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笑樊胜美的人，是什么心态？

《欢乐颂2》落下了帷幕。虽然这是一部话题之作，但也是一部口碑沦陷之作，剧中的五美人设纷纷崩塌，樊胜美也不能幸免。

在第一部中，樊胜美的遭遇还是让观众同情居多，虽然她特功利、一心想嫁给有钱人、为人做事圆滑，观众也能有一种“理解之同情”，毕竟她的原生家庭太糟糕，置身于她那样的处境，我们也不见得会做得更好。除此，蒋欣出众的演技也为这个人物形象加分不少。

到了第二季中，不少人却对樊胜美的评价变了。多数人认为即便她原生家庭有问题，樊胜美也是自己“惯”的；网络开始将樊胜美与安迪、曲筱绡进行比较，设想如果她们在樊胜美的处境，肯定能够处理得更好。这个话题继而延伸到樊胜美与安迪、曲筱绡爱情观和事业观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是“爱情中要做安迪，而不是樊胜美”“安迪和曲筱绡是真勤奋，樊胜美只是看上去很努力”……

而在最后一集，编剧改变了小说的走向，来个大团圆结局。樊胜美一改之前的懦弱，和哥哥撕X；樊胜美和王柏川分开了，不是因为房子，而是樊胜美“顿悟”了，她认为自己不应该绑架王柏川，不应该把王当救命稻草，而应该靠自己；以前她总认为女人到了30岁不结婚就麻烦了，现在她一下子成了心灵鸡汤教主，说“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这样的强行逆转，并没有为人物加分，反倒让这个人物失去了令人信服的依据。大家都大团圆了，安迪、曲筱绡的大团圆是爱情事业家庭双丰收，樊胜美还只能是打了鸡血地“靠自己”，樊胜美的人设真是让人从剧中嘲笑到剧外。

在剧中，她一点不受曲筱绡待见，被曲贴上了“地摊货”“捞女”的标签，安迪没有这么赤裸裸地嘲笑她，但内心的OS是“安迪终于明白为什么樊胜美人情世故如此炼达，依然混迹在中下游，她不过是个办公室油子”。剧情之外呢，大家还得将她跟安迪、曲筱绡拎一块对比，说她能力配不上欲望，活在别人的标签里，格局太小，最后也混得最一般云云。

樊胜美当然不是不可批评——她的身上的确有种种弱点，只是批评也要讲究一个“基本法”。我们批评樊胜美时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非常重要，对于像她这样的底层人物的态度，折射出的恰恰是我们对于社会其他弱者的态度——尽管很多人对此并不自知。那么，嘲笑樊胜美的人，到底错在哪？

首要的，当批评者认同安迪或曲筱绡对樊胜美的评价，或者将三人进行比较指出樊胜美的不足时，批评者暴露出的逻辑是，对阶层“价值转码”（value transcoding）的认同。

《欢乐颂》系列电视剧，编剧采取的策略是，将人物的阶层，与人物的性情和魅力等同起来。这就是价值转码，将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转化为人的价值，将经济上的高下转化为文化、素质、道德或观念上的高下。因此，你看安迪一出场，编剧就给她搭配了各种最顶尖的资源：名牌大学高材生、精英、工作能力一流，追她的人非富即贵，还有老谭这种极品顶尖的男闺蜜；即便曲筱绡挺不学无术的，编剧也把她写成经商能力很强，赚钱能力一流，嘴巴虽毒但性情爽朗，分配给她的赵医生也是大帅哥一枚，万年男闺蜜姚滨不仅是富二代，还那么纯情。再如第二季一开始，安迪和小包总在泰国上演浪漫剧情，这画风让人以为是在看韩国偶像剧。

但到了邱莹莹、关雎尔和樊胜美这里就是另外一种画风了，她们都在过惨淡的现实生活。至于她们的性情人品，自然是比不上安迪和曲筱绡了，人家缺点都只是无关痛痒的，到她们这里，都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比如邱莹莹头脑艰难，观众恨不得进去掐死她，比如樊胜美就是各种拜金、功利和世俗。

应该承认，阶层对人的思维、性格等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编剧也只是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情境而已。这样的现实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

在BBC著名的纪录片《人生七年》里，它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跟拍了他们49年的人生，每七年记录一次，从7岁开始，14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一直到56岁。这个记录片赤裸裸地揭示了社会阶层和一个孩子的未来之间的关系。精英阶层的孩子一路按照既定路线上了最好的大学，从事受人敬仰的行业，如父辈一般过着上流社会的优渥生活。而寒门子弟大部分挣扎在底层，做着普通的服务类工作，在辍学、失业、养孩子的压力中变得平庸而认命。

为什么呢？举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富人们并没有什么物质忧虑，父母们有更多精力亲自抚养教育子女，子女们有条件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底气接受任何失败，他们的观念更开放、视野更开阔、性格上更为果断。穷人之穷，不仅仅是指物质层面，更包括由物质层面衍生的二次产物——人脉、见识、品味、自信等等。这种富人思维和穷人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富人和穷人的工作、前途和命运。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阶层的价值转码是客观存在的。

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存在”与“认同”是两码事。某件事情存在了，并不代表着它是合理的，更不代表我们就要去认同它。如同阶层的价值转码即使客观存在，假如我们认同它了，也意味着我们会忽视这种存在背后的种种不合理和不平等，比如城乡差异、资源分配差异。也比如网上“凤凰男”似乎成了贬义词，大家都在嘲笑凤凰男的抠、土以及对原生家庭的反哺，人们却不愿去想，凤凰男的标签背后是城乡差距悬殊这一事实，只要农村还是那样凋敝，农民还是那样穷，凤凰男就会一直存在。

更严重的是，一旦我们合理化了阶层的价值转码，我们也就合理化了对弱者的嘲笑和歧视，我们就站在了食物链顶端的人的立场上，我们在和强者一样嘲笑弱者，可明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是弱者。

对樊胜美、邱莹莹的嘲笑和丑化就是如此，拿安迪、曲筱绡来将樊胜美比下去也是如此。什么叫安迪和曲筱绡是真勤奋，而樊胜美是看上去很努力？将曲筱绡和樊胜美的处境掉个个儿，樊胜美或许比安迪做得更好，而曲筱绡也许就比樊胜美更糟糕了。

樊胜美一直希望有个房子，大家都叫嚷着她拜金，都说要像安迪那样有大格局啊云云，是啊，如果樊胜美有千万遗产可以继承，可以像安迪那样背着几万的爱马仕包包然后一脸无辜：我不知道是什么，以后也不用愁小孩落户上学等问题，她大可以洒脱地说：要房子干什么，自己快活最重要。

并非樊胜美不可批评，而是我们在对弱者的不足进行点评时，要切记菲茨杰拉德的一句话：“当你想批评他人的时候，你要了解，并非世上每个人都拥有你拥有的东西。”我们应该试图站在她的立场上，给她提出务实可行的方案，而不是套上几句“舆论正确”的理中客言辞，你讲得很对，但一定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

站在强者的立场上嘲笑弱者，改变不了弱者的现状。如果像编剧那样，强行给了一个大团圆结局，不过是以鸡汤手法掩盖阶层差异，只是在教会弱者妥协和犬儒。只有对弱者有恻隐之心，只有将她们的遭遇放置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予以分析、理解和批评，我们才能从个案出发去理解阶层差异之后可能潜藏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从根本上慢慢改变阶层的价值转码这一残酷的现实。

来源：南周知道 微信号：nz_zhid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