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猪,Don't be 阿肥

九月份第一次看到这班孩子,是在一个晚自习课上。

寄宿学校座落在山坡上,日光灯管边飞满了各种小虫,被灯管烫伤翅膀还会执着地扑腾。孩子们好似早已习惯,只有我在担心虫子会不会突然在我说话时向我冲过来。窗外蛐蛐的鸣叫声此起彼伏,而教室里头的这群孩子,一点不比外头安静,或许是新开学的兴奋,也或许是没把我这位新来的支教老师放在眼里。

在来之前,我像很多支教老师一样,想当然地以为山里孩子都应该是淳朴的,渴望知识,会在我的关爱和教育下成长。我期待着去改变他们,也渴望看到自己的改变。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理想化,不爱学习的孩子大有人在。

初一的学生正处于躁动叛逆的青春期,又保有小孩子调皮捣蛋的天性,远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他们整天勾肩搭背,拉帮结派,说着“你若动我兄弟一双翅膀,我便废你一座天堂”这般令我汗颜的团伙口号,也会在课堂上偷偷把粉笔头塞进板擦,等我擦出一条长长白线时哄然大笑。

这样的小麻烦不胜枚举,倒也为我的支教生活增添了斗智斗勇的乐趣。我知道他们可能不是好学生,但一定会是好孩子。为了赢得他们的好感,我决定采取一些与众不同的教学方式。

傍晚时分,我带着他们跑到后山念单词,深秋的树叶落在我们头上,总有几个孩子注意力会被吸引过去。有一次周末,本该用来上课的时间被我悄悄拿来给孩子们看电影,我带着他们溜进会议室,用全校唯一一台投影仪放《海底总动员》,他们在黑黑的房间里笑成一团。

晚自习的时间也被我拿来教他们唱英文歌。我以为我可以教很多首,但他们学得很慢,每一句话都得用中文标注发音才能跟着唱。

我教他们的第一首歌,也是唯一一首歌,是甲壳虫的Hey Jude。他们戏称其为黑猪,每每唱到“黑猪,Don’t be 阿肥”时,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就这么一首歌,我教了整整一个月。

这所寄宿学校的学生大多家在山里,周末也不回家,出校得老师批准。学校每个月有一次小长假,那时候学校才会空空的安静下来。我每天和他们吃住在一起,除了对他们的性格有所了解之外,还知道了不少他们家庭的故事。

班里有个文静的小姑娘叫小丽,稚气未脱的脸上有种隐忍倔强的神情。她的成绩一直不错,上课也很认真。第二个学期开始时,她个头忽然蹿高了,明显进入了青春期。除此之外,我发现她的神态有了一丝异样。我妄自猜测,她一定是早恋了。

我对班里的早恋现象打压不多,因为我也是年轻人,觉得只要她能把握住自己就好。但是渐渐地,她的成绩下降了,周末经常要求出校,上课也昏昏欲睡。我找她谈过几次,她都矢口否认谈恋爱,一口咬定我冤枉了她,我只好作罢,叮嘱她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有一回课堂上,她低着头不知在写些什么,我断定那不是做笔记,心中一恼,直直地走向她。她下意识地撕下那页纸揉成一团,但还是被我手快给夺走了,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小三去死”和其他一些污言秽语。

我惊住了,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偏激的情感,而这竟出自一个文静又坚忍的女孩子。

我狠狠地责骂她、警告她,也苦口婆心地劝解。她紧闭着嘴,眼里满是泪花,皱巴巴的纸被她局促地抚平,上面的字眼已如烂泥般不可辨认。但她没有做出丁点改变,成绩直线下滑,还交了一群最让老师头疼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节日小长假,家长来学校接孩子,我见到了小丽的父亲。他高高瘦瘦的,皮肤晒得黝黑。小丽站在父亲身边,面无表情。他递来一根烟,我看了一眼,那包烟应该是50块的贵烟,而他自己抽的是几块钱的杂牌。

“老师对不住了,最近家里有些事,没来操心孩子的事,劳烦你多管教管教。”

“家里出什么事?”

他父亲神色略有尴尬,但还是如实地告诉我:“和孩子她妈离婚,我又找了个伴。”听完我久久沉默不语,我知道小丽的母亲长年在外做保姆,父亲则在山里种田,长久的分居和这个新出现的伴,想必就是离婚的原因。我这才反应过来那些愤恨的“小三去死”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封闭的学校里,家庭的矛盾像团飘散不去的积雨云,长时间的分离阻隔了阳光,所有的孤独和恐惧都留给孩子们自己来承受。

坐在第一排那个小个子的男孩叫小登,上课时他总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下课虽然活泼,但不胡闹,碰到别人总会大大方方地道歉。他长得像小时候的我,因此我总是格外关照他,每次遇见我,他都会笑着说老师好。

小登在我看来就是个简单快乐的小男孩,但我发现他从来不回家,即使是小长假大家都走光了他也留在学校。没人了他就自己在山坡上看看书,或是在坑洼不平的球场上扔扔篮球,孤零零的。直到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我发现他还是没有回过家。我看了他的档案觉得很奇怪,他并不是孤儿啊。

直到过年后开学的第一天,小登的父亲送他来学校,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家长。办完入学手续,我的工作也忙完了,发现这位父亲在等我,执意要请我吃饭。我不好推脱,便和他们一起去县城饭馆吃饭。

饭桌上,一向眉眼笑盈的小登却一声不吭,我以为是因为跟老师吃饭会紧张,一直给他夹菜,让他多吃点,他也很听话埋头吃。他父亲给我递烟,我不抽烟,但还是收下了。

“老师啊,吃完饭我就要走了,孩子还麻烦你带回学校。”他还说了一大堆让我多关照多监督多教育的客套话。

“您在哪工作?”我问。

他说在一个北方大城市。

“那多久回来一次?”我又问。

“一年就回来这么一个礼拜,短短地过个年,看一眼孩子,在老师这给孩子存点生活费。”他说着往我手里塞了一把钞票。

“您在外工作,那孩子母亲总在家吧,或者爷爷奶奶之类的老人?为什么小登放假了都不回家呢?”刚问出口,我就后悔了。

小登父亲像被我审问的学生一般如实讲述了家里的情况。他在外打工,和别的女人好了,小登母亲知道后扔下家走了,不知下落,三年了。简单的几句话,让我噎得说不出话。

吃完饭,他去赶最后一班开出县城的大巴车。小登站在我身边,看着他父亲的背影在渐暗的夜色里模糊。一年,就回来七天,留下一笔钱,然后再等下一个一年。

小登的个头才及我腰,我摸了摸他的发旋,却发现他在微微发抖。我俯身去看他,他的眼睛里全是泪水,正一声不响地往下掉。我拉起他的手,走回学校。

初一的孩子已经开始封闭自己的内心,小登虽然沉默,但乖巧懂事,不至于让人太操心。而小晨却让我无比头疼,至今都不敢多回忆。

小晨从来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老师们对他的要求就是守规矩就好。快到清明节时,他偷了初三学生的手机,翻墙出去,卖了二十块钱,事发后被初三学生抓住,闹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电话通知了家长来学校处理,说话时我已经尽量语气和缓,但似乎所有家长都惧怕接到来自学校的电话。听到我说请来一趟学校之后,电话那头便立刻附和:“好好好,马上就来,老师你别生气。”即使是从电话里听到,我也有些不忍,一个比我年长的男人在向我表示歉意。

我等了三个小时,小晨父亲终于满头大汗地跑进来。

“怎么这么久?”我问。

“这个点没有大巴车了,我是跑着过来的。”他说。我瞥了一眼他的鞋,薄薄的底,三个小时的山路,踩到那些石子铁定钻心的疼。我心里一阵苦涩,早知道来一趟这么不容易,我就不叫他了。

最后的结果,是让小晨赔200块钱。小晨父亲一边低眉顺眼地向我赔罪道歉,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塑料袋,五元,十元地往外凑钱,很不放心地数了好几遍,才颤抖抖地将钱递给校长。他转向小晨,气愤地斥责了他。

小晨只站在旁边一动不动,神思恍惚的样子,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对他父亲来说,这一天不仅没有收入,反将血汗钱往外掏,还要在山路上来回奔波六个小时。等他回到家时想必天早就黑了,而小晨却连他说的几句话都听不进去。

哪知第二天,小晨又偷了一个手机。当他父亲再次赶来的时候,已经快哭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是他父亲对他唯一的质问,小晨没有给出回答。沉默似乎是这个少年唯一的武器,紧密地防守着自己,让大人无所适从。父亲用略带颤抖的声音问他:“你还读书吗?”

小晨非常坚定地说,不读了。他父亲眼中闪过失落的神色,还是不甘心地又问了一遍:“真的不读了吗?”这次小晨看了眼父亲,有些犹豫,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说:“不读了,我回去干活吧。”

我给他办理了离校手续,并帮着他父亲一起去寝室收拾他的铺盖。在送他走到校门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小晨,成绩不好没关系,可是你一再偷手机卖钱,是为了什么?”

“清明要到了,我想给我妈买束花。”他撇了撇嘴,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而这样的故事越多,我越发现,我来支教,能改变的非常有限。他们和我相处的这一年时光,不过是漫长生命长河里的一滴水,将在他们进入荒蛮社会后瞬间蒸发不见。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六月份,我就要完成支教任务离开他们了。和来时一样,又是一个凉爽的夏夜,幽幽虫鸣从外面传来。我们正上着晚自习,忽然停电了。我从办公室拿来几根蜡烛,在教室的角落里点亮。停电了上不了课,我便放歌给他们听,把手机开最大音量,切换到随机播放模式。

不知是不是巧合,歌曲跳到了那首Hey Jude,音乐一响起,所有孩子都轻轻地跟着拍子唱了起来。要知道,这首歌是我刚开学的时候教的,现在已经过去快大半年了。平时记一个单词都困难的他们,竟然还记得。

也许很多很多年以后,只有少数几个念了高中或是念了大学的孩子,才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现黑猪的秘密——“Hey Jude,Don’t be afraid.”

有个支教老师告诉过他们,在这个满是艰辛与磨难的世界里,请不要害怕。

作者胡晓斌,现为研究生

编辑 | 马璇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微信号:zhenshigus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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