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誉任健
与家教无关、与基因无关、与个人禀赋无关……
蜀汉远不是只有先主刘备之子资质过于平庸的问题，而是整个蜀汉高层的所有二代人物都不超群。
重复一遍，蜀汉所有顶级政治人物——从刘备、诸葛亮到关羽、张飞、庞统、蒋琬、费祎等，他们的儿子们都不怎么出众――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子关幸、张飞之子张绍、庞统之子庞宏、蒋琬之子蒋斌、费祎之子费承……所有这些蜀汉二代人物都远远谈不上优秀，有的甚至表现得非常拙劣；
反过来再看曹魏，也决不是只有曹操的几个儿子出类拔萃。实际情形是曹魏阵营里的很多重臣之子都很超群，都有超凡脱俗的神奇表现――除了曹操的儿子之外，典型的还有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以及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钟繇之子钟会，夏侯渊之子夏侯霸、女婿羊祜，贾逵之子贾充等——贾充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他在魏末晋初的北方中枢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其女贾南风更是改写历史进程的天后级人物，一手把民族带入近乎灭种的深渊。
一样一样说——
严格说起来，在蜀汉二代人物中，表现最失败的还不能算是刘备之子刘禅——他在诸葛亮去世后独立主政 30 年，期间曾经出现过“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政治局面，史料所呈现出的蜀汉后主并不像演义小说或者很多后人评价的那样不堪，这个话题争议太大，暂不表。
蜀汉二代人物中表现最失败的应该是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诸葛亮不仅是三国时期表现最全面、人格最完美的人物，也堪称中国史上形象最接近于完美的忠臣贤相。诸葛亮晚年得子——４６岁时生下儿子诸葛瞻，且对他寄予非常殷切的期望。千百年来，诸葛亮教诲儿子的一篇《诫子书》感动了无数后来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已经成为东方文化里最经典的人文品质。按说得到父亲真传的诸葛瞻应该是非常优秀的，至少不应该过于弱智。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形是，在敌军犯境、政权面临重大军事危情之际，作为蜀汉卫将军、平尚书事（宰相级人物）的诸葛瞻既没有领兵作战经验，又缺乏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在最关键时刻犯下极其低级的军事错误——当时敌方邓艾军团成功偷渡阴平，诸葛瞻奉命前去截击，由他率领的蜀军本该占据各处险关要塞、阻敌于险关之外——所谓“错守诸围”，这是蜀汉沿袭数十年的军事防御战略，军中大将也都这么建议，诸葛瞻却不顾劝谏，自作主张地把主力屯驻在无险可守的涪县，拱手把险关让给敌军，眼睁睁看着邓艾军队进入平原腹地——诸葛瞻如果略有一些军事经验和作战常识，蜀汉集团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诸葛瞻及其子诸葛尚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奋战至死，其忠君报国的精神气概非常感人，但若简单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不得不说是由于他诸葛瞻在关键时刻犯下了极其低级的决策失误，致使蜀汉错失最后一次翻盘机会，从而一手造成政权最终的覆灭。
蜀汉集团另一位大佬级人物张飞，其子张绍后期担任侍中，在后主投降过程中扮演着带路党的角色。当时邓艾军团尚在雒城，并未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听从谯周建议决定投降。此时正是这个张绍代表后主从成都赶赴雒城，向魏将邓艾递交降书，然后在前面引路，把魏军领进都城。邓艾到达成都时，后主刘禅用绳索把自己五花大绑并带着棺材前来相迎。投降书里还有一段话尤其厚颜无耻：“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翻译成现在的话说，早在我刚当皇帝的时候，你们大魏帝国就秘密派人来劝我投降，但由于当时诸葛亮昏暗无德，再加上我本人糊涂，所以没有投降成功……
蜀汉集团的二代人物都不超群，而曹魏方面很多“官二代”则普遍是叱吒风云的神级人物。两大集团之间对比如此悬殊，后人便不能把原因简单归结于刘备或者曹操等人的家教方式，或者单纯归于某个二代人物的个人才智、禀赋，而只能从魏、蜀两方的政权禀赋和团队文化上予以检讨。
蜀汉的“官二代”都不优秀，未必是这些二代人物在其家教及个人才智、先天禀赋上有什么重大问题。
同理，曹魏方面有很多二代人物出类拔萃，也不能说是因为他们的家教优越，或者因为其个人具有超异的先天禀赋。造成这种差异的最核心的原因在于，蜀汉与曹魏的政权禀赋和团队文化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蜀汉政权有一个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质，就是从其政权草创、勃发、鼎盛一直到期中守成和最终覆灭，在这个全过程中，蜀汉团队的政权运行始终讲究的是五湖四海、朝廷始终倚重于天下志士。因而在整体上始终能够做到君臣互信、上下一心。其实际情况，是蜀汉君主对于诸臣僚始终能够给予最充分的信任，而朝堂重臣对于君主则始终保持绝对忠诚。在这么一种局面之下，从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这四任最高辅政者虽无不“权倾一国”，却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培植自己的家族势力，更没有让其近亲远戚布满朝堂。
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只是一名普通官员——长水校尉，诸葛亮因为晚年得子，在其嫡子诸葛瞻出生之前，他把东吴诸葛瑾之子诸葛乔过继给自己，但是这个诸葛乔来到蜀汉后也只是一个带兵五六百人的基层将领――诸葛瞻后来官至卫将军、平尚书事，这是诸葛亮去世多年后的事情；诸葛亮的继承者蒋琬、费祎也都能像诸葛亮那样从不扶持任何私人势力，蒋琬的儿子蒋斌到蜀汉亡国时也只是个中级将领，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镇守汉城、战斗到最后一刻；费祎的费承只是在宫廷里担任一般性职务——黄门侍郎。
至此，蜀汉政权的二代人物普遍都不优秀，问题的原因便有了相对清晰的解释：蜀汉君臣恪守家国一体、五湖四海，从来不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因此在客观上说，蜀汉自草创至、建国乃至最终的覆灭，二代人物始终缺乏有效锻练机会——这与曹魏方面的事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曹魏政权（包括后来代魏的晋政权），始终存在一个重大而根本无法克服的致命隐患，就是团队内部始终缺乏忠诚和信任——其问题的实质，是从曹操父子到司马懿父子，他们在骨子里根本不信任因而也从来不倚重于外姓人，由于团队内部缺乏信任和忠诚，主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魏、晋两朝在短暂鼎盛之后迅速败落，问题其实都是出在这里。
先从“五子良将”说起。张辽、徐晃、张合、于禁等曹魏名将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人都是非常牛的——他们在军事、谋略上确实个个都是神级人物，但是认真翻看史料才明白，像张辽、徐晃这种超一流的名将，他们在曹魏政权中的军事权力和实际地位其实都非常有限，虽然也得到了曹操的赏识，但曹操从来没有把统军之权交到他们手里——统军大权始终掌握在曹家人或夏侯氏等自家人手里。
曹操时代还要好一些，各种宗室人物普遍能够得到重用，由曹仁、曹洪、夏侯敦、夏侯渊、曹真等组成的核心团队实力非常整壮。但是到了曹丕继位后，其团队内部的信任状况进一步恶化，天子对其自家兄弟也都不信任，只能倚重于宗室前辈而对于自家兄弟则予以严加防范，曹彰、曹植等亲王级人物则近乎被软禁。这种局面导致曹休、曹真等宗室重臣凋落之后，曹魏中枢根本无人可用，实在没有办法才把统军大权交给司马懿，又因宗室人物力量微弱，曹家皇帝没有任何实力制肘权臣，权力因此很快落入司马懿父子手里。
到了司马炎代汉立晋之后，司马氏政权借鉴曹魏覆灭的教训而大封诸王，所有重权全部集中到司马氏氏自家人手里。他们认为这样搞下去，以诸王的强大实力拱卫中枢，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却没有意识到由此遗留的问题更加严峻——司马炎去世不久，天下便再次发生大规模、高烈度的持续震荡，司马氏家族内部杀得天浑地暗。
至此，曹晋政权的二代人物普遍出类拔萃，问题也便有了很明确的答案：因为曹魏政权的团队内部始终缺失信任和忠诚，当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无论是曹家的还是司马家的二代人物，从曹丕、曹睿到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等，表现确实都很卓越超群。
但是对比蜀汉，魏晋政权的这种团队文化在客观上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问题在于，政权内部既缺失信任和忠诚，则大行其道的便只有强权与阴谋。因此，政治人物一旦取得强势地位，就必须要大肆杀戮、残酷清洗，然后就只能独断专行、专横跋扈，稍有不慎便被其对立势力所清洗、杀戮。
翻阅魏、晋史料，动辙就是“夷三族”，一杀就是一大片： “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司马懿诛曹爽党羽，皆夷三族；王凌谋反案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开棺戮尸，夷三族；诸葛诞兵败被夷三族。史书记载当时灭族最多的一次是在高平陵事变后，被点名灭族的多达 10 人：“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夷三族”这三个字，写在史书上看似平常无奇，细想起来极其阴森恐怖。“三族”，主流的说法是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大都出身豪族，婚配讲究门当户对，无论父族、母族还是妻族无不根系庞大、枝连叶附。所谓的“夷三族”，就是对于“三族”系统，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光、原则上一个不留。这么一杀往往就是几百、上千甚至数千口，场面之血腥残酷，令人不寒而栗。
反过来再看蜀汉团队，诸葛亮治蜀素以严刑峻法著称，但是蜀汉在对待政治犯方面，甚至是对于那些叛逃敌国的罪臣家属都显得极其宽容。麋竺的弟弟麋芳在关羽攻打襄樊后期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蜀汉痛失荆州。麋竺为此向刘备面缚请罪。刘备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予以极力劝慰。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走投无路，带兵投降曹军。当时有消息说其家人全部遭到诛杀。黄权深知蜀汉方面的文化氛围，坚定认为不可能。事实表明他的家属在蜀汉生活得很好，其子黄崇后来官拜尚书郎，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跟随诸葛瞻抗击魏军入侵，奋战至死。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形成的基本局面，是立国四十余年始终“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期间从未形成过权臣当道、肆意妄为的政治党羽，从未出现过局势震荡和大规模的清算、追杀，更没有出现过把天子当成傀儡、随意废立的不伦之事。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也使很多重臣、名将即使因流落于敌方，而仍然对于故主保持高度忠诚。演义故事和中国的戏剧舞台浓墨重写关羽千里走单骑之事。其实按照《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像关羽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蜀汉旧臣始终不断，除了关羽，还有袁涣、黄权、廖化、张裔等。廖化在关羽荆州战败后被吴军捕俘，但他思念故主刘备，装死避开官兵监视而带着母亲向西一路狂奔，最终见到先主刘备；张裔在出任地方长官时被当地叛乱势力抓获并遣送至吴国。两年后蜀、吴通好，张裔抓住机会昼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吴方追赶时他已经进入蜀地。
在这种高度纯净的忠君文化感染之下，蜀汉重臣手握重权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为，更不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蜀汉因而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清廉的政权，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凡人”，“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财资无余”，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进入姜维时代，卫将军诸葛瞻、大将张翼、胡济、阎宇等都与姜维政见不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分岐很大，但是蜀汉方面从未发生过、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要发生军事政变或者政治清洗（政变、叛乱，在魏、晋乃至孙权身后的东吴几乎是家常便饭）。从姜维、诸葛瞻到大将张翼、胡济、阎宇等，即使在蜀汉末期，其最基本的政治局面始终是君臣、同僚之间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大将张翼、廖化等虽不赞同姜维的军事路线，但他们都能恪守军事纪律，忠实服从于大将军姜维的指挥、节制。到最后阶段，诸葛瞻、董厥等朝中重臣认为姜维好战无功，曾经上奏皇帝试图削夺他的兵权。但是由于内部没有派系、党羽之争，诸葛瞻等只是向朝廷建议由大将阎宇取代姜维的大将军职位，而让姜维担任益州刺史。
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热忱拥戴蜀汉政权，就是因为蜀汉方面的这种政治禀赋和团队文化高度契合中国人最传统的政治审美。这种建立在信任与忠诚之上的团队才具有可持续性，因而大家始终认为这样的团队才有正统王气，具有重构天下秩序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禀赋。
这种乱世之中极为特殊的团队文化和政权禀赋，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在后世始终具有压倒性的民意基础。宋代便有记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此后千年，无论史家如何断代（因为西晋最终完成了统—，魏晋因而常被主流史界认定为封建正统），中国老百姓始终把刘备和他创建的蜀汉政权奉为正统，以一贯之、坚定不渝。东方文化圈至今盛行一句话：“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果单纯按照史料推敲，这句话漏洞百出、谬误重重。因为公元 200 年关羽投降曹操、“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当时能够代表大汉政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汉帝刘协，另一个便是大汉司空、录尚书事、假节钺的曹操——假节钺就是持有天子所授节钺，可以代表天子杀伐决断；而当时的刘备，本来是奉命到徐州讨伐袁术，结果在徐州杀了朝廷命官车胄（时为大汉车骑将军、徐州刺史）然后盘据在那里，不久又被曹操大军击溃，不得已投靠河北的袁绍。后来见袁绍大势已去，只好再次辗转流离、客居荆州。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当时的刘备都不能被认为是“汉”的化身。“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准确地说应该是“身在曹营人在汉，心在刘备”。
可是，这实在是最权威的史家都无法勘误纠正的事情，因为在历代中国人的心目之中，三国时期正朔分立、皇帝层出不穷，只有蜀汉政权才是真正的天命正统，只有刘备父子才是真龙天子，孙权、曹丕他们统统都是假皇帝。
如果单凭文治武略，蜀汉即使在历次大分裂时代的割据榜上，也称不上有什么大雄大奇。特异的是其以区区一州之地、几次战绩平平且乏善可陈的北伐作战，而能赢得后人无以复加的颂扬、感怀，乃至于有大批蜀汉人物（刘备、诸葛庞统、关张赵马黄、魏延姜维等）在历代拥有粉丝无数，甚至连关兴、张苞、廖化这样二三线的人物也都妇孺皆知。几位政权核心人物则极其罕见地同时在东方文化圈里被尊圣、封神——
诸葛亮的一篇《出师表》，我们可以数一数文中包含有多少成语——这个超级不容易，“成语”不是由诸葛亮或者其他哪个学术权威指定的，而是经过无数人熟读精研之后，大家说多用惯了的约定俗成；中国人遇到最吉祥喜庆的节日、盛事，老传统是请戏就点《龙凤呈祥》——其实刘备当年的这桩婚事一点都不美满；关老爷的事情更无须多说――关爷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不是圣人了，而是神、绝对不可亵渎冒犯的神灵，很多东方人每天都要敬、祭。一些剧种的关羽扮演者在装束之前还要沐浴、斋戒，老戏班子还须在脸谱下方另画一个符号，表明只是演员而并非关公本人，免得冒犯神灵。
中国戏剧的舞台习惯，是主演出场后要先报家门（自我介绍）。诸葛亮在《失街亭》里一出场先是道白：“忆昔当年居卧龙，万里乾坤掌握中。扫尽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真英雄。”然后朗声自报：“山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官拜武乡侯之职。”
唯独关羽与其他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演员忌讳在舞台上直呼关爷大名，其自报因而极其简练。关公托刀上场，推髯亮相，道白只有五个字：“某，汉寿亭侯。”
中国历史上的强悍角色不在少数，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姜尚、老子、孔子、商鞅、韩信、王安石、张居正等——三国当世的曹操、孙权、司马懿等其实也都算是非常强悍的人物。但是像刘备、诸葛、关羽这样令后人百般推崇、万世敬仰爱戴，君臣之间能够同步达到这种被尊若神灵、如诗如画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空前绝后。从这点看，蜀汉的团队必有其超乎寻常的特异之处。
本答文里提出蜀汉的政治禀赋和团队文化高度契合了中国人的传统政治审美，这其实只是问题的表象——忠君文化历朝都有，这个并不少见。蜀汉政权的特异之处，是从其肇始、草创到建国、鼎盛，始终张扬着一种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直击心灵的理想主义光芒。这一小股流失势力因力量微弱、不堪一击而屡战屡败、屡陷绝境。但是刘备团伙既有圣教徒般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执着，又有亡命徒般骠悍强大的心灵坚持，他们在屡次走投无路、几近毁灭之时而仍能保持着超级旺盛激昂的进取意志，历经千挫百折、悲喜离合而始终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九死一生之后达到相对其身世、环境而言的人生至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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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个与本答相关的争议话题：
以“匡扶汉室”为人生最高理想闻名青史的刘备本人，在称帝之前忠于大汉天子献帝吗？
我本人的观点是否定的，并有确凿的史料支持。但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既然连刘备本人都不忠君，那么蜀汉团队的忠从何来？
下面的论述欢迎各位批评。
在历史上，刘备（称帝之前）对于汉天子的忠诚是存在质疑的。一个确凿无误的证据，是公元 221 年蜀汉众臣策划建国称帝时提到的荆州玉玺事件——
当年关羽围攻襄樊，有两个名叫张嘉、王休的当地人前来进献玉玺，玉玺据称是他们从汉水的深潭之中“打捞”出来的。此事见之于《三国志先主传》：“ 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耀,灵光彻天。”毫无疑问这是支持先主称帝最为明确的天意之兆。众臣据此劝进：“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连瞎子都能看出荆州玉玺事件的人为策划痕迹。
那么我们再想想关羽是什么人？中国民间说关羽熟读《春秋》——按照按《江表传》里的记载，关羽熟读的是《左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说明关羽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用现在的话说得是北清至少 985 的水平——知乎平台大神林立，其中有几个能熟知《左传》、倒背如流？开句玩笑，回正题。
关羽既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政治规矩： 像天子玉玺这种至高无上的天下信物、国家神器，是极端神秘而不可触碰的，怎么可能随便就从河里“打捞”出来——当时真正的玉玺历经孙坚、袁术等人私藏，最终复归于献帝，事实上掌握在曹操手里。
荆州玉玺事件毫无疑问为关羽所策划。问题在于，像关羽这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熟知政治规矩的地方军事集团里高层人物（刘备集团里的男二号），如果没有最高统帅、一把手的授意，他怎么可能擅自去做这种足以导致杀身灭族的超级禁忌之事？
进一步说，荆州玉玺事件发生在公元 219 年，刘备称帝则在两年之后（先主、后主用的应该就是这枚玉玺）。先不说刘备有没有怪罪关羽——关羽在荆州迅速败亡，怪不怪罪都无所谓，但是“玉玺”在成都被私藏了两年，这说明什么？
是先主刘备的主意。
如果说事情发生在曹丕代汉之后，那么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刘备方面在曹魏废汉之后策划称帝建国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汉帝被废而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刘备既力图匡扶汉室，则客观上需要汉室存在，否则就无从谈起。问题的关键在于，荆州玉玺事情发生在公元 219 年关羽攻打襄樊期间，当时曹操尚且在世，更没有出现曹丕代汉的政治变局。因此便有理由质疑，汉献帝当时尚且在位，你刘备授意关羽策划天子玉玺事件，究竟意欲何为？
单从这件事上看，刘备的忠君是值得怀疑的，非常值得怀疑！
那么，既然连刘备本人都不忠君，此后的蜀汉团队的忠从何来？
历史已经过去一千八百年。站在今天的角度检讨历史，在当时那种大动荡、大转型时期，对于名存实亡之君的忠诚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政权既已到了衰亡关头，表明其自身存在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所有新政权的确立都同时昭示着对前政权的逆叛。如果单纯以忠奸而概论，后世就无法评价历史。进言之，所谓的天命正统现在看来其实并不存在，更不用说汉室朝廷当时事实上已经无力主导天下局势，天子早已不是评判天下是非的最高裁决者。因此，曹操当年究竟是忠义勇威的大汉贤相还是谋逆自立的汉室逆臣，他到底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至刘备本人是否是在打着匡扶汉室之名而行封禅自立之实，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
关于三国政治人物的是非评价既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忠君、是否忠诚于徒有虚名的汉室政权，则更重要的是看他们的团队文化和集团性格是否契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和民众愿望，担当相应的时代使命。
刘备本人悲天悯人、体恤众生，这在当时具有真情实意的内在流露。曹操占领荆州后，襄樊十万民众弃城离乡追随刘备仓皇南逃，体现了当时的民心向背。而刘备当时面临的形势十万火急，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面覆灭。但是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没有放弃随行的荆州民众。后来在当阳被击溃，他的家眷悉数被敌军俘获，其中有他年幼的儿子刘禅。刘禅后来是由大将赵云相救而幸免于难。在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应该说，刘备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真诚的，远不像演义故事写的那样虚伪。
历来有人质疑“衣带诏”事件的真实性。“衣带诏”这件事发生在公元 200 年年初。《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诸多史书都有记载。其中《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资治通鉴》：“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衣带诏”事件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密谋参与者中只有刘备当时带兵在外而幸免于难，如果“衣带诏”确有其事，这将使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被完全消解，刘备则因此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如此事关重大，刘备在此后抗击曹操过程中应该高调宣扬才是。但是刘备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过汉献帝当年曾经授予他们“衣带诏”的事情，因此传言中的“衣带诏”是不存在的。
翻阅史书，刘备于公元 219 年取得汉中后谋划称王，在众臣的联名上表中确实没有提到“衣带诏”。表文只是笼统地说刘备曾经与车骑将军董承等密谋诛除国贼曹操、安定天下，但是因为不慎机密外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三国志》原文：“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刘备称王时又发布一份奏表给汉献帝。刘备本人的表文同样没有到“衣带诏”，只是声称是他刘备曾经与董承私下谋划铲除曹操，但是由于泄密而使董承遭到陷害，而刘备本人也因此四处逃难、流离失所（《三国志》原文：“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
史书记载的母丘剑、钟会等人叛乱时，事前都要“矫太后遗诏”为旗帜。已经亡故的太后遗诏尚且具有如此至高无上的政治感召力，如果刘备真的有 “衣带诏”，就相当于他拥有当朝天子的号令，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具有无用置疑的法政正义。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把如此重镑信息大张旗鼓地昭示于天下？
从这个方面看，刘备“弘毅宽厚”源自天性、具有十足的诚意。因为在刘备自称汉中王的时候，汉献帝还在位，曹操也没有死。皇帝当时被牢牢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的称王奏表是无法直接呈报给皇帝的，只能起到昭示天下的作用。可以想见在“衣带诏”事件败露后，皇帝是断然不能承认会有此事（曹操也不允许他承认这件事情，因为皇帝一旦承认有这个事，曹操的政治优势顷刻间便消失殆尽：你曹操动辙打着天子旗号四处讨伐，搞了半天天子最想杀的就是你本人）。其他密谋者董承、王子服等人已被诛杀而死无对证，天下唯一能够说清楚这件事只有刘备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天子血书衣带诏的事情给抖出来，他刘备将置远在许昌、如同身在牢笼般的天子于何顾？
刘备高调宣扬“衣带诏”固然可以增强他自称汉中王的政治优势，然而此举毫无疑问将陷害天子于更加深重的患难与不幸。正是为了顾及汉室天子的实际境遇，刘备在所有昭告文书中都刻意隐去天子密授“衣带诏”的往事，而把事情说成是他个人的主动之举：当年，是我刘备和董承等人密谋除掉曹操这个大奸臣。这件事情与皇帝没有关系。可是由于泄密，董承他们惨遭灭族，我本人也被逼得流离失所、播越失据。
正像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的那样，刘备本人“弘毅宽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团队赤胆忠心、精诚共进，蜀汉政权因此具有一种正统政权所特有的清明与振作。应该说，这正是旷世奇才诸葛亮赤诚追随并为之鞠躬尽粹、不负重托的根本原因。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勤勉王事、不负重托，始终坚定不移地高扬“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主旋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的气象，为杀戮四起、动荡不安的三国乱世平添了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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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历史，尤其是中后期的很多事情，迷雾重重。下附个人一些探析思考，恳乞赐教！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写到诸葛亮去世之后,好像突然江郎才尽而失去创作激情，把此后很多情节写得马虎潦草，对于诸葛亮身后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这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诸葛亮去世时把权力交给了姜维。姜维紧接着便大举北伐，连年征战最终完全耗尽了实力，后主刘禅因此很快就举手投降了。
后来的多数作史者在写到刘备去世后，也是把诸葛亮治蜀、蜀汉北伐作为叙事重点，对诸葛亮身后的两位继任者蒋琬、费袆只作简短交代。作家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说：“在郿县近郊五丈原，诸葛亮逝世……他的军事职务由大将姜维接充。”
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又延续了 30 年。诸葛亮担任丞相的时间只有 12 年。 诸葛亮临终前，也完全不是把权力直接交给姜维。
姜维当时的职务是中监军、征西将军。征西将军在曹魏是重号，但在蜀汉方面却是普通的杂号将军（《宋书.百官志》引鱼豢语：“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中监军”是蜀军一个方面军的将领——蜀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部，“中军”主要是拱卫京师，但当时战事频发，中军也时常要外出作战。中军首领共有五位，分别是中军师、中监军、中护军、中典军和中参军。姜维作为中监军具有协理军务、督察将帅的权力，品秩不算低，但是距离接替蜀军统帅的位置还差得很远。
姜维在蜀军从撤退时负责断后并立功。姜维因此晋升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爵位由过去的亭侯升为乡侯，算是晋升；实际职务由中监军变为右监军，基本上是平调；统诸军，应该是具有统筹、协调全军事务的权力，算是得到了重用，但远不是“统帅诸军”。姜维的辅汉将军仍是杂号将军，排在他前面的重号将军还有很多：大将军蒋琬、车骑将军吴懿，前将军邓芝、左将军向朗、右将军辅匡、后将军吴班、奋威将军马忠等，还远远轮不到由姜维来“统帅诸军”——姜维在公元 247 年（诸葛亮去世 13 年后）升任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成为排在天子和大将军费祎之后的蜀汉第三号人物。但是直到此时，他仍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每次出兵作战都受大将军费祎严格节制。《姜维传》载：“（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因此，远不能说姜维在诸葛亮去世后便接替诸葛亮军职而成为蜀军统帅级人物。
诸葛亮临终前的政治安排，是建议后主把辅政大权交给丞相府留府长史蒋琬。蒋琬的留府长史，相当于诸葛亮的丞相府留守成都班子（即所谓的“留府”）的秘书长。诸葛亮长期驻扎汉中前线，留府要承担着统筹前线、后方事务及征兵、后勤保障等诸多职能，留府长史因此兼具蜀军后勤部部长的职责。
后主刘禅基本落实了丞相诸葛亮的政治交代，把大权交给蒋琬。蒋琬实际主导蜀汉政局大致有十年，后期因为身体不好，于公元 243 年把主要权力（大将军、录尚书事）交给尚书令费祎，第二年又坚持把所兼任的益州刺史一职也让给费祎，他本人仅保留蜀汉大司马的虚衔，作为名义上的第一辅相而事实上退居二线。
费祎由此开始主导蜀汉政局，到公元 253 年遇刺身亡，施政时间大致也是十年。
姜维是在费祎遇刺身亡之后才真正走上蜀汉政权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这已是诸葛亮去世二十年后的事情。
蒋琬和费祎，都是三国时代的顶级政治人物。他们两人先后施政二十年（公元 234 年至公元 263 年），占到蜀汉立国时间的将近一半，是在蜀汉政权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
蒋琬、费祎施政时期，蜀汉整体上以闭关殖谷、保境安民为施政要务，虽然很少出现那种壮怀激烈、波澜壮阔的大规模征战场景，但期间也出现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历史事件，并直接影响到此后的历史进程，像蒋琬的东征计划，蜀、魏兴势大战，费祎遇刺等。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三国演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只字未提。《三国演义》在写到诸葛亮去世后即把镜头切换到北方的曹魏，从魏明帝曹壑大兴土木写到公元 238 年的司马懿平辽东，又一下子跨越十年描述曹魏方面的高平陵事变——公元 249 年，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诛杀主政的曹爽势力并全面掌控曹魏政局。从高平陵事件引出夏侯霸投蜀——夏侯霸是曹魏名将夏侯渊的儿子，高平陵事变后因为担心受到牵连而投奔蜀汉。《三国演义》这才把镜头重新切换回蜀汉，这时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长达十六年。
那么在这长达十六年间，蜀汉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三国演义》未作任何交代，从而造成了多数人对于蜀汉方面认知的黑洞——其实很多搞历史但不专门研究三国的学者也未必清楚：在诸葛亮和姜维之间，蜀汉经过过两位最高辅政者（蒋琬、费祎），他们施政时间长达二十年，期间还曾经发生了一系列震惊历史的重大事件。关于蜀汉覆灭，历代都有人在苦苦探寻，其实根本原因正蕴含在《三国演义》完全回避的这二十年里。
《三国演义》把蜀汉中期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各种史料关于蜀汉中期的记载都过于简略。《三国志》更是一本糊涂账。
陈寿在《三国志》里的叙事布局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陈寿生于公元 233 年（诸葛亮去世的前一年），他既是《三国志》的撰写者，又是蜀汉中后期历史的亲历人。按理说，陈寿编撰《三国志》，本来应该是把蜀汉历史写得更加生动详实，他至少应该把自己所亲历的蜀汉中后期交待清楚才更合理。但实际情况是，《三国志》把魏、吴两方的各种人物和大事小情写得生动详尽，而把蜀汉历史却写得极尽简略。而在《三国志》里的蜀汉部分，陈寿把他未曾经历的很多前期人物、早期事件写得生动详实，而把他曾经亲历的中后期的事情反而写得含含糊糊。
蜀汉后期，还发生了震惊历史的费祎遇剌案——费祎是三国时代级别最高的被刺遇难者：在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不折不扣的宰相，天子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政最高统帅），是蜀汉政权的一线当家人。费祎遇剌，震惊三国政坛、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时陈寿已经年过二十，在蜀汉中枢做事。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陈寿即便当时不明就里，也决不可能在数十年后着手撰写《蜀书》时仍然一无所知。
但是陈寿在撰写《费祎传》时仿佛为了刻意避讳什么，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只交代了简短一句：“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关于蜀汉中期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有限，因此只好反复把镜头在曹魏和东吴之间来回切换，几乎把三国故事变成“二人转”。后世作史者再也找不到更加详实的史料，又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把期间的历史全部回避，只好把诸葛亮身后的两位接班人蒋琬、费祎匆匆几笔带过，然后集中精力叙述姜维北伐事。
蜀汉的事情到了姜维时代顿时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来说，在费祎遇刺案之后，他终于熬过了这段长达二十年索然乏味的沉闷时期，无须再在各种历史事实之间腾挪躲闪而把叙事笔触重新回到那种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从姜维北伐到蜀汉亡国，所有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相对完整的过程呈现。
然而由于缺乏蜀汉中期的连贯衔接，蜀汉后期很多事情显得突兀而令人费解。
后人历来困惑，作为奉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立国纲领的蜀汉北伐战争，在政治上具有无庸置疑的绝对正确，在刘备、诸葛亮时代得到了益州全境的万众响应。为什么到了蜀汉后期，姜维却因坚定执行刘备、诸葛亮的基本政治路线、力主北伐而遭到朝堂上下一致反对，最后几乎众叛亲离。
姜维在取得蜀汉军事主导权后，先后发动过六次较大规模北伐战争，当时的蜀汉经过蒋琬、费祎施政二十年休养生息，“边境无虞，邦家和一”，据此推辞当时的蜀汉社会状况要比诸葛亮北伐期间要好。姜维北伐，其征战频率相略低于诸葛北伐，整体作战效能则要更好一些。但是，姜维却最终因此在蜀汉朝堂完全陷入孤立。到最后，蜀汉重臣董厥、樊建和蜀军高级将领廖化、张翼、胡济、阎宇等都竭力反对姜维。连诸葛亮的儿子、卫将军诸葛瞻也不赞同姜维用兵北伐。诸葛瞻、董厥等甚至密议要架空姜维。
公元 263 年 11 月份，魏军南征入境仅三个月，后主刘禅便委派使节出城递交降书，蜀汉政权倏忽而亡，其中更是疑点重重、争议不断。
尤其令蜀人愤愤不平的是，后主投降的时候，敌军尚未兵临成都——邓艾军团在突破绵竹之后，行进到雒城。雒城，位于今四川省广汉境内，距离成都还有数十公里，是蜀汉京畿防御圈的外围重镇。先主刘备当年攻取益州时曾在这里受阻，围城强攻将近一年，而且付出惨重代价——谋士庞统正是在此役阵亡。刘备攻破雒城之后，诸葛亮、赵云等荆州援军赶到，多路兵马在成都城下强攻数十天而未能攻破。此时恰好赶上西凉名将马超来投。刘备抽调兵力暂时配给马超，形成马超率军参与攻城的强大震慑。刘璋这才决定开城投降。
蜀汉覆灭时的情形是邓艾军团“进军到雒”，是否突破雒城，史书没有交代。他即使攻下雒城，前面还有坚固的成都防线，应该说，等待援军的时间是充裕的——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约五万精锐部队当时行进到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急行军数日即可赶到成都。后主其实也可以先到南方回避一段，因为蜀军当时还牢牢控制着南中地区，南中地区完全不像谯周说的那样“仓促南逃，其变不测”。真实情况是那里经过半个世纪治理，民众顺服、官民同心。得知魏军入侵，南中守将霍弋（蜀汉名将霍峻之子）紧急请示蜀廷，要求调兵北上保卫成都。后主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动，成都方面已有安排。这表明皇帝对南中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到南方暂时避一下在安全方面没有问题。
然而皇帝最终还是听从了谯周建议，派出使臣由成都出发前迎数十公里，到雒城向邓艾递交了降书，然后由张绍在前边带路，把邓艾军团引进成都。
蜀汉光禄大夫谯周，他是蜀汉史上最复杂、最耐人寻味的官员。潐周自幼丧父，家境衰落，但他从不关心仕途经济，而是醉心于钻研学问，史书说他“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谯周本人不修边幅，不计小节、不善言辞更不会巧言令色。作为一个精研典籍、学识渊博的儒生，他不可能不知道投降者在正统道德语境里意味着什么。谯周劝降后主，既没有任何个人名利或宗族荣辱方面的动机，那么他如此不计毁誉地葬送自己的国家，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蜀汉降魏是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真实内情至今仍然疑点重重。这件事情上最有发言权的是陈寿。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样的解释历来倍受质疑，后人不断列举各种史料予以反证。细想起来，其实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隆中对。
现在看来，隆中对名扬天下其实是后来的事情。公元 207 年刘备在第三次拜访并最终见到诸葛亮时，两人的谈话内容因为涉及到当时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在三国当世是始终无法对外宣示的。像“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如果这种言论传到蜀地，益州牧刘璋此后怎么可能会把刘备主动迎邀到益州？进一步说，在整个蜀汉立国期间，隆中对都是高度机密的禁忌话题。因为刘备在入川后曾以不光彩的方式推翻刘璋，然后反客为主、据而有之。这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道义污点。当年刘备与刘璋翻脸，之前确实存在刘璋诛杀张松、“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的客观事实，蜀汉方面大可以解释为当时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如果把隆中对里的内容昭示于天下，这将势必使先主陷于假仁假义、百口莫辩的非议漩涡：你刘备当初道貌岸然地拒绝与孙权共同伐蜀，后来假惺惺地应邀入川，说是要抗击张鲁却在蜀地“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原来所有这一切是早就预谋好的，搞了半天你们对刘表、刘璋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
总之，隆中对作为蜀汉政权的最高国家机密始终是无法对外宣示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陈寿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把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记述得如此清晰详尽？
陈寿把他曾经亲历的很多事情写得隐讳含蓄，自然有他自己不为人知的各种考虑，当事人写当时的事，其中确实存在很多无法言明的苦衷和忌讳。蜀汉中后期的很多事情，陈寿没有直接交代清楚，但是《三国志》及裴注等相关史料文本里里却隐含着大量的关联信息，折射着关于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
来源：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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