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山村到底穷到什么程度?

据新华社报道,9日23时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

当地人讲述,1个月前,4个孩子因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时,孩子们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

孩子们最终因为什么服下毒药,还没有结论,但贫穷、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一定长期折磨着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这不仅仅是留守问题。在贵州山村,贫穷的阴影一直存在,这里的贫穷可以轻易震撼外来者,可以击垮最坚韧的心。

●难以想象,痛彻入心的事实

2012年11月19日,同样是在毕节市七星关区,5名流浪儿童被发现死于一处垃圾箱内。据警方调查,5个小孩来自七星关区插枪岩村,系躲进垃圾箱避寒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这5名少年中,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他们平日的伙食就是稀饭和盐巴,家里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没有任何值钱家当。5 个孩子中有4人没上户口,因为“上户口要钱”。

两起惨案,9个孩子,他们都在穷困中挣扎,都经历着一种无人过问的生存状态,就像一颗颗胡乱生长的野草。

很多人难以想象在中国还有如此困苦的群体,如此悲哀的现实。四川省政协委员樊建川在网上说:“……难以想象,痛彻入心。”

●贵州山村的“穷”惊着了其他从农村出来的人

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境内多山,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00公里。毕节市辖7县、1区、1管委会、1新区、98个镇 、146个乡。

毕节下属农村,村民生活大多贫困。大方县是贵州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大方县有个叫狗吊岩的地方,2004年2月19号,《南京日报》刊发了一个整版的报道《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这里无水无电无网络,天黑就必须睡觉,当地没有米饭,只种玉米和土豆,食物也只有玉米面、土豆和酸汤。在那里,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没有盖过棉被。1997年,当地有个退伍老兵吴道江回到家乡,发现家乡还没有学校,于是把当兵五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山洞里修建了一所有五个年级的小学,每个年级的教室之间用一块一米高的木板隔开,在一个教室上课,隔壁教室可以听得很清楚。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衣服,如果今天家里有孩子要去上学,那么全家就得把仅有的一套衣服给这个孩子,家里其他的人都不出门。这几乎成为人们用以说明贵州农村穷困至极的一个样板案例。

毕节很穷,那么贵州的其他县镇呢?

2010年3月,西南大旱,记者彭远文去了贵州贞丰县沙坪乡者砍村。者砍村是个布依族的自然村寨,有村民2236人,其中享受低保的就有602人。多年来,者砍村到3、4月就有人断粮。村里用水也很困难,全村没有一处水井,挑水近的走40分钟,但一天只能渗出7桶水,远的来回得走三个小时。

在者砍村,彭远文遇到了三个月前才从浙江打工回来的罗首贵。“罗首贵打开橱柜门给我看,里面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和两棵白菜,这是他家现在所有的粮食储备。地上架着一口锅,残余着一小碗白菜汤。一个大缸里倒是有大半缸水,那是乡里面送来的。他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罗首贵并不是村里最困难的。另一位村民王丰良的奶奶前天中午逝世了,那时候他家一粒米都没有,兜里只有五块钱。村干部带着他去乡上申请救济,带回来了两百斤大米和两百块钱,至于给奶奶买棺材的650元还欠着呢。我去他家的时候看见门口躺着一棵刚砍倒的大树,那是准备过几天下葬的时候请亲戚吃饭做柴火用的。”

彭远文说,村人的贫穷让他这个四川农村出来的人都受到了惊吓。

●贵州的穷和贵州的富

在人们眼中,贵州一直是贫穷的“样板店”。

这个以茅台酒、老干妈而闻名的地方,因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基本上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景象,而且,当地人常被称作穷得一无所有的“干人”。“干人”是贵州土话,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

据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离休干部回忆,1983年,全国人大民委研究室主任史筠去贵州调研,发现贵州有些地方少数民族家庭只有一条裤子,出门的人才穿。后来史筠将贵州的情况写书面汇报附上照片报送中央。不久,胡耀邦把这个报告批给贵州省委书记,要他们重视解决,中央还拨了专款。

80年代,胡耀邦去了贵州3次,视察了贵州诸多贫困县的区乡。1984年1月7日,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说:“贵州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

这么多年过去了,贵州经济依然在全国长期挂末。1978年,贵州人均GDP只有175元人民币,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2%;2001年,贵州人均GDP在全国垫底,只有2895元人民币,名列第一的上海人均GDP是贵州人均GDP的12.9倍。2013年,贵州省人均GDP为22981.60元,位列全国所有省市最末位。2014年贵州人均GDP为2.64万元,排名第30位,仅高于甘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在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但并不是所有贵州人都是“干人”。正如毕节下属山村的贫穷,和毕节市的富裕可以毫不违和地同时存在。2012年,曾有记者探访毕节市,认为这是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城中随处可见正在开工的楼盘。街头之上,甚至可见宝马、玛莎拉蒂等名车。当地人称,因毕节下属的县城有煤矿资源,所以城区之内,并不缺少富翁。

2005年,“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中讲述:“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长期以来,贵州城市与农村生活水平悬殊过大。根据贵州统计年鉴,2001年,贵州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1.0,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0.0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比较贵州和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可以发现,2001年贵州的农村总体上还处于贫困线以下,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城镇居民已经进入小康,接近富裕水平。

直到2012年,贵州仍然是全国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省份之一。这一年,贵州省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4.61%,比城镇高出4.9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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