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龙脉大作战

万历二十八年的九月初九，正逢大明的传统佳节——重阳节。

在这一天，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登高燕饮，簪菊泛萸。而从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们，同样也要畅饮重阳酒，分食花糕。家里有女儿的，还会在这一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其乐融融。

不过在此时的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却是一片愁云惨淡。居民们虽然也忙于重阳之事，可都有些心不在焉。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到县学教谕到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乡宦们，都聚在位于保安山的紫阳书院，一脸颓丧，一脸愕然。

就在一天之前，有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抄回了一份乡试榜单。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次大比，考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范进中举，境况立即天翻地覆，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正是大比之年，整个南直隶的学子都汇聚到了应天府，集中考试。乡试一共三场，一般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举办，放榜日期则视考官阅卷速度而定。像南直隶这种文教繁盛之地，每一届考生都高达四千余人，往往拖到九月初才会放榜。

榜单一出，婺源县派去观榜的快手第一时间抄了结果，回报县里。

这次结果，让他们无比震惊。

婺源，脱科。

就是说，婺源县去考试的士子，一个中举的都没有。

严格来说，这一届婺源县中举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汪元哲，一个叫汪若极。不过他们俩一个是六合人，一个是旌德人，只是寄籍在婺源县学。所以更准确的表述是：万历二十八年秋闱，婺源县本籍学子全军覆没。

这简直太荒唐了。

婺源是什么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儒宗根脚，灵气攸钟，一等一的文华毓秀之地，

即使只考诸本朝往届乡试：上一届，也即万历二十五年科，婺源籍中举士子七人；万历二十二年，中举士子六人，万历十九年，中举士子七人；甚至在万历十三、十六年两届，每一届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过关。前追隆庆、嘉靖、正德、弘治、成化诸代，哪一届秋闱，婺源县至少都能拿下一掌之数的解额。

要知道，这可是南直隶，是竞争最残酷的考区。婺源区区一县，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举率，足可以自矜文运丕隆。

这么一个科举大县，今年竟然被剃了一个光头，这怎么可能？

婺源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会主考官在舞弊吧？

科场舞弊，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这一届的主考官，一个叫黄汝良，一个叫庄天合。黄汝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顶撞过藩王，惩治过南京守备太监；庄天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行止端方，两个人都不像是会作弊的人。

那问题只能出在提调官身上。

提调官是负责科举具体庶务的官员，最容易居中搞搞猫腻。这一届的提调官是应天府的府丞，叫徐公申。婺源人一打听，问题还真出在这家伙身上。

自从嘉靖四十年之后，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但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想偏袒也没办法。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不参加阅卷，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

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之权，故意把老家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混在一起，先送进考官房里；等到阅卷过半，他再把应天、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

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产生对比，让三府中举率更高。

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潦草，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

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人家玩的是阳谋，一不受贿泄题，二没冒名夹带，三无涂改考卷，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没违背任何规则。所以这件事虽物议汹汹，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悻悻而退。算了，这次运道不好，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

三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秋闱再开。这一次应天乡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赴考士子超过六千人，是明代南直隶乡试人数最多的一届。而录取解额，则只取一百三十五人。百分之二的录取率，可谓残酷空前。

这一次婺源县尽遣精英，务必要一雪前耻。

重阳节之前，榜单贴出来了。

婺源士子中举者，有施所学、方大铉、余懋孳、卢谦四人，其中卢谦是庐江籍，婺源本籍的只有三人。

总算没脱科，但也仅仅比没脱科好那么一点点。不过婺源人的希望还没彻底断绝，因为考试还没结束。

乡试结束后，全国举子将在次一年的年初赶赴京城，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称“春闱”。会试通过的考生，叫作贡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钉钉。接下来皇帝会亲自主持一场殿试，没有淘汰，只为这些贡士们排一个名次，分做三等。

一甲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即是我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如果方大铉、施所学、余懋孳任何一位能在会试和殿试拿到好成绩，足以抵消婺源县在乡试中的发挥失常。

转眼来到万历三十二年，殿试金榜很快也公布了：一甲三人，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顺便一提，这一科的榜眼是未来几乎挽救大明的孙承宗——二甲五十七人，也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直到三甲放出，才在第一百零一的位置上出现了余懋孳的名字。

哦，对了，跟余懋孳陪在三甲队伍的，还有一个毛一鹭。将来他会成为应天巡抚，在苏州杀死反对魏忠贤的五个义士，成就一代名篇《五人墓碑记》。

金榜名单传到婺源县，整个县城陷入一片恐慌。

整整六年时间，整个婺源县只出产了一名同进士和两个举人。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对婺源来说，却不啻是场灾难。

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

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

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到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横，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危机临头，当地的有识之士们纷纷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县学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尽心；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不可谓不周致；婺源大小家族对士子的供养，不可谓不丰厚。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不可谓不浓郁。

一切都运转正常，总不能说婺源这两届是单纯运气不好吧？

怎么不能？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这时婺源县学里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员，提出一个猜想：“婺源的运气不好，会不会是风水出了问题？”

别笑，他是认真的。明代对于风水之说颇为笃信，徽州这里尤其痴迷。都说徽州人爱打官司，这些官司里有一半全是因为各种风水侵争而起。他们认为风水格局关乎一家之际遇、一族之起伏，乃至一地之兴衰，必须要予以重视。

婺源的风水，一向为本地人所自豪。境内号称“群山入斗、风云绵密”，无论格局还是形势均是上佳，因此才能孕育出朱子这样的圣人。而婺源风水的核心，恰好就坐落在一条龙脉之上。

要讲清楚婺源这条龙脉的厉害，得先讲讲它的来龙和去脉。

在婺源县的北方，有一座大鄣山，《山海经》里叫作“三天子鄣”，属于黄山余脉。它像一条巨龙盘卧在皖赣边界，号称“诸山祖源”。大鄣山系向南伸出一条旁枝，没走多远，突然奇峰陡起，拔起一座海拔1630米的擂鼓峰——这是婺源境内的最高峰，也是婺源龙脉的来龙所在。

擂鼓山的山势先向西南，再转东南。一条地脉跌宕盘结，不断经过退卸剥换，从通元观、石城山、郑家山、西山至里外施村、里外长林、石岭，并于船槽岭过峡。

船槽岭这个地方，地质特征特别明显。它的山顶凹陷内收，状如狭长的船槽，故称船槽岭。其中最大的两处凹陷，分别叫作大船槽和小船槽。其上有文笔峰、有砚池、还有日月双峰对峙，俨然是文脉气魄。

在大小船槽之间，有一条很狭窄的通道。龙脉于此过峡，并分为三条支龙。第一条龙伸向西南，至严田散为平地；第二条龙奔向东方，直接挺向清华镇，在那里与婺水汇合，呈长龙入水之势。婺水在清华镇外与月岭水、浙溪水合龙，挟着龙脉余势继续南下，化为星江河直入婺源县城。第三条龙则是向南方走杨村、峡石、洪村，延展到婺源县城。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段山脉的形体非常清晰，枝干匀称，跌顿有序，主脉直进而少盘结，这在风水里，叫作“进龙”，主青云直上。加上它又与星江河互相烘托，龙借水势，格局更为深闳。

明代的风水大师给婺源龙脉的批语如下：“龙峡展开大帐不下数里，中为中峡，前后两山相向，三龙会脉，中夹两池，合为一山，形家所谓’朋山共水，川字崩洪’是也。峡内五星聚讲，文笔插天，砚池注水，石石呈奇，难以尽述。左右帐脚，护峡星峰，跌断顿起，胚秀毓灵，真通县命脉所系。”

这个“中峡”，即指船槽岭，乃是龙脉正干的枢纽所在。从风水理论来说，确实是一个有利于出文曲的格局。在一些婺源文人的笔下，甚至把船槽岭和泰山相提并论，后者孕育出孔圣，前者孕育出朱子。

（船槽岭近看，大小船槽清晰可见）

风水虚妄与否，姑且不论，反正当时的婺源人真诚地相信这个理论，认为龙脉与本县文运息息相关。

程世法懂一点逻辑，他觉得既然本县龙脉能庇佑文脉顺畅，那么如今金榜荒芜，想必一定是龙脉出了问题吧？于是他着手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令程世法十分震惊。

按照行政区划，大、小船槽岭属于婺源县的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七都——“都”是在乡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以土地来划分，和以户划分的里甲制并行——不知何时，在这四都一带的山岭之间，多了许多灰户。

灰户，即是专门采制石灰的工匠。

于谦于少保曾经写过一首《石灰吟》，抛开个人志趣不谈，四句诗恰好也是古代采制石灰的标准流程：千锤百炼出深山——将石灰岩从山体上凿下来；烈火焚烧若等闲——把石灰岩碎块与木材或煤炭分层铺放，引火燔烧，把碳酸钙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钙；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加热过程中，石灰岩块彻底变成白粉末状的生石灰。

石灰在明代的应用范围极广，举凡建筑、消毒、装饰、炼丹、战争、医药、印染、造纸、船舶等行业，无不见其身影，需求量极大。

船槽岭一带的山体，主体由优质的石灰岩构成，易于开采，附近还有丰富的植被，可以就地采伐充做燃料，开窑极为便当。当时的记载称这里“随挖随烧，随烧随碎，柴省而灰美，力半而利厚”。

而且船槽岭距离清华镇极近，那里是一个交通枢纽，沿星江河南下，从上饶可入鄱阳湖，自新安江、富春江可至钱塘、杭州，自清弋江入长江，顺流可到南京、扬州，可以说是辐射吴楚，物流快捷。

船槽岭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不搞石灰产业，简直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可是在风水理论里，龙脉以山石为骨，以土为肉，以水为脉，以草木为皮毛。如今这些灰户在船槽岭天天凿石挖土，伐木焚林，等于是在龙身上一块块地剜肉下来。本县龙脉天天被灰户凌迟，这婺源士子在科场上不吃瘪才怪呢。

领悟到这一层道理之后，程世法一头冷汗地跑回县学，把这个发现讲给同学们听。他的同学大多来自于婺源大族，回去之后讲给家里长辈听。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惊动了婺源县的大佬们。

万历三十二年开春，一封请愿书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

谭昌言打开请愿书，还没看正文，先吓了一跟头。这请愿书的开头两个字是“具呈”，文书惯用的抬头，意思是备办呈文。接下来，则是密密麻麻一连串人名，足有五十五人。

名单最前面的，是曾在朝中做官的乡宦们，总共三十四人，随便一个名字都投地有声：有兵部左侍郎汪应蛟、户部右侍郎游应乾、太仆寺卿余一龙与汪以时、大理寺正卿余启元、大理右寺丞余懋衡、云南广南知府汪昌龄……还有一大堆广西按察使、辽东兵备副使、福建布政使、礼部郎中、江西道监察御史等等，最低也曾是副部级高官。

唯一的例外，是刚刚得了同进士出身的余懋孳，他是婺源两科独苗，还未授官职，但已有资格与这些先贤同列共署。

这三十四人，个个身份优崇，人脉深厚，可以说是婺源县实际上的统治者。在他们之后，还开列有八位举人、八个贡生，以及三个廪增附生。

举人不用多解释，贡生是指那些被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优秀生员，大概类似于特招或保送。而这个“廪增附生” ，就非常奇怪了。

明代的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洪武爷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称为廪生，由国家每月发米养活。后来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读书人越来越多，但祖制又不能变，怎么办？官府只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额，这部分人叫“增生”，不享受廪米待遇。后来“增生”名额也不够了，再添加一部分，叫做附生——即附学生员。慢慢地，廪、增、附变成了三个学生等级，刚入学的统统都是附生，如果考试成绩好，可以升格为增生，再升廪生。

换句话说，“廪增附生”就是婺源县学里的学生，而且不全是优等生。

这些学生何德何能，能跟前面那些高官学霸同列？原来这三个人叫俞起震、程元震和程世法。很明显，程世法是“龙脉被毁之说”的首倡者，那两位同学曾跟他一起结伴勘查。所以他们三人虽然身份低微，但仍可以附骥凤尾，篇末署名。

谭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单，胆气已然弱了半截，赶紧往下看正文，瞧瞧这些大佬到底有什么诉求。

正文倒不算长，三百多字。开头简述了一下婺源风水龙脉有多重要，然后笔锋一转，“近龙愚民乃以射利之故，伐石烧灰贩卖，以致龙身被削，肢爪被戕。故庚子秋闱脱科，癸卯贤书仅二。生等蒿目痛心，恐石尽山赭，不独人文不振，将来尤大可虞。”

“蒿目”一词，出自于《庄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引申为忧虑地远望着那艰难时局。

一个典故，便大佬们的心态表达明白了。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官府“立石严禁，以杜凿伐。” 彻底禁绝烧灰行为。

谭昌言是县官，自然知道婺源有烧灰的营生，更知道这产业的利润有多大。光是清华镇的税卡，每年就能从石灰贸易里收得上千两白银。

这么大的利润，足以培育起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自古赚钱的生意最难动。乡宦说禁绝容易，官府真要厉行查封灰户，搞不好会掀起一场大骚乱。谭昌言为官谨慎，可不想轻易趟这摊浑水。

于是他很快做出批复：“合帖生员程法世等，前往船槽等处地方，勘明议报，以凭定夺。”

既然程世法认为是龙脉风水问题，那便请这位生员再去一次，详细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户、多少灰窑、对山体伤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烧灰和科举不顺之间有多少相关性。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烧灰之举早已存在，而前几届婺源科场表现很好，直到最近两届才连续失利。两者之间的因果似乎牵强了点……就算真要禁绝，也得给个差不多的理由才行，不然何以服众？

于是程世法肩负着阖县父老的重任，在万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再次进山。

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两个同学陪同，还有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七都的都长、里长、里老人等当地负责人跟随。

程世法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发现，情况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糟糕。比如船槽岭上本来有日月双山，左脉为月山，又名寨山，右脉为日山，又叫蓬头山。经过灰户们的不懈努力，月山几乎被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附近的文笔峰干脆被折了一半，只有峰下的砚池尚存。

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在船槽岭的龙脊之上用火药炸山，以便获取石料，炸得龙脊千疮百孔。

程世法细细询问了一下，发现灰户多是当地居民。他拿出官府和乡宦们的文告，警告乡民们不得继续伤害龙脉，否则婺源要倒大霉。乡民们的反应却不甚积极。脾气好的，找理由说石灰是自家种田用的；脾气不好的，比如严田一带的村民，气势汹汹地回答关你屁事，气得程世法直骂他们是“顽民”。

调查结束后，程世法回报谭知县：“灰户规模很大，龙脉状况堪忧。” 至于说村民们讲的“种田自用”，程世法认为这纯属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种田施肥用草木灰足够了，哪用得了那么多石灰？这些顽民不去老老实实经营本业，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

说实话，村民们说“种田自用”，固然是借口，但程世法这个说法，也有点何不食肉糜。

婺源这个地方，《县志》里记载其形势：“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也就是说垦殖率仅有10％-20％。婺源居民如果单纯务农，情况会很凄惨。当地乡绅余懋衡在《北乡富敬堂记》里如此描述：“民终岁勤动，竭土之毛，自供赋徭外，所余不支数日之需。”

农民靠种田几乎活不了，那只能自谋生路。而婺源县的几项主要营生，茶叶、木材、徽墨、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所垄断，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不去烧灰怎么活？

程世法出身于湘公程氏，自然从大族立场去看待问题。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农民收成如何，哪里及得上龙脉存亡重要。

谭昌言久为父母官，对基层情况心知肚明。不过他想要的，不是烧灰的实情，而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封禁理由，来证明龙脉和科场的关系。

没想到程世法连这个理由也准备好了。

婺源烧灰业是何时开始的呢？程世法打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嘉靖四十三年。在这一年，婺源有程姓与胡姓两户人家跑到船槽岭下，开窑烧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纷纷跑来效仿，一时间凿遍了龙峡正干与左右支脉。

谭昌言不是本地人，不清楚过往典故。而婺源的老人们一听“嘉靖四十三年”这个时间，都是悚然一惊。

嘉靖四十三年，对婺源来说绝对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余名来自处州、衢州、金华等地的造反矿工杀入婺源境内，四处为盗。

矿工在那个时代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身强力壮，纪律性强，又能吃得起苦。就连戚继光招募戚家军，都要从矿工里选拔，可想而知这支流贼有多凶悍。

婺源小小一县，完全束手无策，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他们后来和其他流贼合伙，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派兵去围剿，反被击溃。流贼们杀至县城弦高镇，打死一个指挥，又焚烧北门突入，恣意劫掠，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整个徽州为之哗然。

后来还是徽州从金衢严兵备道借兵围剿，才算是将其扑灭。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给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

程、胡两家开挖船槽岭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发了寇乱。龙脉一损，立刻给婺源带来了血光兵灾，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显吗？

程世法还特别指出，自从开挖船槽岭之后，婺源境内灾害频频，有兵燹、飞蝗、久旱、洪涝，甚至还赶上两次山体滑坡。可见船槽岭的龙脉不止关乎县学文气，还与整个婺源的气数密切相关。

其实在船槽岭烧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灾难一样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所有的坏事，都说成是龙脉被毁的结果，一项一项排比开列，听上去确实挺耸人惊闻。

这么一说，龙脉安危不止影响科场成败，还攸关整个婺源县的福祸，那些对科举不大兴趣的百姓，必然也会为此紧张起来。有这么一个理由，足可以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让官府直接宣布保龙禁灰了。

不过知县谭昌言，却没有立刻从善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身为本县主官，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

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众闹事，甚至沦为流贼。万一酿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种暴乱，从老百姓到官员都要倒霉。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可不能粗暴地一禁了之。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

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

船槽岭一带有很多私地，张家占了这个山头，李家占了那个山头。那些山民们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产。根据程世法的调研，灰户们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正是因为灰窑都设在私人山地内，自家地盘，我想挖啥谁也管不着。

而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至于买山的经费来源，也不是问题。

这笔回购费用，叫做“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其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90石米，根本不够。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

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

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谭昌言是个谨慎的人，他觉得需要给灰户那边也提前通个气，留点缓冲期。于是谭知县委托程世法二次进山勘探，给那些灰户们开了个吹风会，说官府准备购买你们手里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报，灰户们的反应很积极，无不“欢呼祝颂，乐为还结，慕义愿输”。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应，谭昌言心里有底了。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县正式发布了一份保龙公告。

在这份公告里，官府划定了一个范围：从船槽岭顶左连大岩外至通天窍、水星、狮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带，以及右连小船槽岭外至朱林、洪李、蓬头山、龙山、日山，四面前后上下山顶山脚石坦，并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带，皆划入婺源龙脉保护区，不许任何人入山开伐。

为了让禁令更有震慑，公告里还特意点了船槽岭附近八位里约、七户山林业主以及六家灰户的名字，要把责任落实到户。公告里语气严厉地警告说：

“如有仍前至所禁内挖凿取石，起窑烧灰，并肩挑船载等情。许地方里派约保即时指名呈来，以凭拿竟。定以强占山场，一律坐罪。如里约地方容隐不举者，一并究治，绝不轻贷。”

接下来，公告里给出了官赎方案，催促各山的业户尽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门办理赎买手续，还规定了奖惩措施，先来的另外有奖励，不来的要查究到底。

这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岭封了山，那么婺源县本身对石灰的需求该怎么解决？总不能坐守着石灰大山去外地买吧？

这种情况，公告也考虑到了，特意另行划定了一个范围：“地方做墙，自有涌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带的山岭也是石灰岩质地，但远离龙脉，想烧去那边烧好了。可见婺源官方设计出的这个方案，当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 这一句“各宜体谅”，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周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试运行了一年，谭知县觉得成效不差，于是将整个保龙方案上报给徽州府申详。

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禁绝烧灰”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详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县谭昌言、县丞马孟复联合署名。正文里别的话没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了龙脉毁伤对科场的影响：“迩里秋闱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后正脉尽颓，学宫有泣月之泪……釐革系通邑公情，盛衰关学校大事。”

从府一级的视角来看，最为看重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一个是科举。前者关乎钱粮，后者关乎官场。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秋闱不振”、“县学盛衰”，正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

果然，此事上报之后，引起了徽州知府梁应泽的高度重视。不过他也很谨慎，没有大笔一挥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给婺源县。

在回文中，梁应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此岭来脉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月、文笔、砚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图？离县学远近若何？当地之民何以不遵？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这些问题问得如此详细，说明徽州府并不完全信任婺源县的保龙报告，要看更具体的数据。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瞒报蒙骗知府的事，在明代屡见不鲜。

梁应泽看得出来，“禁绝烧灰”这事牵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详没法让他放心。尤其是，婺源县有意无意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没提，他不得不把话挑明了问。

这个细节，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后一个问题：“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梁应泽老于治政，一问就问到了关键。婺源县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是愚民毁山，但区区几个愚民，又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又怎么会搞得这么大？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船槽岭下的每一户灰户都是自己开窑，自己凿山，自己烧灰，烧完灰以后自己再挑出山区运到清华镇去卖，成本会高到无利可图。别说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会让生产者自己去管渠道分发的事。

用现在的话说，烧灰的盈利模式有问题。

《金陵琐事》里讲过一件真事：有一个叫陆二的人，以贩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他带了一船灯草往来吴中，被沿途税卡征税。一船灯草只值八两，可陆二光是交税就交了四两。眼看前往又有税卡，陆二一气之下，把灯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烧了。

石灰和灯草一样属于量大价贱的商品，真要灰户自己去贩卖，只怕和陆二一样直接被关税抽死。

只有产量上了规模，成本才能降下来。因此灰户的上头，肯定存在着一级中间商，一头在船槽岭统一收购，一头统一运输到清华镇销售。

这个中间商，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他既得有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力——说的直白点吧，灰户背后一定有婺源县的豪强或商帮在支持；说的更直白一点，搞不好整个烧灰产业就是这些人投资的，灰户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佃户罢了。

这些事情不说明白，梁应泽怎么敢随便批准呢？

谭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读明白了上司的顾虑。他立刻着手回复一文，详尽地解释了整个船槽岭的来龙去脉、诸峰形貌等等，还附了两张山图。

关于梁知府询问的运营模式问题，谭昌言拍着胸脯表示：“愚民窥利不已，虽无豪势之主使，实同顽梗之故违。”——意思是，这些灰户背后没什么人，单纯的刁民罢了。他还特意强调说，这并非婺源县自作主张，而是诸多有力乡贤们上书请求的结果。

既然“有力乡贤”们都主张禁绝，那么灰户背后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么大佬，否则早跳出来反对了。您就尽管放心吧。

不过这封呈文还没顾上发出去，婺源县就出事了……

本来在婺源县和徽州府文书往复期间，县衙已经开始了官赎工作。县丞马孟复亲自督战，一个一个村子走过去，先后已有三个业主过来卖了地契。可没想到，马孟复一到长林，却被当地村民给围住了。

长林位于清华镇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南麓，村子里多姓程。这里本叫长霖，取意“贤名济世，霖泽乡里”，后来误传为长林。它的位置，恰好是在船槽岭龙脉的中段，受禁令的影响最大。他们对马孟复极不客气，聚众围堵，强烈抗议，要求知县取消成命。

这个消息要传到徽州府耳中，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谭知县擦擦冷汗，赶紧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谋利，可再一仔细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碰，他们抗议的，是灰税的问题。

开采船槽山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长林人说，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却没提取消的事，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

还真不是。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

上溯到八年前，也就是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万历皇帝一来是派宫里的太监充做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是他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

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单说开矿的收入吧，主要来自于金、银等贵金属矿场。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范围太窄，自作主张，针对民间现有的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场也要抽一笔税。

这种税如跗骨之蛆，沾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

船槽岭烧灰虽然自嘉靖四十三年始，但灰税却恰好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管。

于是事情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么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件小小的争议，居然会扯到天子。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又派人去细细勘问，才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利润又薄，矿监税使们根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取。所谓“包税”，是这么运作的。比如有一位叫张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说：船槽岭太远，不劳您亲自关注。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么收，反正每年给您送来一百两银子。李公公一听，挺好，准了。张三跑到矿上，用自己豢养的打手去压迫灰户王五、付六，统共收上一百二十两银子，一百给公公，二十自己留下。

说白了，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额度，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润。

对于粗放型政府来说，这么做特别省事，但负作用也特别巨大，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他为了获取利润会拼命压榨地方，不崩溃不罢休。

“包税”在宋代叫“买扑”，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而元代则连田税都敢包税，终至天下动荡。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万历矿税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监们人手有限，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

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文献上并无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长林抗议事件后没几天，灰税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

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无从揣测，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点隐藏剧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复徽州府。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谭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然后说了一句暧昧微妙的话：“长林抗禁之情，尤籍口于灰税……向以包税之故，反启伤脉之端。而不独为县龙、学龙大害，而与设法包矿保全山灵之意，亦大悖矣。”

翻译一下：这个长林抗议的原因啊，是因为灰税的事。当年因为包税的缘故，导致龙脉毁伤，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运有所妨害，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也有所违背啊。

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很明显，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可一骂包税，就会扯到矿监的公公们，一骂到公公们，就会扯到皇帝。一个小小知县，谁都不能得罪，只好小小地谴责一下包税，然后还得往回找补一句，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执行没到位而已。

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可是这些事没法摊开在台面上说，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辞严地痛斥愚民“且向所籍口者，或以灰税未除。而本县业已议豁，又复何辞！” 后面忽然又说“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谨据通邑舆情再合申报。” ——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

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因为好面子。灰税之争，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但官府不能错，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否则官威何在？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显得民众不理性。

于是整件事从“官府漏蠲重税，导致民众抗议，知县急忙弥补救火”，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无知民众无理取闹，官府耐心安抚解释。”

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婺源县提交给徽州府的保龙图（佘伟先生自原书转绘）

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不过谭昌言还算能干，在县里把麻烦都摆平了，没往徽州府踢。梁应泽闻弦歌而知雅乐，也就不必再深究了，大笔一挥，照准执行。

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现在经徽州府批准，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立于船槽岭进山处，让所有人都看到。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这块石碑制作完毕，并在一干徽州、婺源官员、地方乡宦士绅以及民众的围观下，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现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长，姑录于下：

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以培地脉，以振人文事。

据本县申查，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奉批览图，峰峦秀耸，内如三龙会脉，两湖中夹，月峰左峙，日峰右起，文笔砚池，种种奇绝。惜哉，伤于愚民之手！盖缘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则前志遗漏之罪也。矿以议包，何得妄凿？灰税驾指，又经县豁。此后，有敢盗采者，官府学校共雠之。此郡邑得为、当为、可为事理，不必转达院道也。仰县即竖石，大书严禁，有犯者许人讦告，从重究罪。仍编篡一条，补入郡志山川款中，以俟后之君子。此缴。

这篇通知出自梁应泽的手笔，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他说龙脉被毁，是因为“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 ，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非法矿税才是祸根；再比如他又说“矿以议包，何得妄凿？”，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因果。

最有意思的是，梁应泽提到灰税时，用了一个词儿：“灰税驾指”。“驾”是圣驾，“指”是到达、去向，就差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

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么？怎么突然如此大胆？

原因说来简单。两个月前，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议浪潮，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门。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就此告终。

既然朝廷都取消了矿税了，那么梁应泽趁机抱怨两句，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

在这篇文章的下方，还有一系列落款。为首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以及同知、通判、推官等三人，囊括了整个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管：知县金汝谐、县丞马孟复、主簿孙良佐、典史郑大成，以及县学的教谕、训导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县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样了。

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谭昌言赶上父亲去世，已经丁忧离职。禁烧保龙，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了一个“前任知县”的位置。

名单再接下来，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汪应蛟、游应乾、余一龙、汪以时、余启元、余懋衡……在名单最后，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

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

而在石碑的正面，则刻有“严禁伐石烧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涉及到的行政单位以及地理范围，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是文下方的落款，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字。

因为新一任知县金汝谐还没到任，婺源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他的正职推官在府里负责司法实务，外号叫做“刑厅”，来宣布保龙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虽已生效，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婺源县衙人手不够，顾不到船槽岭那么广袤的山区，这个监督责任，便交给了婺源县学。

龙脉若有损伤，影响最大的便是县学的士子们，派他们去保龙，自然是责无旁贷——就像梁应泽说的那样：“官府学校共雠之”。于是婺源县学也迅速出台了一项政策，表决心说“责在通学诸生，有不能辞者”，派遣船槽岭附近学籍的诸生不时监督，一有发现，立刻向官府汇报。

石碑既立，禁约终成。灰户们灰溜溜地填埋窑灶，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婺源县的文人们纷纷撰文，不吝溢美之词，来记叙这一次伟大胜利。

文人的笔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鲜活。比如在著名乡宦游应乾笔下，谭知县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约炳若日星，谁复敢干明宪者”；在另一位乡宦汪以时的文中，更是声情并茂地描述谭昌言在离职时，握着县学士子的手流泪道：“予兹疚心销骨，遽弃山灵，他日复耗，予之所深疴矣。”

最夸张的是县学教谕仁家相，他撰文讲到：梁应泽闻听龙脉被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屠龙者罚毋赦”——这就近乎小说了。

无论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评价这次禁绝烧灰的历史意义，称其为“保天物，弥近害，怀永图，挽文运，葆灵光”。在莘莘学子和社会贤达们的齐声称颂中，这一场保龙运动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婺源县的处置方案，确实是相当周密。可惜百密一疏，决策者们漏算了一点：人性。

人性本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只要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样会铤而走险。

墨西哥曾经劝说农民放弃罂粟，改种热带水果，但却失败了。因为跟毒品的利润相比，任何经济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

明代婺源的情况比墨西哥还极端。当地山林覆盖面太广，耕种几乎不能糊口，跟在龙脉上烧“白粉”相比，收入天差地别。一边是田里刨食儿，朝不保夕；一边是凿石烧灰，大秤金小秤银。你说山民们会守着一座金山挨饿吗？

虽然县里搞过一个赎卖政策。可那是一锤子买卖，不解决实际问题。从实际操作来看，根本没有多少人去赎地契，推三阻四，一年赎不回来几个山头。就算是那些已经赎卖了地契的人，手里的银子花光之后，更会回来打龙脉的主意。

总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环境，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

但谁也没想到，崩坏来得如此之快。

万历三十四年，也即立保龙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灰户们重新回到了船槽岭，偷偷摸摸扒开窑口，继续开凿烧灰。

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派学生过来制止。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里，而且聚起大批民众，堵住矿场入口，不许学生靠近。学生拿出公文来说你们违法了，灰户们便反驳说我们吃不上饭你们管不管？学生管不了，只好回报县学。

县学里的都是秀才，秀才遇见兵，这道理怎么说得清楚？他们只好上报县衙。县丞马孟复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可灰户们仍旧不惧，反而恶狠狠地威胁马县丞：“不伐石烧灰，则近龙之居民，无以治生而为盗。”——这词太文绉绉了，是事后官员在报告里修饰过的。原话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们官老爷不让俺们烧灰，不给活路，俺们就上山落草当强盗去！”

一句话，把马孟复给堵回去了。

马孟复赶紧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金汝谐初来婺源，觉得此事十分荒唐。开矿是嘉靖四十三年开始的，你们船槽岭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么过活的？再说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开挖灰矿，当盗贼的人就变少了吗？

金汝谐认为这些刁民纯属胡搅蛮缠，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他不耐烦谭昌言的怀柔之策，直接派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乡贤支援的仆役，前往船槽岭镇压。一通揉搓之后，大部分灰户作鸟兽散，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军擒拿。

这个洪天，是十七都下属的一个甲长，他撺掇同甲的人户一起烧灰，算是灰户里的中坚力量。马孟复亲自坐镇审问，从他嘴里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词是这样说的：“贫民日趋挖石烧灰，所谓傭工是也。百倍之利，则自出本聚灰囤户专之耳。”

原来真正掌握这个产业的，不是“灰户”，而是那些“囤户”。这些人多是当地豪强出身，他们雇佣穷人进山挖矿，然后再集中贩卖去清华镇。

这个模式，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当年谭昌言解决“灰税”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找船槽岭的包税人协商么？他找到的，正是这些聚灰的囤户。

在谭昌言时代，这些包税人一直隐没在幕后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谐时代，他们终于现身了。

从万历三十三年底开始，朝廷撤销了矿税政策。公公们回了京城。而这些包税人摇身一变，成了矿主，赚取的利润更多了。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诱惑，难怪官府竖碑未稳，这些囤户便卷土重来。

根据洪天的交代，其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囤户，一个叫俞辛宇，一个叫程济。这两个人心狠手辣，又聪明绝顶，特别擅长钻官府的漏洞，从中牟利。尤其是程济，他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率先凿山的两户人家之一，可谓是家学渊源。

金汝谐开始并不相信。在他看来，保龙禁灰的法规设计很完整，哪里来的漏洞可以钻？可随着深入调查之后，金汝谐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小看这些“土人”了。

此前谭昌言在设计禁令时，考虑到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便留了一个口，准许居民前往涌山、石壁、岩前、甲路开采石灰。那里位于船槽岭西南方向，相距数十里，不会惊扰到龙脉。

不过涌山、甲路一带的岩质特别硬，开矿殊为不易，并不像船槽岭那么好采掘，愿意去的人少。灰户们会选择在岩石口开挖——此地位于龙脉禁区的西侧边缘，在这里采掘算是擦边球，在两可之间，官府一般不管。

俞、程两位囤户，盯上的就是这一个小小后门。

他们是这么操作的：首先去婺源县衙门，宣称岩石口的山是俞、程两家先祖的祖坟护山，请求也划入龙脉禁区范围。衙门一听，这要求很合理，便把禁区边界朝西多扩了一圈，将岩石口圈进来。

这样一来，再有灰户在岩石口烧灰，便属于非法。

接下来，两人又主动请命，说怕宵小贪图岩石口的便利，愿意自家出钱出人，以护坟的名义顺便护山。衙门更高兴了，这既宣扬了孝道，又替官府做了监督工作，值得提倡，直接照准。

这样一来，岩石口遂成了俞、程两家的禁脔之地。他们打着护坟的官方旗号，把不属于两家的灰户都赶出该区域，然后偷偷把自家灰户放进来。

从此以后，俞、程两家的护卫每日巡山，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山里灰窑却是热火朝天，烧得不亦乐乎。他们的灰户不光在岩石口开凿，还借着地利之势，摸进相邻的龙脉偷灰。

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神操作，婺源的龙脉禁令形于虚设，反成了囤户排除竞争对手、扩大生产的保护伞。金汝谐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瞠目惊舌，深深被婺源的民间智慧所震撼。

马孟复在县丞任上很久，他给了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一个建议：“俞辛宇素为不法，现在与程济等在船槽岭县龙上开窑取石，烧灰致富，殊属抗拒。捏坟并据岩口，希图再开船槽，殊属诡诈。俞辛宇、程济俱当重拟，庶儆将来。”

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在批示里：“一以为己之利，一以为己之坟，自为得矣，如通邑大病何？”——你们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顾全大局了。

婺源县的一、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按说俞辛宇、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

没想到，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挨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知县的权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篓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山大。金汝谐希望这事不必闹得太大，县里处理处理就完了。

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一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即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这还是在京城，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徒刑和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就赎完了，杖刑自然罚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只是毛毛雨。

我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禁灰遂成废纸；如果重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士，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谭昌言领悟到的“各宜谅解”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

很快判决出来，俞、程二个囤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

没办法，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故事时，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整理，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直。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和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儿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囤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

乡宦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一会儿修个亭子，一会儿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龙脉广阔，人家往山里一钻，根本抓不过来。再说千钧之弩，不为蹊鼠而发机，一干见证过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为小小的灰户抗议，也太没面子了。

一来二去，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有两人过关。一个叫俞育，婺源汪口人；一个叫汪之达，本籍怀宁。也就是说，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比上一届还惨。

不知这事，跟婺源龙脉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一转眼又是四年过去，已是万历三十八年。

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此后他接下来的仕途还算顺畅，短短一年，先是入觐留部，然后考选南广东道监察御史，前景颇好。婺源的小小纷争，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

接替金汝谐担任婺源知县的，是一个年轻得不像话的官员，叫赵昌期，籍贯慈溪。那一年，他才十八岁。

婺源人很震惊，朝廷怎么派了个半大毛小子来？再一打听，更震惊了。原来这个赵昌期是个超级学霸，他在万历三十年中举，那会儿才十岁。主考官见他太年轻了，怕有仲永之伤，劝他晚几届再继续考。于是赵昌期等到万历三十八年，才上京参加会试，并一举夺得三甲第二十八名，成为大明最年轻的进士之一。

（徐阶二十岁中，杨廷和十九岁中，成化年还有一位叫王臣的进士，年十六岁。明末还有一位乔庭桂，中进士仅十五岁，待考。）

顺带一提，赵昌期这一届的探花，叫钱谦益。

史书对赵昌期的评价是：“慈祥可观，尤加意学校”，可见这个年轻人行事老成，对于文教最为关心。赵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学建起一座尊经阁，然后大办文会，会同各乡名士来修撰地方志，在婺源很快赢得交口称赞。

这么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年轻知县，对于龙脉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对烧灰不满的当地乡宦找准机会，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联名上书，要求加强保龙措施。

不保龙，是真不行了。因为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的应天乡试中，婺源籍只得两人中举。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颇尴尬，一个叫李鏊元，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的；另外一个叫汪秉元，长居京城，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

也就是说，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可以说是颗粒无收。这自然是龙脉烧灰的锅。

士绅们的这一份陈情，透露出目前婺源烧灰的新趋势：“驾言余山无害，实关正脉爪牙。断一指而一身为之痛伤，一节而大势为之疲。” 可见这四年以来，灰户们对于龙脉还稍有收敛，但对附近支脉却一点不客气，大肆开采。在风水理论里，这种举动同样会惊扰龙脉。

婺源乡宦们在这一份陈情里，反复引用谭昌言、梁应泽等官员的批示，希望赵知县能萧规曹随，继续厉行禁止。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金汝谐却只字未提。这也是一种态度，可见地方上对金的姑息态度早有不满。

在文章结尾，乡宦们告诫赵知县：“顽民习玩，非严禁无由摄奸。虽德盛化神，必痛惩始能畏志”。显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拿出雷霆手段。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过其他一切。他接到陈情表以后，二话不说，叫上县学教谕，两个人亲自去船槽岭勘察。

赵昌期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调研很深入，发现烧灰凿山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比立保龙禁碑之前还严重。回到县里之后，赵昌期焚膏继晷，连夜撰文，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严厉保龙方案：

第一，旧立灰窑，要全数登记在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下一一推土填埋。

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第三，一旦发现有人烧灰，除判刑之外，还要加罚一笔“追偿龙脉银”。这笔银子一半用来奖赏举报人，一半用来给县学买田收租，租金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

第四，各都里约、保甲实行连坐，每个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无伐石烧灰的甘结——甘结即保证书——官府要仔细查考。谁敢不交，视同烧灰，重打三十大板，枷号一个月示众。

第五，县衙不时走访，如有一窑未拆，本犯及本都里约、保甲重究。

赵知县的这份方案，绝对是动了真格，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比金汝谐设计的监督、奖惩条款更细致。而且这个年轻人在策略上，也非前几任因循守旧的知县可比。

比如说，赵的方案有一条，是鼓动民间互相监视。

民间互相监视这事，不算出奇，谭昌言也试图干过，不过效用不彰。当地人都是抱成一团，指望他们举报自家乡亲，怎么可能？

可赵昌期这次出手，却是大大不同。

关键就在于这个方案的第二条：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它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精妙。

赵昌期亲自踏勘之时，碰到过一件事。他到了十七都那里去走访居民，居民们都说损毁最严重的是狮山、象山，都在十八都的地界；他又去了十八都，当地居民表示我们这里确实山体损毁厉害，不过损毁最严重的痛元洞、水岩山，都在和十七都交界的地方，是他们越界干的。

赵昌期亲很好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来自从有了烧灰业之后，十七都和十八都、二十三都、四十三的当地居民经常越界，去别人山里凿岩，运回自家灰窑里烧。四都之间，没少因为这种纠纷发生争斗，几十年下来，几乎成了仇人。

这对官府来说，是一件好事。赵昌期在第二条里特别规定：“如十七都有犯，许十八等都之人；若十八、二十三、四十三各都有犯，许十七都之人彼此指名首县。” ——你们不是看对方不顺眼吗？给你个机会去逮他们的错，摆明了要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里”这一级，群众们会互相包庇；在“都”这一级，地域歧视大过天。

为了鼓励四都内斗，赵昌期加了一个补充条款：举报成功者，罚金分一半走。

新钱旧恨，足已驱动人心。

这个方案，于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公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官府要动真格的了。士绅们一片欢腾，齐声颂扬赵的政策好。

而囤户、灰户们在渡过最初的试探期后，纷纷偃旗息鼓，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没办法，这个小赵知县太狠了。官差清山，跟篦子扫过似的，一个窑口不留。侥幸有那么几个幸存下来的，很快都被同乡给举报了。任何一都，谁敢进山凿岩，另外三会立刻扑上来咬一口。要知道，官府或许不清楚当地情况，易受蒙骗。本地人可最清楚那些山中猫腻了，一抓一个准。

上有知县督战，下有民众自察，灰户们兵败如山倒，一个灰窑接一个灰窑被堵封，一个囤户接一个囤户被拿下。整顿行动如犁庭扫闾，很快肃清了大大小小的石灰矿窑，只有保龙禁碑屹立依旧。

整条龙脉终于平静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安详。

这次针对船槽岭灰户的胜利，毫无疑问该归功于赵昌期。

比起谭昌言的委屈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年轻人的锐气，也不会有胆略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当然，赵知县之所以如此大胆，也是因为他喜好诗词书法，平日里和婺源士绅们时常饮宴唱酬，关系极为密切。在士绅眼里，谭也罢、金也罢，都是外来官员，而赵则算是半个自己人。有了他们支持，赵昌期才能彻底放开手脚。

可巧今年有春闱。这一科殿试刚刚结束，祖籍婺源的考生汪秉元不负众望，位列三甲。虽然他是在顺天府参加乡试，可毕竟还算婺源人。

这简直神了！这边厢赵知县的保龙方案才开始执行，那边厢婺源就出了一个进士。这一定是龙脉感于真诚的爱护之心，终于显灵啦。风水之验，如响斯应。

汪秉元的进士之位，和远在婺源的龙脉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不过到了下一届，婺源县在科场的运气似乎回来了。

万历四十年应天乡试，婺源县一举高中五人，其中四个婺源本籍。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万历四十一的会试中，婺源学子方大铉勇夺会魁，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二名。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这个方大铉，他在万历三十一年和余懋孳同科成为举人，但没通过会试。这位十年磨一剑，终于在这一科奇迹般地在这一科冲到了前列。

会魁又叫五经魁，指在五经中选一经进行考试，并在本房分组中考取头名。虽然会魁没有会元那么厉害，但也值得夸耀一番。而殿试二甲十二名的排位，是个极高的名次，想想看吧，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成绩你排第十五名是什么感觉。

顺带一说，这一科的状元是崇祯朝首辅之一的周延儒。陪着方大铉在二甲里的，还有一个将来成了魏忠贤心腹的王化贞。三甲里还有一个潘云翼，这个人倒没什么做为，不过在天启那场著名的王恭府大爆炸里，他在乾清宫里生生被震死，……

方大铉的表现，让婺源人对龙脉之说更有道理了。你看，三十一年是龙脉烧灰最嚣张的时候，结果连方大铉这样的文曲星都止步于会试。现在赵知县狠狠整治了一番，龙脉复灵，你看，效果立竿见影，文曲星立刻就出头了吧？

灰霾绝迹，文脉复通，至此婺源的保龙大作战获得了完全胜利，缓缓落下帷幕……

才怪。

赵昌期的做法无可挑剔，可他也忽略了一点。

时间。

受限于婺源的地理和经济模式，你可以永远禁止某些人烧灰，也可以暂时禁止所有人烧灰，但你做不到永远禁止所有人烧灰。

赵昌期的强力压制政策，需要一个始终不松懈的领导者。一旦他离开了，政策必驰，政策一弛，烧灰户必然卷土重来。

而赵知县不可能永远留在婺源，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万历四十一年，赵昌期结束了在婺源短短的任期。他留下一双遗爱官靴，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婺源人民。

接任他的人叫冯开时。

冯开时文章写得漂亮，颇有文名。他接任之后，并没有毁弃前任制度，该执行的条例还在执行，只不过不像赵昌期抓的那么严格了。

要知道，一个体系的运转，需要各个零件紧密咬合，方能运转无碍。冯开时倒是开着机器，却懒得上润滑油，时间一长，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在他的任内，官府的山林巡查日渐松懈。一松懈，就收不上来罚款。收不上来罚款，便无从奖励那些举报民众。民众得不到奖励，慢慢地也就不再举报，各自闷声发大财。没了举报和罚款经费，导致巡查更加松懈——挺好的一套机制，在漫不经心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当初那些掩面而走的灰户、囤户，发现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地又回到船槽山，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猛烈，开矿规模比从前还大，仿佛欲望被压制狠了，这次要一口气全反弹回来。

等到乡宦士绅们发觉情况不对，整个龙脉已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他们找到冯开时，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微微一笑，表示自有妙计。

没过几天，冯知县召集县里民众，公开宣布“捐俸”。他作为父母官，愿意捐俸百金，尽买龙脉石山烧灰处的地，留给县学作为学田。

这招谭昌言已经玩过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山民们根本不愿意出卖地契。不过“捐俸”这个动作，从宣传上确实好看，能充分体现出知县爱民如子的用心。

知县既然有了动作，士绅们也不好装聋作哑，大家各自出了点钱，凑足了一千三百两用于赎买龙脉。不过由于赎买政策形同虚设，这一轮宣传，只成全了冯知县的官声。

士绅们有点不甘心，再次去催问，冯知县又是微微一笑，拿出一篇文稿来。原来，冯知县已经写完了一篇陈述婺源保龙禁灰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辞藻华丽，典雅斐然。

比如他描写龙脉风水：“由来独加护持，以至龙神独王。挺生徽国道脉，濬周孔之源。辈产硕儒，著述匹邹鲁之盛，科第蝉联相续，台座鹭序推先。”——鹭序指像白鹭一样群飞有序，多指朝堂之上的百官站位。

再比如他谈到龙脉被破坏的惨状，痛心地写道：“委郡禁于草莽，等公法如弁髦。后来岁月无穷，削朘将何底极？行使县治别迁，必移学校另置。陆梁大横，三尺何存！”。

“弁”是黑色的緇布冠，“髦”是两侧垂发。在古代冠礼中，男子要把黑冠去掉，垂发剪断，以示自己终于成年。因此“弁髦”代表的是没用的东西。

“陆梁”也是个古老的词汇。在秦汉之际，岭南土著多住在山陆，性格强梁，中原遂称他们为“陆梁”，引申为嚣张横行之意。“三尺”代指法律，因为古人书写律法时，要选择三尺长的竹简。

行了，典故解释就到这里，总之能体会到冯文豪渊博的学问就好。

士绅们看到最后，通篇都是花团锦簇、骈四俪六的辞藻，却没什么干货，除了吹嘘了冯知县自己“捐俸”的义举之外，一条具体措施也没写。

冯开时解释说，这篇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上面看的。

他把文章的收件人地址一亮，满座皆惊。

送直隶徽州府知府刘可法；送钦差整饬徽安兵备、江右参议张文辉；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送钦差督抚应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应麟；送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检查御史周。

好家伙，冯开时竟然将自己的文章，群发给整个南直隶的高层。徽州府、巡抚、巡按、兵备道一个不少，全发去了，真当这是拜年短信啊。

县级官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向上级反应寻求支持，这是很常见的。比如谭昌言就曾把禁灰政策上报徽州府申详。但正常的知县，一次只找一个，实在不行再换一家，谁像冯开时这样一次把大神们全给请出来了。

不知道他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文笔、炫耀一下捐俸的伟大，还是想争取上峰对保龙的支持，亦或三者兼有之。

不过冯开时的面子倒是很大，很快那五位官员都回复了，批语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船槽龙脉关乎一县兴衰，不容奸人凿烧，宜立行禁止，严加究拿云云。

就这样？就这样。

上头的批示，只是给一个方向性意见，具体措施，还得县里自己拿主意。

讨回来五位大人的批复，冯开时把保龙禁碑修葺了一番，接着忙别的去了。士绅什么反应，文献里没有记载。不过咱们可以开个脑洞，想象一下，如果那时候有记者的话，她采访冯知县的对话会是怎样：

记者：“冯知县，针对龙脉烧灰的乱象，县里采取了什么措施吗？”

冯开时：“我们已呈文给南直隶的诸位领导，引起了上级高度重视。刘、张、田、王、周各部委领导圈阅批示，充分体现出了对我们的关心。我给你们看看他们的签名和批语。”

记者：“那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冯开时：“当然是认真遵从上级意见，严格执行领导指示，以士民福祉为念，以大明社稷为重，我还写了几篇骈文专门说这事儿，我给你念念啊……”

记者：“不用了……我看这些领导的批示，都要求立行禁止。那么咱们县里，是怎么做到立行禁止的呢？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冯开时：“我一回来，就调集人手，把那块保龙碑给擦干净了，碑亭也给修好了，特别气派，保证每一个路过的山民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受到官府的威严。”

记者：“只是擦石碑吗？管用吗？”

冯开时：“石碑上刻的都是领导批示，你这么说，是认为领导们的批示没用喽？”

记者：“……不，不是。我是问具体措施。”

冯开时：“一看你就没细读我的文章。我给你念念那篇呈文啊：恳乞偏申当道，严批勒石。其一树于本地，陴居士民互相觉詧，以制城社之股肱；其一树之通衢，令槩邑咸知先禁，以广官家之耳目。”

记者：“这什么意思？”

冯开时：“这个詧字念查，是察的异体写法；那个槩字，念盖，是概的异体写法。这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一般人不知道。”

记者：“我是问整句话的意思。”

冯开时：“就是说，除了谭大人立的那块保龙碑之外，我又立了一块石碑，搁在县城门口的大道旁边了。这样一块震慑船槽村民，一块提醒整个婺源军民。”

记者：“那还有别的举措呢？”

冯开时：“我们的口号是：爱惜山灵，宏施厚载之德；斡旋文运，长瞻继照之光。”

记者：“……”

（以上对话纯属虚构，但那几句古文确实是冯开时的原文，修葺、另竖禁碑之事也不是虚构的，读者察知）

在冯开时这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治下，婺源县在宣传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耀眼的文告接二连三地出台，言辞锋利雅驯。如果只看这些文章，一定会觉得婺源已经在治理灰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可惜的是，文学可以虚饰，数据却不能造假。在冯开时的任内，科举成绩不断地在狠狠打脸。

万历四十三年应天乡试，婺源籍学子只有两人中举，无人闯过会试。万历四十六年应天乡试更惨，无人中举，婺源学子第二次脱科。

这事太丢脸了，以致于《婺源县志》的作者，不得不在四十六年的科举成绩下方，填入一个叫方拱乾的当科进士。其实人家是桐城人，也没从婺源县学应试，只因为桐城方氏是婺源迁移过去的，他才被硬拽过来遮羞，免得开了天窗。

这一下子，县学的士子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没时间去检讨自己读书是否用功，都认为这是龙脉被戕害的缘故。

很明显嘛。赵大人在位时严格约束烧灰行为，龙脉复振，你看四十一年的考试成绩多好；冯大人接任以后口号喊了一大堆，那帮灰户、囤户却越来越嚣张。龙脉被这么天天凿、日日烧，科举成绩能出来吗？

万历四十六年的十一月初八。婺源县城的廪生、增生、附生们同仇敌忾，集体为冯开时上了一篇呈文。在呈文里，学生们描述龙脉如今的状况是：“起窑数十，聚众百余，每日凿石、断龙、烧灰无忌，若不亟究，龙脉将竭，县治不保。”

在呈文里，学生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县丞会同县学前往拆毁逐一灰窑；二是请官府督促十七都、十八都两处负责人每月出具甘结。

这两条举措，在赵昌期任内本已执行得很好。现在学生们重新向冯开时提出这些建议，可以反证它们早被废除不用。可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赵昌期在任时的保龙体系已是千疮百孔，而烧灰产业的复兴又有多么迅速。

学生们不指望冯大人拿出新举措，好歹把赵大人当年的政策严格执行一下也好啊！

这些联名上书的学生，阵容着实不得了，一共有五十二人，其中后来有资格进县志的足有十人之多。他们要么是学霸，要么有个好爸爸。比如有个叫余自怡的，以程文著称，后来官至广州知府；再比如有个叫余昌祾的，他爹是敢面斥张居正的户部侍郎余懋学，他靠恩荫做到了广信府同知。

那么多官二代和学霸一起闹事，冯开时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他很快给了一个批复：

“东衙会同学诸生员拆毁究罪。如违，解院、道重处。”

所有人看到这段批语，都觉得新鲜。冯大人从来是妙笔生花、满腹锦绣，什么时候写过这么短的回复？又什么时候写过这么干巴巴的文字？一个典故没有，一个生僻字没用，这，这还是冯大人的风格吗？

反常，太反常了。

学生们又仔细研究了批文内容，更反常了。

“东衙”指的是县丞。县丞的办公室在正堂东侧，因此有这个代称。冯开时的批示，是让县丞夏时跟学生们去把举报的灰窑拆毁，这本没什么，可难道后面不该接一句“各地方不得徇情容隐，一体究治，断不轻贷”吗？“ 还有，拿住破坏龙脉的罪犯之后，难道不该接一句“本县惓惓严禁，枷责治罪”吗？

这位冯大人一推二五六，抓犯人的事扔给县丞，审判犯人的事踢给都、察二院、兵备道去“重处”，知县该做的事，一句没提。

他这是怎么了？

答案在两个月后揭晓。万历四十七年，一过完春节，冯开时迫不及待地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去管保龙烧灰这种烂摊子，敷衍敷衍得了。

学生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在任六年，表面文章做得光鲜亮丽，可保龙战争却疏漏百出，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没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的一般，可PPT写的好，一文遮百丑。

冯开时打点行装，高高兴兴去南京赴任了。愤愤不平的学生们决定把呈文重写一份，等新来的知县一到任，就拿给他看，让父母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保龙的严重性。

结果他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万历四十七年的三月头上，才盼来一位官员。

一亮片子，原来这位官员叫刘焕发，是徽州府的推官。自从冯开时离职以后，婺源知县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徽州府没奈何，只好把刘推官派过来，临时代理县事。

这事在大明很常见。如果一个知县职位出缺，得上报给吏部，吏部再挑选合适人选派遣过去，这一来一去要花很长时间。在旧官已去、新官未到的空窗期，会由县丞或府级官员来临时代掌政事。此前谭昌言离职之后，就由徽州府郑推官代理过一阵。

可若是临时代理的官员，意味着行事一定守成，他们只求在新知县来临之前别出什么事就好，不会做什么大的改变。

这位刘推官人还不错，虽无文采，但愿意干点实事。他一到任，便重新立起一块石碑，把巡抚都院、巡按察院、兵备道、徽州府和婺源县历代领导的批示，都刻了上去，立在县城旁边。

等一等，这不是冯其时此前吹嘘要做的事情吗？合着他连这么一件面子工程都没干成……

紧接着，刘推官着手重建了一支巡察队，包括了县衙捕、快两班、县学生员和船槽岭附近里约排年等成员，每年二、八、十、十二月对龙脉进行重点巡逻。

除了巡察队，当年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鼓励都间互监、重赏举报等——都不同程度得到恢复。虽然刘推官只是个看守官员，执行力度不比赵昌期，但比冯开时在任时可强多了。龙脉灰户嚣张了六年的气焰，又被压回去了一截。

七月一过，吏部选派的新知县终于到任。他叫金德义，浙江义乌人。金德义和刘焕发交接了工作，开始着手了解婺源县的民情。

金知县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理政是个什么思路，婺源人并不清楚。县学的学生们忽然想起来，之前不是说要修改一篇保龙呈文，拿给新知县看么？现在正是时候！

县学最不缺的就是读书人，很快呈文改好了。它的开头先回顾了龙脉的风水形胜，然后从朱熹开始说起，追述婺源历代名人，接下来笔锋一转，讲起烧灰凿石者的可恶，以及龙脉惊扰对婺源的种种恶果，兼之回顾历任知县的政策，以及建议云云。

是文面面俱到，条理清楚，不失为一篇上等的说明文。

这些学生里有一位神人，可惜名字已不可考。他看了呈文改稿，觉得不够劲爆，无法触及新知县的心灵。你看，呈文里说什么龙脉被毁、文运中断，这跟金知县有关系吗？说什么闾井萧条，十室九孔，人家关心吗？还提什么嘉靖四十三年之后，兵燹连连，灾劫绵绵，人家又不是婺源人，会怕这个？

这些刺激太弱了，要更强烈一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金知县发自内心地认为，保龙禁灰这事跟他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才有动力去推行。

然后他提笔写下了一段话，夹入呈文之中。

这一段话，堪称震撼灵魂的奇文，姑录于下：

“嘉靖丙寅，遂致矿贼攻城焚劫之祸，谭之色变，怀白李侯失守去位。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哉？迄今县治火灾时起，民居靡宁。宾蒙张侯升任外谪；中云吴侯甫拜南垣，未满即世；石梁赵侯，终于右银台；二愚万侯，甫拜侍御，直谏蒙谪；省堂陈侯，半载丁艰；月樵朱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少囧卿；若谷徐侯，亦以艰去，至今尚居少参；念塘熊侯莅邑仅一岁而殒；凡同谭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大参；启宸金侯，西台三载未艾而逝；青严赵侯，以曹郎终；开三冯侯，候补户曹——何嘉靖甲子之前邑侯之晋华膴者踵接，而甲子遂为闲直也？”

这段话里有许多别称，即使直接翻译也不好理解。我把内容分成列，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嘉靖四十三年，矿贼攻破了县城，当时的知县李志学被贬谪到漳浦做典史。从此以后，因为龙脉被破坏的缘故，在婺源做知县的人，没一个仕途平顺的。不信我给您数一数啊。

接任李志学的知县，叫张东暘，升官没多久就被贬了。

次一任知县叫吴绾，病死于任上。

次一任叫赵崇善，最高只混到右银台——“银台”是通政司的别称，右银台即“右通政”，正四品。

再下一任知县叫万国钦，做到侍御，也就是监察御史，可惜因为直谏丢了官。

下一任叫陈宗愈，上任半年赶上亲人亡故，只能丁忧去职。

下一任叫朱一桂，也是家里死人，丁忧去职，至今也只混到少囧卿——“冏卿”是太仆寺卿的别称，少囧卿即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下一任叫徐良彦，同样丁忧去职，只混成了个少参。布政使下属有参政、参议，前者别称“大参”，后者“少参”，正四品。

下一任叫熊寅，到任一年病逝。

再下一任就是谭昌言，丁忧去职，如今只做到大参——即参政，从三品。

下一任金汝谐，去了西台当御史，三年就病逝了。“西台”是都察院的别称。

下一任赵昌期更惨，混了一个曹郎。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管，赵曾但任南京兵部主事。

下一任冯时开，只在户曹混了一个候补主事。

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着实刁钻，他一口气列出了婺源县前后十三任知县的履历，提炼出一条规律：“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 历任婺源知县，因为龙脉受损的事，都倒霉连连，官路坎坷，没一个过得好。新来的知县大人，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这份倒霉名单根本名不副实。比如赵崇善、徐良彦、朱一桂三人官至正四品，谭昌言更做到从三品。虽说是闲职，但也不至于仕途蹉跎。这若是算蹉跎，那什么才算仕途顺利？当到皇帝吗？

那位高人为了论证十三位知县都倒霉的论调，只好硬说这几位还爬得不够高，职位不够重。这种先立论点，再扭曲论据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

真正要说时运不济，只有赵昌期算是一个。这位少年天才，在万历四十六年已然去逝，享年只有二十六岁。可他对婺源的贡献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笔下留情，只说他“以曹郎终” ，并没去渲染他英年早逝的事。

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见影。金德义读完以后，对保龙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

金知县初来乍到，情形不熟，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之计，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谁凿岩烧灰抓谁。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纷纷被捕下狱。

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没想到，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反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冯开时在任那几年，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彼此敌视了，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他们立刻分散开来，把灰窑往深山里挪，不再互相举报。官府的人过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

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凿。敌驻我睡，敌疲我烧。” 跟官府周旋起来。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那么明显。

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年初。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时，却没料到最先来到的，是四都灰户们的一波反击。

大明律有规定，如果对县级主管的政策不满，民众可以一级一级向上申诉。四都灰户抓住这个机会，每一户发起一桩诉讼，直接把知县金德义告到了上级徽州府。

此时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内江人。他开年刚一开衙，还没跟同僚道贺，便被铺天盖地的状书给淹没了……

四都居民的诉状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从其他文献对“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们说的是什么内容：现在税赋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烧灰的话，百姓将无从活命，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

要知道，这会儿已是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这笔加税，加不到士绅们头上，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具体到婺源县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辽饷一加，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

灰户的这些状纸，很有可能会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做挡箭牌：“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一旦禁灰没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

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些状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事争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很了解，但这次告状的人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着实不好处理。

尤其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已经听说明军三月间在萨尔浒有一场空前惨败，接下来肯定又得临时征派。这种大环境下，婺源保龙一事已然变得复杂化。倘若他一个错判，灰户们再去巡按或巡抚那里上诉，可能这事就通天了。

拖吧！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的夏天。

对于灰户们的上诉，徽州府迟迟没有回应动静。灰户们没着急，婺源县那边的金德义先慌了神。因为县学士子和乡宦们告诉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龙，肯定会立即驳回上诉。可如今上头却一直没有动静，这本身便代表了一种态度。

他找到婺源士绅们，抱怨说听信你们一面之词，现在我要吃挂落了。士绅们一合计，不能坐等，得主动出击。

不过诉讼这条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来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级人物很多，他们推举出一位身份最高的汪应蛟，以私人身份给周士昌写了一封信。

汪应蛟是万历二年的进士，历任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天津与保定巡抚、工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全靠地方实绩升上来。

严格来说，汪应蛟还没有致仕，仍是官场中人。他的兵部右侍郎，稳稳压徽州知府一头。只不过这时候他因为要养奉父母，留在婺源没去上任。

跟他相比，无论年纪、资历还是官职周士昌只是个小字辈。

汪应蛟客客气气地给周士昌写了封信，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指责“豪民犹挟其故智，尝试扞罔，且以乞生胧告台下”，直接给定了性是闹事。关于灰户提出的“乞活”诉求，汪应蛟驳斥说：“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没烧过灰，人家是怎么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几都也没有烧灰，又是怎么活的？”

在信笺的末尾，汪应蛟动情地请周知府“为敝邑造千百世之福，士人千百世之感也。”

汪这种大人物，越是客气，压力越大。周士昌接信之后，顿觉棘手。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辽饷”的问题没解决，反复读了几遍汪信，里面却只字未提。周士昌再仔细想了想，才体会到其中门道。

辽饷这事，换了别人，不提是因为不敢提。唯独对汪应蛟来说，不提是不屑提。

汪应蛟在官场上是有名的抗税达人。万历搞矿税时，他屡次上书公开反对，还差点干掉两个天子的亲信矿使王虎、王朝，名满天下。他在天津带兵时，兵饷不够。一般官员会上书请求拨款或加税，只有汪应蛟一分钱不要，带人引水改造，生生把葛沽、白塘一带的五千亩盐卤地溉成了水田，从此屯田足可济军。

天子的矿税、自家的兵饷，他都顶得住，何况区区辽饷？

汪应蛟只字不提，是在暗示周士昌：“你不用怕别人扯辽饷的事，朝廷有什么问题，尽管往我这推。”

周士昌领悟到这一层，顾虑尽去，当即修书一封，客客气气地表示：“日前奸民胧告乞生一词，类有数纸，初亦准其一。行县查勘，不谓次日又来苦诉，若扼其吭而夺之食者。然此种十词九谎，有何成心。”

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分寸，一口咬定灰户们是“胧告”——胧即含糊不清，类似于莫须有——是十词九谎。既然他们说的都是谎话，烧灰助辽饷什么的自然也是瞎说八道了。

给汪应蛟私人交代完以后，徽州府从程序上，正式驳回了所有灰民的诉状，并且指示金德义知县，要全力配合烧灰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金知县那边，紧锣密鼓自不必说。县学这边，更是战意腾腾，士绅们更推举了一位叫余懋衡的官员前来督战。

余懋衡也是个朝野知名的人物，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在陕西巡按任上时，公开举报税监梁永贪渎，差点被后者毒死。两人大斗一场，结果是梁永撤回御马监，余懋衡也丁忧回家。后来他被启用为大理右寺丞，可惜身体不好，正在归乡养病。

这么一位额头生角的狠角色压阵，自然让莘莘学子们士气大振。

余懋衡为婺源县学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战前动员书。这封信可称得上是杀气腾腾，劈头就说“顽民违禁凿龙，椎锐之声，火焰之气，十余里内若裂若开，意欲何为？”

余到底是进士出身，几句论述，灰户嚣张气焰，跃然纸上。他紧接着笔锋一转：“闻虽拘拿数人，照旧锄石烧灰，视衙门若儿戏，此乱象也。将为兵火城郭之忧，岂止科第财富之凋残已耶！”

这句就更狠辣了。这些人私自烧灰，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不管，恐怕是要化身流贼谋反啊。

一下子，立意就高了，性质从保龙上升到平叛。

尤其是一说起灰户乞活的事，余懋衡的排比句汹涌而来：“嘉靖甲子以前未烧灰，未卖灰，顽民依旧喫饭，依然种田。别都之民无县龙可凿，无灰可烧可卖，依然喫饭，依然种田。茫茫四海，为商，为贾，为匠，为工，何技不可度活？”

其实余懋衡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写过一篇《北乡富敬堂记》，里面分析婺源务农之艰辛，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明白灰户为何铤而走险。只不过为了龙脉安危，余大人也顾不得许多了。

最后余懋衡呼吁广大学子：“残县龙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残其龙，自伤其脉，不智甚矣！吾辈若不亟为力禁，坐视凌夷，亦不得谓之仁，不得谓之智矣！剥肤之灾，坚冰之祸，勿谓吾言不验！”

连“勿谓言之不预”都说出来了，说明真的要开打了。

正式开战的日期，定在了万历二十八年的八月。

先是汪应蛟、余懋衡等人领衔，会同几十名乡宦联名上书，请求金知县保龙严查。然后金知县掷下令牌，委派县丞黄世臣亲自带队，会同县学的生员督查队，气势汹汹朝着船槽岭扑过来

这一次联合执法，力度空前，真正细到一窑一户一地，逐一查实。事后黄世臣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简单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细致程度：

“里长施时高，引至十七都小严前，有窑一所，查出窑户吕乞、吕正、吕爱、吕芝、吕奇、吕呈等；楼下有窑一所，查出窑户洪泽、洪星、洪新寿、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窑一所，查出窑户何兴、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贰拾坞有窑一所，查出窑户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华，以上司窑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穷源幽坞。”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灰窑几乎都是家族式作业，一窑一户，或两家联合，最多掺杂一两个外姓人人。窑归家族共有，每个族人都有细股可分，所谓“囤户”，实际上是家族中带头之人，和一般矿主还有区别。

这次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犁庭扫闾。龙脉岭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几十人，连坐者更多。金德义甚至公开表示，这一次绝要严惩，“若稍从末减，则虽欲禁之不过隔靴搔痒耳。”

这场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运动，持续了足足一个月，然后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因为皇上驾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么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准备用新年号，而且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去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的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准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得，所有准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就连在婺源监督保龙运动的汪应蛟，也被卷进去了——泰昌帝即位之后，将汪应蛟拔擢为南京户部尚书。红丸案之后，他感念先帝之恩，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

朝里怎么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期，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启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启元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冲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么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要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么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囤户俞辛宇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在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荡，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士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 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到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斩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

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不过周士昌觉得光是自己批准，还是有点不踏实，又去找南直隶的巡按易应昌，请他背个书。南直隶巡按相当于是省高法的地位，他们发布的禁令，最具威慑。

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按察院正式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龙脉保护区的范围之外，这一次还强化了惩罚措施：“凿山之家，罄其资产入官，重示枷示。”

原来只是罚钱了事，这次是直接查抄家产，算得上是从重治罪了。周士昌转发这道禁令时，还叮嘱说，罚没家产不得拿去做别的，要用来资助那些贫苦的读书士子。

十六个首犯被判刑，这没什么，那点罚款不算疼。但这个查抄家产，可就太重了，不说官府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邻居诬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紧似一拳，直杀得灰户敛迹，囤户收声。在冯开时任内纵容出的烧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强力地压制下去。金德义主持那次严打，效用昭彰，船槽岭下再没闹过什么烧灰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静安详。用当时婺源巡谕何俭总结的话说：“保龙之法，在巡视之有方，巡视之方置司官上也，权假候缺之司镇之次也。”

看来官府真心想管，就能管得了；说是管不了的，那都是借口。

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闱乡试。这一次婺源学子中了三个举人，其中两个人是婺源本籍，分别叫做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一年的春闱和殿试中，还有一位婺源籍举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这个成绩，跟昔日盛况没法比，但比前几年总算强一点。风水论者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啊。

可是接下来的天启四年乡试，婺源只有一人中举；再到了天启七年乡试，只有两人中举。风水论者又说了，龙脉譬如人体，久疴必内虚，须徐徐浸补，方有灵妙——再等等看。

没想到，这一等，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闱刚开始考，天启皇帝撒手人寰。

他这一死不要紧，这一科来年的殿试没人主持了。好在天启的弟弟朱由校很快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宣布这一科不中断，来年正常举办会试和殿试。

婺源县的人品，在这一次差点中断的科举中突然爆发了一次。别看乡试的婺源新举人只有两名，分别叫做胡士昌、张作楫。可闯过崇祯元年会试、杀到金銮殿上的婺源人，却足足有四人之多。

其中张作楫考了三甲二百七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二十七名、余自怡是三甲一百七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六十四名。就数量而言，已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啊。

回顾婺源县与灰户之间一系列斗争，从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迩来六十四年，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个建议，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宪词，那一位位或贤或愚的父母官们，士绅们的备极心劳、学子们的戮力尽意，若不能留书后人，岂不是太可惜了？

说干就干！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做《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簒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们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得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篡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一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只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而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到十七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

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附：

本文得益于佘伟先生点校的《婺源保龙全书的整理与研究》、廖华生老师的《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_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以及特别感谢社科院阿风老师提供的《婺源县志》电子版，免去了我去图书馆抄书之苦。

来源：马伯庸 WeChat ID：mbycl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