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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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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月5号,一个男孩出生在唐山。医生来登记新生儿姓名,他爸在部队没回来,他妈表示还没起名儿。医生做主,他爸是当兵的,那就叫他姜小军吧。
姜小军他爸姜洪齐是个工程兵,喜欢文学,也动手写小说,有报社想调他去当编辑,但部队不放,他妈高阳是小学音乐老师。姜洪齐常年不在,跟着部队到处跑,姜小军在唐山农村的姥爷家度过大半个童年。
离开姥爷家回到父母身边,姜小军又跟着跑了很多地方,先去了贵州,又搬到湖南。他爸部队老放电影,他老看,看的多了,就不再只满足于看。七八岁时,姜小军开始用纸剪一些人物,编上故事,用幻灯放给其他小孩儿看,还要注明是哪个电影厂拍的。这是他最早的导演作品。
除了导演,姜小军还喜欢表演。在贵阳上小学时,学校排话剧《消息树》,姜小军演了一个美国兵,那是他第一个舞台角色。姜小军平时就爱模仿人,邻居看了都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这孩子实在是丑,要不以后还真能当个演员。人们说的多了,姜小军也跟着认同了自己的丑。
1973年,姜小军10岁,全家结束奔波,定居北京,住在东城区内务部街5号大院儿(后改换门牌为11号)。院儿里出了很多搞文艺的人,姜小军每天一睁眼,就在这个环境中蔓延生长。
其实姥爷早给姜小军起好了名字,叫姜文。上小学时在班里,这两个名字一直被乱叫着。直到定居北京,趁着还没人知道姜小军,姜文才终于固定下了名字。姜文下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叫姜武,妹妹叫姜欢。姜武原来叫姜小兵,也是医生起的。
进京后,北京不承认贵州的学历,姜文又在西直门一小重读了一遍六年级,一年后在北京72中上了中学。姜文4岁入学,10岁就小学毕业了,所以他比同班同学都小两岁。在72中,班上有个同学叫英达,二人交好,还坐过同桌。
英达常去5号大院儿找姜文玩,一帮大院儿子弟,一起抽烟,一起拍婆子,一起弹吉他唱苏联歌,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上中学时就爱演戏,每次看完话剧和电影,回来就给大家学,看过的人都说像。英达老撺掇姜文,让他去当演员,还给他推荐了一些剧本。英达他爸英若诚当时是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姜文通过英达知道了人艺,爱上了话剧,觉得这帮人特别有本事。
姜文最爱于是之的《茶馆》,看过二十多遍。到后来,里边的台词他倒背如流,还能模仿演员的音色。他从于是之身上找回一些自信,演员还是得看演,演比脸重要,于是之长得也不行,大家照样喜欢。那时姜文的理想就是去人艺当一个话剧演员。
姜文在72中连初中带高中,一共上了六年。1979年高考,英达报了北大,考上了,姜文报了北电,没考上。落榜后,姜文整天瞎晃,但他心里不慌,觉得有年龄优势,有晃的资本。英达来找他,鼓励他继续考,这回报中戏。
第二年,姜文报了中戏表演系。考试那天,英达骑自行车驮姜文去了考场。考小品时,姜文幽默、松弛的表演拿了高分,可到了考形体和声乐时,老师们对他就没那么满意了,本来已经算淘汰了,但姜文在考试中朗诵的那段契诃夫的《变色龙》,摒弃做作,自然贴合的状态打动了班主任张仁里老师,张老师力主留下姜文。最终,姜文被破格录取。
中戏四年,姜文功力大增,表现出众,练就了自己塑造角色的独特方法。
1984年,姜文从中戏毕业。他想去人艺,却被分配到了另一个话剧团体,青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姜文在青艺演了一年多后,被陈家林导演看中,找他去演电影《末代皇后》中的溥仪。
为了演好溥仪,姜文下了大工夫,他反复看溥仪的纪录片和传记《我的前半生》,还专门去拜访了溥仪的弟弟溥杰,了解溥仪的生活细节。当时姜文脸长腮窄,和溥仪真有几分相像。他第一次见溥杰,溥杰就说,这个人,像我大哥。那段时间,姜文满脑子都是溥仪,夜里躺在床上还和姜武一直聊溥仪。
姜文塑造角色,从来不计成本。谢晋导演找他演《芙蓉镇》里的右派秦书田,但他生活中并没有接触过右派,根本不了解右派是什么样,为了演好秦书田,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走访了50多个当年的右派,和他们深聊。最终,他为秦书田写的人物小传、心理分析和行为设计,比《芙蓉镇》原著小说还厚。
《芙蓉镇》让姜文声名鹊起。1987年,24岁的姜文凭借秦书田一角,荣获第1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拍《芙蓉镇》时,姜文和大他八岁的刘晓庆有很多对手戏,二人日久生情,相知相恋。
真正让姜文名声大振的作品是《红高粱》。这一次,姜文参与的,不只是表演。张艺谋也承认,从头到尾,大家都商量着来。除了角色塑造外,姜文还贡献了很多精彩的剧情细节设计。1988年,《红高粱》拿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姜文登顶一线。
此后,姜文又连续接拍《本命年》、《大太监李莲英》等电影,后来还演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拿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红遍挂历。
姜文的脾性很有意思。接下《本命年》后,他找导演谢飞要了《愤怒的公牛》录像带,他很喜欢罗伯特·德尼罗,想学他的硬汉表演法。后来《本命年》在柏林拿了银熊奖,记者采访姜文,说他的表演很像罗伯特·德尼罗和马龙·白兰度。姜文答,对不起,我没听说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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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90年演完《大太监李莲英》后,姜文对演戏这件事就没那么大劲头了,他想获得对一部电影更大的掌控,他想当导演。
实际上,在过往参演经历中,他已经或多或少干了导演的活儿。周围的人,也一直在撺掇他。姜文说他干很多事,都是被别人撺掇的。当演员,英达和一众同学撺掇过他。当导演,谢飞、田壮壮、张艺谋撺掇过他。
姜文最终当了导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他看电影时老有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我看有些电影的时候老觉着,这也是好吗?这不好啊。你瞅着,我将来拍一个,比这好。」
沉淀了两年,没接任何戏,姜文就一个人在家,看书、学英语、看录像带。同时,他开始找题材,四处寻好小说,刘晓庆也在帮他找。他看上了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最后因为版权问题,被迫放弃。
那段时间,姜文和王朔玩得多,见面勤。他俩家就隔着一条三环路,经常互相串门,晚上在一起看录像带。有一天,王朔发现姜文正在争苏童小说《红粉》的影视改编权,就上去劝,说算了,你争他干吗呀,你看看这个。说完,递过来一本《收获》,上边发了一个他新写的小说,叫《动物凶猛》。
姜文带着杂志回了家,半夜两三点,临睡前翻出来,开始看《动物凶猛》。他一看,立刻觉得这就是一部电影,画面感、流动感十足,激动地没了睡意。他阅读速度有点慢,一直看到天亮。他看到了5号大院儿,看到了一起拍婆子的发小,看到了自己整个少年时光,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
姜文想让王朔当编剧,把小说改成剧本,但王朔不愿意,他前一年连小说带剧本刚写了一百多万字,写恶心了,不想再写了,还有一个原因是王朔痛恨给有追求的导演写剧本,惨痛经历不堪回首。王朔答应姜文帮他推荐一个人来改。又过了一段时间,姜文去问,王朔干脆说,我也别推荐别人了,我就推荐你吧,你自己改。
1992年劳动节那天,姜文在西坝河北三环路边一间小屋里,开始动笔写自己第一个电影剧本。强行开笔的姜文没想到自己会写得这么顺,所有场面和对话都主动冲上来找他。他把BP机和电话都关了,憋在这个6平米的小屋里,昏天黑地,一直写,连日子都忘了。但他自己说,他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就是愿意干这事,一点也没努力,一点也没强迫自己。
写剧本的过程中,姜文一直在听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意大利的旋律将他拉回青春期。6月13号,姜文写完了。6万字的小说被他写成了9万字的剧本。开头是一段温暖耀眼的画外音:
故事发生在70年代初的北京,可话还得从现在说起。
那时候……一想起那时候心里就激动,甚至谁要说「那时候」这三个字都让人觉得兴奋。那时候永远是盛夏,大晴天。
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剧本写完了,可投资一直没着落,只好先撂下去干别的。11月,姜文去了美国,开始演《北京人在纽约》。次年4月,姜文杀青回京。
回来以后,事情突然变顺了,刘晓庆去找了香港制片人文隽,文隽信姜文,觉得姜文值得投,他在香港拉到一笔钱,姜文自己又谈成一笔来自台湾的投资,再加上刘晓庆之前说好的国内投资,钱很快就够了。
1993年4月,香港港龙电影公司、台湾协和公司和云南一家房地产公司,共同组成投资集团,电影定名《阳光灿烂的日子》,三方共出资100万美金,项目启动。刘晓庆和文隽做了电影的监制。
钱解决了,就可以开始找演员了。原剧本很长,一共有三个不同年龄段的马小军:一个七八岁的马小军,一个十六七岁的马小军,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马小军。
三个人演一个人,姜文自己演三十多岁的马小军,他希望这三个人一定要像,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孩子长大了,所以找小演员的标准就是,像姜文。最难找的,是十六七岁的马小军。
剧组的四五个副导演撒网到北京各中学去找、到全国各地去找,还在《北京晚报》和《新民晚报》登了广告。最终,千挑万选下,来自青岛的少年滑板冠军夏雨脱颖而出,十六七岁的马小军有了。姜文他妈到剧组看过夏雨,说挺像中学时的姜文。最后姜文又找夏雨聊了一次,聊完就定下了。
7月,演员基本都找好了,姜文把他们集体送到京郊良乡一个部队汽车团,给他们穿上军服,切断一切对外联系,让他们每天听革命歌曲,看那个时代的报纸,看苏联老电影,还请杂技团的老师教大家骑自行车,还把当年的老顽主找来和演员们聊天,给他们看当年的黑白照片,让大家全身心沉浸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中。姜文管这个叫浸泡演员。
姜文还组织所有演员坐成一圈儿读剧本,一遍遍地读。可以说,谢晋是姜文的导演课老师,姜文和谢晋学到很多。当年《芙蓉镇》开机前,谢晋就组织他们读了大半年剧本,然后又让他们下去体验生活。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姜文老爱升格,也是和谢晋学的。
1993年8月23号,《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式开机,这天也是王朔的生日。开机仪式现场贴着两行字:「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那天,剧组放了很多鞭炮,炮火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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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一周后,资方付的定金就都花完了。拍摄虽在继续,但处处都在赊账。制片主任二勇天天向刘晓庆告急,刘晓庆天天打电话四处催款。
屋漏逢暴雨,受全国房地产业萧条影响,云南那家房地产公司突然撤资,拍摄难以继续。刘晓庆先开始搭钱,然后姜文开始搭,搭光了积蓄,创作班子也开始往里搭。最后,刘晓庆连妹妹和老妈的存折都交给了二勇。
终于,熬来了转机。昆明宏达公司愿意投资,很快给刘晓庆带去了180万的支票,救活剧组。但后来文隽那边的钱又出了问题,拍摄资金一路磕绊。
资金有磕绊,故事很流畅。姜文越拍越顺,他把故事放在了自己最熟悉的内务部街5号大院儿。后院儿有个高烟囱,他们院儿曾有一个孩子爬到顶上,转圈走。姜文这个事安给马小军,拍到了电影里。
《阳光灿烂的日子》聊的是夏天的事,却是在冬天拍的。有时候一上午就干一件事,把地上的冰喷化,然后演员们把衣服脱了,喷上汗,装夏天。最终出来的效果,比夏天还夏天。
姜文对品质有力求最佳的执念,《阳光灿烂的日子》用了25万尺胶片,创下当时中国导演耗片比记录。其中拍米兰卧室挂的那张照片用了四本胶片,一本4分钟,一共16分钟,一秒24格,相当于是拍了23040张照片,从中选了一张,最终采用。
力求最佳与控制成本是死敌,姜文只擅长一个。剧本里有6行字,描写马小军送他爸的场景。很简单的6行字,实拍时动用了20辆坦克、10几架飞机、几千人次,拍了半个月。
1994年1月28号,剧组停机,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剧组弹尽粮绝,很多人已经两个月没开到钱了,一些扛不住的人直接撤了。后期做到一半,一分钱也没了。二勇把最后一点钱都用来给文隽打电报要钱了。
剪片过程中,剪接助理给姜文出了一个主意,姜文有点犹豫,找王朔聊。王朔问你犹豫什么,姜文说我在别的电影里没见过这么弄的。王朔对他说,「姜文我不知道你们拍电影的怎么想的。我们写小说的,要是有一东西,别人没用过,就是牛逼,我非用不可」。姜文一下通了,「用」。
3月9号,姜文咬牙完成了初剪,片长4个多小时。但混录、配光和做拷贝的钱依然无望。姜文开始到处找新投资人,王朔也跟着他胡乱见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款。
突然有一天,王朔跟姜文说,来了一个法国制片人,叫让·路易,他也许能帮忙把这事办了。让·路易看完4小时初剪版后,盛赞,「如果谁错过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就等于错过了费里尼的第一部电影」。
让·路易给姜文写了7张纸的观后感,聊得非常细。最终,让·路易以取得《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版权为条件,安排姜文去德国做后期。这会儿,文隽又联系上了,继续帮着对接各种事。
让·路易想送《阳光灿烂的日子》去欧洲影展,他让姜文准备些带子,姜文当时连转带子的钱都没有,只好用家用摄像机对着剪接机拍了十几分钟,交给让·路易。姜文在德国做混录的第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威尼斯电影节一个选片人,他兴奋地通知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入选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看了样片,非常喜欢,但是要求姜文把片子剪到两小时以内。姜文后来也没搞明白,最终入选,到底是因为让·路易送给选片人的十几分钟,还是因为文隽送去的初剪带。
这部电影的命途多舛还没结束。到了威尼斯后,姜文发现,电影的英文拷贝丢了,他们赶紧通过航空公司又寄来了英文拷贝和意大利文拷贝。忙中出错,最终他们给评委放了意大利文版拷贝,评委来自各个国家,很多根本不懂意大利语,只能半看半猜把电影看完。这对评奖非常不利,但最终放完后,整体反响依然热烈。
9月15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揭晓,夏雨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拿下影帝。
《阳光灿烂的日子》回国公映后,技惊四座,在两岸三地引起轰动,成为文艺界大热。同时也获得了市场的拥抱,甚至还举办了一场超前首映权拍卖会。开画后一票难求,最终,《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平均票价五块钱的1995年,斩获5000万票房,拿下当年国产片票房冠军。年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1995年度全球十大佳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位列榜首。
陈丹青后来说:「姜文无疑是二十年来最有才华的导演。第五代在寻找电影,想象电影,姜文直接给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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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电影局和美国桑丹斯电影学会在北京举办「北京桑丹斯国际电影节」,来了很多美国的制片人、发行商和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也来了。当时姜文手上事儿多,抽不出身,没参加这次活动。
电影节期间的一晚,昆汀离开了集体活动,朋友带着他,开了一个小时的高速,来到河北涿州影视城《秦颂》拍摄现场,看姜文演戏。
姜文带昆汀去了他的阳光灿烂公司,二人相谈甚欢,聊了剧本创作,聊了调教演员,还一起在阳台上吃了饺子。最后,姜文拿出自己之前买的《黑色通缉令》(即《低俗小说》)剧本,请昆汀签了名。昆汀也跟姜文要了两张《阳光灿烂的日子》签名海报。两人还一起合了很多影。
1997年,姜文在北京一个聚会上结识了法国人舍妮维斯·桑德琳,当年秋天,二人结婚,后生下一女,取名姜一郎。四年前,姜文和刘晓庆平静分手。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姜文又开始了寻找故事之旅。他很多剧本都是从音乐开始的,写《阳光灿烂的日子》时,他一直在听《乡村骑士》。他自己说,一听那音乐,仿佛就能闻到七十年代的味儿,心里就翻腾上了。
这次,让他翻腾的,是两张CD,一张是日本军歌,一张是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两张CD带来的激荡,诱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想起了最近看过的众多小说中的一个,尤凤伟的《生存》。
姜文在《生存》里找到了他想要的故事核。「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翻译在中间搅浑水,他们将怎样互相面对?」
但原著小说里的军民奋勇抵抗侵略,姜文并没有采用,他走了另一条路。同时,他拍《生存》还有一个目的:
我们以前拍的抗战电影,被日本人拿去教育年轻人: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
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
《生存》拍成电影后,名叫《鬼子来了》。其实《鬼子来了》的精神之源,姜文很早就开始琢磨了:「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筹备期间,姜文看了大量关于抗战的史料,还数次前往日本靖国神社,研究里边供奉的侵华鬼子。
这次拍电影,姜文再也不用担心投资的事了,「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是我找投资,拍《鬼子来了》,就是投资找我了」。
1994年,王中军,王中磊两兄弟一起创办了华谊兄弟广告公司,1998年,华谊转型做电影,投钱拍的第一个片儿,就是《鬼子来了》。除了华谊,还有两家公司一起投。
姜文这次把队伍拉回了自己长大的地方,唐山。电影主场景选在了唐山迁西县潘家口水库,姜文花80多万在水库边的山坡上造了一个村庄。
饰演主要角色花屋小三郎的日本演员香川照之第一次见姜文时,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开拍?」姜文答:「先进行军事训练。然后从八月份,一直干到年底。」香川照之沉默了。
姜文还是老规矩,先组织大家集体学习,一起阅读文献,一起看战争电影和纪录片。剧组在密云一个武警训练基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军训。日程安排非常紧:
5:30 起床
5:40-7:00 早训练 5公里徒步 最后冲刺
7:00-7:30 洗漱 整理床铺 打扫卫生
7:30 早餐
8:30-10:00 队列训练
10:00-11:30 警察功夫训练
12:00 午餐
12:30-13:00 洗浴
13:00-14:40 午睡
15:00-18:10 战术动作训练 匍匐前进 翻越障碍
18:30 晚餐
19:40-21:30 阅读录影资料 战史书籍研究
21:30 就寝
军训结束后,剧组又组织大家进行了踩点、走场、听陈强讲战斗经验、试装、拍剧照、彩排等一系列活动。香川照之数次感慨:「这真是一个好厉害的国家啊,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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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拍完《鬼子来了》接受采访时说:
很多人嫌我拍电影时间长,拍得慢。说句实在话,有时我真不愿意把电影拍完,我就愿意晕在这里头。剪接机最后搬走时我也不愿意看,我心里怅然若失。
《鬼子来了》拍得确实慢。有一天下午,就拍了两个镜头,用手赶走趴在马大三脖子上的蚂蚁。剧组人员抓来一堆蚂蚁,为了不让他们在脖子上乱爬,大家先把蚂蚁装在了瓶子里,闷晕菜了再放出来。
为了拍好电影最后马大三被砍头的那场戏,姜文专门从美国进口了几台可以滚动的特殊摄影机,最终完成了那个气贯唐山的头颅主视角镜头。《鬼子来了》用了48万尺胶片,预算比原计划的2000万超了30%。
姜文有自己的理论:「拍电影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是赢,不会节约子弹和枪支。」
《鬼子来了》确实像打仗一样苦。潘家口水库周围什么娱乐都没有,天天拍夜戏,那年冬天,唐山特别冷。拍大屠杀是在户外,一冻一晚上。室内也不暖和,拍地窖戏,钻在地下,比室外还多了一分阴冷。晚上就是大家挤在炕上,轮流小睡,睡一会赶紧起来接着拍。
实拍结束,苦日子并没完。剪接比拍摄还慢,一共剪了九个月,剪到后来,所有人都烦了姜文。不过,慢工,确实出细活。2000年5月21号,《鬼子来了》荣获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评委会大奖就是仅次于金棕榈的第二名。
好事坏事,结伴而至。《鬼子来了》没有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核,直接送到戛纳参赛,被定为违规操作,再加上另一层最根本的原因,历史立场不正,《鬼子来了》被禁止公映。坊间还在传,姜文本人也受到了五年内不能担任导演的行政处罚。
被禁的消息甚至传回了《鬼子来了》的拍摄地,潘家口水库。一个当地男孩洞悉一切,他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姜文没有经过审查,就把电影拿去了外国,还获了奖,所以他们禁了这部电影。」男孩没看过成片,但他说他知道电影被禁的原因,「农民们没有反抗。电影里没有红军,也没有游击队。」
这部没有公映的电影,在豆瓣上,依然有27万人通过各种渠道观看了它,大家联手打出了姜文的生涯最高,9.2分。
来源:桥下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