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14 年的时候我在老东家36氪工作。年底会办大会的时候，我们做了个社交领域的分论坛，把 NICE 的周首、same 的许旭恒和 Blink 的施凯文三个新晋社交领域创业者邀请了过来。
那个分论坛应该是整个大会里最受关注的一个。当时上半年智能硬件的热潮已经过去，下半年最热闹的赛道是社交。虽然微信已经统治了 IM，但眼看着陌陌马上要上市，人们觉得社交似乎还有机会。
三位创始人都是 85 后，年轻、睿智。而且在那前后，NICE 对外宣布了一年内的第三轮融资， 3600 万美金；Blink 上线不到两个月估值过亿美金；比较低调的 same 也拿到腾讯领投的里两千万美金 B 轮。
当时我坐在台下，心想什么时候也能成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几年后的今天，再也没有人聊社交了。流量贵成狗，搞到了也兜不住，赚钱还死难死难的。三位创业明星很快被大众遗忘掉了。
我们喜欢看年少成名的英雄主义故事。年龄、融资额和估值，三个数字组合在一起，隔三差五地提醒着普通青年，你有多么平庸。
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年轻的创业者被媒体和资本簇拥，捧得太高，反而可能摔得很痛。17 岁的风口少女 CEO，最后把公司裁空了，自己去做微商、炒外汇、卖保健品。要分 1 个亿给员工的 90 后创始人，卖情趣用品的 90 后女 CEO，最后都沉寂了。
李想说过，像他那样辍学创业、年少成名已经不太可能复制了，更合适的路径是在一个成熟公司里做到中高层，带着经验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今天回头看过去这些年最成功的新一代创业者，头条的张一鸣，滴滴的程维，确实都是这个路径，而不是年少成名型选手。
然而，被动或主动，每一个被裹挟在这样的浪潮里的年轻人，都很难完全不迷失。
我大学是念广告的，毕业前我的梦想，一是当饶舌歌手，二是去环时互动给杜蕾斯写文案。等到后来真的拿了环时的 offer，又听说干互联网才有前途，为了财务自由，梦想说放下就放下了，不带一丝犹豫的。
我至今仍很感谢我的上一份工作，在视野和认知上对我的帮助很大。但如果审视我当时的输出，我干过很多蠢事。比如因为主观上很喜欢某个社交产品，把一篇应该尽量客观的报道写得非常浮夸，把一个刚诞生几个礼拜的社交 App 夸成了中国的 Line，等等。
那时候的我是一个 23 岁，绩点勉强过三，统计学挂科，最低一科能考 20 分，几乎没有任何商业认知的应届生。就这么个人，逮着一个东西，就指着它告诉全世界，这就是未来，这就是中国的 Line / Meerkat / Spotify / 迪士尼……而且我并无感觉不妥，还自以为帮助了对方。
前几天程苓峰写了一篇《一个记者对一个亡者的交代》。程苓峰当年在“中企”，造概念、攒人头、贴标签，把茅侃侃、李想、高燃和戴志康捧成了 80 后四大创业才子；现在悲剧发生了，他也在反思，当年满心的豪迈，今天变成满腹的惶恐。
幸运的是时代变快了，人们注意力分散了，现在的创业者很难被推到当年京城四少的位置。没那么高，摔得也没那么疼。
我最近偶尔还会见到许旭恒。因为之前去日本受到启发，他去年做起了线上抓娃娃机，是市场上第一家，结果几个月后“被”踩中了风口，跟进者无数。
我问他现在是不是赚大钱了，他告诉我，做一个不坑用户的线上娃娃机，根本不可能有外面报道的什么 60% 毛利率，“那些在外面吹牛逼的大多是搅局的”。
因为共同朋友，我最近也见了一下施凯文。施凯文依然在做很有意思的事情，聊天里思路清晰，自洽，认知水平高。
两个人都没有因为大幅起落而动作变形。
茅侃侃的事情出来之后，我给许旭恒发了个微信，“撑住啊，压力大多打打游戏”，他回我一串哈哈。昨天我又给他发了条微信，说我在写篇文章，说可能要提到你，别介意。许旭恒说，“赶紧写完，峡谷见”。
02
茅侃侃和韩寒这两个 80 后代表是同一年辍的学，都是 2000 年，都是高一。
韩寒最近重新在微博上写东西了，转发最高的一篇，是《我所理解的教育》。文章里他开始反思自己当年对教育系统的批判，认为其实大部分家庭没有必要去羡慕英美教育体系，应该庆幸生长在阶层壁垒还不清晰的中国，抓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窗口期。
再早些时候接受“一条”的采访，他还觉得自己有些后悔浪费了太多时间写杂文，应该把时间和感情留给小说散文和电影创作。但要不是写过那段时间杂文，韩寒后来拍的电影不会有那么大的 80 后观众基本盘，甚至他未必有机会拍电影。
也不知道钱钟书是不是真说过“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这句话，但韩寒确实活成了这句话的样子。当年说海淀区是“全国有名的迫害学生的源头”的 80 后新锐标杆，如今 35 岁了，回过头来劝你好生念书。
这种因为年龄增长带来的反思，在李诞身上也能看到。
李诞 89 年生，末代 80 后。在文青前辈许知远面前，他很坦诚地说他现在逼自己去迎合这个世界，“不要挑战大多数人”，“做自己就挣不到钱”，“既然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那我也赶紧运行起来”，一边运行还要一边否定以前的自我。
80 后们，今天好像集体展现出了某种反思情绪。
过去两年社交网络的两大情绪，中产焦虑和中年危机，以前这都是专属于四五十岁人的痛苦。但这些年 80 后提前接棒了，成了典型的“双中”患者。
不是 80 后着急。80 后成长的这三十年里，是最沸腾的三十年：80 年代下海潮，邓爷爷 92 南巡之后又是一波高速增长，2000 年前后互联网创业，08 之后的疯狂楼市，15 年又是双创热潮又是 A 股神话。
隔三差五的造福浪潮让人应接不暇。错过了下海不能错过股市，错过了股市不能错过楼市，错过了楼市不能错过乐视。都错过了，就听徐老师一句，all in 区块链。
80 后的特殊在于，他们是第一代完整撞上了这么些机会的人。
许知远总是很难理解像李诞这样的 80 后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对这个体制这么顺从，为什么你们的笑容是“收缩性”的。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 70 后。
对于 6、70 后来说，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他们的痛苦和惋惜有着必然性。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集体主义碾压掉了每个人的个人意志。这代人的反思会把痛苦归结于体制，归结于个体意志的被打压。只不过有的人被打下去了，有的人像许知远这样，一直在反弹。
而更年轻的一代，比如 95 后或者 00 后，则像李诞形容池子那样，“没有包袱”。如韩寒那篇文章里说的，“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窗口期不会超过几代人”。当 00 后成长起来的时候，阶层的上升通道已经几乎关闭，打破阶层壁垒的希望会变得渺茫。这代人回首一生，可能会更多地把变量归结为出身，起跑线决定了太多东西。
所以 60 后把痛苦归结于体制，00 后把痛苦归结为出身。只有夹在中间的泛 80 后这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最急速分层的阶段之后，把痛苦归结于自己的选择。
这导致了 80 后的反思普遍是带有机会主义成分的：一个一个机会就在眼前飘过，好像伸手就能够着，但最后又一个都没有抓住。这是一代人最大的痛苦来源。
但如果我们抽离开一点来看，所谓的机会，对一些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狭窄通道，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场游戏。
茅侃侃去年发过朋友圈和微博，讲到这几年别人对他的误解，他憋坏了，“老子命都可以不要也得让公司的同事先好好把事儿做下去”，“今天开始，不想憋着什么了，能赌上命去做产品的，也不差这点了”。
今天回头看茅侃侃最投入的两次创业，Majoy 和万家电竞。前者说白了是国企改制的产物，爱航工业需要装进一个新项目重焕生机，正好石景山政府在首钢搬离之后要调整产业结构，正好选中了数字娱乐。而万家文化 06 年借壳上市，这些年基本就只在干一件事情，就是“重组”。电竞更多是用来炒作概念的工具，当风口过去、监管趋严，价值也就不大了。
对茅侃侃来说是 all in，是能赌上性命的事情，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不过一场资本游戏。值得吗？
最近的《无问西东》有几句台词打动了一些人，“如果有机会提前了解你们的人生，知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事情，比如占有多少，才更荣耀，拥有什么，才能被爱”。
李诞老说“人间不值得”，我觉得创业才不值得。
03
许知远和李诞在那期节目里表现出了很多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差异。但碰巧俩人最喜欢的时代，都是六七十年代的美国。
二战之后，婴儿潮的人口红利让美国经济加速，科技高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对消费的向往达到一个前卫所有的高度。那时候每个人的典型美国梦，是通过努力奋斗，买一栋郊区的大房子，买新款的汽车和咖啡机，养一对儿女一只狗。
但等到这代中产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觉得这样的美国梦太压抑了。与此同时冷战还在继续，越战还在打，族群的割裂正在愈演愈烈。
于是那代年轻人开始拒绝顺从，反抗所有权威，掀起来一波又一波反正统文化运动，议题从黑人民权到反越战等等。他们拒绝传统意义上的努力工作，享受摇滚乐、毒品和性解放，为黑人民权和女性权益呐喊。
这代极端消极的年轻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你看看他们十年、二十年后创造了什么。
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是 Bob Dylan，他捕捉到了这代人的心里最敏感而微妙的共鸣，写成了歌词和诗歌。他的音乐影响了一代创作者，包括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和它的主唱。他还有个小粉丝跟着他的巡演满美国跑，几年后做了一家叫苹果的电脑公司。
嬉皮浪潮在 80 年代消散，但那些作品影响了整个战后婴儿潮时代，从 50 年代到 70 年底出生的人，而这代人奠基了美国在文化、经济全面碾压其他国家的基础。
你再看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社会背景：史无前例的繁荣经济、狂热的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焦虑严重……是不是跟今天的中国很像？区别是白人郊区大宅的美国梦，变成了一线城市学区房的中国梦而已。
过去几十年，我们从集体主义中被解放了出来，80 后这代人看似有了无穷的选择。但真的落实到社会里，衡量这些选择正确与否的标尺就那么一把，就是看你成不成功。
今天去看 80 后四大创业明星，茅侃侃陨落，戴志康小成。高燃创业不行，被姚劲波和蔡文胜评价“屁股坐不住”，转行干投资去了。只有李想算是一名很成功的企业家。
但李想的成功太具有偶然性了。就像他自己说的，“赶上了时间窗口”，创业前几年完全不懂管理，照样年入千万；08 年融不到钱，他跟茅侃侃聊天，提到“全部存款只有两万多块钱了”，但照样是用户第一。
“只有成功他爸妈的意外怀孕，成功才显得那么可贵。”茅侃侃在自己的书里这么写。
而如果这个社会定义的“价值”还是那么单一，如果我们把那条独木桥视作千军万马唯一的出路，那我们无非是从一种显性的、压抑的集体主义，转移到另一种隐形的、狂躁的集体主义。放在我们这一代面前的所谓选择就是假选择。
你说美国垮掉的一代，叛逆、吸毒、滥交，整得跟竹林七贤似的，有什么值得吹嘘？意义就在于一代人用行动上“离经叛道”来制衡了社会里的价值单一，捍卫了独立意识。今天我们还羡慕美国什么呢，无非是人们活得多元化一些。
80 后、90 初们现在一天到晚佛系来佛系去，在社交网路上用保温杯和枸杞啤酒自嘲，在现实生活里被房价勒着脖子。知乎搜一下 80 后，靠前的提问都是“80 后未来在哪”这样的。
就这样吧，活明白了，混口饭吃得了，早发早移，人间不值得。好像一代人真的就这么盖棺论定了。
但你看凯鲁亚克丧了三十多年，后来花一周时间写出了《在路上》，激励了几代人。所谓“垮掉的一代”里诞生了地球上最优秀的企业家，地球上最优秀的音乐家。我们自己能让人间变“值得”。
80 后会有下半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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