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收入，困住律师们

零收入的律师们

黄风不喜欢扫楼，因为扫楼时挨家挨户地推销自己、递名片，再加上一身西装，这让她觉得自己更像一名销售。

可经历了长达数月无案源的日子后，黄风还是去扫楼了。

在一处位于福州闹市区的上世纪90年代老小区，原本是当地电影制片厂的员工宿舍，如今，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本地居民住着。黄风判断，这里的居民有所储蓄，遇到纠纷时，为了不麻烦外出工作的儿女，老人们更乐于花钱求助律师。

已经数月没有接过案源的黄风期待着，能从这里接到新的案件，赚得报酬。

知道律师需要“扫楼”来拓展业务，最早是在实习时，她替当时的带教老师逐户分发老师的名片并介绍业务，后来毕业后到律所入职，她也代表过律所扫楼、揽收业务。这次“扫楼”，她“推销”的是自己的业务，为此带了新印的名片。入行4年来，她第一次在扫楼时分发用大字体印刷着自己名字的名片。

2019年，黄风从法学专业毕业，在福建省一家律所由实习律师转为授薪律师。一年之后，由于薪资低廉，加上在律所实习、工作的两年期间，除了起草诉讼状、整理案件材料之外，黄风没有得到拓展自己客户的机会，于是决定离开律所，成为一名独立律师。

离开前，她就做好成为一名独立律师后，没有律所提供的稳定底薪，同时要自负盈亏、更费心费力地奔波寻找案源的心理准备。只是，她没有料到，奔波了一年之后，她还是没有接到案子。

决定去扫楼之前，黄风试过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她建了一个专门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上面发帖子介绍自己擅长的方向和相关工作经验。互联网上取信于人不容易，她把自己律师职业证书的证件照置顶在了主页。“欢迎大家免费咨询，就当是交个朋友。”黄风在帖子里写。

原本，她想着靠免费咨询先把有需求的客户吸引到线下见面，等初步咨询后客户认可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再跟客户谈钱。“即使这一次没有成也没有关系，希望他们日后有问题能第一时间想到我。”黄风说。可惜这一尝试效果不佳，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黄风的社交媒体平台后台，给她发私信的，很多是和她一样，已经数月甚至一年没能接到案源的同行。

“网络上的信息太多，很多人一划就划过去了，线下亲手递送名片比较诚恳。”思及此，黄风决定，继续去扫楼。

“律师市场的寒冬是不是真的来了？”2024年7月，入行41年的律师陈旭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一则短视频中发出疑问。视频中，陈旭律师坦言，自己在6月份的营收为零，没有一个案件和一分钱的入账记录，是靠前几个月的收入给同事发工资，这是近2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一边是对律师市场寒冬将至的担忧，另一方面，陈旭律师也观察到律师群体存在接近过剩的趋势。

根据司法部发布的相关数据，近年来，国内律师人数持续增长。2023年，司法部发布《2022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65.16万多人，比上一年度新增7.68万，涨幅超13%。根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法学位列大学生就业红牌专业名单，已经是连续第5年上榜，而全国有超过600所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

然而，在律师人数增长的同时，行业里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缓，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此消彼长之下，律师行业出现了 “僧多粥少”的问题。

因为收入下降，加上工作内容琐碎劳累，在天津一家律所工作的杨吉吉决定出走，在2024年6月份成为一名独立律师。两个月以来，她没有接到案源，除了帮一位律师同行介绍调档工作得到的介绍费100元之外，她没有其它收入。

杨吉吉此前服务的律所，一度拥有200多家合作单位，2023年上半年，其中有约20家没有续约。按照杨吉吉的话说，并不是因为律所自身服务不到位，而是企业效益下降，很多企业已经请不起律所作为顾问单位的预算。其中不乏有些企业已经直接倒闭。

觉察到行业状况的陈旭律师指出，律师行业进入人才过剩的时代，对需要法律服务的咨询者来说是好事，可以货比三家，挑选到能帮助自己的律师和律所。同时，他也提醒准备进入这一行业的青年：“想在这个行业赢得你应有的尊严、赢得你理想的收入、赢得你想象的生活，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如陈旭律师提醒的这般，进律师行业后梦想折戟的青年大有人在。

2022年，张悦毕业于广州一所高校的法学专业。那时候，张悦觉得自己能很快步入精英阶层、为社会伸张正义，并凭借这份工作拥有体面的收入。

在律所实习一年之后，张悦就发现，这个梦想职业养活不了自己。

每个月，律所发给他3200元工资，这点钱在广州生存难以为继，有时他需要跟朋友借钱生活。其次，工作内容也让他灰心，他重复着打电话、写诉状等琐碎的工作，期待着能在法庭上为当事人据理力争，但却总是只能坐在听众席上旁听学习，偶尔，他还要帮带教老师处理个人私事，包括取快递、叫外卖等。

于是，他决定离开律所，尝试单干，寻找更多成就理想的机会和收入。

结果却是，自去年9月至今，张悦还没有接到过一个案子。

陈可亚在北京当独立律师，本以为自己是本地人，熟悉环境、在北京也有一定人脉，能够接到足够养活自己的案子。但后来，陈可亚发现，自己在北京的人脉和资源，无法转化为单子。

做独立律师一年来，陈可亚只接触到十几个来咨询案件的人，全部都是无偿。

有一天，他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在北京面见了一位客户，他帮助咨询者分析了案情，又给对方做了心理建设。到了该谈酬劳的阶段，咨询者告诉陈可亚，自己没有钱，言外之意是不打算雇佣陈可亚帮忙打官司。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有好几次，咨询者听了他数小时的分析和答疑后，开始祈求，“求求你帮我”“可怜可怜我，我没有钱”。

陈可亚宣称，去年决定离开律所成为独立律师前，他就预料到律师市场的寒冬，只是传说中的寒冬比他当时想象的更凛冽。

非必要不请律师

很多案子，人们不需要律师来干涉了，陈可亚最近两年发现越来越多人通过网络搜索资料，自己写诉讼状。这直接反映在法律服务的消费上，显著现象便是“非必要不请律师”。

在张悦的观察中，一些“非必要不请律师”的咨询者，会求助于各类工具，“肢解”掉原本属于律师的工作。

2023年4月，一位二次咨询的客户找到张悦，给他看了一份已经起草好的欠款纠纷起诉状，请他把关文书规范。

信息齐全，诉讼请求和基本事实、诉讼理由俱全——张悦边看边判断——只是在法律条款引用上，这份起诉状没有应用到具体法规，需要修改。

张悦把结果告诉了客户。对方听了，颇为得意地告诉张悦，这是付费在AI平台上生成的，输入诉求和指令后，不到两分钟就得到了这份自动生成的起诉状。

张悦感受到了一丝危机。虽然，这份文书写得不完全规范，还无法完全取代律师的劳动。但在平时，律师写一份起诉状，根据案件情况的复杂程度需要1到10天不等，过程中，还需要核实当事人的案件事实、查询法律条款及相关最新信息。

当时，他已经连续5个月没有案源，听到对方说这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文书，他隐约感觉不妙，自己被替代的可能性，看来越来越大了。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自己打官司”关键词，可以看到穿着各式各样职业装的律师，为有法律诉求的人科普如何自己应诉的流程。张悦分析，这也是律师同行吸引客户的方式。他仔细看过这类视频，发现有些视频说到关键信息就戛然而止，观众需要咨询律师才能知道关键核心信息。

不过，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律师们的这类努力很容易被绕过。获取信息的渠道的源头越来越丰富，张怡嘉就是一名受益者。

2023年9月，张怡嘉被房东上了一课。起先，房东以“年轻人刚出来工作不容易”为由，主动提出减免部分押金、灵活支付租金等优惠条件。住进出租房几个月后，房东突然给张怡嘉发了一份账单，上面罗列了一系列张怡嘉不知晓的维修费和额外服务费。她想了解情况，房东却以合同中一条“未明确费用由租客承担”的模糊条款搪塞，拒绝进一步解释。

张怡嘉希望诉诸法律维护权益。找律师之前，她算了一笔账，请律师的费用，加上咨询费、诉讼费和其它费用，最终可能会超过拿回来的赔偿款。于是，她决定自己写诉状。

此前，她没有过写诉状的经验，无法律背景，花了一周的时间在网上自学，写了诉讼文书。最终的结果，是她成功为自己拿回3350元。

陈可亚觉得，普通人面对不复杂的小案件时，自己有能力写诉讼状的话，确实没必要请律师。面对相对复杂的案件，普通人自己应诉则有些得不偿失，因为律师很多工作都是无形的。更多时候，律师通过专业教育和实践积累了在行业中的实务经验，能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作用。比如，律师更能看懂法条背后的逻辑性与关联性，这种对法条理解的区别，能让当事人得到一份表达更为高效、准确的诉状。

在“僧多粥少”的时代，律师们还需要面对来自行业内部的竞争。过往律师咨询费每小时一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的行情开始松动。如今，在一些网购平台，普通人花更加低廉的金额（比如6.66元），就能买走一位律师一小时的咨询服务。

法务代理公司也在其中分走了一杯羹。

黄风介绍，有些法务代理公司设立专门的销售团队，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寻找潜在客户，介绍给律师。然而，根据黄风了解，一些法务代理公司仅向执行律师支付案件总金额的20%到30%作为律师费，比起在传统律师事务所，通过法务代理公司接到的单子，收入会少非常多。但在缺少案源的情况下，律师们也左右为难。

为了得到案源，黄风考虑全风险代理，即遇到法律纠纷的客户，前期免去代理费和咨询费，等双方通过和平协商或法庭宣判解决问题后，客户再按照此前约定好的比例或数额，从获得的赔偿里分一部分给律师当报酬。当然，如果案件没有获胜，律师也就得不到一分钱酬劳。

在业内，律师们对全风险代理褒贬不一。杨吉吉觉得这样的方式对独立律师来说风险太大，时间和金钱成本都无法把控。

坚守还是离开

陈可亚告诉自己，做律师不要把自己当成律师，而是当作一个生意人，出售的是无形的服务，按照与其相称的价值出售，双方达成交易即可委托。

他有一位实习律师朋友，在实习过程中，突然被要求进行电话销售，每天打无数个电话，但毫无所得，通话费还只能自己承担。一周下来，他唯一签订的委托合同所得款项，全被带教老师占有，自己一无所得。

对于律师费的定价而言，陈可亚考察市场行情、评估了客户的付费能力，采取多种措施，试图谈成一单交易。但他最后发现，许多人来咨询时，想的却是不花一分钱。

“大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是很难在短时间建立信任感，纵横捭阖，唯有利争。”陈可亚说，或许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态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

对于陈可亚来说，进入律师行业并非本心，却命中注定。他的梦想是当历史老师或研究哲学。毕业那年，他没有过研究生考试，却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法考）。

从考入大学法学院开始，一名优秀律师的成长，需要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期间，4年的法学院基础学习、两年职业资格考试与实习，再到后面独立执业、积累经验，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体量巨大。过程中淘汰率也很高，光是法考，总通过率就仅为21%。

行业的紧张感，让很多像陈可亚一样的律师犹豫要不要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金字塔塔基的一些中青年律师、跨行业进入律师队伍的执业者，没有稳定案源养活自己，几年做不出名堂而离开律师行业的大有人在。

也有人选择留下。陆淼给了自己再坚持两年的余地。如果两年内还不能形成稳定接到案源的形势，她就会转行。目前，她在贵州一家律所执业两年，上个月，律所高级合伙人刚刚通知，今年上半年律所收益不佳，需要员工自己缴纳五险一金。陆淼如今正考虑离开事务所单干。

她是带着理想的憧憬转行到律师行业的。

5年前，她在上海做制片助理，承接一家公司拍系列啤酒广告。啤酒公司签约了某明星代言产品，项目组负责人优先把经费挪用给明星代言费结算，导致现场的场务和临时工并没有按时领到自己该有的薪资。

由于广告拍摄项目组是临时组建，很多人都没有固定劳务合同，后续也就难以维权。

当时，陆淼觉得，如果自己是一个律师，就能更专业地帮助他们主张自己的权益。

经过了10个月完全零收入的窘境，张悦能断断续续接到一些案源。但这些案源合同标的额普遍没有超过万元。真正让张悦发愁的还有，目前的案源大多来自亲戚、同事和朋友推荐，自己仍缺少开发新案源的能力。

张悦现在很清楚，身为“80%群体”的矛盾性，‌ 做授薪律师，没有案源压力，但收入低；做独立律师，有可能获得高收入，提成颇为可观，但案源不稳定。只有进入了“20%精英”队伍，这个困境才有可能得到缓解，但张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个运气。

按照黄风的理解，这个行业过往的“三五八定律”不再生效了。“三五八定律” 即工作三年方入行，苦干五年有饭吃，坚持八年才能走上一条专业化的道路，正式跻身律师界。在黄风看来，因为没有家里的支撑，大部分律师都卡在前三年里，甚至更久。

黄风的家人不了解行业情况，平时家人展现出对她未来的期待，反而给她带来了一些压力。“家里人知道我在福州做律师很骄傲，希望我三五年内能够买车买房，十年之后，能自立门户，自己开律所。”

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黄风开始神经衰弱，经常半夜失眠。她想到班级里转行的同学，不少人年收入轻松达到八万、十万乃至更高，而自己还为每年能否获得三五万元看似基础的稳定收入而忧心忡忡。

黄风终于决定转行。

2024年，她成功考上了乡镇公务员岗位。由于单位对个人社交账号的管控，黄风注销了大部分当初用来拓展客户而尝试开通的社交媒体账号。

目前，只有朋友圈个性签名保留着她曾经是律师的印记——做一个正直的法律人。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作者：郑彩琳，编辑：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