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公务员你上大学做啥

“我要写作,我要成为一个作家。”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前一个星期,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

“写作是什么?写作能干嘛?”父亲问。

“写文章,写故事,写书,可以成为一个人物。”我说。

父亲一言不发。电话里传来风扇转动的声音。

“律师呢,为什么不做律师?或者做法官呀。”

“不,不,我要写作,让我做这个。”

“写作到底是个什么破烂玩意,迷了你啊?写作有权有势有地位?做体面人,干体面事,把写作丢一边去吧!”父亲吼了起来,“二十多年了,你难道还不明白,乡亲们都尊重的是谁吗?所有人都盼着你当大官发大财!你现在这样,是要让你爸永远抬不起头来吗?”

“不,爸,我会出人头地的,给我五年时间。”

他再次沉默。沉默太折磨人了,我挂掉电话。那是我第一次没说再见就挂掉父亲的电话,也是第一次和他说起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

父亲是不会理解我的。读高中时,我问他知道哪些作家。

“李白、杜甫呀。”

“不,说些隔我们近的。”

“鲁迅、郭沫若。”他停顿了下说,“对了,还有那个写郭靖、黄蓉和韦小宝的。”

我们家曾经是村里最穷的几家之一,粮食永远不够,劳动力也是。父亲上学时成绩优异,但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被爷爷拉到田里做农活。

不到二十岁时,他跟着村里打工的人潮出去,辗转天津、上海、浙江、安徽,最终在马鞍山留下来。在那座以钢铁闻名的城市里,他做了铁厂工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依旧是个民工。

我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父亲把光宗耀祖的期望寄托在我身上。他常常从我那被地主处死的曾祖父说起,说三代以来家里一直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直到我这一代,全家才看到希望。

当天夜里,父亲又打来电话,让我回家考公务员。我感到人生被绑架,变得愤怒起来。父亲也怒了,在电话里痛骂。我听着他说出以前从未说过的脏话,心底愈发坚定当作家的梦想。

末了,他气冲冲地说,要来长沙,要来学校找我。我说,我去看你吧。随后挂掉电话。

拿到毕业证后,我第一次来到马鞍山,来到父亲打工的地方。

出了火车站,父亲就站在出站口右边的走廊上。我叫了一声爸,他回过神来,点点头,打量了我一番,要帮我提包,被我拒绝了。

坐上火车站小广场对面街道的公交车,驶过低矮的楼房、破落的街道,到了一片荒凉之地。下了车,他带着我,穿过一片杂草丛生、污水残留的土地,走到一扇锈迹斑斑的门前。

我转眼四望,有些害怕,二十二年了,我有些害怕看到父亲真正的生活。那不是书中的,不是电视上的,也不是校园里的,真实的生活在铁门之内。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推开门,走进去。

有工人正在一间屋子里打牌,另一间屋子里小孩哭个不停。父亲把我带进他的房间,是一个土砖房,刷在土砖上的泥已经剥落。没有天花板,斜顶极高,十五平米的空间摆满了杂物,吃住全在里面。

父亲搬来一把小木凳,让我坐着。他打开风扇,从外面打来水,让我洗脸,自己开始做饭。我洗完脸,要求帮忙,被他推开。

出门倒水时,我查看了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房子全部是有几十年历史的土砖房,墙角有掉落的泥土屑。最右边是一间宽阔的厂房,正中间有一个大火炉。火炉高约两米,三人才能合围。厂房的两侧,摆着很多废铁和钢球。这就是父亲的工作:把废铁倒进火炉里熔烧,然后把沸腾的铁水倒进一定形状的模具里,变成新的钢铁器材。

晚饭后,父亲去上工。我一个人看了会儿电视,也去了厂房,看见父亲脱了上衣,手里拿着铁铲,正铲着一大铲的铁块往火炉里投,一遍又一遍重复这样的动作,手臂上的肌肉随着铁铲的运动有规律地鼓涨着。汗一层层地从他的身体里溢出,滴在地上,迅速蒸发。

他眼神的余光扫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

我看了几分钟,脊背上已经渗出汗滴,默默离开厂房,走到外面的草地。工厂的烟雾冉冉升起,随风曲折。

将近凌晨时,父亲下工回来,我被吵醒,但仍假装睡着。他跑去一个大水缸里洗澡,回来后把风扇转过来完全对着我,便躺下睡了,一小会儿后就打起呼噜。

我睁开眼,月光透过破墙的角落照进来。前面房间的人仍在打牌,吵闹声隐约可闻。这就是父亲生活的地方,二十岁的时候是,现在仍是,命运从不眷顾他,贫穷低贱一直笼罩着整个家族。出人头地,是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那该死的贫穷一脚踢走,过上富足的生活。

我起身把风扇转过去,对着父亲。他转了个身,继续打呼噜。月色照在墙上,映出不规则的图案。

离开马鞍山的前一天,父亲带着我逛商城,说要给我买钙片。

“你身子骨从小就不健朗,多吃点钙片有好处。”他边走边说,好像忘了我都二十二岁了,骨骼已经定型。

买完钙片,他又带我去买预备过冬的厚棉衣。我说大夏天的哪里有棉衣卖。他不信,带着我到处找,在一个隔间的小衣铺里,终于找到了棉衣。我试了几件,样式老土,没有一件好看的。父亲摇摇头,作罢。

回工厂后,我从商店里买来一台电风扇,告诉父亲,等我走后,可以用一个风扇吹上半身,一个风扇吹腿。他默默地把风扇放在了角落。

从马鞍山回来后,我一方面找各种途径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开始阅读和写作的生活。

和父亲的电话越来越少。我们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他的儿子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未曾妥协,但离出人头地还遥不可及。乡亲们没有多作议论,大概是淡忘了。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像祖祖辈辈一样,我们家还是无人问津,贫困挥之不去,木房子也在变老。

两年后,我写完一本小说,给父亲打电话,说我要一举成名了。

“像平地一声雷,轰的一下,就是那样。”我描述道。

父亲在电话那头一言不发,一如两年前。

“世上的事有那么容易吗?你不要想着一下子就成功。”父亲终于说了话。

“我会的。”

“你缺不缺钱花?缺钱的话我给你打。”

“我不缺。我自己能养活自己。”

“还有两三年,要写就好好写。”

“嗯,好。”

挂掉电话后,我呆在原地。父亲似乎不那么反对我了,或者是,他觉得反对也没什么用。

那本书至今未能出版,我渴望的成功还有些缥缈,而父亲却一步步走向衰老。

他腰疼,头也痛。腰疼是年轻时打架落下的,后来一直做重活,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头痛不知道缘由,风一吹,头就炸痛,里面嗡嗡响个不停。啤酒肚太大了,坐下去都难。夜里睡觉,翻来覆去,全身不舒适,总是睡不多久就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脑子里想各种事情,主要是为他的儿子担忧。

这些都是母亲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的,她成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桥梁。母亲让他别在铁厂干了,回家过小日子。父亲犹豫再三,为了挣钱,还是决定做下去。用他的话说,“还没有老到动也不能动。”

父亲年轻时身体很结实。大雪过后,山里有许多被大雪压断的树。他跑进去,用斧头和锯子把树根弄断,一整根一整根地往家里背。大树总有一两百斤重,他翻越那些小山头,唱着山歌,背了回来。我在家写作业,听到他唱歌的声音和大树被放下的声音,就知道他回来了。过了一小会儿,脚步声便又走远。

小时候度过的每个春节都是有雪的。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烤火,火炉里烧着自家的炭。父亲说着在外打工的经历,其中的辛苦,他只字不提,仅仅说些趣事。小小的我以为外面的世界都是有趣的。听父亲说话的时候,木窗外的雪已经下了起来。我打开门,跑到雪地里,任雪花落在自己的身上,捧着小手,接一朵雪花,跑到父亲面前,让他把雪花吃掉,他就一口吃掉了。

雪后,父亲总是站在木屋东头的岔路口,望着远处的人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雪落在他壮硕的背影上,像一个肥胖的雪人。碰到去山里捕鸟的乡亲,他寒暄一番,有时也请进屋坐,谈收成,谈外面工厂的盈亏,谈各自的孩子。我躲在窗口偷听,父亲提到我时声调高亢,说儿子天生聪慧、成绩第一,言语间透着骄傲和深情。

过完春节,土地干了,乡亲们开荒、犁地、把枯草一把火烧掉。我知道,又是父亲离开的日子了。

临行前一晚,父母在炉火旁,聊到很晚。我早早上床,假装睡着。父亲半夜来到我的房间,不开灯,只是帮我把被子盖好,站了片刻,然后离开。第二天凌晨我起床,他已经走了。每次都是凌晨三四点走的,到天亮时,他正好走到乡里的街上,去搭乘第一辆中巴车,去县城,再去马鞍山。

父亲老了,儿子的责任日益重大。我所要求的五年,我所过的生活,都是任性的。

我常常想,自己不该如此。我应该去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每个月给家里打固定的钱,每年多陪陪父母。

这样简单的幸福,却因为我自认为的理想,难以实现。

毕业的第三年,因为在一些平台发表文章,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偶尔拿到了稿费,之后出了三本电子书,纸质书也要在毕业的第四年出版了。

四年了,我与父亲的五年之约还有一年。

四年中,读书写作不仅仅是理想,更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和父亲开始了更多的交流,他甚至给我讲了许多他听过和经历过的奇闻,希望能对我的写作有所助益。

观念上的鸿沟当然存在,父亲在电话里还是会说,有份稳定的工作,安安稳稳,到老了可以拿退休工资就挺好。生活嘛,都是那个样子。我开始不反感他说这些,渐渐理解他的想法。

我对父亲说,我还年轻,心野,想多闯闯,多跑跑,多写写。

他一改往日的沉默,顿了顿,说,也是,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

作者康若雪,现为自由职业者

编辑 | 王大鹏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微信号:zhenshigus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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