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北京户口就辞职

在北京工作，没有北京户口，我会觉得自己是在流浪。

2011年，我硕士毕业，无法落户意味着我必须交五年社保才能买房、办什么手续都得回老家、我的孩子不是北京人，最多读完初中就要回老家读高中才能参加高考等等。

还在北京上本科的时候，班里的外地学生大多打算毕业后落户北京。很多人选择继续读研，也是因为研究生更容易获得北京户口。读研期间有次年级大会，老师问有谁不想留北京，班里十几号人，只有一个少数民族保送生举手，说要回云南。

我就是这些外地学生之一。

那时大我几岁的男友已经在北京落户买房，我考虑过配偶随迁政策，婚后我也许能获得北京户口。男友去单位咨询后说，名额有限，不太靠谱。

北京落户政策收紧，通过人才引进、结婚等方式落户北京很难实现，大家寄希望于就业后用人单位帮忙落户，一门心思寻找能解决户口的工作。

同学们接到面试通知都要问一句：“不好意思，想确认一下，你们解决户口吗？”

那年4月，一所中学的人打电话问我:“我们的户口指标下来了，你找到工作了吗？”

我紧张到无法掩饰：“还正在找呢！咱学校还需要人吗？”

“要。”

挂了电话，我带着一堆材料马不停蹄地赶过去。那所学校小有名气，但地处偏远，座落在一个服装城旁，围墙陈旧斑驳，周边建设相对一般。

事情进展顺利，和负责的人谈了几句，很快就开始签合同。

“本合同有效期五年，如乙方在有效期内毁约辞职，将要承担月平均工资乘以未履约月份的赔偿金。”

这是合同中的一条规定。月平均工资5000，刚签订时毁约得赔30万，一年后毁约赔24万……尽管规定不合理，我还是签了字。

和我一起签约的还有王洋，与我同一所大学毕业的英语系学生。她原本找到了收入更高、更体面的工作。由于对方不能帮忙落户，王洋转战至此。

那天刚好碰上学校发福利，我和王洋一人领了一箱十斤重的黄杏，冒雨回城。

快到宿舍时，纸箱裂开，黄杏滚落一地。我呆立一旁看着那些泡在雨水里的黄杏，心中生出一种无力感。

我说：“算了，不要了吧，反正我也不爱吃杏。”

王洋说：“别急，我去附近找个袋子，你先守着。”

最后，我们捡起一些干净的，转身走了。

二

正式上班，我被分派到初中部当班主任，负责两个班的语文课，兼着团委书记。王洋则去了高中部，工作同样很多。

工作多且不说，学生叛逆就很闹心。班里的孩子生龙活虎，大多来自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常说：“读书顶个屁用！”

学校里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们极其爱护形象，身材发福，仍一年四季穿着各色修身的裙子，玫红、翠绿或者印花的。

她们的一些说法，让我难以接受。

“你心态要摆好，这些学生都是畜生，别把他们当人就好管多了。”

“你班二十八个学生，有两个考上高中就不错了，其他的都得去读卫校、学汽车修理，你何必跟他们较真。”

后来，领导经常逼着老师联系差生的家长，让家长带孩子去做智力测验。测试后，有些孩子被判定为智力低下。班里“笨孩子”越多，老师越轻松。

有的家长对学校很不屑：“破学校，装什么装，孩子要可以去别的地方，能来这儿？”

从学生、家长到老师，都是得过且过的心态。

此时的王洋很无奈。高中生过了上窜下跳的年龄，但他们更自我。上课或者平时，学生们都不爱搭理王洋。

周围人与我、王洋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

有个同学在一所重点中学的郊区分校工作，生源不好，可领导要求高。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孩子们一刻不停地上课学习，每天靠喝咖啡提神。为了出成绩，师生都累到不行。

我的一位朋友同样去郊区学校任教，不久因抑郁辞职回老家，一直喝中药调理。起因是，公开课上一名学生没来由地跳起来当着校长的面骂她。

大家聚在一起时会发发牢骚，但告别时，都会说：“户口下来再说吧。”

三

早上六点半我就得到学校，夜间九点多才能下班。为方便我上下班，男朋友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他要倒三次地铁、两次公交，历时两个小时才能到单位。

我俩作息不在一个点上，交流越来越少。

男朋友觉得，他为我牺牲很多、我为他做的很少，还总把训学生的那些话用到他身上。而我在学校又累又气，甚至被折磨哭，回家连个哄我的人都没有，我认为男朋友不够体贴。

矛盾归矛盾，我们并没有分开，后来领了证，由于不能休婚假，已经怀孕的我挺着大肚子坚持工作到寒假才补办婚礼。

怀孕后，领导给我减了负，同事们劝我别再跟学生动气。肚子越来越大，我越发懒散，学生没完成作业、违规违纪，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给医院的一名大夫塞红包，想在她那儿建档生孩子。建档需要生育服务证，这时我真切感受到了户口的大用处。

办生育服务证要去教育人才市场盖计划生育章，结果那儿的工作人员不肯，他说：“你的户口还在办理，等户口办下来我们就给你盖章”。

一听这话我急了，户口办下来还得等半年，到时孩子都出生了。我挺着大肚子跟工作人员理论半天，委屈地哭了起来。

第二次我带上丈夫，跟教育人才市场的领导吵了一架，事情仍未解决，只好另寻他法。后来，老公打听到他落户单位有计划生育的章子。盖完章，这闹心的事才算完。

半年后，孩子出生，户口也将到手。

原以为程序复杂，不料我和丈夫拿着区里的介绍信、原来的集体户口页去派出所，十分钟内就将我户口迁到了单位集体户口上。

最后把户口迁到丈夫的房子，也很简单，材料准备齐，三分钟就搞定。丈夫、孩子户口都在单位，新的户口本上只有我自己。

那年是2012年，尽管户口本一年到头也用不上一次，我的心却安定了许多。

四

我休完产假重返岗位，刚好碰上学校要做一个传统文化展示项目——组织学生表演古诗词朗诵和舞蹈给区、市教委领导观看。

我决定带领学生们排一个好玩的话剧：猪八戒穿越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和黛玉、宋江、诸葛亮等人对诗，并穿插笑料。

学生们喜欢那个剧本，从三月到六月，通过排练舞台剧，我和学生越来越亲近。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剧太逗了，大家一定很喜欢。”

可到最后带装彩排时，管德育的副校长要撤掉我们的节目。

“‘一朝被蛇咬，处处闻啼鸟’这种对白是瞎弄，还有‘气死我们班同学’、‘我是个女汉子’这些台词不符合教育理念。”

学生们很愤怒：“这些台词怎么了？春晚上贾玲还说自己是女汉子呢。”

我对此敢怒不敢言，愤怒归愤怒，真要撤我们也没办法。

后来，导演苏老师提出一个折中之法：把这个话剧作为热场节目，在各级领导入场前结束。

为了不白费数月心血，我们答应下来。台上效果极佳，台下笑声、掌声不断。演出很成功，可参演学生都很伤心，怪我没用。

同事们拍照片、视频，发朋友圈，夸赞我们的节目。但整个演出结束后，朋友圈里所有的同事，都已删除与那节目有关的动态。

这件事打击了我的工作积极性，甚至让我有辞职的冲动。

原以为这所学校的名头很响，学生素质也会高一些。来了才发现，二十几名学生只有寥寥几人能考上高中，绝大部分人只能上职高。

学校内部有很多潜规则，比如领导总让老师逼着学生去开弱智证明。下面的老师擅用冷暴力，有时会鼓动大家针对班上某个学生。

如果像学校里其他老师一样对学生放任自流，那我会很轻松，可我于心不忍。

犹豫再三，我决定，即使赔钱也要辞职。

五

“我要回去照顾孩子，顺便考博士。”这是我的辞职理由。语毕，我坐在校长办公室又黑又宽的沙发上，忐忑不安。

校长有些震惊：“方老师你这么做，让我们很被动。”

我坚定地把自己的想法又阐述了一遍。

校长见状，说：“好吧，合同是你和教委签的，你去找人事主任协商。”

我刚到人事主任的办公室，他就对我说：“校长刚打电话跟我说了，辞职可以，但你知道，协议上写了要赔偿的，具体多少钱，我们再算算。去年区里一个小学老师走，赔了二十多万。”

“我没那么多钱。”

“协议摆在那里，有法律效力，我们也没办法。”

我表面一副“反正我没钱，你能拿我怎么着”的样子，其实心里很慌张。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向朋友们求助，朋友们众说纷纭。

“你不应该越级找校长谈，应该先找年级主任和人事主任。”

“给校长送点钱，兴许就不用赔那么多了。”

还有朋友跟我说：“我一同学为了户口去工商局的办事处，天天给人办材料，两年后想走，领导不仅让他赔钱，还封杀他。”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决定先从人事主任下手，便经常去磨他。

然而他始终只有一句话：“看区里的意思。”

事情没有进展，我想：要不干满五年再说。可此时我要辞职的消息，已经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

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同事，看热闹不嫌事大，见我就问：“你要走啦？校长气坏了吧？以前经常表扬你，说招了个高材生，现在呢？”

暑假临近，人事主任突然主动提出让再我考虑一下，两个月后我还想走就给我办离职。

“这是要拖着我吗？”这态度转变，我难以置信。

人事主任摇头：“说给你办就一定给你办。”

他如此坚定地说出这句话，我心里更加不安。

回想起一个老同事说过，五年前一名语文老师辞职去开公司编教辅资料，校长让他留职停薪先出去干半年，结果半年后，他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意识到，校长和人事主任可能断定，两个月后我也会灰溜溜地回来。

期末总结大会，校长宣布下学期工作安排，没有提到我和王洋的名字。我正纳闷没提王洋的原因，校长高声道：“我们的王洋老师要去新加坡做访问学者，当年我也去过，回来不到两年就当了副校长。让我们对她表示祝贺！”

所有人望向王洋，鼓掌。

会后我和王洋一起吃饭，两人都默不作声，气氛尴尬。三年过去，王洋曾被学校授予“优秀班主任”和“优秀青年教师”称号，成为重点培养精英，而我却成了逃离者。

王洋打破沉默，说：“这一去，不知道再回来还有没有我的位置。”

“怎么可能没有，你可是重点培养对象。”

“唉，你倒是跳出去了，学校又跟我签了个十年的合同。十年内要是毁约，要赔偿数十万。”

“十年呀？”

“是啊，他们把我和学校紧紧绑在了一起。”

……

暑假开始，我马上去事先找好的新单位上班。因没交离职证明，前三个月只算实习，工资折半。

九月份我赶紧回学校走离职程序，出乎意料的顺利，对方利索地给我办完了手续。其中一张表上有几个选项，办手续的老师在最后一项打了勾。

“未满五年，协商不缴纳赔偿金。”

六

离职后学校没有找我麻烦，只是多次申明：没有赔钱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对外说起。

现在我只能通过前同事的朋友圈，了解学校近况。他们朋友圈除了学生的点点滴滴，还有学校的建设成果。

王洋朋友圈里的新加坡，环境优美。照片、视频中的王洋，经常和小组热烈讨论、准备presentation。两年后王洋回国，我们见过一面。她回校后担任了高一新生班主任，在学校附近买了套二手房，低调地结了婚。

王洋很怀念在新加坡的时光。她在国外学会了许多先进的英语教学方法，效果很好，回到国内却施展不开，最终还是得强迫学生背单词和课文、盯着学生打扫卫生、跟家长斗智斗勇。

访学期间，王洋丈夫去新加坡看望王洋时，曾想在那儿找个工作，而后两人都留在那儿发展。可想起高额赔偿，她决定回国。

回国后，她有些后悔：“同行的一些老师毁约，留在新加坡读博士，很快就拿到了学位。”

接着，王洋问起我的境况，我顾左右而言他：“接替我工作的那个清华博士怎么样？”

王洋叹了口气，说：“怀孕回家养胎了，学校还是缺语文老师。”

“再招呗，反正包落户，不怕没人来。”

每年冬天，以前的同事都会转发学校的教师招聘信息，要求高，条件诱人。

“要求985名校博士，可解决北京户口。”

作者方然，现为童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