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体制深似海,你还能游出来吗?


文 | 李依蔓

在北京城区某街道办事处工作的袁琪,最近陷入爸爸对她“盯梢”中。

自从和家人透露了要离职的想法,担心她真辞职的爸爸每天都盯着她的作息。早上出门晚,就问“辞了?不上班啦?”,晚上回来早,又问“今天怎么那么早,真辞了啊?”

这让袁琪哭笑不得,明确和爸爸谈了一次,表示自己肯定会辞职,换工作不会死人,让爸爸别老跟盯贼似地防着自己。爸爸老大不高兴,发了一通脾气,甩下一句“上哪找那么好的工作啊?”

在这个爸爸眼中的好单位,袁琪已经累计工作了8年。

2007年袁琪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慢性子的她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几十场公司面试、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都没成功,“家里蹲”了将近一年,所幸北京孩子不需要为房租和生计发愁。

妈妈替她到失业窗口询问,争取来了一个街道临时工的机会。最开始袁琪在计生窗口负责接收潮水一般的准生证办理材料,琐碎又易错,薪水只有800元。

工作压力大,能“转正”的考试又没过,2年后袁琪一气之下裸辞了,虽然家人告诫她“你就一直考一直考,总有一天会感动领导的”。

和朋友在大学门口摆地摊,去面包店打工,到珠宝店贴标签,袁琪折腾了一年没结果,一走亲戚就被七大姑八大姨围攻批判。“还不如回到原来那样呢。”袁琪又低着头考回了原来的街道当临时工,明显感到同事们对自己的态度都带着轻蔑。

2013年,袁琪终于通过“专职工作者”资格考试,获得了体制内的正式身份,工资也涨到了税后三千多。家人希望她在体制内把个人问题也解决了,给她介绍了在另一个街道工作的男生。“真心不行,我自己在这就觉得不好,我再找一个这儿的,多糟心啊,还要承担起家庭责任,不敢想象。”

即使“二进体制内”,32岁的袁琪依然试图跳出去,和袁琪一批成为专职工作者的同事有3个,2个都辞职了,有一个走前和她说,“哪都比这强”。

但就像被困在隐形笼子里的鸟。过去耗费的时间是巨大的沉没成本,加上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变动更得谨慎。

越焦虑,袁琪就越疲惫,每天下班提不起精神,吃完就睡,一个月胖了10斤。

改革开放前,工作并没有体制内外的分别,每个人都是“祖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去哪里。如果要那时的人想象,未来自己需要靠面试竞争工作,简直像天方夜谭般荒谬。

到了1990年代,仍然有70%的工作属于“体制内”,人们更习惯“单位”而不是“公司”,习惯于住房、医疗、养老、生活福利、子女上学甚至就业被单位妥帖地照顾。

而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数据,2015年在城镇国有、集体“体制内”工作的人数,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数的16.6%,这个比例从5年前的20.3%一路下滑。虽然这个比例在不同城市并不平均。

社会变化剧烈,但“体制内”光环依然是许多80、90后的父辈对于“好工作”的认知,不少城市里的80、90后,都是在父母的单位分房或远低于市场价的集资建房里长大的。

“我工作之前,包括工作前几年都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家说什么好我就去做什么,大学志愿都是父母帮我填的,没想过自己想要什么。”曾在苏州某经济开发区工作的秋凉,这样解释她进入体制内的缘起。

她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享受过“体制内”工作“金钟罩”般庇荫,自然也希望孩子生活在在这样安稳的保护下。

2008年秋凉从南京的一所大学的文秘专业毕业,班里大部分同学不是成为公务员,就是进事业单位。那年搬了新大楼的苏州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到学校招人,刚结束韩国交换生活的秋凉回到国内,看来看去只有这个工作最“体面”。经过四轮选拔,秋凉和一名同班男生成为最后应聘成功的两人。

刚入职,秋凉被分派到接待科,如果开发区里有客商、领导来洽谈考察,就负责安排路线食宿,工作轻松得让她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拿的工资。后来因为在写作、演讲比赛中的成绩,秋凉被换岗到办公室。

工作第3年,秋凉通过晋级考试,幸运地成为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对于许多公务员、事业编制员工而言,能够参与竞岗考试升职的机会并不多,多是“媳妇熬成婆”。

工作头几年,秋凉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是“好姑娘”的人生模板,属于相亲市场上颇受欢迎的那一类。但同时间就业的同学朋友,这时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职业特点,差距逐渐拉开。稳定在温室里的秋凉,忍不住会想,这份工作真的那么好,真的适合自己吗?

那时微博刚刚兴起,许多社会议题在舆论里不断发酵,在不同观点的纷争中,秋凉觉得很困惑,“不知道该听谁的,想获得一些帮助”,于是她选择到上海念在职研究生,每个周末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上课,尝试走出固化三年的生活圈。

她还参加了许多上海的展览、线下活动,试着学习采访各式各样有趣的人物,和朋友们成立了工作室,策划展览、排演女性主义主题话剧。“我发现人居然可以这样那样地活,发现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不安分的种子越来越大。”

从那时起,秋凉就偷偷瞒着领导、同事、家人,一直在寻找离开的合适机会,每年都会修改简历、面试求职,拿到一些不一定会接受的offer。“想跳槽就要知道自己在这个行业能拿到什么薪资,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最接近离开的一次在2015年,职位是上海一家国企的总经理助理,却因为同时通过了单位职级聘任的考试通过,薪水又涨一些,秋凉决定再干一年看看。

压倒秋凉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职研究生论文写作,她的选题是“中国女性公务员的上升通道”。这篇论文从2013年起写了快三年,她大量查阅资料,也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对单位领导进行访谈,结果并不乐观。

秋凉发现女性在体制内,不仅上升通道狭窄,还要承受的来自领导、同僚对于女性员工以家庭为重的“传统观念”影响,就算自己未来表现出色成为领导,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做完研究我就绝望了,还是离开吧。”

2016年,秋凉结束了8年的“类”公务员生活,前往米兰大学攻读文化交流方向的硕士。一方面因为依靠8年的体制内背景,在工作市场上再度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同在米兰读研的学姐告诉她,意大利公立学校的学费并不高,“留学”更像是低成本地换一种生活方式。

飞往米兰的一周前,她才向单位提出离职,那是她拿到签证的第二天。领导同事们都很惊讶,这个对同事们自称“不用微信”、安静低调的女孩,没透露过半点可能会离开的想法。

而爸妈并没有对秋凉的离职做阻拦,还主动帮她结清了国内的房贷尾款,免得她在国外还贷手续麻烦。身为老公务员的爸爸也清楚,随着这几年的政策变化,本以为自带优越光环的“体制内”,福利和前景远不如当初了。

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小雪原本也没想过自己会进入“体制内”。

2013年,小雪从美国金融硕士毕业,回国结婚、找工作。但由于在英国念完化学硕士,才临时转方向去美国念了金融,小雪在回国求职时遭受不少打击,想进银行和证券,屡屡因为“没有实习经验”、“学历背景跨度太大”而碰壁。

“刚毕业时特别傻,根本不知道能选什么工作,对行业的分支基本都不了解。”于是小雪听从了家人的建议,选择了到一家和金融毫无关系的国企做后勤,先安定下来,慢慢再看。

接下来,她就开启了重新找工作的模式。

2015年是小雪找工作最疯狂的时期。每天上班时打开求职App,登录一家家招聘网站,搜索新上线的招聘需求,投出简历。

在某招聘网站发布《2015年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中,公务员群体成为2015年春季跳槽大军中的亮点,跳槽率同比增加34%。全国范围内有1万多名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这个招聘网站投递求职简历。这其中,就有小雪的一份。

图片来源:中青报,制图:陈龙数据来源:智联招聘《2015年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

最多的时候,小雪一周有三、四个现场面试,这还没算上电话面试。为了能溜号,小雪想了无数种理由请假,请全天的假比较麻烦,就借口家里有事晚点来,或下午早点走。车里常备一件西装外套,打底的裙子也以黑色为主,这样面试时只要穿上西装外套就足够正式了。好在小雪是办公室里为数不多的女生,领导对小雪的管理没有太过严格,开溜面试的事从没被发现过。

没想到一年的面试都没结果,小雪才意识到,问题也许出在求职方向上。曾有面试官告诉她,“你的简历是我见过最适合做‘行研’(行业分析师)的”,小雪就一头往里扎。但他没告诉小雪的是,能拿到这个职位的往往都是博士。

一整年尝试离开的努力,像重拳打在了棉花上。全家和小雪坐下来谈话,既然短期内走不了,那就先把孩子生了,国企还能申请到最长7个月的带薪产假,到时再找工作就没后顾之忧了。“但那时我还能走吗?”小雪自己也怀疑。

结果怀孕2个月后,小雪查出胚胎发育不良,不得不做了流产。想走走不了,孩子也没要成,费劲努力想要的都落空,小雪反而彻底放松了。

2016年年中,小雪看到一家500强外企运营职位的招聘需求,没抱太大希望地投出简历,却收到了HR邀请她进行在线压力笔试的通知。为了准备考试,小雪把能找到的所有题库资料都打印出来,贴在家里的墙上,疯狂面试时的笔试经验也派上了用场。

在面试环节,小雪发现和自己一起面试的竞争者,几乎都是英美排名前10的留学生。”我告诉自己就是来打酱油,见见世面的。“

在国企的经历也并不是无用功,写报告做项目时形成的逻辑思维习惯,让小雪能在1、2分钟里迅速理清思路,用英文漂亮地完成逻辑清晰的即兴演讲。本来面试的是运营岗位,负责财务的经理甚至中途“拦截”,问她是否有兴趣加入财务分析师团队,这是小雪更心仪的职位。

“虽然你没经验,但我认为你能胜任,不懂的我们都会教你。”这位经理成为小雪现在的直属老板。

家人几乎没人支持小雪突然的离职决定,在计划要孩子的关头走,放弃国企轻松的工作和比一般公司更长的带薪产假,新公司还需要付出将近4个小时的上班通勤时间。小雪和家人达成协议,入职一年后将怀孕的事提上日程,说服家人同意。

从国企写报告的后勤人员,到外企建模分析的财务分析师,新工作比想象中要累得多,经常加班到停车场的收费大叔都不愿意等了。入职半年,所有的工作要从头学,包括怎么在Excel表格里加编程、跨国电话会议怎么开。

新工作比想象中要累得多,经常加班到停车场的收费大叔都不愿意等了

“我以前觉得自己挺学霸的,到这里自己就是个学渣。”小雪发现周围同事几乎人人都考下了通过率仅有15%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在考虑自己要不要也考一个。但当务之急还是尽快上手工作,在第一季度的财务工作高峰到来前,能帮得上忙。在体制外的江湖里,沉浮更靠自己的努力。

与其说进入“体制内”是年轻人对父母期待的迎合和满足,不如说是没有足够力量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年轻人的一张护身符。

小雪花了3年的时间,在体制里完成“想要什么”的功课。“不过更重要的,是慢慢发现自己不想要什么。”

Stark是上海人,读书和工作都在上海,没离开过家人身边。2014年大学毕业时,他面前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创业,一个是某国企。

Stark大学时期非常喜欢健身,在健身房认识了两位健身达人,正好都有开一家以团课为主的健身私教工作室的想法,一拍即合。

大四那一年,Stark和两位合伙人开始筹备健身工作室的事。从选择场地、做空间设计,自己上阵刷墙、铺地垫、组装健身器械。2014年毕业前,Stark参与创办的第一家200平米的健身工作室,在上海一个创意园区里落地。

虽然家里给了Stark几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但依然不认同他将开健身工作室作为主业。Stark没有忤逆家人的意愿,选择了一家国企,从事后勤工作,把开健身工作室作为副业。

本职工作的清闲,给了Stark很大的自由空间。平时上班手头的正经事并不多,他就处理健身工作室的工作。单位下午下班早,4、5点过后就是他的健身工作室全职时间,平时如果需要洽谈业务也尽量安排在自己下班后。

刚开张半年多,Stark的健身工作室就开始盈利了,并在一年之后开了第二家。去年,Stark和合伙人又把事业拓展到了另一座城市,开出了一家2000平米的健身房,涉足健身教练培训领域,收入远远超过本职。

Stark把副业的成绩一部分归功于幸运,2014年上海的健身工作室不过才10家左右,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家。“如果当时没开,现在开可能就比较难了。”

在单位里,Stark表现得十分低调,话不多,朋友圈对同事全部屏蔽。“国企不需要你畅谈,安安分分低调一点,什么多的都不要说。”领导们整天“小S、小S”地叫,却不知道Stark在外面开了三家健身房。

许多人都对Stark就职的国企表示羡慕,但超常的福利待遇只是外人的“臆想”。五险一金,加上补充医疗和年金,曾被津津乐道的福利待遇因为反腐倡廉、”八项规定“被大幅削减。这样一来,“体制内”的员工待遇和许多“体制外”企业并没无差别。至于几十年后的可能高于其他企业的退休金?没人能够预测那时的企业经营状况和退休政策。

更让Stark感到担忧的,是未来的发展可能。“体制内”等级制度森严,上级都是80后,年纪差距不大,自己要晋升,就得要熬到他们升职,周期可能长达10年。但实际能不能升,不一定和能力高低有关。一份不需要操太多心的工作,能力自然也得不到锻炼,Stark觉得如果自己没有因为创业学习到更多技能,绝不会在想辞职时心里能有满满底气。

Stark虽然考虑过近期辞职,要想争取到父母的首肯还需要时间。如果未来有风投资本进入连锁健身房”副业“,Stark觉得自己基本铁定会辞职,那时也更有理由说服家人要全力投入了。

过去的30年里,中国曾出现过几次“离开体制内”的风潮,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92年,当年有12万公务员相应政府“下海创业”的政策号召而离职,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而如今许多体制内的年轻人,并不需要”停薪留职“才能创业,副业成为主业相对清闲的体制内单位员工”曲线救国“的选择。

在中国三明治为“体制内”故事姜饼人发起的微信群组中,15%的”体制内“员工表示自己在从事副业。

有人在国企住集体宿舍时贩卖内裤袜子,生意不错。有人在周末做学生家教,或在教育机构兼职培训讲师,甚至有公务员办起了公务员考试培训班。有人开起了服装淘宝店,周末跑市场选款进货,一下班就赶回家发货,有时饭都顾不上吃。

8小时的本职工作不足以满足自身的成就感,与其上班时刷淘宝刷朋友圈,更多人悄悄选择给自己找点事做。

业余时间,袁琪也经营着自己的副业,开了家代理香氛精油和首饰的微店,虽然销量一般,但好歹算是个尝试。

她仍然在不停投简历、面试的路上,经历着各种理由的拒绝,比如“那么多年,你在街道居然都没考上公务员”、“街道多稳定啊,干嘛要走”、“街道那么清闲,我们压力很大的”。

让她无奈的是,走不了,在体制内部调换岗位也会遭受不解,比如从街道到社区工作的第一天,主任就忍不住问她,“你干嘛来这儿啊?有能力的都走了”。袁琪尴尬得只能回答,这儿离家近,走着就能上班。

从去年开始,袁琪尝试做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约谈HR进行职业咨询,上各种关于写作、职业规划、新媒体运营的在线课程、线下活动。尝试的领域越多,她越发现,“世界比我想象中大得多,每一行都有不太容易的地方”。以前她对生活的认识,大多局限在家人偏颇的讲述里,比如“写字楼里都是皮包公司”。

过年之前,袁琪参加了中国三明治写作者的线下活动,站在台上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第一次对外人提起自己小时候得过先天性疾病的经历,亲戚们因为担心她“智力有问题”而避讳对她的支持,背负了很多心理负担,总是因为害怕而裹足不前。

“我们都在不断突破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中吧。”尽管想尽快离开的心情依然迫切,但她的状态放松多了,“不合适就是还没碰到,再面呗”。

最近袁琪还给自己报名了《中国新歌声》的海选试音,和一个烘焙基础班,开玩笑说要让自己释放天性。她通过了第一轮,止步第二轮,却兴高采烈地撰文分享过程中学到的歌唱心得。

今年是秋凉第一次在外过年,大年三十那天,她和室友一起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一位热心的东北大姐送来酱肉,就算年夜饭了。秋凉从国内背了好几口锅来,回归“穷学生”的身份,下馆子是奢侈的,连说带比划地去市集买菜回家做饭,竟然也把自己喂胖了。

在接下来大半年的时间里,秋凉将从零开始学意大利语,通过语言考试后才能正式入学。和她一届的语言学校同学只有6名中国学生,最小的才19岁,已经能和意大利语老师侃侃而谈,看得秋凉“抓心挠肺”,而她连菜单还看不太明白。

但生活在米兰的艺术氛围里,还是让秋凉感到自在的。每月第一个周日是米兰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免费开放日,那天秋凉会坐红线地铁,从Palestro站出来走进自然博物馆,不远处就是现代艺术画廊。从语言学校出来会经过米兰大广场,那里有建于1386年的米兰大教堂,耸立的哥特式的塔尖刺向天空,游客的打卡景点成为秋凉上学的日常。

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至少要持续2、3年,纯意大利语的上课、讨论、论文都是不小的挑战。未来会回国,还是留在意大利?对秋凉而言还是未知。

每当想起在体制内外的选择时,秋凉的脑海里总会盘旋这样一句话:

“每条鱼都有自己的河流,你知道自己是什么鱼,就会流向你想去的那条河。选择前想清你要什么,能承受什么代价,想清楚就去做吧。”

(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中国三明治(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1109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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