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州Zz:“你赚多少钱,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前段时间看了腾讯一个名为青工所的科学纪录片,研究人员通过明瑟方程,从5000个不同收入阶层的对照组里,计算出了6组答案。
第一,学历差距对收入造成的影响,其实只占人们可得工资的30%左右。剩余的70%皆是难以观测的变量,包括一个人愿不愿意加班,是不是非常有工作的动力,甚至是他愿不愿意在酒桌上喝酒,这些事加起来对个人的影响,可能都远比学历要重要。
第二,学历之间的差距所影响的工资收入差距,其实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小。本科是一道分水岭,但博士的收入,也仅仅只是文盲收入的2.4倍。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工资差距并不大。
第三,对工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市、行业和学历。
第四,最赚钱的行业,的确是大家所熟知的金融、计算机、房地产。它们比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要高百分之四五十。但到了2023年,房地产的收入就不好说了。
第五,差距最大的因素,是城市。在北京工作,会在工资最低的宁夏的收入高2.5倍,比大多数内陆省份都要高40%到50%。
第六,如果工资超过25000,已经可以排进前10%。
通过这几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直观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后天选择所带来的收入差距,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得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依赖房产作为资产配置最重要的一环的中产,都会选择变卖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子,以供下一代出国留学。但如果一个人通过学历与认知也很难改变自身所在的阶层,那是否意味着,留学投资这件事——势必是不能够讲究投资回报比的。
因为就研究数据来看,博士学历拿到的薪资,普遍只比文盲高2.4倍。而这样的收入差距,其实远不足以填补房产变卖带来的“亏空”。
烂尾楼夫妇事件引发巨量的讨论后,我常在关于他们的讨论下看见这样一句话:“人的认知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那么一个普通人,通过依靠自我的努力,究竟要达到多高的认知,才能保证自己无需经受这些苦难呢?
《贫穷的本质》里,诺奖经济学得主班纳吉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穷人、小康家庭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其实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得多。也许认知上有差距,但富人以外的任何群体,都更趋向于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买房置地这一观念,会在过去的几十几百年内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因为当一个人的财富不足以达到“盈余”的状态时,人会天然地缺乏安全感,而房屋作为固定资产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大多数普通人的首选。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许多发达国家的超市里,大瓶装的高糖分饮料往往要比小瓶装的更加便宜,这意味着相比富人,穷人在精打细算的过程里,更容易获得糖分高的东西,也更容易变胖变臃肿。因为健康,其实是一种奢侈品。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并没有多余的精力与闲钱去考虑如何让自己及子女吃得更好。微量元素、膳食结构,与高恩格尔系数居民们的生活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米其林与普通餐厅的差距,头等舱与经济舱的距离,高级酒店和快捷酒店之间巨大的价格鸿沟,是2.5倍、2.4倍和那30%的努力与选择能够达成的吗?——有可能,只是这个可能微乎其微。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在一本名为《焦虑的人》的书中提到:“高级餐厅的桌子之间离得很远,头等舱没有中间的座位,豪华酒店有单独的套房客人入口。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你能买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决定一个人收入的差距,分为先天和后天两部分因素。后天因素之中最重要的,似乎是选择与努力,可数据得出的结论却又告诉我们,哪怕每一条路都走对,叠加之后所跨越的差距仍然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并且,依赖于做选择与努力而达成某种意义上的成功的人,抗风险的能力其实要差很多,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用更多的钱去治病,而非预防。
生活在巨大压力之下的人,因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我们做出更冲动的决定,拥有更不稳定的情绪。因为我们习惯了用更少的资源完成更艰巨的任务。
“穷人不仅仅意味着缺钱,更意味着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于普通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力构建起余闲,是因为他们往往必须专注于当下必须完成的工作,预测不到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只有存在余闲,人们才不会全神贯注在迫近的截止日期上,也会去关注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
《东京贫困女子》里有一位女士,多年来一直积极工作、努力考试,但在某天忽然意识到,她大概率会一直贫困下去。因为她的努力似乎毫无方向,而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她甚至不知道该去往何方。当个人的积极努力于社会而言只是无力的回响时,我们应当如何寻找新的出路?
《贫穷的本质》里,班纳吉在第一章则给出了答案,在一些时刻,努力与急促是毫无作用的,许多人沉溺于寻求“如何获得财富”的证据,但人生的十条道路之中,其实只需选对一条就足够。那么,真正的最优解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已经写在历史的长河里。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唯一设法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在路上。如果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努力与选择能改变的余地都很少;如果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都失效,新的方式也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宽慰自己——眼前这条陌生的路,现在是熟悉的了。
就像鲍曼在书里写的那样,我们仿佛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且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它带来的焦虑与困扰,但这也许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面对过剩的可能性,采取“无为主义”的态度,是一种自救。
“如果明天世界会毁灭,我还是会种我的苹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