作。而班上大部分同学在大一、大二就给自己做了可靠的职业规划。

因为事前没有太多的准备，而他学业上的唯一优势又是英语，大学毕业后，他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秋招和春招，最后进入了广州遍布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四年之内换了六家单位，大一点的机构，诸如新东方又进不去。”

离开学生宿舍后，他一直住在龙洞的迎福公寓，在学校附近逗留了一千多天，并且依旧履行着一个班长的职责。几年来，班上来来往往到广州的同学，都以他租住的房子为据点。

毕业后折腾的四年，在石磊看来，是他人生的低谷期。2014年，他突然意识到，若再这样下去，他的人生看不到任何确定的希望。广州待不下，家乡潮州那个古老却沉闷的城市，除非学经济或管理专业还有点就业机会，别的专业，几乎没有太多发展空间。摆在面前的选择逐渐明朗：只有一条路，回家考公务员。他非常认真地备考，仅仅复习了一个月，幸运地考到了梅州国税局。

毫无疑问，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一次过关纯属偶然，但这次偶然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确定。他很快结婚，父母一辈子打点摄影店，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给儿子的新房当首付。结婚不久，他很快就有了孩子，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信用卡先还两三千，然后支付宝、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房子供两三千”，但以前的迷惑烟消云散，不明朗的前途突然清晰。因为有英语特长，日子安定后，他念在职研究生的计划，已经成了小家庭的共识，并被提上日程。

大学毕业时，他并不喜欢体制。他曾经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愿，回到家乡参加公务员的裸考，但他故意不做任何准备，随随便便地应付，不过是以一种明朗的结果，给自己一个留在广州的理由。而广州四年的辗转，仅仅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对父母的重要意义。说到底，还是回家考公务员，让他并不坚挺的大学文凭获得了饱满的汁液，成为支撑他此后人生的坚实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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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三任班长，吴志勇的人生选择和石磊有几年完全重合，他们甚至在毕业后，共同居住在迎福公寓多年。志勇性格沉静，但不属于那种本分的人，在校念书期间，有一段时间不愿意上课，曾是辅导员头疼的角色。因为同学信任，被选为班长后，他立即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班上的事务。

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不同，没有选择进入银行，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在NGO组织中任职，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三年多。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他这个年龄所面临的实际压力，2010年左右，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他听从建议，辞掉了社工机构的工作，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十天，就断然辞职，还是回到了社工机构，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细数他毕业以后的职业，做过网店，在网上卖过时装，后来还曾加入一个美容机构，专做文绣行业的培训师。他的朋友圈会有一些与自己职业相关的内容，但凭对他的了解，我知道，很多场合他不会喜欢。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弃了文绣项目。他和我谈起文绣行业时说：“都是套路，都是包装。成本只要二三十元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项目。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这样，上钩的人就会很多。”

毕业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还是如此显眼，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一点点。但生活还得继续，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看得见的压力和开支，已成为他每天睁开眼就能感受到的现实。经过八九年的摸爬滚打，他深切体会到人必须首先活着、必须为生存打拼的残酷律令。想起在社工机构的多年生活，他不后悔，却觉得遥远而不真实。

因为毕业的时间过于久远，对志勇而言，像石磊一样回到家乡，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寻找稳定，已变得不太可能。骨子里，他也不喜欢这种生活，哪怕处于现实的一地鸡毛中，这种僵化的稳定，依然激不起他内心半点渴望。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利润也不丰厚，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任何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为完成网络和电话订单，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志勇出生在粤西北的一个普通山村，家境不太好，毕业八年后，“上有老下有小”的具体担子，终于沉沉地压在了一个男人的肩头。孩子已经两岁九个月，父母年龄已大，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共同守着的这家店。电话中，他和我说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他和石磊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便不会去尝试那些东西，贫瘠山村给予他的倔强，让他在进入喧嚣的城市后，依然在个体的人格中保留了一份坚守。他始终难以对生活做出真正的妥协，而这种不妥协的结局，落实到个体的生存上，便是看得见的漂泊和弥散到下一代身上的与他人确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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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王国伟的经历和成长，代表了典型的农家子弟的成长路径。

他性格腼腆，不爱多言，黝黑的脸庞，看起来非常朴实。刚进校的时候，他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不是特别擅长和老师打交道，也不懂得去刻意经营人际关系。2006年10月18日，我在学校值班，在和学生聊天的过程中，意外得知国伟曾写过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这让我颇为惊讶。军训过后，他们的学习逐渐步入正轨，在随后的新生作文训练中，我发现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已经有了较高的起点。后来才得知，因为痴迷写小说，他第一次高考失败，复读一年后，才考上广东F学院。他曾提到自己的写作动机：“在读过了金庸所有作品后，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所读的小说越来越多，其情节越来越不能满足我的欲望，于是，便萌生了自己创作的想法。”

尽管我不会评价武侠小说，但从他的文笔中，可以感知到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难以寻觅。

王国伟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叫邓村的地方。那里环境优美，“青山若黛、绿水如碧”。祖辈以种田为生，到爷爷那一代，开始做一些小买卖，此后父亲一直延续爷爷的路子。父亲高中毕业，除了种田，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曾经向信用社贷款，经营起一家土制的砖瓦厂，但没过几年，因经营不善，砖瓦厂倒闭。此后，他重拾邓村的古老手艺，经营了一家古法造纸的小作坊。在国伟的讲述里，父亲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他不安分，动手能力极强，也愿意尝试各种营生，除了种田和造纸外，还会养殖、电工、泥瓦、针织……其中的收益，都用来供他和妹妹读书。

1995年，为了孩子的前途，父亲斥资在四会市区购买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这成为国伟求学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在乡村念书的时候，他有更快乐的童年，放学回家可以干农活、玩耍，到了晚上才花一个小时左右去复习功课，根本感受不到学习的压力。

而进入市区后，他猛然感到学习压力倍增，不但作业多了很多，同学之间的竞争压力也加剧。突然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更何况还要忍受和父母的分离，他曾经哭着求父亲让他重回乡下念书，但理智的父亲，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教育资源的差距。父母坚守乡下的作坊和田地，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起早摸黑，将兄妹俩交给奶奶在城里照顾，这种选择，恰恰和内地外出打工农民的选择相反。国伟始终记得，让孩子走出穷乡僻壤，是小学尚未毕业的母亲一生最大的心愿。

因为国伟的写作热情和天赋，这么多年来，他是我唯一期盼能够继续深造念研究生的学生，我知道他一旦走向社会，必然会被现实和工作绊住。

有意思的是，他到大学后，相比高中写作的狂热，仿佛多了一份冷静。国伟性格中的务实，在大学的平凡日常中显露无遗。目睹了父母在生活中的挣扎，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坚持武侠梦，而是解决生存。“梦想，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我在大学期间，就知道自己不能把梦想照进现实，至少短期内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毕业后，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

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为了揽储，为了顺利度过12月31号“银行从业者的解难日”，他不得不过上陪酒应酬的生活。他不爱应酬，但必须应酬，到了年底，为了完成任务，“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银行的工作仅仅坚持了一年，尽管收入不错，毕业第二年，他毅然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四会监狱的一名狱警。

他的务实，帮助他再一次成功实现了转型，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尽管因为环境的变化，这份工作比之银行风险要大，但他身心却获得了更多自由。“在这里，我不用为了取悦别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至少不用去应酬。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资更稳定些，并且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和石磊一样，他一旦进入体制，工作稳定下来后，很快就结婚生子，并立即在四会买房买车。他高中时代的狂热梦想是武侠小说，并为此练就了良好的文笔，但他大学并没有沿着高中的梦想前进，而是通过大学的桥梁，获得了进入体制的起点和机会。对一个农家孩子而言，进入体制获得稳定工作，比之虚无缥缈的作家梦，显然更能让父母尽早挺直被生活压弯多年的腰。

尽管国伟认为，“梦想离我渐渐远去，生活如同一个复杂的课题，要我们用一辈子去研究”，但在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中，王国伟是不动声色的一个，也是最为真实的一员。

四任班长，从出身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一个家境特别优越，也没有一个孩子在大学毕业后，得到过家庭的庇护和资源。对曾刚、石磊和王国伟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在社会立足，并顺利过上让父辈放心、安心的稳定生活，要么是早早认清了现实的规则，顺着社会去经营生活，要么是经过现实的碰壁后，终于认清进入体制的优势，选择毕业后回炉考公务员。

唯独志勇，客观而言，从各方面的综合条件讲，四任班长中，他算得上佼佼者，但他毕业以后的九年经历却证明，现实留给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年轻人坚守梦想的空间，是狭窄而拥挤的。他内心不愿屈从一条常见的个人成功路径，但现实中，他还是不得不听从父辈的召唤，结婚生子，选择一种最为常规的活法。但这条常规的通道，在他放弃“考公”、考研之后，志勇猛然发现，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完——

黄灯，女，湖南汨罗人，学者，作家。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曾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发2016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

来源：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