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朔方
出品 |浪潮工作室
一直以来，很多人以为关公就是个香港人。
在80、90后共同的记忆里，香港电影里一直有个关羽像，饭馆、商铺、黑帮会堂，甚至警察局里，关公的大刀、那忽明忽暗的香头，总能让人把心神从剧情里剥离几分挪过去看一眼。
透过香港电影，不难发现关公在东南沿海黑白通吃的江湖地位。《中国行业神崇拜》一书曾统计，供奉关公的行业多达22种以上，而且神职范围远超其他神仙，举凡身体健康、家庭和乐、惩奸执法，连姻缘、生小孩都可以拜关公，关公难道是神界的便利商店店员？
尤以财神一职最令人费解，关羽草莽武将一枚，一生跟财富没有半毛钱关系，却被尊为财神，关羽到底是怎么坐上财神坛位的？山西人关羽，是怎么跑到广东、香港、台湾扎根的？
一代武将封神路
要说“拜关公”，首先得说一说关公。关公，姓关名羽字云长，出身草莽，立下赫赫战功，威震华夏，最终被斩于临沮以悲剧收场。更不走运的是，关羽死后，中国封建文化转向了儒家，讲究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关羽这种杀伐暴力的武士，只能惨遭雪藏。
甚至在民间野史里，关羽一度是只凶神恶煞的厉鬼。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在荆州和关中地区的人眼里，关公变成了一个带领鬼兵和传播疾病的瘟神。
人们自那时起便开始在家中祭拜关公，民间也开始出现各种与关羽有关的祭祀活动，但这终归是基于恐惧而来的信仰，不是趋吉，而是“避凶”，且不是“大统”，“拜关公”只能勉强算作一个小众的信仰活动。
隋唐两代之初，关羽一直都不太受待见。但中国人拜的神佛，讲究的是实用性第一，不管前代皇帝信仰如何，只要现实有需求，皇帝可以立刻造神。
安史之乱后，眼看着国力开始走向衰弱，唐玄宗赶紧单开了武庙，专门供奉“战神”姜子牙，鼓励士气，安抚民心，为国续命。文庙孔子有四科十哲，姜子牙不能输，官员们打开历史课本，像选秀节目一样进行万人海选，选出了专属武庙的十名陪侍大将。但此时的关羽，连武将前十都没排上，只能在后排沾沾香火。
关羽的神仙命运发生转折，是宋代之后的事情了。宋代是历代王朝中军事实力最弱的朝代之一，北宋时北边有辽，西有西夏，南宋时又遭金的侵袭，最终为元朝所灭。眼看着国家要亡了，宋代的皇帝们纷纷拜起了历史书里的一众“战神”。
到北宋末年宋徽宗这代，战事纷争，军事能力更是弱到不行。崇宁年间，山西解州盐池又发水灾，徽宗召见道教第30代天师张继先来治理，张天师说，这是蚩尤在捣鬼，只能召请解州本地神仙关羽来治他。后来水灾平复，便有了关羽帮助道教张天师铲除一代战神蚩尤的传说。
宋徽宗还是个道教狂徒，借此把关羽封成了道教“护法神”。原先关羽的谥号都是“侯”，徽宗直接给他一路加持到“武安王”，关羽所在的玉泉寺也成为了与朝廷关系密切的寺庙。想想武庙大哥姜子牙的封号是武成，关羽的这个武安王封号可以说直逼姜子牙。
相似的场景同样发生在明清两代的晚期。
明末万历年间，出现了另一位关羽铁粉明神宗，直接追封了关羽一个煞气到爆的封号：“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清末光绪帝，更是加长到26字的史上最长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国将不国，只能靠祭祀强神续命。
在官方引导、宗教宣扬和《三国演义》三股势力交错下，明末时“关公祠庙遍天下”。到了清朝，赵翼则在《咳余丛考》中惊叹关公庙里“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清代中叶，仅京城之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116座。
关公凭什么当上财神爷
关羽一路封神，难道只是几位皇帝的宗教爱好和一时兴起吗？
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回到宋徽宗的故事。宋徽宗找张天师平复解州水患，张天师搬出了关羽，表面上是因为关羽就是山西解州人，但真正解救水患燃眉之急的，是关羽背后的忠粉——经济实力雄厚的晋商。
这个发水灾的解县其实是中国最大的盐产地。盐是古代硬通货，自汉武帝开始，盐铁由政府专卖，同样是关乎国家兴衰的重要财政来源。尤其是宋代，内忧外患，常常军费不足，只有向商人求助，盐的专卖制度演变成“通商法”，即国家将售盐业务委托给商人，再向商人征税。宋代财政收入的八成用于军费，而盐税在总收入中整整占了五成。
作为京城与边境间最大盐池的盐商，晋商积累巨大的财富的方法其实并不是直接卖盐。在古代，晋商在卖盐时收的是铜钱，跟国家缴税用的是白银，而铜是稀缺资源，甚至有时需要从日本进口。因此晋商会故意拖延缴税时间，等着铜钱升值，赚巨额差价。这个略眼熟的思路，与今天的房地产商如出一辙。
晋商做大做强了，但政治地位并不高，一直被儒家传统的“士农工商”贬抑，便捧出了山西老乡关羽作为精神领袖，一方面，晋商做生意讲究人际关系，加强同乡商贾之间天然的地缘联系，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关公的“忠义诚信”，与早期创业阶段的晋商秉所持的以信行事、以义制利的商业精神不谋而合。
看到这里，或许在很多人心里，宋徽宗对关羽的爱需要打个折了。当然我们并不需要证明他到底是不是关羽真正的粉丝，只需要明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晋商与朝廷的这种合作关系，甚至可以超越朝代更迭，一直延续到明清。
明清儒教复兴，爱读《左氏春秋》的关羽又被打造成了儒将的代表。因此，与其说关羽是打通儒释道三家的神祇，不如说背后的晋商在朝代更迭中，随机应变，为不同朝代提供财力支撑。
鼎盛时期，举凡大型都市、交通要塞抑或是商业重镇，晋商都把晋商会馆建成“关庙”一样的风格。张焘在《津门杂记》中描绘道：“山西会馆栋宇巍焕，局面堂皇，内祀关圣帝君。”在议定重要商务事宜，或签订大宗贸易合同时，商人们往往在关庙的拜殿亦即关公塑像前举行仪式，意在借关公的神圣威严，约束同仁们谨遵规则，恪守信誉。
而且，建关庙是响应当权者的号召。明清时期的“拜关公”风潮在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中愈演愈烈。商人资助囊中羞涩的州府修建关帝庙或关帝祠，无疑是亲近当权者的绝佳机会；同样对当权者来说，关羽成了名副其实的“财神爷”。
在晋商带动下，江西商人、徽州商人、北京商人、闽粤商人等纷纷效仿，抑或在会馆中为关公设殿；抑或在地方积极筹措建设关帝庙。徽商利用其雄厚的财力，甚至独自参加了万历年间苏州府嘉定县澄江门关庙的修建。
台湾学者颜清洋曾这样评价：“关公成神，是英雄武将成神的一例。但关公成神后，神格步步高升，则是英雄成神的特例。”关羽能成今日全能之神，背后的山西老乡功不可没。直到今年，香港的山西商会还订制了20尊20寸的关公像在香港筹办关公节。
关公南下驻扎
纵观关羽从武将一路转为财神，不难发现，只要市场有需求，神仙的功能可以立马升级。
嘉靖年间，倭寇屡屡来犯，在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带的居民不堪其扰。关羽有晋商为后盾，成功挤掉了前代武神姜子牙，广受青睐。当地官民纷纷筹建关帝庙，期望借助战神的护庇讨伐倭寇。“拜关公”在抗倭斗争以后遂开始大规模盛行。
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朝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等东南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大批的洋货和中国本土产品于这一时期在通商口岸进行交互。这使得大批商人在东南沿海聚集。
此前数百年间，关公在晋商和官方的共同作用下俨然已经成为商人的“官方唯一指定”保护神。有商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关公崇拜不仅在东南沿海区域扎根，还跟随着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风靡发展得更加兴盛。
关公从山西出发，在《三国演义》里变得鲜活，在各地的朝代更迭、商人和外敌的影响下，一步步扎进了东南沿海人民的心里，甚至走上了香港电影的银幕。
港片里商铺和饭店老板们奉关公为“武财神”，坚信在家摆放关公像能够辟邪、镇宅和招财。香港警员则看重关公集“忠、义、仁、勇、信”于一身，将其视作“武圣人”。
这都是香港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根据香港警察杂志，自1931年以来警员们就在警局供奉关公像。很多老一辈的警员每天到警局，都会先拜一拜关公。2016年，香港一警局局长不顾同事反对，坚持移走警局内供奉的关公像，结果引发当地警员集体抗议。最终这位局长在压力之下，只得把“武圣人”又挪回原位安置。
仅香港新界现今就有十三座以关公为主神的庙宇，关羽家乡山西运城市仅有关帝庙三座。难怪有一群看着港剧港片长大的电视少年说关公应该是个香港人。
除了香港，广东、广西、福建以及相隔一衣带水的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都普遍盛行拜关公。两广和福建等地的人，甚至因某类螃蟹后背特殊的纹路与关公脸谱较为相似，而将其称为关公蟹。
诚然，在香港警匪片频频露面的关公神龛随着香港电影席卷东南亚的风潮极大地扩展了关公的传播面和影响力。但近代史中书写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有许多苦难和冲突。
以香港为例，1842年至1898年期间，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被清政府陆续割让给英国；1941年日本进犯香港。台湾先后被法、日侵占数十年。处在动荡中的香港和台湾等东南沿海的人们此时更需要信仰的力量。
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战神更能走进当地渴望和平的民众的心里。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不仅供奉关羽，还把关公作为抵抗外侮的符号。1895年，日本曾因中国人在关帝庙结盟抗日而在台湾大量拆除关帝庙。
就在四天前，印尼东爪哇揭幕了一座高达30.4米的关公像，斥资约126万人民币，全由当地土班县关圣庙华人的捐献。这座巨型的关公像立刻引起当地部分其他宗教人士的抗议，称“关公对建设印尼没贡献”，甚至有人称这座关公像是华人掌控印尼政府的象征。
如果印尼人民了解过关公信仰被塑造的历史，想必也不会再惧怕这个完全按用户需求定制的神仙了吧。
关于奶奶庙的资料请戳：现在隆重介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一尊神仙
来源：【浪潮工作室】（微信ID：WelleStudio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