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大迁徙：中国人为何如此眷恋家乡？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乡愁》余光中

其实，春节返乡的历程越来越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负担了。你看，连彩虹室内合唱团都在节前又因为一首《春节自救指南》而爆红过一回。

对于长期在上海的我，工作、事业、合作伙伴都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回乡的意义除了看看年迈的父母，和正在逐渐老去的朋友们，对于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以及他们的子女们，都逐渐在我的生命记忆中褪色，越来越成为少年之前的一个注脚。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眷恋家乡？为什么还要在每个佳节来临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吟咏这首《乡愁》，来抒发对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淡薄的体验？真的，只是怀旧吗？

每年的春节前后，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式人口大迁移就会发生一次，让整个世界为之瞠目结舌。数亿人不辞辛劳不远千里穿越重重困难渡过重重劫难返乡又返城，究竟是为了什么？中国人为何如此眷恋家乡？

我当然并不是说，国外的人并没有眷恋家乡的传统或情感。在世界文坛上，关于故土的优秀文学也层出不穷，而每个国家或民族，在针对故乡、寻根上，都有着独特的记忆与行为。

然而，无论如何，在现代世界中，都没有如同中国人这样在春节假期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如此大规模如同候鸟般迁徙的行为。你何曾听说过美国、英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在圣诞节，感恩节或者万圣节，从波士顿迁徙到加利福尼亚，或者从佛罗里达迁徙到西雅图？

难道中国人对于故乡的情感是特别不同寻常的浓烈？

血脉与地域的传统社会

一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尽管在唐宋元明清时代，中国都曾经有过世界领先的大都市，但是，整个社会都建设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之上。除了少数皇族、官宦、商人和手工艺人群体之外，所有人都是农村社会的一部分。

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都以中原和南方的农耕社会以及北方的游牧社会为主体。一直到近代西方蒸汽技术出现之前，农业技术的增长速度都非常缓慢。所有的农业技术发展，最多能给农业产量带来代数级的增长速度，从来没有任何几何级增长的可能性。

这还不算，传统社会的人们困囿在自然的束缚之中。气候良好，则五谷丰登；气候不好，也可能颗粒无收。在这种情况下，也足以充分说明在传统社会下为什么人们重视生育率，重视男丁的数量：因为人口直接决定着农业产量的多寡。

农业“靠天吃饭”的基本本质，也就使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集体力量，因为需要依靠的是一个农业生产共同体：以共同体的力量来获取征服自然或者抗拒自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以获取更高的农业产量。

土地资源有限，水源资源有限，任何资源都相对有限，这就是农业时代的根本竞争态势。因此，主要的竞争是发生在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在分裂的时期内，当然是国与国之间竞争资源；而即便是在统一期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也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

农业生产的本质和区域竞争的现实，迫使传统中国人结成了两种同盟关系：血缘—家族同盟，地域—乡里同盟。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家族关系派生出“同姓”“同宗”“同族”。血缘是自然而本能的信任关系，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同盟关系。

地域关系的发展自然是从原始社会的部落而来。但随着社会关系复杂化和竞争关系的加剧，地域的共同性如同涟漪一般放射出去，越是狭小的范围，认同感也就越强，越具有强大的自然信任关系。同村，同乡，同县，同省，即便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也具有强大的自然信任。在传统时代中，同乡结成联盟，以便对外获取更大数量的资源，是竞争的基本元素。

这两种自然派生出来的社会组织形态贯穿了整个中国传统历史。即便是依附在农业上的城市阶级，所产生的同盟、共同体关系，也多以这两种自然关系为范式，生发出自己的类血缘，或类地域关系。

例如，科举考试同年获取功名称之为“年谊”，科举出于同乡的则称之为“乡谊”。在魏忠贤把持朝政时期，魏忠贤的部属认魏忠贤为“义父”，也就是要建立类血缘关系的政治同盟。

血缘与地域的结盟关系，无非是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源和发展资源，使得这些自然形成的家族或地域，在整个社会竞争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这一切，都被浪
漫化为“乡愁”。

这也就是我们的乡愁的由来：我们所生长的血缘家族和地域，成为我们一生眷恋所系，一生心理所归。

现代社会还需要乡愁吗？

现代社会与“乡愁”

现代市场化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有二：一是市场，一是分工。在市场经济中，比之传统社会，竞争不是消亡了，而是加剧了；而且变得无处不在。

精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使人类从基本的农业形态中脱离出来，分散到各个特定的工种中，并且分工从地域走向全国又走向全球，地域的限制被根本打破。资源、资本和人才的全球化流动，使地域的同盟或者共同体被根本打破，新的共同体形态出现了。

市场和分工的组织化形态，一方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全球村，但同时又把个人还原到原子化状态之中。在这种组织形态之中，任何一个个人的缺乏，都不允许导致系统的失控与错误。血缘和地域的同盟不再重要，为了对抗更加冷冰冰的市场与分工，人们建立了别的共同体或同盟。

取代血缘和地域而兴起的，乃是社会化组织。这些社会化组织包括了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利益同盟、同业组织、兴趣社团等等。社会化组织不仅仅为个人提供认同感，归属感，也是规范社会竞争，保护个人免于被更加庞大的社会组织和政府暴力所吞噬的力量。

在发达国家之中，教会、民间组织、社团等等，是与公司、机构或者政府同等的力量存在。人们依附于这样的组织之中，免于被各种势力团体所吞噬。而这些共同体的存在与自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层组织。

地域共同体仍然存在，其外在形态为社区或者有时候是地方主义。这种社区组织并不是中国最小行政单位的那种社区，而是居住在同一个地域上的人们所形成的一种自治共同体，他们因为共同居住区域的多元利益而形成了结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现代社会的市场与分工进行对抗的一种方式。而地方主义的存在，常常是为了对抗统一市场对地方利益的侵夺和吞噬。

所有这些现代型的同盟组织，都脱离了原有传统社会之中因为自然的血缘关系和地域等“强迫型关系”所形成的同盟，而是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自治同盟。他们依靠这种自愿联盟，而形成日常的社会生活。

对于刚刚开始转型到现代社会的中国来说，这一切都还不存在。也就是说，中国还远远没有从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中转型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自治型社会形态之中。

像原子一样脱离开原有的血缘和地域关系的个人，进入到冷冰、机械的市场和分工形态之中，所感受到的，只有无边无际、潮水一般涌来的压力和剥夺，而几乎没有来自于任何其它形态的社会组织可提供保护。

因此，在现代世界的城市中的现代中国人，仍然像在农耕时代一样，在城市中寻找血缘和地域的连接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同乡会、地方性商会和宗族会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些小小的、依靠自然遗存所形成的同盟关系，在冷酷与强大的市场机制下脆弱得不堪一击。市场意志是永远高于一切的。而试图通过建立“家的港湾”以躲避现代社会，也根本不足以抵抗来自外部的任何真实压力：疾病、失业、诉讼，任何一次看似微小的压力，都足以摧毁一个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家庭。

于是人们惟一能够获取力量的来源，于是就是回到自己生长的那个地方。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有多么眷恋那片山水，或者是那些故人，而只是那里是他们的血缘连接或者地域连接，那里他们可以有基本的信赖可以存在，同盟可以依靠，力量可以寻求，而不至于是在城市中的原子可以随时被任何的力量所碾碎。

所以，乡愁并不是人们对于家乡的依恋忧愁，而只是人们苦于无从保护自己的孤独忧愁。离开了血缘和地域的保护，来到了冷冰冰的市场和城市之中，成为无人看护的孤儿，这才是人们眷恋家乡的根本原因。

因为血缘是保护伞，所以人们拼命地建设人脉关系；因为地域是保护伞，所以人们拼命地建设同乡好友。许多专家学者嘴里的“东亚儒家文明”，无非是农耕社会的自然组织形态美化而已。

当我们浪漫地描述春节大迁徙，并且充满诗意地吟诵所谓的“乡愁”的时候，其实无非是在慨叹现代社会缺乏了它根本的组织缺乏而已。

当人们仅仅把家乡当成一种遥远存在，朦胧情感，而不是每年一次，急迫地迁徙回去汲取生命的勇气和营养，以便在缺乏关怀的现代城市中坚强生存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地进入了现代社会。

来源：转载自公号冰川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