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夏天，我去新加坡读书，同行的还有一名小师妹。学校宿舍紧俏，提供的校外租房信息又十分有限，直到临行前两周，我们还没找到房子。这时，小师妹在新加坡的远方亲戚告诉我们，她一个朋友的哥哥有套半闲置的房子，就在学校附近，可以腾出个房间让我们借住一段时间，免费。
我们被慷慨热心的新加坡人民深深感动到了。商量之后，我和小师妹请远方亲戚传话，我们想短租他的那个房间一个月，按照长租的市场价付五百新元。当时的五百新币，相当于2500人民币。那个时候，北京的一个房间，月租大概六七百人民币。所以，我们一边感慨新加坡的房价，一边赞叹房东的视钱财如浮云。
到了新加坡，房东并没有出现——他把钥匙给了远方亲戚，不要我们交押金，房租等他得闲了再来取。我和小师妹走进了这个位于地铁站对面的、典型的政府组屋的房子：80多平米的两室两厅，规规整整的格局，宽敞通风。房东把大卧室租给我们，另外的房间门没关紧，可以看到里面堆着一些纸箱子，满满的都是文件夹。客厅被一套小小的布艺沙发隔成前后两段，前面是俗世红尘，茶几上面有个空了的零食盒，电视机打开，是台湾哭哭啼啼的本土剧；后面是空门净地，一张方桌，上面供着观音，下面摆着土地，一角摆着两个牌位，香炉中残香犹在，两根电子莲花香烛似明似灭。
远方亲戚说，房东和他妹妹都是单身，他经常住在妹妹的那套政府组屋里，这边主要是他自己办公时候用一用，以及初一十五给佛祖神明上香、各种节日来祭拜祖先。我和小师妹虽然只租一间房，但是整个房子不会有别人来打扰，除了那个小房间的东西，其它设施我们都可以随意使用。我们进了房间：大大的窗户，与新加坡教育部漂亮的建筑遥遥相望，摆了两张单人弹簧床和两张学生书桌之后，仍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面对面坐在地上吃点零食聊点天。我们当晚就决定，想办法把房间长租下来。
房间窗户看到的风景，前面黄色的楼房是政府组屋，地铁轻轨后面的高层建筑是新加坡教育部和位于北纬一度的新加坡生物科技园区——启奥城。
终于等来了初一，房东还没有出现，那五百新币的房租一直揣在我们兜里，直到过了快三个礼拜。错过初一上香的房东终于记得十五要来“拜拜”。房东五十来岁的样子，稀疏的白发整整齐齐地往后梳，清瘦的中等个子，白净斯文的脸上架着金丝眼镜，说起话来急忙忙，笑起来却慢悠悠。他给我们带了两块木板铺，可以铺在床垫底下，因为听远房亲戚说那两个弹簧床太软了。听了我们长租的请求，他说要回去和妹妹商量一下。
房东收拾完上香的东西，匆匆就要离开，因为“我很忙很忙，忙得不得了”。他站在铁门，告诉我们，他正在和朋友合作创立一个开发淡化雨水技术的公司，同时也在读在职博士，跟我们还是校友呢。他站着向我们解释他的公司，每两三句话中间，必须以一句“我太忙了，没时间跟你们讲”作为停顿。
房东原来是新加坡理工学院毕业的，曾在一家研究如何将雨水改造成饮用水的大公司工作，专门负责水质量的检测。缺乏淡水资源的新加坡对饮用水的需求极大，市场广阔，前景无量，所以他就和朋友出来单干了。房东笑眯眯地说，带着点不好意思的自得：“我有技术，好多人都抢着要来投资我们公司。”这个房子，他主要用来摆放资料——就是现在堆在小房间的那些，“非常重要，你们千万不要进去。”
就这样，忙得不得了的房东一手扶着铁门，一手提着装贡品的红塑料袋，回忆了他的峥嵘岁月、又分析了新加坡淡水事业的发展趋势之后，打开了铁门，踏出了一只脚，忽然又顿住，回过头来指着香烟袅袅的香炉问：“你们不用拜什么神吧？如果要拜，可以到厨房拜，不要把我这里的东西挪走啊。”他想了想，决定跟我们普及了一下新加坡常识：“我是信奉儒释道的，我们新加坡华人，都信这个宗教。”
得到我们不拜神的许诺，房东终于放心地走了。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残烟袅袅的香炉，以及新加坡华人的诸神：慎终追远的“儒”——一对牌位，普度众生的“释”——慈眉善目的观音像，天人合一的“道”——笑嘻嘻坐在桌子底下的土地爷。顿时，我被房东这个言简意赅的宗教名词折服了。
2007年，新加坡GDP增速是7.5%，人均GDP全球第五，滨海湾的一系列工程启动，包括新加坡的新地标滨海湾金沙、全球最大的景观工程之以滨海湾花园等。博士生的政府奖学金，从每月一千五新元涨到两千。周末的晚上，我和小师妹坐在沙发上，剥着山竹，看着《文茜的世界周报》报道美国银行业的一系列人事风波，唯一的烦恼是房东不按时来收房租，不过等到我们学会使用银行的转账系统转账之后，这个烦恼也没有了。
新加坡的房子大体可以分为私人公寓和政府组屋。私人公寓是商建住宅，政府组屋是新加坡政府为实现“居者有其屋”推行的廉价房，只有公民和部分永久居民可以购买。如今有大概八成的新加坡人都居住在政府组屋里面。为了实现民族融合，政府组屋的居民按照民族成分配给。组屋的楼下，往往有超市、菜市场、诊所、食阁（类似大学食堂的大排档）、公共交通等配套设施，生活非常方便。
我们租住的这套政府组屋，是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最早期的组屋，颇像苏式风格的工厂职工宿舍，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所有住户，电梯每三层才有停靠。我非常喜欢这个组屋，那种浓浓的烟火气让人心里踏实。我们隔壁住的一对华人老夫妻，老爷爷只闻咳嗽声，不见其人。老奶奶在门口种了几盆柠檬草，还摆了一个小香炉，不知拜的是哪路的“儒释道”，但早晚上香是从不间断的。每次出门，她都穿着浅灰色的衬衣，挽着一个布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碰到人，就矜持地点点头。她告诉我们，生病了可以去善堂看病，不收钱。楼梯口旁边的那家马来人，喜欢用舒肤佳的柠檬香皂，晚上回家经过，总可以闻到里面飘出来这股浓郁的皂香。楼下则有一家印度人，几个小孩子衣着鲜艳，成天趿着拖鞋在楼道跑，窗户常年开着，散着印度神庙的味道。有一段时间，电梯里总会碰到一对欧洲人，女的吊带长裙，表情严肃，男的则是永远一条大裤衩，眉开眼笑地说早。
一时缺了个什么东西，楼下的士多店总能找到，那个叫我“小妹”的阿姨，很诚恳地劝道：“你那个闹钟要买这种最便宜的电池，好的它反而走不了。”于是，我花了几毛钱买了电池，闹钟确实走得很欢，但我至今仍不明白那个阿姨如何隔空视物、知道我的闹钟需要什么电池。我尤其喜欢傍晚的时候，坐在食阁里吃份烧鸭饭，喝杯薏米水，竖起耳朵，捕捉从隔壁一桌的语言大杂烩里面溜出来的一两个听得懂单词，那些大叔光着膀子，喝着啤酒，在用混合了马来语、泰米尔语、闽南话、白话、潮州话的新加坡英语，热热闹闹地聊天。
不过，人心总是不易满足的。过了一年，我开始琢磨着要单独租一间房，为了失眠的晚上可以随时打开床头灯翻翻闲书。我跟房东提了几次，问他另外一间房是否能够也能租给我们，他就烦恼他房间的东西没有地方放。房东如今的头发比原来稍微长一些，总是显得有点凌乱。出现的时候，也会逗留得久一点。原来都是站在门口说两句话就走，现在则会在沙发上坐下，好好抱怨一番他的博士导师，吐槽大学里的研究跟实际不相关，又郁闷自己的怀才不遇，投资人不能慧眼识珠。他慢悠悠的笑容消失了，只剩下又急又快的语速，变成了个再普通不过的新加坡阿伯，原来的那份儒雅感仿佛只是个幻觉。
此时，我已经知晓了找房的利器——新加坡留学生的网上论坛，也发现了租房的鄙视链：女生比男生受欢迎，博士生比硕士生受欢迎，一个人比两个人受欢迎。我荣幸地居于鄙视链的最上端，所以，面对房东的不置可否，我开始着手找房。结果某一天回到住处，小房间已经被清空，那些箱子堆在客厅的一角，跟“儒释道”共享一个空间。小师妹搬到了小房间，四百五一个月，我的大房间还是五百照旧，房东收了我们各一个月房租的押金。
那是2008年的八月，一个朋友忽然说她要到新加坡读硕士，因为她的摩根录取被召回——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顶级投行居然还会收回发出来的人事录用，而金融界哀鸿遍野，她没有找到合意的工作，索性出国进修。她也申请到了奖学金，搬来跟我们同住。新加坡公布了第二季度的GDP，足足下降了5.7%。九月入境的旅游人数，比2007年同期下降了4.9%。电视上的这些数字，跟我们隔着一个厚厚的屏幕，我们拿着一分不少的奖学金，对于经济的变化，最大的感受不过是楼下食阁的早饭套餐涨价了3毛钱，此外，就是房东开始会短信提醒我们交房租的时间了。
转眼到了2009年，新加坡的进出口同比下降了快20%，而中国在这一年正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排在美国和欧盟后面。我的博士同学成功主持了中国留学生春节联欢晚会，并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新加坡峰会的外围工作，近距离观赏了希拉里等名人。新搬来的那个朋友在德意志银行找到实习，并顺利入职——入职的是德银中国。我则在恶补各种文献，以期写出一篇能够取悦论文委员会众导师的研究计划，能如期回国做调查。而房东，据远方亲戚传来的消息，他的公司破产了，博士也不读了。
某天，房东忽然在傍晚跑来，先连声说“不用开门”，接着隔着铁门告诉我们，他银行账户被监控了，如果转账的话，钱就会被直接划走去偿还负债，所以要求我们下次直接存现金到他的账户里。我们虽然不太明白，但也照做了。
房东现在不仅头发凌乱了，衣服也不像以前那么整齐干净，有点像刚干完体力活的样子。他忽然对这个房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来得特别频繁。他坐在客厅正中的客厅，犹如拥有佳丽三千的国王，伸开双臂，自言自语道：“我这套房子，现在可值钱了。”
我和小师妹听到了，试探问：“你是想把房子卖掉吗？”
“你们要不要租整套？我问过了，租整套一千三。”房东听到我们的话，立刻坐直身体，有点紧张地问，眼睛神经质地眨着，“我可以把客厅的箱子搬掉，还有那些牌位神像也搬掉。”
“可是……我们不需要租整套啊……”我们对房东主动要挪走他的“儒释道”感到太惊诧了，这难道不是他珍重的信仰吗？
“哦……”房东靠回沙发上，自语道，“整套的话，放一千五可能都有人租呢，说不定可以租到两千。”
我和小师妹满头黑线地找了个借口出门了，尽管心里实在同情房东落到这么糟糕的境地。奇怪的是，当你以为这是最糟糕的情况的时候，往往会有更糟糕的情况出现，告诉你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叫做“谷底”——你以为再往前一步就可以向上，其实可能只是在继续往下走而已。不幸的房东，走进了这样一个无底坑。
一天晚上，又有人敲门，我们以为房东又来提什么关于租金的特殊要求，开门一看却是个瘦小的驼背女士，跟房东几分相像。她是房东的妹妹，她告诉我们，房东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你们千万不能直接把现金给我哥哥，一定要打进银行账户里。”房东妹妹说起“我哥哥”三个字，颇有点百转千回的感觉，既带着恨铁不成钢的苦恼、又藏着点忍不住的骄傲。我和小师妹对视了一眼，交流了彼此脑洞大开的想象。
过了两天，差不多交房租的日子，房东果然等在客厅里：“你们的房租我顺路拿走好啦，你们不用跑银行。”
“我们还没取钱呢，一会去银行取了直接存进去，很方便的。”我们回答。
房东的笑僵在脸上，有点像美容失败的案例。虽然不忍心，我还是补了一刀：“你妹妹嘱咐我们要直接打银行账户的。”
“好的，好的，我是怕你们麻烦，”房东这次居然没有久坐，直接就走了。
我和小师妹被这对兄妹搞得心有惴惴。再加上我很快就要回国调研，我们就和房东商量，如果他要出租整套房子，那我们就开始重新找房搬走了，如果还是照旧，我走之后，就会有另外的同学搬进来。房东还是和上次一样不置可否。但是，这次他倒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们一直都是很按时付房租，虽然钱少，但是稳定。出租整套的话，要是换个不按时交钱的租客，就很麻烦。要不你们还是租整套吧？你们能来新加坡读书，爸爸妈妈肯定很有钱呀。”
我们当然没有租整套，我们的爸爸妈妈还要我们寄奖学金回去孝敬一番呢。我回国调研，小师妹和同学住了几个月，也搬走了。“房东越来越可怕了，有点神经兮兮的，”小师妹后来这样跟我说，“经常来，坐在客厅研究六合彩。我都怕哪天回家碰到高利贷的。”
再回新加坡，我在另一间两室两厅的政府组屋租了单人房，与房东同住，但有单独的卫生间。这时的房租已经涨到了六百五一个月，不过这个房价已经没有引起我的感慨了，因为北京的一居室也要两三千人民币了。
后来，我们都离开了新加坡，临走前坐地铁去机场，我又一次从地铁站眺望了那个住了两年半的房子，也不知道它最后是整套出租了，还是被银行收走了。那一年，新加坡的GDP增长，是4.9%。
来源：中国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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