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没有多少乡愁的人。在试图书写家乡的过程中，我逐渐认清了这一点。一开始我也写过以故乡为抒情对象的文章，这几年才意识到这些情感多半是伪造的。我其实是憎恨土地的。“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和海子一样，土地令我恐惧。
不少怀乡的文章，都会提及当下农村的凋敝。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不久前的农村是充满活力的。我的记忆却并非如此。九十年代，各种农业税很重，农作物收购价也低，不少农民一年忙到头，最后还要负债。很多家庭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让小孩辍学。外出打工，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一种机遇。小时候我常常在“打工仔”返乡的表情里，看到他们在田间劳作时所没有的喜悦。这种情感在失落的田园诗里是找不到的。
如今我们村的田地全都承包给了外地来的大老板，据说要盖一座影视城。人们住在村子里，却已经不是农民了，但也不是工人，更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等待共和国重新命名的人。然而，他们并不因为失去土地和身份而惋惜，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叹息。他们觉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积极筹备着搬去镇上、县城或省会的计划，为自己能从土地上逃亡而感到庆幸。
我们家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从居住了十年的县城搬回了农村。亲戚们对此表示不解，我却很理解父亲的这一决定。和农村的其他家长一样，我的父亲期望着他的儿子能够在大城市出人头地，以此改变家族的命运。工作头两年过年，我都是借钱回家的；报给父亲的工资也总是比我的实际收入高；每年挣的钱差不多有一半会打给家里。这些举措当然不能阻挡父亲向现实低头。当家里开始有存款的时候，县城的房子我们已经买不起了，单位留给父亲的廉租房也要收回：回家盖房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次搬迁使得我仅有的那点乡思破坏殆尽。我“必须修改背景，才能重返故乡”。小时候燕子在我家的屋檐下盖了一个巢，顺着它们飞翔的轨迹，可以看到一大片稻田以及点缀其间的水牛。现在它们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瓷砖和整齐划一的无花果树。后者来自于家乡首富最近的创业计划。在同乡的眼里，这是欣欣向荣的象征。
“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一被耶稣诅咒的植物却让我感觉自己置身于异乡。回家对我而言，变成了一件越来越艰难的事情。和在北京一样，村子里到处都是陌生人：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我还记得，但多半已经忘了该如何称呼他们，村庄依然遵循着严格的辈分排行；而那些更年轻的一代就像是在一夜之间充气长大的，他们是新的主人，但心思全都系在别处。在他们面前，我感到紧张。过年在家的时候，我很少出门。村里人笑我是“秀才”，得知我出书的事情后，他们又喊我“大作家”，问我什么时候拿诺贝尔奖。这种没有多少恶意的嘲笑，对我已经不能产生影响了。我只是不想成为人们的焦点。
儿时最好的玩伴却是必须要见的，多年以来，他一直通过各种社交软件试图和我保持联系，我的回应却一直冷淡，对此我感到内疚。但过年时的见面，却一次比一次尴尬。有一年刚刚完婚的他，责怪我不去参加他的婚礼。交谈间，他不时喊他那在里屋看电视的妻子出来见我。最后，几乎是在他的怒吼下，那个姑娘才挺着肚子扭捏地走了出来。第二年，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刚好回了一趟家，便被邀请去他家参加酒席。桌子上摆满了城市回馈给乡村的各种“礼物”：假冒的饮料和可疑的速食品。他笑着对我说：“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你得加把劲了。”那个皮肤黝黑的婴儿，看起来就像是他的复制品。
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人很聪明，记忆力好，考试成绩有时在我之上，只是初中没念完就早早辍学了。如今他在上海送外卖，已经做了好几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这些年我每次见他，都感到他老了一圈，虽然才刚到三十岁。提前衰老似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宿命。我想起北岛的句子：“同代人久别重逢就如同照镜子：你看见人家多老，你就有多老。”
也正是透过他，当我在北京的街头遇到行色匆匆的外卖员时，我常常感到，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遥远。这当然只是一种抽象的感觉，一旦实地接触，隔膜便无处不在。我曾尝试过写下他的故事，却始终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如今我不得不承认，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的世界。彼此迥异的人生经验使得交集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而我已经放弃了沟通。当我和父亲一同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联播，当我的小学同学站在我面前以国家的立场来谈论时事新闻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遥远的心灵距离。我厌恶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陈规陋习和意识形态，它们却构成了亲人们的精神食粮。
有一年，我的母亲不经意间向我谈起她的一个梦。在梦里面，和父亲结婚多年之后，她仍然无法生育，有很多人站在田埂和草垛上笑她，她急得想投河自杀。这个梦让我惊讶，我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在养育了二女一子之后，生育的焦虑依然在影响着母亲。这是一种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会滋生出来的噩梦。我的童年正是“计划生育运动”的高潮，村子里贴着“宁添一口坟，不添一个人”的标语。镇子的主街上挂着“严禁溺弃女婴”的红色横幅。有的人家“超生”之后，村干部会带人去“抄家”，把电视机、电风扇、手表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女人呼天抢地，男人则在一旁默默抽烟。生儿育女这件事从来都没有让我感到任何美好之处。当然，和母亲一样，我只能把它当作梦魇消化掉。
这几年父母和姐姐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我开始害怕看到家人的来电，有时甚至会直接挂断。他们各自的婚姻，可以说都是不幸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仍然将结婚和生育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除了在人与人的结合与繁衍之中，他们很难从别处找到生命的意义。我发现我无法书写他们，这是一种在现代文明之外的生活，我会忍不住将其描写成一桩苦役，一场悲剧。但这并不能准确概括出他们的人生，甚至和他们的真实面貌相距甚远。
在我看来，乡村生活表面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内里却依然延续着古老的仪式。这仿佛是一种诅咒，在它的作用下，历史的进程是不存在的，人们的观念永远在原地打转。有时我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激情，想要去刺破这种一致的和谐。我想把自己的家庭变成反抗父权社会的试验场。这些年我常常想起上古神话里的哪吒，“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他大概是最接近西方“弑父”文化的形象，尽管这种反叛是依靠自我毁灭来实现的。我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在当下社会，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在孝顺的同时还保有独立人格。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必须要做一个不孝子。”
这种对抗的意识使我的写作离乡村越来越远。然而，落到生活实处又是另一回事了。在与亲人的接触中，我为自己的坦诚而苦恼，又为自己不能彻底坦诚而羞愧。一面逃离，一面又忍不住回望他们注视我的双眼。我依然在为家人虚构着自己在大城市里的生活，许诺给他们我从来就不曾相信过的明天。
不过，在朋友的启发下，我开始思考另一种还乡的可能性：回老家写作。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将生活成本降到了最低。而且，所谓的“紧张和尴尬”，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投射，人们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在乎你。每一年乡亲们都会询问一模一样的问题便是例证，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在乎答案。何况春节之外的时间里，村子是空的。特朗斯特罗姆说，“童年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经验是危险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也许只有到那个时候，我才能重新审视乡村生活经验，与土地和解，平静地“穿越死亡”。
作者：远子（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28034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