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北京户口就辞职

在北京工作,没有北京户口,我会觉得自己是在流浪。

2011年,我硕士毕业,无法落户意味着我必须交五年社保才能买房、办什么手续都得回老家、我的孩子不是北京人,最多读完初中就要回老家读高中才能参加高考等等。

还在北京上本科的时候,班里的外地学生大多打算毕业后落户北京。很多人选择继续读研,也是因为研究生更容易获得北京户口。读研期间有次年级大会,老师问有谁不想留北京,班里十几号人,只有一个少数民族保送生举手,说要回云南。

我就是这些外地学生之一。

那时大我几岁的男友已经在北京落户买房,我考虑过配偶随迁政策,婚后我也许能获得北京户口。男友去单位咨询后说,名额有限,不太靠谱。

北京落户政策收紧,通过人才引进、结婚等方式落户北京很难实现,大家寄希望于就业后用人单位帮忙落户,一门心思寻找能解决户口的工作。

同学们接到面试通知都要问一句:“不好意思,想确认一下,你们解决户口吗?”

那年4月,一所中学的人打电话问我:“我们的户口指标下来了,你找到工作了吗?”

我紧张到无法掩饰:“还正在找呢!咱学校还需要人吗?”

“要。”

挂了电话,我带着一堆材料马不停蹄地赶过去。那所学校小有名气,但地处偏远,座落在一个服装城旁,围墙陈旧斑驳,周边建设相对一般。

事情进展顺利,和负责的人谈了几句,很快就开始签合同。

“本合同有效期五年,如乙方在有效期内毁约辞职,将要承担月平均工资乘以未履约月份的赔偿金。”

这是合同中的一条规定。月平均工资5000,刚签订时毁约得赔30万,一年后毁约赔24万……尽管规定不合理,我还是签了字。

和我一起签约的还有王洋,与我同一所大学毕业的英语系学生。她原本找到了收入更高、更体面的工作。由于对方不能帮忙落户,王洋转战至此。

那天刚好碰上学校发福利,我和王洋一人领了一箱十斤重的黄杏,冒雨回城。

快到宿舍时,纸箱裂开,黄杏滚落一地。我呆立一旁看着那些泡在雨水里的黄杏,心中生出一种无力感。

我说:“算了,不要了吧,反正我也不爱吃杏。”

王洋说:“别急,我去附近找个袋子,你先守着。”

最后,我们捡起一些干净的,转身走了。

正式上班,我被分派到初中部当班主任,负责两个班的语文课,兼着团委书记。王洋则去了高中部,工作同样很多。

工作多且不说,学生叛逆就很闹心。班里的孩子生龙活虎,大多来自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常说:“读书顶个屁用!”

学校里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们极其爱护形象,身材发福,仍一年四季穿着各色修身的裙子,玫红、翠绿或者印花的。

她们的一些说法,让我难以接受。

“你心态要摆好,这些学生都是畜生,别把他们当人就好管多了。”

“你班二十八个学生,有两个考上高中就不错了,其他的都得去读卫校、学汽车修理,你何必跟他们较真。”

后来,领导经常逼着老师联系差生的家长,让家长带孩子去做智力测验。测试后,有些孩子被判定为智力低下。班里“笨孩子”越多,老师越轻松。

有的家长对学校很不屑:“破学校,装什么装,孩子要可以去别的地方,能来这儿?”

从学生、家长到老师,都是得过且过的心态。

此时的王洋很无奈。高中生过了上窜下跳的年龄,但他们更自我。上课或者平时,学生们都不爱搭理王洋。

周围人与我、王洋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

有个同学在一所重点中学的郊区分校工作,生源不好,可领导要求高。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孩子们一刻不停地上课学习,每天靠喝咖啡提神。为了出成绩,师生都累到不行。

我的一位朋友同样去郊区学校任教,不久因抑郁辞职回老家,一直喝中药调理。起因是,公开课上一名学生没来由地跳起来当着校长的面骂她。

大家聚在一起时会发发牢骚,但告别时,都会说:“户口下来再说吧。”

早上六点半我就得到学校,夜间九点多才能下班。为方便我上下班,男朋友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他要倒三次地铁、两次公交,历时两个小时才能到单位。

我俩作息不在一个点上,交流越来越少。

男朋友觉得,他为我牺牲很多、我为他做的很少,还总把训学生的那些话用到他身上。而我在学校又累又气,甚至被折磨哭,回家连个哄我的人都没有,我认为男朋友不够体贴。

矛盾归矛盾,我们并没有分开,后来领了证,由于不能休婚假,已经怀孕的我挺着大肚子坚持工作到寒假才补办婚礼。

怀孕后,领导给我减了负,同事们劝我别再跟学生动气。肚子越来越大,我越发懒散,学生没完成作业、违规违纪,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给医院的一名大夫塞红包,想在她那儿建档生孩子。建档需要生育服务证,这时我真切感受到了户口的大用处。

办生育服务证要去教育人才市场盖计划生育章,结果那儿的工作人员不肯,他说:“你的户口还在办理,等户口办下来我们就给你盖章”。

一听这话我急了,户口办下来还得等半年,到时孩子都出生了。我挺着大肚子跟工作人员理论半天,委屈地哭了起来。

第二次我带上丈夫,跟教育人才市场的领导吵了一架,事情仍未解决,只好另寻他法。后来,老公打听到他落户单位有计划生育的章子。盖完章,这闹心的事才算完。

半年后,孩子出生,户口也将到手。

原以为程序复杂,不料我和丈夫拿着区里的介绍信、原来的集体户口页去派出所,十分钟内就将我户口迁到了单位集体户口上。

最后把户口迁到丈夫的房子,也很简单,材料准备齐,三分钟就搞定。丈夫、孩子户口都在单位,新的户口本上只有我自己。

那年是2012年,尽管户口本一年到头也用不上一次,我的心却安定了许多。

我休完产假重返岗位,刚好碰上学校要做一个传统文化展示项目——组织学生表演古诗词朗诵和舞蹈给区、市教委领导观看。

我决定带领学生们排一个好玩的话剧:猪八戒穿越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和黛玉、宋江、诸葛亮等人对诗,并穿插笑料。

学生们喜欢那个剧本,从三月到六月,通过排练舞台剧,我和学生越来越亲近。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剧太逗了,大家一定很喜欢。”

可到最后带装彩排时,管德育的副校长要撤掉我们的节目。

“‘一朝被蛇咬,处处闻啼鸟’这种对白是瞎弄,还有‘气死我们班同学’、‘我是个女汉子’这些台词不符合教育理念。”

学生们很愤怒:“这些台词怎么了?春晚上贾玲还说自己是女汉子呢。”

我对此敢怒不敢言,愤怒归愤怒,真要撤我们也没办法。

后来,导演苏老师提出一个折中之法:把这个话剧作为热场节目,在各级领导入场前结束。

为了不白费数月心血,我们答应下来。台上效果极佳,台下笑声、掌声不断。演出很成功,可参演学生都很伤心,怪我没用。

同事们拍照片、视频,发朋友圈,夸赞我们的节目。但整个演出结束后,朋友圈里所有的同事,都已删除与那节目有关的动态。

这件事打击了我的工作积极性,甚至让我有辞职的冲动。

原以为这所学校的名头很响,学生素质也会高一些。来了才发现,二十几名学生只有寥寥几人能考上高中,绝大部分人只能上职高。

学校内部有很多潜规则,比如领导总让老师逼着学生去开弱智证明。下面的老师擅用冷暴力,有时会鼓动大家针对班上某个学生。

如果像学校里其他老师一样对学生放任自流,那我会很轻松,可我于心不忍。

犹豫再三,我决定,即使赔钱也要辞职。

“我要回去照顾孩子,顺便考博士。”这是我的辞职理由。语毕,我坐在校长办公室又黑又宽的沙发上,忐忑不安。

校长有些震惊:“方老师你这么做,让我们很被动。”

我坚定地把自己的想法又阐述了一遍。

校长见状,说:“好吧,合同是你和教委签的,你去找人事主任协商。”

我刚到人事主任的办公室,他就对我说:“校长刚打电话跟我说了,辞职可以,但你知道,协议上写了要赔偿的,具体多少钱,我们再算算。去年区里一个小学老师走,赔了二十多万。”

“我没那么多钱。”

“协议摆在那里,有法律效力,我们也没办法。”

我表面一副“反正我没钱,你能拿我怎么着”的样子,其实心里很慌张。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向朋友们求助,朋友们众说纷纭。

“你不应该越级找校长谈,应该先找年级主任和人事主任。”

“给校长送点钱,兴许就不用赔那么多了。”

还有朋友跟我说:“我一同学为了户口去工商局的办事处,天天给人办材料,两年后想走,领导不仅让他赔钱,还封杀他。”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决定先从人事主任下手,便经常去磨他。

然而他始终只有一句话:“看区里的意思。”

事情没有进展,我想:要不干满五年再说。可此时我要辞职的消息,已经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

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同事,看热闹不嫌事大,见我就问:“你要走啦?校长气坏了吧?以前经常表扬你,说招了个高材生,现在呢?”

暑假临近,人事主任突然主动提出让再我考虑一下,两个月后我还想走就给我办离职。

“这是要拖着我吗?”这态度转变,我难以置信。

人事主任摇头:“说给你办就一定给你办。”

他如此坚定地说出这句话,我心里更加不安。

回想起一个老同事说过,五年前一名语文老师辞职去开公司编教辅资料,校长让他留职停薪先出去干半年,结果半年后,他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意识到,校长和人事主任可能断定,两个月后我也会灰溜溜地回来。

期末总结大会,校长宣布下学期工作安排,没有提到我和王洋的名字。我正纳闷没提王洋的原因,校长高声道:“我们的王洋老师要去新加坡做访问学者,当年我也去过,回来不到两年就当了副校长。让我们对她表示祝贺!”

所有人望向王洋,鼓掌。

会后我和王洋一起吃饭,两人都默不作声,气氛尴尬。三年过去,王洋曾被学校授予“优秀班主任”和“优秀青年教师”称号,成为重点培养精英,而我却成了逃离者。

王洋打破沉默,说:“这一去,不知道再回来还有没有我的位置。”

“怎么可能没有,你可是重点培养对象。”

“唉,你倒是跳出去了,学校又跟我签了个十年的合同。十年内要是毁约,要赔偿数十万。”

“十年呀?”

“是啊,他们把我和学校紧紧绑在了一起。”

……

暑假开始,我马上去事先找好的新单位上班。因没交离职证明,前三个月只算实习,工资折半。

九月份我赶紧回学校走离职程序,出乎意料的顺利,对方利索地给我办完了手续。其中一张表上有几个选项,办手续的老师在最后一项打了勾。

“未满五年,协商不缴纳赔偿金。”

离职后学校没有找我麻烦,只是多次申明:没有赔钱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对外说起。

现在我只能通过前同事的朋友圈,了解学校近况。他们朋友圈除了学生的点点滴滴,还有学校的建设成果。

王洋朋友圈里的新加坡,环境优美。照片、视频中的王洋,经常和小组热烈讨论、准备presentation。两年后王洋回国,我们见过一面。她回校后担任了高一新生班主任,在学校附近买了套二手房,低调地结了婚。

王洋很怀念在新加坡的时光。她在国外学会了许多先进的英语教学方法,效果很好,回到国内却施展不开,最终还是得强迫学生背单词和课文、盯着学生打扫卫生、跟家长斗智斗勇。

访学期间,王洋丈夫去新加坡看望王洋时,曾想在那儿找个工作,而后两人都留在那儿发展。可想起高额赔偿,她决定回国。

回国后,她有些后悔:“同行的一些老师毁约,留在新加坡读博士,很快就拿到了学位。”

接着,王洋问起我的境况,我顾左右而言他:“接替我工作的那个清华博士怎么样?”

王洋叹了口气,说:“怀孕回家养胎了,学校还是缺语文老师。”

“再招呗,反正包落户,不怕没人来。”

每年冬天,以前的同事都会转发学校的教师招聘信息,要求高,条件诱人。

“要求985名校博士,可解决北京户口。”

作者方然,现为童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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