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看到一个清代嘉庆年间的盐政案件,很值得说说。虽然历朝历代盐政弊案很多,但这个案子的作弊手段却别开生面,创意十足。
这件弊案发生的地方,是在长芦盐场,那里是中国四大盐场之一。原来归沧州长芦盐运使管辖,后来改成了天津。
清代的盐政和明代一样,商人需要购买盐引——也即销售许可证——去盐场换取等量盐货,再运去全国各地按规定价格销售。从雍正年间开始,每一张盐引,可以换取300斤基本盐,再加上盐引所属区域的盐耗。比如说,直隶盐引,要加10斤盐耗;河南盐引,要加15斤。
盐商手持盐引,从盐场换回生盐之后,需要在盐坨——这是个地名,在东浮桥南到季家楼村的滩地上,存放盐坨,故而得名——雇佣人手,分割打包,谓之“筑包”。每一包盐,要和一张盐引+盐耗相当。比如你手里有一张直隶发的盐引,那你筑一包就是310斤,可以少,不能多。
筑完包,盐商把这些运到长芦批验所,交由官府检验。
从盐商的角度来说,筑包当然是越重越好,能多夹带一斤,自己就多赚一斤的利润。他们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钻空子。因此官府对筑包的重量监督很严,筑完之后,要进行“秤掣”。
“秤掣”的流程是:在官员监督下,盐商将生盐一包一包移库。每移一包,官府发给一根小筹,并做编号。每满二十筹,会有监督官员从中抽出一筹,上秤验重。如果盐包超重,要把超出的总量割没,还要进行罚款。
一般盐商作弊的手段,无外乎盐包夹带,贿赂掣签官吏等等,很少有人对大盐秤有什么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批验所的秤,用的是工部制作的标准砝码,精铜质地,上面还刻着年代和重量。这些砝码分为100斤一个、20斤一个、10斤一个,5斤一个。康熙之后,一共只增铸过两次,一次是康熙十六年增铸25斤砝码一个,一次是雍正元年,增铸50斤砝码一个。砝码轻易不做增减的,更换不频繁,来源又是部里督铸,因此很少有人打它的主意。
嘉庆十二年,长芦盐政重新检验了一下那些旧砝码,发现问题很大。官方标准是16两为1斤,而这些砝码却是以17两3钱为1斤。这可麻烦了,因为盐商是按16两1斤去卖盐的,从长芦买盐却按17两3钱为1斤那么买,大秤进,小秤出,利润巨大,这不挖朝廷墙脚嘛。于是长芦盐政申请重新铸一套标准砝码。
这个改动,对盐商们来说不啻重击,平均每包盐要少掉将近24斤。他们的政治能量不小,这么平白夺其利,容易出事。朝廷考虑在三,决定折中一下,盐商买盐的时候,每1标准斤可以多算7钱8厘,一包300斤,折算下来多出13斤11两。
说白了。原来你们多占国家24斤的便宜,现在国家让你们多占13斤11两便宜,你们就别闹了。
因此嘉庆十二年,长芦盐政拿到工部去铸造的铜砝码,是一套九块:50斤砝码6块,10斤砝码1块,5斤砝码1块,13斤11两砝码一块。
可盐商们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太亏了。其中两个有力盐商樊宗清、查有圻,他们从天津运司衙门的靳书绅一路联络,把银钱送到了工部书吏韩咏昌手里。韩咏昌找到负责铸造砝码的工匠高文瑞,要他设法在砝码重量上造假,事成送他百两纹银。
高文瑞觉得这事很简单,铸造时直接给每一个砝码增加了几斤。没想到工部检验很细心,检查50斤砝码时发觉过重,索性全数退回,让他重新磨准。高文瑞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按照订单标准,重新把九块砝码磨准。与此同时,他自己弄了点铜料,偷偷铸了10斤、5斤、13斤11两三个假砝码,增重合计6斤4两。
工部这次检查九块砝码无误,由官员王朝兰装箱发运。王朝兰到了码头时,夜色已深,便把砝码寄存在码头,准备一早出发。当时长芦盐政派来交接的人,正是靳书绅。他伙同高文瑞偷梁换柱,把三块真砝码换成增重砝码。
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新砝码从嘉庆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启用,一直用到嘉庆十七年八月,前后五年。这五年里,凡是在长芦盐政过秤的盐包,每一包都多出13斤11两的法定便宜和6斤4两的非法便宜。加在一起,和原来的24斤其实所差无几了。
这可真是一次大公无私的作弊手法,一人贿赂,所有长芦盐商都能从中得益。(当然,把持长芦盐商销路的,一共那么几大家族,所以最终便宜也都是自家人占的)
砝码的问题,盐商们都心知肚明,可谁也不会去说破,大家开开心心运着盐包发财。一直到嘉庆十七年,才有一位叫李仲昭的御史揭破了此事,要求朝廷彻查。
朝廷闻之震怒,一路查到底,所有涉事人员都捉拿深究。而对于盐商们知情不报的举动,朝廷也决定严惩,派出专业官吏仔细计算:使用伪码期间,一共运出去4,843,201份盐引,这些都能查到经手盐商,各家按份额叫罚款。比如查有圻一家就占了571,885份盐引,获利75,620两银子,加罚五倍……你们算算吧。其他盐商缴纳的罚款,也平均有十几万两。仅此一案的罚款数额,也够嘉庆再吃饱一回了。
查有圻家也真是豪奢,两年内就把罚款交清了,查有圻他妈还额外交了三万两,给儿子赎罪,免于流放。
乾隆年有一幅《潞河督运图》,画的正是掣盐厅办公的场景,就在天津卫城东门外的孟公桥头。
@马伯庸:查了此案中的几个人结局。揭发这次弊案的御史李仲昭,后来又举报吏部京察不公,得罪了许多人。吏部要收拾他,有个老资格侍郎感慨:“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 结果吏部听到这评价,立刻把李降了四级罢黜。那个查有圻在道光四年,被查积欠盐课二百万两,革去盐商资格,从此一蹶不振
参考文献:《嘉庆十七年长芦盐砝舞弊案初探》,夏维中,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