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CRO是富士康还是台积电？

今年年初，纽约时报搞出了一个大新闻：中国出台了一部野生动物禁令，导致实验用猴子不够用了，以至于拖慢了美国新冠疫苗研发进度。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用猴子卡了美国的脖子。

实验猴到底是什么？它和小白鼠一样，作为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最高的动物，一些疫苗和生物药的研发，离开了猴子基本难以进行。但不只美国缺猴子，中国也缺。从2019年下半年至今，国内实验猴的价格从1.5w飙升到了6.2w每只，涨的比A股还要快。今年两会期间，也有人大代表提出了加强实验猴战略储备的相关建议。

试验猴短缺的背后是药品研发的火热进行。

2015年监管层改革后，给鼓励研发、压缩仿制的政策旋律定了调，自此也拉开中国创新药的序幕。所以，近5年来中国临床研发总开支也以19.1%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20年共计收到2086个临床申请，同比增长48%，三年时间翻了一倍。

但是药品研发大都高风险重资产，研发一款药物环节众多，中小企业无力搭建大规模的研发平台。但凡少一个环节，就需要寻找外包。于是创新药的火热进行也催熟了一个叫CXO的行业急速发展。

在药品服务外包赛道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明星公司：冲击4000亿市值的药明康德，三年大涨十倍的泰格医药，让顶流投资公司高瓴欣欣向往的凯莱英。甚至于在投资圈，不看CXO，就不敢说自己是投医药的。

那么，作为医药行业里近两年最热门的赛道，

1. CXO的产业链角色到底是什么？

2. 不同的CXO公司比拼的是什么？

3. CXO对于社会的影响。

治疗疾病的药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制药工作者从实验室里发现，并一步步验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并且如何长期批量化生产成能给人吃的产品。

传统的新药研发制造一般由药企一手包揽。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新药开发复杂程度加大，临床试验成本增长，研发投入回报不确定性越来越高，这一冗长流程的成本和风险令大多数药企开始打退堂鼓。

于是，专业外包的第三方机构CXO（contract XXXorganization）便应运而生，按时间顺序来分就是临床前CRO、临床CRO以及CDMO。因为是做中间服务，不保证最终产品的结果如何，这一类也被称为某个行业里的“卖水者”，无论如何，旱涝保收。

我国CRO起步于世纪之交，这是由于欧美国家的CRO行业此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与此同时外资药企发现了亚太地区低廉的人工成本，将研发重心转移。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和泰格医药纷纷在这段时间成立，借助着全球药品研发重心的转移，迅速拓展业务模式，从单一业务扩张到了全产业链条，从此我国CRO行业进入了一轮高速发展期。

创新研发服务产业链，来源：浙商证券

但中国老百姓看病的钱不能全让老外挣了，对于如何做药这件事，本土企业也学得很快，再加上CRO/CDMO这种模式在中国发展壮大，顶层政策再稍微明确一下，工具一旦有了，大家也可以自己上手了。

所以，当前国内的CXO业务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服务于海外制药企业，另一类是帮助中国医药公司成长。前者享受的是中国工程师红利，后者则受益于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崛起；但更多时候，这两种红利是同时存在的。

以CRO龙头药明康德为例，创始人李革自2000年从美国回来后，最开始接礼来、赛诺菲、默克等头部跨国药企的单子；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下，老外日子不好过后，中国的业务量也逐渐堆了起来。所以，药明既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赚到了给老外代工的钱，又吃到了中国医药市场崛起时卖铲子的利润。

业务代工并不是一个新鲜玩意，门槛低的诸如富士康，劳动密集型、“可有可无”，高大上的如台积电，属于壁垒深、“缺你不可”。这些公司其实做的都是一个服务外包的活，只不过医药行业本身壁垒深，CRO也只在自己的圈子里火热，只是这两年股价涨上了天，才逐渐为大众所知。

那么中国的医药CRO行业，到底是富士康，还是台积电呢？

评价一项服务的稀缺性主要看两块，一个是设备成本/产出比，另一个是技术壁垒高低。前者很好理解，一位医学科学家突然有了个idea想研发一款药，自己造一个实验室短期压力太大，除了资金、场地等等，还有环保、税收、消防等一系列幺蛾子，他只能先去找一个孵化平台。

就好比一个暂时一无所有的厨子，想做一道美食，最好的办法是找配套设施个好一点的公共厨房，而不是自己建一个。

对于后者，举个例子来讲，基因治疗里有一项病毒测试的技术，总而言之，这项技术是保证基因疗法研究能够正常进行的关键。药明康德是全球第三家拥有这项技术的的公司，连瑞士老牌巨头龙沙（Lonza，全球第一CDMO）也得仰其鼻息，制药公司就更难接触到这项技术了。

所以，在市场对研发效率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明确下，国内的医药CRO企业，正在逐渐地从“可有可无”向“缺你不可”的道路上进发。

文章开头提到的猴子不够用了，主要是针对的临床试验环节，也就是要在猴子身上做实验，来求证药品到底有没有用。但把什么样的药品打进猴子的身体，以及打进去之后要怎么做，其实在新药研发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细分环节。

新药研发过程，来源：野村东方证券

中国因为CRO行业历史不长，目前各细分领域都有对标的龙头公司，这里按药品开发前后过程，讲几家CXO企业。

药物发现阶段很多公司都在做，巨无霸药明就是做这个起家的，但有一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去年科创板上市的成都先导药业，创始人李进自己攒了一套DNA编码化合物库技术（DEL），相当于给生物药研发提供了一个“数据库”，解决了之前新药研发大海捞针的情况。

不过，先导虽然是国内该技术最早吃螃蟹的那一批人，但单一的客户结构以及并不出色的业绩报表让该公司在资本市场踌躇不前；所以，“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先导药业最近在用自己的化合物库自己筛选新药，前不久授权给白云山一款新药，卖铲子的人自己挖起了矿来弥补现金流。

药物发现里还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做分子砌块的药石科技。简单理解，药物是由一个分子组成的，就像用乐高积木拼成的玩具一样，不同的拼法决定了玩具的形状，而不同的分子结构决定了药品性能。有时候很小的结构变化能引起巨大的成药效果，而药石科技就是一家能从“局部”进行药品改良的公司。

传统CRO更偏向于被动研发，给客户打工，成果专利归客户所有，有较强的束缚性；而药石科技属于主动研发，把分子砌块产品卖给客户，专利在自己手上，具备更强的技术壁垒。药石的毛利率在60%左右，明显高于行业水平，营收增速平均在50%以上，还在向下游进一步拓展业务。

国内最大的临床CRO是泰格医药。临床CRO顾名思义，主要代理完成临床试验，就是给猴子用完药发现效果和安全性都还不错后，就在病人的身上试，需要和医生以及病人打交道。为了方便客户，临床CRO通常也会包办后续的工艺研究、注册申报、药物生产以及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等工作。

临床实验大多是由PI（学术带头人，主要是大医生）牵头，涉及技术面的不多，拼的是医生资源和以及人力规模（需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去撮合），和管理水平挂钩。无论是去年近32亿的营收，还是超过90个临床试验项目，毛利率高达47.24%的泰格当之无愧的个中翘楚。

前不久在A+H上市的昭衍新药营收刚过10亿，规模上并不起眼，但它是最早做药物安全性评价的CRO公司，毕竟如果一款药毒性大，直接给猴子打太“废猴子”了，本来猴子就不多。而药物的安全性有时候比效用还要重要，也是药品监管机构越来越重视的一个评价维度，如何评价也是一块专业性和需求刚性高的小众板块。

昭衍专注于高增长高利润环节，营收增速高达68.27%，毛利率更是超过50%的同行第一。虽然个头小，但做安全性评价必需的GLP（良好规范实验室）认证实验室，国内就只有昭衍手上最多，也算是细分领域的龙头。

当然，药品研发完上市了，还有一个生产环节也存在外包服务，叫CMO，这一块国内走在前面的是高瓴一直加码的凯莱英，其连续性反应技术在全球top有一席之地，因此也拿下了不少国际药企大订单，常年利润率在45%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凯莱英毅然拒绝了高瓴资本120元每股的定向增发价格（总规模20亿），后来凯莱英把价格涨到了227，高瓴还是欣然接受，也许正是因为高瓴在药明和泰格两大巨头上没拿到太多股份，所以这一次便拼命抓住了来自CDMO龙头里的机会。

不过，真正的CXO王者，还要数深耕最久的药明系，从药物发现到CMO，从小分子到大分子，无所不有、无所不精，自己技术没跟上就把对手买下来，药品研发“一体化、全栈式”服务，雪球滚起来后，便成就了药明系万亿版图。

药明系投资布局，来源：健康界

和腾讯阿里一样，药明手里的钱多了后，也开始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到处买买买。其中有一种模式最为无解：即利用资本入股中小型生物药企业，然后以股东身份锁定这家药企的CRO订单，然后赚资本和实业两条路的钱。这种自己调研、自己立项，左手买药企，右手卖CRO服务，卖铲子的人自己造起了矿，简直无敌。

药明系因为起的早，这种模式已经玩的炉火纯青，泰格目前正大力布局中，而后知后觉的凯莱英和康龙化成也开始重视起来。

这种模式带来的增长比传统的自己拉业务要快得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药明康德已经是4000亿体量，去年净利润仍然做到了60%的增长。

虽然目前国内的CRO行业发展没多久，各领域都还有自己的龙头，百家争鸣之况犹在，而当这种巨无霸式的头部公司火力全开的时候，不免会对各赛道里的玩家形成挤压。

前文提到的先导药业，事实上药明康德自己也建了一个DEL化合物库，虽然数据库还没有先导的大，但凭借药明在整个CRO行业的统治地位，很难说不对先导药业产生影响。在药明、泰格、凯莱英等龙头形成绝对垄断优势之前，国内这一批CXO公司能否站稳自己的脚跟，还是个未知数。

近两年，生物医药东风吹，资本、政策、人才纷纷到位，其中兴起了一种叫做VIC的玩法，即由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和CRO三者结合开发新药的一种模式。

在此模式下，具备研发能力的一方（海归科学家、科研院所、制药公司）找到一笔风险投资获得资金，成立项目化公司，请CRO帮自己来孵化项目，便诞生了一家制药公司。从一级到二级，从港交所到科创板，毫不夸张的说，这两年生物医药一半的涨幅是被这种模式所带起来的。

而这种模式的关键角色之一就是CRO/CDMO，它给制药公司和资本提供了一个加速孵化的平台，能让实验室里的idea快速变成病人可以吃的创新药。也就是说，原来只有传统大药厂才能做的药品研发，如今任何一个有想法的人都可以做。

VIC模式并不是新鲜事，最早起源于美国，在旧金山湾区和波士顿地区两大生物制药中心的成功中得以发扬光大。生产神药瑞德西韦的吉利德(Gilead)，就是这样一个借助CRO服务发展成创新药巨头的案例。只是在中国，医药行业自上而下的政策环境近两年才逐渐清晰，这才得以在中国火起来。

而这种“平台”属性的价值，也在其他领域验证过：比如互联网媒体平台改变了整个内容行业，个人不再需要出版社和电视台便能成就自我；比如直播+物流平台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开启自己的经营；CRO也是医药工业里这样一种平台，能赋能每一个个体，从而加速新药转化。

但就像互联网里有数据造假、平台垄断等负面情况一样，CRO在和医药公司相处时，幺蛾子也不少。有坐地起价的、有收钱不做事的、有伪造临床批件的、有CRO开发到一半发现项目真香结果自己据为己有的、还有直接玩数据造假的……

每一个行业在发生格局重塑的时候，秩序和野蛮往往都是同时进行的，而医药行业又是个跟生命打交道的行业，各种私心的背后也许影响的就是一批活生生的人。

引导行业规范需要更好地顶层设计，而如果哪天中国的CRO巨头真的解决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并更好的引领整个医药制造的发展，那它比富士康和台积电，都多了一层意义。

来源：远川研究所 微信号：caijingyanj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