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从城里的七楼跳下去了

青木关,重庆近郊的一座小镇。

1986年,我出生在这个小镇。像镇上的其他孩子一样,穿过整条街,去粮站旁边的小学读书。这里有条青木河。上世纪的工业开发让它一度变成充满腐臭味和漂浮白色垃圾的水沟,涨水的季节,它也会漫过那些简陋的石桥,把污水冲进街道和河边的人家。

世纪末的一场洪灾,有人在这条河里丧命。河流穿城镇而过,又不知归于何处。

1

2012年的一个早春,我接到母亲的电话。“你姐姐从楼上跳下去了。”

我早知道有这一天。姐姐得了抑郁症。我陪她去精神病院住过一个月,带她去医院门诊开过百忧解,也找过心理医生。有些晚上,她打开所有房间的灯,静静坐着。母亲在阳台落地门前堵了一把电脑椅,她担心姐姐晚上去阳台,电脑椅一拉,可以发出声响。

姐姐比我早些降生于这个小镇,1981年。我对八十年代的小镇没有印象,但据说山脚下的老街从来没有变过模样。我见过一个父母熟人的房子。瓦片和泥巴做的,光线昏暗,充斥着霉味,还有一个狭长的天井。

它几乎和所有的老街一样,青石板路,坐在街边晒太阳的老人,野猫土狗,和叽叽喳喳的妇人。唯一不同的,是只有这条老街,我们小时候曾经牵手一起跑过。

我和姐姐来自一个卑微的家庭。我是特殊政策下的二胎,没有被罚款,却让家庭长久地承受了经济压力。姐姐从小就是懂事的孩子,心疼我,保护我,且从不觉得我的到来夺去了她什么。

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成为了下岗潮中的一员。那是一个镇上人人羡慕的国营酒厂,在镇子的郊外,田野之间有整齐的厂房和宿舍,曾在电视上打过广告。父亲是采购员,常常坐着火车往返于北京、西安,去很多遥远的地方,给我们带回一些小镇没有的新鲜玩意儿。

我问父亲,什么叫下岗?“下岗就是去卖麻辣烫”,父亲答道。

从那个寒冷的冬天开始,父亲母亲会在昏黄的厨房里,往竹签上串豆腐干、藕片、猪肉和牛肉,卤水的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我想下岗多好呀,比父亲以前的工作有趣多了。

姐姐却并不觉得有趣,她讨厌满屋的卤水味道,常常抱怨。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父亲的下岗让姐姐蒙了羞。

一天晚上,父亲因为无证经营被穿制服的人围殴。这一切发生在天刚擦黑的时候,一群成年人一起打父亲,大声咒骂,周围是吵吵嚷嚷的街坊。我不敢下楼,在阳台上先是喊父亲的名字,又喊母亲的名字,但最终都被惨叫声,咒骂声,和吵闹的人群湮没。

第二天,我在医院看到父亲,父亲没法开口,嘴唇裂开,半张脸浮肿。医生说,没有大碍,只是断了两根肋骨。

直到成人,姐姐依然讨厌父亲,讨厌他说话声音很大,讨厌他没有文化,讨厌他满嘴粗口。

2

在城里读书的姐姐,会买回外国名著和余光中的散文,在家要放张雨生和BEYOND的磁带。她还喝速溶咖啡,用一个不锈钢的小勺子舀一点白糖搅一搅。我也喝过,却觉得味道并不好。

那时候,小镇也起了一些变化,与老街相对的是新建的新青路。电影院、驻扎的部队、琳琅的商店和餐厅、理发店都在新青路上,国道319从新青路贯穿而过。那是小镇最繁华的街道,在角落里,歌厅开张,不明目的的人们进进出出,声色犬马。小镇最早的性工作者在暧昧的灯光里,开始夜生活。

人们在那里获得了现代的生活体验。

小镇热闹而鱼龙混杂。胆大的人开起了工厂,有人做摩托车配件、有人做皮鞋、有人当上了包工头。经济蓬勃让小镇新生,一批水泥楼房沿河而建,那是做生意赚了钱的人修的新房。它的风光像当时的中国一样,杂乱生长、五光十色。

在我眼里,小镇充满着时髦和新奇,然而姐姐并不这么认为。她很少带同学来玩,有一次带了城里的同学回家,又很快把她送走,“没什么好玩的,灰尘又大。” 她的身上一直背负着小镇的影子。阴郁、自卑,一言不发。

她一直努力学习,在重庆最好的高中读书,希望改变一切。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学校宿舍看她,提着一个装满鸡汤的保温桶,细心地帮她换了干净的床单。她不希望母亲多和同学攀谈,透露家里的事情。

从小镇到城里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翻过歌乐山,才能到达。

后来,不远的镇子新通了隧道,从小镇到城里只要四五十分钟,但交通改道,却像把它掐死。曾经繁盛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陆续搬离,忙碌的国道看不见过路的货车。小镇盛极一时,却又凋敝得飞快。

小镇上最大的丑闻也随之爆发。

镇上一名陈姓商人被抓了起来。在新闻里,他被描述为镇上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领导人。他风云一时,建了一栋很大的欧式别墅,用砖墙和铁丝网围起来,经营一家化工厂和一家豪华的酒楼。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镇上的书记和派出所长。

他曾是小镇上的首富,有人说,他常常去澳门赌钱,输了很多很多钱,有上千万;有人说他放高利贷,在经营的酒楼里私设赌场;还有人说,他为人不错,基本不用什么名牌,也不爱穿金戴银。这些,都像是小镇的秘密,大家悄悄地讨论,但很快又忘掉。

在重庆历史上最大的“打黑”中,他被判刑20年。庭审中,他喊冤说我不是黑老大,表示要上诉。

而小镇最好的地段,昔日的别墅只剩下他的父母。却没有人再接近他们。

3

姐姐从7楼跳下去,当场死亡。母亲亲眼看着她攀上窗台,想冲过去却跌了一跤,爬起来时,姐姐的影子已经消失在楼层与天际的分割线。

有一年,她很晚打电话给我,一直哭,哭了半个小时。那个很坏的丈夫,本来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一点寄托。我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她。她结婚前交过一个感情很好的男朋友,但男孩很穷,家里竭力反对。从那时候开始,姐姐郁郁寡欢,常常问我,“我嫁不出去了吧?”

这似乎是小镇惯性的偏见。

镇上另一位张姓女孩,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她有良好的家室,父亲是一名公职人员,母亲知书达理。女孩常常扎两个马尾,穿牛仔衣,或者格子的毛呢裙。她会把衬衫的衣角系起来,像个时髦的城里人。

那年她爱上一个穷小子,父母害怕小镇的眼光,把她送去了英国。小镇有自己的规则,一些事情不被允许,一些价值不被倡导。

她的父母经常诉苦,说这段感情伤害了女孩。在越洋电话里,女孩又哭又笑,对父母恶语相向,让他们去死。她总是找父母要很多很多钱。直到又被父母接回小镇。

张姓女孩后来疯了,常常独自在街上走,来来回回,仍然穿着漂亮的衣服。

最终,姐姐和一个城里的国企职员结婚,婚后感情很不好,丈夫自私、抠门,不像个男人。姐姐常常回到小镇,她好像又开始认同这里,厌倦了城里朝九晚五的生活。他们经常吵架,男人的开场白总是:你们镇上出来的人。

她总跟我说,你也回来吧,我们开个面馆,还是小地方好。

我想起有年春天,我们一起到楼顶放风筝。我紧紧拽着风筝线,太阳射进我的眼睛,很疼。那个下午我看见了日晕。太阳旁边一圈像彩虹一样的东西,很大。风也停了,风筝落在后山的一个坟冢上,我们都不敢去捡。

一抬头,日晕也消失了。

姐姐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就像我离开小镇时,走得飞快,头也不回。

后记

她走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青木河。河里飘满尸体,我想去捞起他们,哭啊喊啊,却没有人回答。

这座南方小镇已经有二十年不曾下雪。凌晨的青木关,凛冽的风,我回到了这里。昏黄的路灯下飘起了雪花,细细小小,像一把绵绵不绝的皮屑,很快融进肮脏泥泞的地上。

我似乎已经听不见它的生息,关于死亡、流言和偏见,被来来往往的人带走、保存,或者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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