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嘲笑樊胜美的人,是什么心态?

嘲笑樊胜美的人,是什么心态?

《欢乐颂2》落下了帷幕。虽然这是一部话题之作,但也是一部口碑沦陷之作,剧中的五美人设纷纷崩塌,樊胜美也不能幸免。

在第一部中,樊胜美的遭遇还是让观众同情居多,虽然她特功利、一心想嫁给有钱人、为人做事圆滑,观众也能有一种“理解之同情”,毕竟她的原生家庭太糟糕,置身于她那样的处境,我们也不见得会做得更好。除此,蒋欣出众的演技也为这个人物形象加分不少。

到了第二季中,不少人却对樊胜美的评价变了。多数人认为即便她原生家庭有问题,樊胜美也是自己“惯”的;网络开始将樊胜美与安迪、曲筱绡进行比较,设想如果她们在樊胜美的处境,肯定能够处理得更好。这个话题继而延伸到樊胜美与安迪、曲筱绡爱情观和事业观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是“爱情中要做安迪,而不是樊胜美”“安迪和曲筱绡是真勤奋,樊胜美只是看上去很努力”……

而在最后一集,编剧改变了小说的走向,来个大团圆结局。樊胜美一改之前的懦弱,和哥哥撕X;樊胜美和王柏川分开了,不是因为房子,而是樊胜美“顿悟”了,她认为自己不应该绑架王柏川,不应该把王当救命稻草,而应该靠自己;以前她总认为女人到了30岁不结婚就麻烦了,现在她一下子成了心灵鸡汤教主,说“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这样的强行逆转,并没有为人物加分,反倒让这个人物失去了令人信服的依据。大家都大团圆了,安迪、曲筱绡的大团圆是爱情事业家庭双丰收,樊胜美还只能是打了鸡血地“靠自己”,樊胜美的人设真是让人从剧中嘲笑到剧外。

在剧中,她一点不受曲筱绡待见,被曲贴上了“地摊货”“捞女”的标签,安迪没有这么赤裸裸地嘲笑她,但内心的OS是“安迪终于明白为什么樊胜美人情世故如此炼达,依然混迹在中下游,她不过是个办公室油子”。剧情之外呢,大家还得将她跟安迪、曲筱绡拎一块对比,说她能力配不上欲望,活在别人的标签里,格局太小,最后也混得最一般云云。

樊胜美当然不是不可批评——她的身上的确有种种弱点,只是批评也要讲究一个“基本法”。我们批评樊胜美时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非常重要,对于像她这样的底层人物的态度,折射出的恰恰是我们对于社会其他弱者的态度——尽管很多人对此并不自知。那么,嘲笑樊胜美的人,到底错在哪?

首要的,当批评者认同安迪或曲筱绡对樊胜美的评价,或者将三人进行比较指出樊胜美的不足时,批评者暴露出的逻辑是,对阶层“价值转码”(value transcoding)的认同。

《欢乐颂》系列电视剧,编剧采取的策略是,将人物的阶层,与人物的性情和魅力等同起来。这就是价值转码,将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转化为人的价值,将经济上的高下转化为文化、素质、道德或观念上的高下。因此,你看安迪一出场,编剧就给她搭配了各种最顶尖的资源:名牌大学高材生、精英、工作能力一流,追她的人非富即贵,还有老谭这种极品顶尖的男闺蜜;即便曲筱绡挺不学无术的,编剧也把她写成经商能力很强,赚钱能力一流,嘴巴虽毒但性情爽朗,分配给她的赵医生也是大帅哥一枚,万年男闺蜜姚滨不仅是富二代,还那么纯情。再如第二季一开始,安迪和小包总在泰国上演浪漫剧情,这画风让人以为是在看韩国偶像剧。

但到了邱莹莹、关雎尔和樊胜美这里就是另外一种画风了,她们都在过惨淡的现实生活。至于她们的性情人品,自然是比不上安迪和曲筱绡了,人家缺点都只是无关痛痒的,到她们这里,都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了。比如邱莹莹头脑艰难,观众恨不得进去掐死她,比如樊胜美就是各种拜金、功利和世俗。

应该承认,阶层对人的思维、性格等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编剧也只是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情境而已。这样的现实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

在BBC著名的纪录片《人生七年》里,它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跟拍了他们49年的人生,每七年记录一次,从7岁开始,14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一直到56岁。这个记录片赤裸裸地揭示了社会阶层和一个孩子的未来之间的关系。精英阶层的孩子一路按照既定路线上了最好的大学,从事受人敬仰的行业,如父辈一般过着上流社会的优渥生活。而寒门子弟大部分挣扎在底层,做着普通的服务类工作,在辍学、失业、养孩子的压力中变得平庸而认命。

为什么呢?举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富人们并没有什么物质忧虑,父母们有更多精力亲自抚养教育子女,子女们有条件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底气接受任何失败,他们的观念更开放、视野更开阔、性格上更为果断。穷人之穷,不仅仅是指物质层面,更包括由物质层面衍生的二次产物——人脉、见识、品味、自信等等。这种富人思维和穷人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富人和穷人的工作、前途和命运。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阶层的价值转码是客观存在的。

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存在”与“认同”是两码事。某件事情存在了,并不代表着它是合理的,更不代表我们就要去认同它。如同阶层的价值转码即使客观存在,假如我们认同它了,也意味着我们会忽视这种存在背后的种种不合理和不平等,比如城乡差异、资源分配差异。也比如网上“凤凰男”似乎成了贬义词,大家都在嘲笑凤凰男的抠、土以及对原生家庭的反哺,人们却不愿去想,凤凰男的标签背后是城乡差距悬殊这一事实,只要农村还是那样凋敝,农民还是那样穷,凤凰男就会一直存在。

更严重的是,一旦我们合理化了阶层的价值转码,我们也就合理化了对弱者的嘲笑和歧视,我们就站在了食物链顶端的人的立场上,我们在和强者一样嘲笑弱者,可明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是弱者。

对樊胜美、邱莹莹的嘲笑和丑化就是如此,拿安迪、曲筱绡来将樊胜美比下去也是如此。什么叫安迪和曲筱绡是真勤奋,而樊胜美是看上去很努力?将曲筱绡和樊胜美的处境掉个个儿,樊胜美或许比安迪做得更好,而曲筱绡也许就比樊胜美更糟糕了。

樊胜美一直希望有个房子,大家都叫嚷着她拜金,都说要像安迪那样有大格局啊云云,是啊,如果樊胜美有千万遗产可以继承,可以像安迪那样背着几万的爱马仕包包然后一脸无辜:我不知道是什么,以后也不用愁小孩落户上学等问题,她大可以洒脱地说:要房子干什么,自己快活最重要。

并非樊胜美不可批评,而是我们在对弱者的不足进行点评时,要切记菲茨杰拉德的一句话:“当你想批评他人的时候,你要了解,并非世上每个人都拥有你拥有的东西。”我们应该试图站在她的立场上,给她提出务实可行的方案,而不是套上几句“舆论正确”的理中客言辞,你讲得很对,但一定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

站在强者的立场上嘲笑弱者,改变不了弱者的现状。如果像编剧那样,强行给了一个大团圆结局,不过是以鸡汤手法掩盖阶层差异,只是在教会弱者妥协和犬儒。只有对弱者有恻隐之心,只有将她们的遭遇放置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予以分析、理解和批评,我们才能从个案出发去理解阶层差异之后可能潜藏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从根本上慢慢改变阶层的价值转码这一残酷的现实。

来源:南周知道 微信号:nz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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