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什么老板,我只想做一个自律而不安的自由职业者

文 ✎ 裘雪琼

编辑 ✎ 张慧

每小时333美金,程超创下了Upwork网站中国注册会员的最高收费纪录。

用“自由职业金领”称呼程超并不夸张。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职业平台,Upwork拥有1.5万名中国用户,但接单挣钱的只有约10%,大部分持续接单会员的收费,在20—30美金区间浮动。

程超40岁,坐标上海,为海外客户提供包括战略咨询、业务拓展、内容营销在内的9类服务。仅从外表观察,程超更像典型的商务人士:黑边全框眼镜,衬衫、西裤和皮鞋,背黑色TUMI双肩包,使用Macbook Pro和iPhone 6。但他的办公地点不是高楼林立的陆家嘴金融中心,而是离家40分钟脚程的几间咖啡馆。

▵2016年11月,程超赴美洽谈业务,在耶鲁大学校园漫步(受访者供图)

在百度搜索“自由职业者”,会跳出1030万个相关词条;问答社区知乎上,“自由职业”话题吸引了近8万人关注,催生了1000多条问答。

《韦氏大词典》对自由职业者的定义是:独立工作,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不向任何雇主做长期承诺而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更早的定义可以追溯到民国:“需要通过专门的考试,取得资格后得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范围包括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教师、记者等。”正因如此,彼时的自由职业者被称为“近代中国的专业群体”。

2015年,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相关机构调研发现,自由职业者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职业”,“收入高”、“可任意支配时间”、“工作场所自由”三大理由极具诱惑力。不满本职工作的网友纷纷在知乎上提问:“如何成为自由职业者?”

某种程度上,大众过度想象了自由职业者生活的美好——收入高与收入不稳定如同硬币的正反面,免去通勤打卡的痛苦却必须咀嚼孤独的况味,一面安心于以专业技能自给自足,一面恐慌职业发展的未来路径——这些才是自由职业者痛并快乐着的日常。

一个人的创业

2016年5月,28岁的杨子江离开打拼5年的上海,回到武汉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他的第二次尝试。上一回,他拒绝了月薪一万二的全职岗位,自降1/3薪水换回老板远程办公的允诺。但是,仅一个月光景,公司便叫停了这种不走寻常路的雇佣模式。

随性安排时间,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是杨子江钟情自由职业的原因。他享受眼下的工作状态——上午浏览新闻维护自建网站,下午工作与看书交替进行,晚饭后“头脑更清醒,注意力更集中”,就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

杨子江觉得自己重新拥有了生活。以前他的早饭总是因为时间匆匆而选择牛奶泡麦片或巴比馒头配豆浆,其实内心“很厌恶”。现在省下通勤的几十分钟,他可以悠哉地烤面包,煎火腿,煮咖啡。在上海上班时,杨子江的游玩范围只覆盖了杭州、乌镇。有了更自由的工作节奏后,他在4月中旬和女友去马来西亚待了6天,体验了一回深度游。

同样悠然自在的,还有夫妻档自由潜水教练庞晓萌、袁静雪,他们常年在东南亚教课。打开他们的朋友圈,映入眼帘的是蓝天白云、碧海沙滩、绚丽诡谲的海底世界以及一桌桌海鲜盛宴。每条状态下,都跟着一溜表示“酷”“羡慕”的留言和表情。

▵庞晓萌(左)和袁静雪(右)都是自由潜水教练,一年有60%的时间在国外教课(图/尹夕远)

2017年清明假期后,他们在北京探亲休假。如果不是蜜月旅行班机的延误,这对夫妻应该还在北京东三环的基金机构和幼儿园上班,过着驱车30分钟上下班的安稳日子。他们是领导眼中前途光明的“小庞”和“小袁”,而非潜水学员心里潇洒有趣的“大萌”和“葵葵”。

在改签的班机上,两人第一次看到潜水宣传片,从此对这项运动“上瘾”。仅2013年,他们就在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潜水三次。“北京这么堵,还不如去潜水”的念头“突突突”地在庞晓萌心里冒芽。“我天天跟葵葵说,要不然咱别在北京上班了,要不我们做点别的?”

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庞晓萌拿出本子算了笔账,左边是全部积蓄,右边是考证费用,差不多能相互抵消。

“我俩就决定,不在北京干了,咱就去考一个潜水教练,去海外当教练去。”2017年4月,在顺义一处老小区的两室一厅套房中,他们这样告诉《博客天下》。一样的高个儿,一样的黝黑皮肤,一样的爽朗直率。袁静雪留着及肩长发,黑T恤破洞牛仔裤,庞晓萌穿着自己设计的黑色短T,背后是条一跃而起的红蓝渐变鲸鱼,和竖排白色英文字母SCUBAPE(意为“潜水猿”)。

朝南的客厅右侧摆着一架蒙着红布的黑钢琴。左边与餐桌椅、木制沙发、跑步机抢夺空间的,是两个26寸的旅行箱和一个四方的橘黄箱子。前者装着重达20公斤的湿衣、面镜、潜水服和脚蹼等装备,后者专放用于水下摄影的索尼A6300相机和防水壳,加起来也有十来公斤。

如果说杨子江还在摸索自由与自律的边界,那么庞晓萌夫妇已能在这两种状态中切换自如:一年60%的时间用于教课,40%的时间旅行、回国探亲。国外教课生活异常规律: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出海,傍晚四五点回到陆地,有时候晚上还给学生上理论课,一天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强度最大的阶段,袁静雪连续十七八天下水教学,“整个人被掏空了”。

回北京只是打着休假的名义工作。他们坚持打隐形上班卡,每日驱车10公里到最近的星巴克报到,里头任意一张圆木桌就是俩人的工位。写微信公号文章、剪辑潜水视频、设计学员T恤、从论坛潜水板寻找学员……袁静雪说,丈夫比上班时更拼命,连游戏都不打了。她自己也一样,就连吃饭都手机不离手,边吃边回复咨询微信。老朋友不免诧异:你们在北京又不下水,为什么吃个饭还需要一直盯着手机看?“其实我俩脑袋里有一个没有注册的公司。公司名就是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的银行卡就是公司账户。做自由职业,你就等于从后头踹了自己一脚,把你踹到老板的位子上去了。”庞晓萌收起笑容,神色严肃。

程超也有同感:“自由职业等于个人创业,我们就是为自己打工,给自己做老板。”

他正是从创业轨道转换到自由职业路径的。2003年,程超注册了公司,带着五六个员工,同步开展商务礼品和翻译业务。天天干活到凌晨三四点钟,日子却很艰难:商务礼品缺乏客户,翻译业务看似红火,实则利润稀薄,再加上“心太野,摊子铺得太大”,程超一年时间就耗完近百万积蓄。

此后,他尝试了诸多方向,组建英文网络社区、24小时口语网站、写“创业天空”博客……这种在迷茫里挣扎的状态,直到2011年7月才有所缓解,他首次从Upwork上接到境外订单,时薪5美金;顺利完成后,下一单上涨到每小时10美金;订单大量飞来,时薪就像滚雪球似的,一再上浮,几十美金、一百美金直至333美金。时来运转的背后是程超长期的坚持:在博客上写英文文章,日复一日将工作流程“标准化”,不断完善个人英文网站上的业务案例。

正如自由撰稿人周冲所说,自由职业者想成功,“要自己给自己下任务。自己做自己的主管,自己做自己的监工,自己做自己的质检,自己做自己的签字收货人。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都不徇私念情。”

分裂的身份

程超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上午9点至下午4点工作,晚上9点半后与海外客户远程交流,周末看电影、陪女儿、参加聚会,“以保证与社会不脱节”。因为早晚接送女儿上幼儿园,程超每天都和“职业”接送孩子的爷爷奶奶们打照面,一位来自大连的阿姨有天忍不住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有空?”

“做英语培训的。”这是程超最新的答案。2017年起他提出“超哥魔法英语”概念,为成人和儿童提供线上英语一对一辅导,并面向部分跨境创业者开展能力提升服务。此前,他对外的职业介绍换过好几个,“网上做生意的”、“做翻译的”、“做国际贸易的”,甚至胡诌“开淘宝店的”。

▵不用打卡通勤,随时随地办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渴望成为自由职业者

杨子江也有过类似遭遇。常有遛狗遛娃的阿姨拦住这个大白天不上班的年轻后生,“小伙子,你做淘宝的?”杨子江已经学会了不尴尬,他一般说自己是“修电脑的”或是“做软件开发的”,这样的答案简单具象,更符合上一辈人的职业认知。杨子江说,扎根一线城市的同龄朋友还劝他“还是回公司上班吧”,他怎能奢望这些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的“50后”、“60后”长辈理解自由职业的实质呢?

“找个铁饭碗”、“到好单位上班”的职业观念根深蒂固了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后,自由职业者重现江湖,却被看做“无业游民”,被谈及总是躲不过不屑甚至鄙夷的口气。

“微信之父”张小龙就曾是“不合时宜”的自由职业者。1997年,28岁的张小龙业余研发了免费软件Foxmail,大获成功。思前想后,他辞职以专心完善软件系统。

当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稿件,将张小龙形容为“互联网大潮涌动下的悲剧人物”,字里行间传递着“他会不会饿死”的担忧。实际情况确实不乐观,山穷水尽之际,张小龙甚至想过把软件托付朋友,自己远赴美国打工。

时移势易。随着四通八达的互联网成为远程办公的设施基础,社会舆论也变得温和起来。程超正是这一变化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2008年有媒体记者约访程超,但对方“把我们与农民工、体力劳动者混在一起”。风向标在2016年出现转变:第三方支付平台PayPal操作了一组跨境自由职业者的视频,邀请程超为其拍摄了时长1分半的个人短片;知乎圆桌发起“自由职业之路”主题讨论,程超是发言嘉宾之一;随后他开设知乎专栏,几天内吸引千余人关注;到了2017年1月,他抱着女儿的大幅照片和千字英文报道登上了中央媒体《China Daily》(中国日报)。

然而,固有观念的升级难以一蹴而就。虽然网络空间积累了大批自由职业理念的拥趸,但现实生活的密实高墙,仍然隔离着自由职业者与亲朋好友——于是,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空前分裂,他们是线上备受推崇的“大神”,也是线下低调沉默的“少数派”。

在知乎拥有134万关注者的青年作家张佳玮,大学毕业8年来没上过一天班。他曾用写作的收入说服了父母,但每年六位数的存款证明无力赢得女友家几位长辈的信任——不管他有多少个稳定的约稿编辑,老人们只是认定他“没有单位”,“如果生病了没的依靠”。

“社会观念和舆论是有转好,但只是在90后那里。超过35岁以上的人对自由职业的认可度还是不大。”自由设计师何鸿告诉《博客天下》。

2014年,何鸿从厦门辞职回家乡福建省平潭县创业,为填补资金缺口,开始从网络接单包装设计业务。放弃创业后,父母催他找份工作,选择很单一——在本地传媒公司或小型广告店当美工,领一份二三千元的月薪。

何鸿决定单干。他干得不错,月收入少则四五千,多则两万,足够负担日常生活和房贷。这几年,他结婚成家,即将为人父。但在思想保守、闲言闲语不断的县城熟人社会,何鸿切身感受着亲友施加的舆论重压。

“人家问,你儿子做什么。如果说‘我儿子在家’,那压力就很大”,何鸿心疼父母,也想证明自己拥有正当工作,“爸妈并不理解自由职业的真正含义,他们认为网络总是不靠谱,我根本就不用解释,因为他们听不懂”。

他选择了最俗但最管用的方式——每月向父母上交8000元,即便为此他必须起早贪黑地“多做点设计”。手抚厚厚一沓人民币,父母心里踏实了,终于相信儿子“在家在网上也能赚钱,而且比其他人赚得多”,冷嘲热讽自此销声匿迹。大半年后,完全没有了思想包袱的何家父母,主动向儿子喊停这笔“进贡”。

在网络写作平台“简书”上,何鸿颇有人气。2016年11月下旬,他以“不戒大师”ID踏上写作之路,专写“自由职业”话题的文章。迄今他更新57篇文章,收获3981个粉丝和8818个点赞。一篇名为“大部分的恐惧,与你的懒惰有关”的文章点击量最高,13640人浏览,有306条留言。很快,何鸿的文章会结集为《自由职业从0到1》一书面世。

危机感

自由职业同样有晋升与淘汰,不安全感、孤独、焦虑与迷茫每时每刻伴随着自由职业者,俯视着他们将个人专长变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全过程。

厌倦职场、向往自由职业的上班族,很难抵御每月固定工资、齐全五险一金的吸引力。而每个与之断舍离的自由职业者最先遭遇的心理敌手,正是订单中断触发的不安全感。

9个月,4万块收入,2011年秋天,程超再度陷入困境。那段日子,他的视线只要落在年幼女儿身上,内疚就会蔓延,侵袭他的五脏六腑,那是父亲不能为女儿提供舒适生活的无力感。

好在,第一笔境外订单带来源源不断的第二笔第三笔,到了2012年,程超带妻子去菲律宾旅游,自此一年两度长途旅行成了这个家庭的习惯。驱散盘桓多年的焦虑,他却逃不开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跌宕滋生的危机感,“前几年,汇率从7.6一路下滑到6,这很慌的”。居安思危的意识催生了英语培训与跨境创业咨询两块国内业务,将这两者做到整体业务的近20%,是程超设定的2017小目标。

庞晓萌从头到尾担心的是一件事——没有人来学潜水,怎么办?他经历过两次业务淡季,两周没一个学生,意味着往返机票、吃穿住行都打了水漂。因此,庞晓萌喜欢微信对话列表里一个个消灭不掉的红点点,“我不会烦啊,如果哪天一个学员都不来问我,我心里会特焦虑”。

做潜水教练,夫妻俩的平均月收入较从前缩水了五六千元。只要回京,庞晓萌就住在母亲名下的老房子,出门开那辆7万元购置的起亚汽车。“潜水本身不能发家致富,指望它买车买房没戏。”这点他在辞职前想明白了。

职场有着一目了然的上升路径,自由职业者的未来则全然掌握在个体手中。始终纠缠庞晓萌的焦虑是,“到了五六十岁做什么,还背着气瓶下去潜水吗?”最终他设定了“奋斗计划”,五年内在国内组建潜水俱乐部,或在东南亚开设自己的潜水店,再把双方父母接到身边生活,“最不济,我们就回北京伺候老人”。

另一种心理挑战是孤独。挥别复杂职场人际关系的代价之一,是人际圈的缩小乃至闭合。程序员网站V2EXID上,用户“AlwaysBee”留言说,他辞职在家的4个月只见过5个朋友,其余大把时间不是一人孤单散心,就是宅在家里敲代码。因为孤独,原本远离微信朋友圈的他,每天都要发好几条状态刷存在感。

孤独也侵袭着杨子江。此前,他整租了武汉三环外的两室一厅,从起床到入睡都盯着4K高清显示屏编程。“与公司职员不同,我们都是单打独斗、孤军奋战。我和其他同样为一个大项目做小项目的上下游程序员没有交流,也没有技术积累,这是很大的缺陷。”杨子江想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想与码农群体线上切磋技术,于是创办了V2MM网站。

目前,V2MM共发起692个主题,累计3600个帖子,668位注册会员“大部分有创新意识,特立独行”,写博客的、做软件的、有创业想法的人很多,真正做自由职业的人很少。某种意义上,这个虚拟空间是杨子江的一个内心归属地,他愿意投入一半精力运营完善它。

杨子江陆续见过两三个网友。相隔屏幕的“神交”落地为面对面的直接交谈,他感到孤独被缓解了,就连武汉这座城市的面目也从飘渺陌生变得真实可亲。网站还孕育了“上弦”团队,一个集合了来自武汉、南京、上海的自由与非自由程序员的虚拟工作室。杨子江和其他7位团员共享业务资源,组团承接大型项目,在一次次协同作战中提升个体的编程技术。

何鸿试图让社会接受自由职业也是正当职业,并帮助一千个人成为合格的自由职业者。

不久前,一个在油田做资料整理员的网友给何鸿发私信,“想做自由设计师,但对设计一窍不通,只是说看到别人做得很不错,活得很滋润”。在何鸿看来,这样的美化正是大众对自由职业的误解,“很多人看着这件事很美,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真相”。

如果做自由职业是一场游戏,那么它的通关秘诀究竟是什么?“找准方向,每天进步一点点。”程超语气平静地说。

来源:博客天下 微信号:bktx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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