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金荣出生在1868年。
那一年，清朝的直隶总督还是曾国藩，左宗棠刚刚开始挥师收复新疆，而日本才刚刚开始“明治维新”。
黄金荣的祖籍是浙江余姚，父亲黄炳泉曾做过余姚衙门的捕快。6岁的时候，父亲把全家带到了上海，住在当时南市那一块的张家弄。
张家弄里住着不少当时朝廷的捕快和武官，黄金荣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也耳闻目染了不少“六扇门”里的规矩和套路——从某种角度上说，黄金荣算是出生在“捕快世家”了。
黄金荣14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靠给人洗衣服为生的母亲邹氏，实在无力拉扯他们姐妹兄弟四个，于是就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小庙里帮杂，顺便能得到些吃的。所以黄金荣的第一个绰号是“和尚”，而他第二个绰号是“麻皮金荣”——因为他当时得了一种传染病（可能是天花），虽然侥幸不死，但留下了一脸麻子。
黄金荣后来还在书画店帮人做过裱画匠，长期颠沛流离的境遇和鱼龙混杂的环境，也让黄金荣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人喜，不择手段求生存。
所以黄金荣和其他不少所谓的“流氓大亨”一样，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但这背后也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如果家学渊源或家世显赫，谁会去做流氓？但再递进的一个逻辑是：一个平凡乃至穷苦人家的孩子之后能扶摇直上——先不论正道还是歪道，必然还是有原因的，比如除了本人的主观因素外，肯定还有机遇。
1890年，上海法租界发布告示：招聘120名华人巡捕。
黄金荣此时穷困潦倒，正走投无路，于是就去报名碰碰运气。巡捕房看这个人人高马大，且颇会看眼色行事，当即就录用了他。
那一年，黄金荣22岁，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而属于他的机遇，也来了。
二
不得不承认，法租界巡捕这个职位，像是给黄金荣量身定做一般。
一开始，从底层做起的黄金荣只能跟在法国巡捕后面跑跑外勤，但他察言观色的能力强，干起活来也勤快，所以很快就升成了租界巡捕房的“便衣警察”——没错，就是传说中的“包打听”。
一旦有了执法权，黄金荣就开始玩起了自己擅长的套路，简单来说，就是“以毒攻毒”。
黄金荣脑筋活络，网罗了一批社会最底层的流氓阿飞（与“流氓”意思相近）和惯偷惯犯，恩威并施，平时给他们弄点小甜头，吃点小苦头，在上海法租界织罗起了一张“暗网”。凭借这张“暗网”提供的情报和多层关系，他确实破了不少案子。
比如当年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与夫人同游太湖被土匪绑架，总领事馆束手无策，是黄金荣找到绑匪头领“太湖阿四”等人，凭情面和利益交换，很快就把这对法国夫妇保了出来；又比如当年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在十六铺码头丢了六箱古玩字画，也是黄金荣出手，半天就物归原主。
在掌握了“暗网”且有了一定威信之后，黄金荣胆子更大了，有时甚至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游戏。
有一次，法租界里一家货行的金字招牌被人偷了，老板急得没有方向，忽然得人“指点”，说这种案子“黄金荣肯定能破”，于是老板赶紧去巡捕房点名要黄金荣破案。结果没等黄金荣跨出巡捕房，一帮法租界的小流氓就敲锣打鼓地把匾额送了回来。老板自然是感恩戴德，而黄金荣的上司也是啧啧称奇——殊不知，这块匾额就是黄金荣让人去偷的。
平日里，黄金荣会暗地里先指示小流氓去一些富商那里骚扰寻衅，然后自己出场当面呵斥，小流氓们做拜服状立刻散去。几来几往，“只有黄金荣搞得定”的名声就传了出去。
不过，真正让黄金荣名声大噪的，还是1923年的“临城大劫案”。
当时山东土匪孙美瑶劫了一车的洋人和中国人，坐地起价，和政府反复交涉，陷入胶着。其中有一个法国籍的天主教主教，中文名叫裴雨松，曾受土匪命下山送释放人质条件，但回去时因为发病（也可能是不想回去了），在一间小庙中暂避。
黄金荣在上海机缘巧合打听到了消息，一路跟踪，终于确定了裴雨松的准确位置，于是率一干便衣奔赴山东，在当地军警的配合下救出了裴雨松并护送回上海，一时轰动法国领事馆。此时的黄金荣，已经是法租界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配8名安南保镖（即越南保镖）——这个职位以前只有法国人才有资格担任。
而他也早已凭借自己当多年法租界警探的便利，在上海滩罗织起了一张巨大的黑社会“暗网”，黄赌毒无事不做，烟酒色利益均沾，俨然已成了上海滩排名第一的流氓大亨。
但黄金荣自己也知道，在一路飞黄腾达的路上，绝不能忽略两个人。
确切地来说，这两个人都是他的门徒。
三
第一个门徒究竟何时拜黄金荣为师，学术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论。
因为第一个门徒的地位后来实在太高，高到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含糊其辞——这个门徒拜师的时候门贴写的是“蒋志清”，也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1913年，而根据黄金荣的管家程文锡以及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恽逸群的回忆，蒋介石拜入黄金荣的门下，大约是在1921年前后。
当时的蒋介石因为受到排挤而失意，在上海跟着戴季陶等人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试图靠投机倒把挣些意外之财。不料1921年的一场金融风暴，让蒋介石等人赔得连裤衩都不剩，面对债主们的围逼，甚至只有跳黄浦江一条路可走。
无奈之下，蒋介石找到虞洽卿想办法。虞洽卿是当时全国工商协会会长，在上海商界很有威望，就提出让蒋介石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蒋介石本来就和黄金荣有交往，当即答应。而虞洽卿又找到黄金荣，说蒋介石此人日后前途无量，黄金荣本来就不想驳虞洽卿的面子，也比较认可蒋介石，随即点头。
在当时，青帮的拜师认祖都是要交费的，普通的拜师要交几块大洋至几百块大洋不等，而像黄金荣这种“天”字级别的大佬，上千元并不奇怪。
备注：青帮中的辈分按“大通悟学”来分。黄金荣严格意义上不算青帮中人，只是勉强拜过青帮中“大”字辈的张静湖，按辈分应该是“通”字辈。但黄金荣得意时自封“天”字辈，比“大”字还要多一横。
一位在1928年拜黄金荣为师的青帮成员回忆，当时压帖费、捐赠费以及各种门房、茶房打点，总共交了超过1000元。而据他所知，蒋介石拜师根本就没交费，只是投递了一张门帖，帖上写的是：
“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
蒋介石不仅没交费，黄金荣还给了他一笔差旅费，让他渡过难关，去广东找孙中山。而蒋介石的债主们后来都知道他拜了黄金荣为师，自然也没人敢胆子大到去要债了。
黄金荣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
1927年，蒋介石途经上海。黄金荣托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提出希望登门拜会——短短几年，弟子拜师变成了师谒弟子，因为当时蒋介石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声名显赫。
而黄金荣要拜会蒋介石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送回当年蒋介石拜师的门帖。黄金荣说当年是虞洽卿自说自话，说什么收徒之类，自己和蒋介石从来就没有过师徒关系，大家能做朋友就已经很好了。
黄金荣之所以有这番举动，也是因为之前王柏龄专门去点醒过他：堂堂北伐军总司令，曾拜一个大流氓为师，说出去恐怕太不好听了。
对于黄金荣的表态，蒋介石自然是表示很感激，依旧称他为“黄老先生”，并留他吃便饭。至于这件事是王柏龄出于好心去“点”黄金荣，还是本身就是出自蒋介石授意，就没人知道了。
尽管没了所谓的“师徒名分”，但黄金荣知道自己还是从此“靠”上了蒋介石这棵大树，所以自然也是感激涕零，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黄金荣率领手下的流氓帮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实实在在为蒋介石承担了“打手”的角色。
不过，蒋介石毕竟是政坛上的“白道”大人物，虽然逢年过寿都会给黄金荣送来拜帖——这也是让黄金荣倍感有面子的事——但终不可能在明面上给予太多支持。
黄金荣的“流氓帝国”能迅速膨胀进入快车道，离不开他的另一位门徒。
四
事实上，杜月笙具体什么时候跟的黄金荣，时间也不可考。
按照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杜月笙先是在14岁左右的时候拜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的青帮“通”字辈大佬陈世昌门下，然后大约在1918年前后，经陈世昌介绍，去黄金荣的家里帮忙做杂务。
同样善于察言观色的杜月笙很快就发现，黄金荣家真正的“话事人”是他的妻子林桂生——她虽然相貌平平，却精明能干，掌握黄家的财政大权，并且黄金荣对她言听计从。
所以，杜月笙开始处处讨林桂生欢心，把她伺候得服服贴贴，而林桂生也开始频频在黄金荣耳边夸杜月笙能干。其实黄金荣本来也发现杜月笙明显要胜于常人，有意重用他。
杜月笙真正引起黄金荣重视，是他鼓动林桂生吹枕边风，让黄金荣入股了一家包运贩卖鸦片的公司——这家公司由当时的淞沪护军都督何丰林牵头私下集资开办，杜月笙认为这个公司的后台是军阀，有赚无赔。
黄金荣听从了建议后入股，不到两年就赚到200万元。大喜之下，黄金荣一举赏了杜月笙5万元，不仅让杜接手了法租界内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还把法租界内运销鸦片的任务交给了他。
有了施展舞台的杜月笙开始迅速崛起，冲锋在前，几番明争暗斗之后，帮助黄金荣拿下了上海滩鸦片贩卖的最大控制权，并在1925年成立了著名的“三鑫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黄金荣当时是督察长，不宜公开出面），还有一个股东就是上海滩另一个流氓大亨张啸林。
当年所谓的“上海滩三巨头”，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当时人言：黄金荣贪财，张啸林能打，杜月笙会做人
三鑫公司其实做的是鸦片的运销保险，外加各个环节的抽头，实际上就是家毒品公司。由于背后有黄金荣和法租界的支持和保护，三鑫公司可谓是日进斗金，一年利润可达5000至6000万元——当时中华民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是3亿元左右。
黄金荣虽然倚仗杜月笙的头脑和手段赚得盆满钵满，但通过三鑫公司的创立，杜月笙的实力和地位也开始与黄金荣平起平坐，已经可以自立门户了。
事实上，讲究“情面、场面、体面”的杜月笙无论是在国民党要员中的人脉关系，还是在工商金融方面的投资眼光，都远胜于黄金荣。而且杜月笙还懂得打造公共形象和利用公共舆论，在赈灾、募捐等活动方面一直都站在最前头。
而黄金荣在政治上相对保守，也没有能力去结识更多的官场中人。在理财投资上，黄金荣一般只愿意投资地产收租，而不太敢涉足工商金融领域，更很少愿意和人合股开公司，生怕自己亏本。
所以到了1930年代之后，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已经完全压倒黄金荣了，新旧“大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在所难免。两派势力在政府关键岗位上的亲信安排设置，一些生意场上的利益分配上一直有各种勾心斗角的行为，黄金荣还专门成立了所谓的“忠信社”来和杜月笙的“恒社”抗衡——虽然前者无论章程、规模还是势力都逊色不少。
但无论如何，黄金荣和杜月笙在面子上从来不曾撕破过，两派势力在明面上见面也还是都客客气气。
真正让黄金荣走下坡路的，还是他自己逃不过“美人关”。
五
第一个让黄金荣感到自己“颜面无光”的女人，叫露兰春。
1919年，黄金荣把属于自己名下的“共舞台”修缮一新，请来了当时年仅21岁的京剧名角露兰春当台柱子。黄金荣原本就对露兰春颇有好感，所以除了为她安排主角、灌唱片、帮她在各大媒体曝光之外，还亲自下场，每场都在戏园四周布好门徒弟子，自己坐在场中间——只要黄金荣一鼓掌喝彩，四周的门徒都震天响地叫好。
后来的故事经过各种电影、电视剧和传闻段子的演绎叙述，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浙江督军卢永嘉的儿子卢小嘉追求露兰春不成反生恨意，某天在剧场因露兰春唱错一句而喝了倒彩，结果被并不认识他的黄金荣及手下痛打一顿。恼羞成怒的卢小嘉指示军队直接绑了黄金荣关进地牢，扬言要取他性命。
事后亏得黄金荣的妻子林桂生和杜月笙四处奔走，又请青帮大佬出面说和，花费了巨资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性命虽得保全，但黄金荣经此一事，在上海滩名望大损，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悄悄讲的笑话。
但黄金荣似乎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对露兰春痴心不改，甚至提出要娶她进门。露兰春提出苛刻条件：嫁可以，但必须要作为正室而非纳妾。
黄金荣居然为此专门去找了发妻林桂生商量，林桂生出人意料地干脆答应，只要了黄金荣五万大洋，就住进了黄金荣为她安排的公寓，两人就此分手。
终于迎娶露兰春进门的黄金荣之后将家中的财政大权也交给了她，却并没有换得露兰春的真正爱情：她不久后就爱上了当时上海颜料业富商薛宝润的二公子薛恒，结婚不满三年就坚决和黄金荣离婚分手了。
虽然露兰春后来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薛恒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到处留情的纨绔子弟，但黄金荣所遭受的打击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个女人给黄金荣的打击更重，她的名字叫李志清——黄金荣生命中似乎总和叫“志清”的人有渊源，无论男女。
李志清原来是黄金荣妻子林桂生收养的一个丫鬟，容貌不错，情商也很高，待人接物更是得体，深得黄金荣夫妇喜欢。林桂生无法生育，所以夫妇两人领养了一个儿子，李志清后来就被许配给了这个儿子，成为了黄金荣的儿媳妇。
无奈这个养子早亡，李志清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在林桂生和露兰春两个黄宅女主人先后离开之后，黄金荣把所有的依靠和寄托都放在了李志清身上。坊间一直传闻“儿媳变成了媳妇”，但无论传言真假，李志清掌管了黄家的财政大权。
然而李志清同样给了黄金荣一记响亮的“耳光”：她最终带着黄金荣保险柜里几乎所有的银票和家财，不辞而别去了香港。
尽管坊间也有传闻说其实李志清是受黄金荣之命，以“叛逃”的方式先为黄金荣把一部分财产带到香港去，但这只是一个没有证据的猜测而已，并且黄金荣自己的抉择证明这样的猜测可信度不高。
而之所以大家总是猜测像黄金荣这样的人要去香港，是因为时代变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的租界消失，原本依附其存在的黑社会就已经失去了最滋润的一块土壤。
而当初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在上海滩但凡有点嗅觉的流氓黑社会都早已知道：那种可以警匪一家，黑白通吃的好日子，马上要到头了。
六
1949年4月前后，杜月笙专门去拜访过一次黄金荣。
虽还未进入初夏，但曾经叱咤上海滩的两位“大亨”已感到了瑟瑟冬意——百万解放军兵陈长江一线，上海被解放是早晚的事。
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杜月笙，是专门来劝黄金荣一起去香港的，但黄金荣拒绝了。
黄金荣不是没想到过自己好日子到头了，但他权衡再三，觉得至少有五个理由让他还是不走为妙。
- 第一个理由是他的性格。黄金荣虽然也是流氓出身，各种手段都见过用过，但从本性而言相对保守，不如杜月笙和张啸林激进，喜欢“以不变应万变”。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杜月笙抛弃一切财产去了重庆，张啸林抛弃一切尊严做了汉奸，但黄金荣既不离开上海，对日本人也是阳奉阴违，不出来做事，一直努力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结果也基本太平地度过八年，他认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 第二个理由是他的盘算。他算来算去，杜月笙在结交国民党要人方面要比自己深得多，而包括当初活埋共产党工人领袖汪寿华在内，杜月笙帮国民党杀的共产党也要比自己多得多。黄金荣自思为了蒋介石，手里也沾了不少共产党的血，但罪孽比杜月笙还是轻多了。
- 第三个理由是他的资产。虽然李志清带走了他的票面资产，但他最主要的资产是历年来在上海投资的不动产，尤其是他花巨资打造的上海游乐中心“大世界”，是他完全不舍得放弃的。
- 第四个理由是他的年龄和习惯。黄金荣当时已经80岁了，平时又有每天要泡澡堂和抽大烟的习惯，他怕到了香港，不仅这些习惯爱好无法满足，万一出个什么意外情况，命都丢在路上。再加上他觉得自己时日已经无多，在上海呆了一辈子，也不想离开。
- 当然，前四个理由加在一起，都没有第五个理由有说服力：共产党的承诺。
电影《1921》中由倪大红饰演的黄金荣，不少决策就是在澡堂子里做出的。
在上海解放前夕，针对像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上海流氓头子，党中央其实已经有过明确方针：只要他们不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
对于这个方针，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都坚决积极执行，也专门派人给黄金荣来带过话，所以黄金荣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传出一句话：
“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
七
解放之初，黄金荣的日子其实过得算滋润了。
当时黄金荣住在上海龙门路的均培里一号。那是一座三层楼的洋房，里面除了黄金荣的一些儿子孙子辈家人外，还有门卫、女佣、司机、厨师等共20多人，周围的房子也基本都由黄金荣的徒子徒孙租住。
虽然和当年巅峰时期不能比，但这个阵仗也是不小的了。黄金荣的三大爱好：抽大烟、泡澡堂、打麻将，都可以在这个小圈子里得到满足——这也是他当初不想去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维持这些开销，自然还是要有不菲收入的。黄金荣的收入虽然不能和开三鑫公司的时候比，但还是足以让当时一般老百姓咂舌，因为共产党政府还允许他保留包括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产业。
光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租赁黄金大戏院，每月就要付给黄金荣数百万元（旧人民币），此外黄金荣还有多处房产依旧有租金收入，所以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但到了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黄金荣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因为群众针对他的各种举报信和控诉书开始多了起来，有些群众甚至自发到黄宅门前抗议：这样一个当年作恶多端的流氓头子，为什么现在能够如此安享晚年？
偏偏这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又接到举报，在黄金荣家里搜出了十支长短枪（两支已生锈）和数百发子弹，还有几把日本军刀。
面对这个情况，黄金荣其实心里是慌的，生怕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取他的项上人头向人民交代。但共产党最终的态度还是让他放了心：我们会遵守承诺，但你自己也需要做出一些表态。
于是，一张黄金荣在清晨于“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出现在了报纸上。虽然照片里的垃圾车还是空的，黄金荣更像是拄着扫帚在休憩而非扫地，但这样一张照片已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黄金荣扫地照
而在1951年5月20日的上海《新闻报》和《文汇报》上，更是出现了一封黄金荣亲笔签名的《自白书》。
在《自白书》中，黄金荣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坦承了自己犯的一些错误，在结尾处，他写到：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事实上，这封自白书黄金荣只是签了一个名字，其他都是他授意让人代写的。而且他最初的版本写上去被退了回来，改了几遍后才成了见报的样子。之前的那个原始版本，现藏于上海档案馆。原文和见报文对照，有多处不同，有些细节颇值得让人品味。
比如在原文中，黄金荣不断夸大和罗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而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基本都是一笔带过，这很可能也是当初被退回的一个主要原因。
又比如原文中有一句提及参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
但到见报时，杜月笙和虞洽卿这两个名字都没有了。据说当时在香港的杜月笙在香港读报道时体会到了共产党的用意：还是希望他们回去，表示可以既往不咎。
黄金荣的《自白书》原始版本局部
黄金荣的《自白书》刊出后，却没有收到他希望收到的效果：人民群众看到这封《自白书》后，更是被勾起了回忆，更多的举报信和控诉信如雪花一般飞进了政府部门，纷纷表示“黄金荣可杀不可留”。
但政府还是信守承诺，并没有动黄金荣。
其实留给黄金荣的日子，本来就不多了。
八
1954年6月20日，黄金荣进入了弥留之际。击倒他的，只是一次普通的发烧而已，但他长期吸食鸦片，再加上年事已高，已无力再抵御病魔了。
医生为黄金荣注射了强心剂之后发现依然没有效果，只能无奈放弃。
黄金荣于当天下午停止呼吸，时年86岁。
黄金荣去世后，葬礼非常简单，酒席只摆了9桌。昔日他那些遍布上海滩的徒子徒孙们，一共来了17个人。
而在他去世三年前，小他20岁的杜月笙已在香港病逝。（本文正文完）
馒头说：番外篇
关于上海滩当年所谓的“大亨”，我曾写过杜月笙（见书籍《历史的温度 1》）。
因为文章散见于各大网络平台，我有时候也会去看一些评论。大多数评论我觉得还是中肯的，但有少数评论，还是颇出乎我意料的。
比如我曾在某大平台看到文章后有一条留言，大意是说“杜先生忠义两全，是条好汉！”如果是一般网友，说说也就算了，我看到这位用户是加“V”的，认证是某县级市的刑警。
当时我就有点懵圈：这位大哥，杜月笙确实有很多面，但有个出发点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他是黑社会啊！你是警察啊大哥！
所以当时我有点慌，怕是自己把人误导了，赶紧重读了一下自己的文章，看到自己一上来就专门说明杜月笙的那些“慷慨”的钱是从哪来的，是从“黄赌毒”中来的，尤其是靠“三鑫公司”贩毒而来的，而且后面也专门说了杜月笙心狠手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活埋了汪寿华，更是在“馒头说”里再强调了这些，于是心里稍微有了点底：少数人只选自己愿意看的，那我也是没办法的。
诚然，我一直不主张“非黑即白”下结论，也一直努力能展现一些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但有些事情，有些人，原则性的东西是不能变的，也是洗不掉的，比如贩毒就是贩毒，汉奸就是汉奸。
杜月笙确实在抗日战争期间做过不少维护民族大义的事，黄金荣虽然明哲保身，但在日本人叫他出来做事时也找借口推脱，私下里说过“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岳飞”这种话，这些历史都是给予公正记录和评价的，并没有刻意埋没——上海滩曾经的“三巨头”里，如果张啸林没死的话，看看他能不能得到杜黄两人的待遇？
所以回过头来说，黄金荣年过八十，说他想开了，也算是想开了，说他没想开，也有些东西没想开。他喜欢的女子，个个都弃他而去；他想保留的产业，最后桩桩都不再属于他；他总想遮掩些什么，但其实人民群众都帮他记着。
最终，赤贫而来的黄金荣潦草而去，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曾经在上海一手遮天一呼百应，但后人并不会因为他曾经是什么所谓的“大亨”，而对他的一生有过誉的评价，该记下的，也全都记下了，客观公正——比黄金荣做得更多、甚至更好的杜月笙，其实结局也是一样的。
所以为人一生，事情只要不是做得天知地知自己知，就终会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
有时候的区别，只是在于时间长短而已。
来源：馒头说 微信号：mantou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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