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干预接线员：我递给跳楼者一瓶安眠药

中学六年，我都在省重点中学读书。初一时，班主任在课堂上说，不要跟班上成绩最差的女孩讲话。我们听话照做，孤立她。

课间我们去天台吹风，那女孩经常独自站在边缘，掉眼泪。传言说她自杀过好几回。初二时，她退学了。快毕业我才知道，学校不许“差生”参加中考，怕拉低升学率。

高中三年，我成了“差生”，一直活在老师“你脑子不正常”的质疑里。我去香港念大学，选择了心理学专业，想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他们所说的正常人。

心理学专业内流行着一句话：读心理学的，要么是想治愈自己；要么是想做圣母，治愈别人。我立志毕业后，要成为一名心理医疗师。大三，我去学校的学生发展处，面试自杀干预接线员的工作，算是为以后的理想预演。

在香港，所有大学都设置了学生发展处，只针对本校学生开放，主要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大多数同学如果因为突发事件烦恼，白天会来心理咨询室咨询。接线员需值班满三个小时，通常在夜晚六点到早上九点间。值班室约十平米，正对着门两米远的地方，摆放着两对桌椅，桌上各摆着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两台电脑的屏幕，分别被学校的地图和香港地图占据着，以便随时定位。

夜晚的教学楼，除了我们房间，只有走廊亮着灯。屋里静寂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作者图|值班室

二

夜晚是人情绪最脆弱的时间段。我第一次接电话，就是在午夜十二点左右的时分。铃声响起的第一声，我迅速拿起听筒，尽力让声音如春风般温柔：“喂。”

对于对方，哪怕只晚一秒，就多一秒绝望的可能。

电话那头一直沉默了三四分钟，女孩才一顿一顿地说：“三年了，我要疯了，你们，有没有药？”她话语零碎，说是高三那年开始的，“总是莫名其妙地想哭，夜里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睡下，会重复做同一个噩梦，在梦中忽然惊醒。”

我握住听筒，女孩有倾诉的欲望，我就只是倾听。

“高考失利，考了很差的大学，一进校门我就崩溃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平时能上985，高考只考了211。

不过很快，大学的新鲜感让她重新提起兴趣。大二开学后，她又重新陷入那种“崩溃”的情绪中，回家休息几个月后返校。

大三开学，她来到香港做交换生，起初特别开心。“这几天又开始了，我克制不住那种情绪。一进到教室，看到正常的同学们，更加觉得自己没用……”

这时候，我可以初步判断，女孩是患上了抑郁症，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诊断。我柔声细语地向她解释：“据我所知，抑郁症会在每年相同的时间反复发作，每次发作一到两个月，自己是无法控制的。”

“我也怀疑过……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动物在冬眠，想睡就睡，想哭就哭。我们用每年11个月的时间储存快乐，积蓄能量，来对抗那个月的负面情绪。一个月后，什么都不用做，你又复原了。”

她还是不甘：“可我现在上课，什么都学不进去，感觉自己只会越来越差劲……”

“你可以在其他时间多做一些，还可以尝试一些药物。人得抑郁症，就像动物冬眠，毕竟，全球变暖这么厉害了，熊，不还得冬眠吗？”我的话似乎把她逗笑了。

我乘胜追击：“如果你想拿药，白天来心理咨询中心。”

“我白天的状态好一些，所以经常懒得去。一到晚上就克制不住，这才打电话。”

我告诉她，我们会对来电进行记录。白天医师上班时会看到资料，在确认学生真的需要药物时，会直接开单子，这些药物也是免费的。

“那就好。”她舒了一口气。

我帮她预约了第二天的心理治疗，医师给她的临床检测是中度抑郁。后来，我们做过粗略地统计，过来接受心理医疗的来电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他们多数对抑郁症一无所知。

三

凌晨两点到四点，是自杀干预热线电话集中打来的时候。

如果说，前半夜的来电是来做最后的求助；那么，后半段拨打热线的人，多数对人生彻底失望，试图通过死亡获得解脱。

那天，我和搭档坐在值班室，凌晨两点钟左右还没人打来，我快要睡着时，电话响了。

我轻轻“喂”了一声，那头沉默了一会，说：“你好……”

对方说的普通话，一听是内地学生，我和搭档交换了眼色。内地学生来香港念书的，多是硕士或博士，在校外租房住。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可能没法及时救援。

“你是内地的学生吗？我也是内地来的。”我试图跟对方拉近距离。

“我的东西，都打包好了。”他声音哽咽。

哭说明对方还有情绪，还有救下来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那些语气平静到听不出任何情绪的人。

“你在家吗？我现在可以过去，一直陪着你。不要怕。”我们需要尽快对他进行定位。

“我住在劏房……”他大哭起来。

劏房多位于香港相对贫困拥挤的街区，比如油尖旺。这里的住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两三平方米，卧室摆上一张单人床或上下铺之后，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一层楼四五户人家共用一套卫生间和厨房。一些从内地过来的同学，也会在这里合租。我去他们家拜访过，只看一眼，心情都很抑郁。

“我好绝望。”很快，他停止嚎啕，像受伤的猫一样，开始小声地呜咽，哭声克制又令人窒息。

“你在红磡吗？”我缩小范围，开始引导他的思路。

“ 嗯。”他条件反射般地回答。

“黄埔街？必嘉街？”我进一步试探。

“嗯。”

那就是二者之一了。我的搭档男同学在电脑上找到对应街区，指着其中一条街道给我看。

“机利士南路？”我问。

他没说话，看来是默认了。搭档立刻通知保安处准备，等我赶往事发地点确认后，他们再报警（如果是校内情况，保安处会直接出动）。

“我住在XX大厦，我到你那儿，用不了几秒钟。我的手机号是xxxxxx，我给你打过去。”其实那边，我只知道这一个大厦，因为我有个同学住在那。我挂断电话，按照来电显示，用自己的手机拨给对方，接通后，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租的房子这个月到期，我也没钱续租。你过来也好，我不敢在屋里烧东西，怕万一着火。你来处置吧。”他声音平静，我知道不妙了。

我们学校距离他的所在地，快跑只需要5分钟。我冲出值班室，往机利士南路的方向奔跑。路过一片殡葬区，路上堆着一排排棺材和一溜溜白花圈。我顾不上害怕，一直试图在电话里稳住他：“我已经到机利士南路了。你在天台吗？在哪幢大厦？我上去陪你。”

话筒里非常安静，只听得到我“呼哧呼哧”的吸气声。随后，他挂断了。我慌忙报警，又给搭档打电话告知情况。

四

通过拍档的定位指示，我赶到机利士南路去寻找那位自杀者，看见一辆警车停在一栋楼下，我飞奔过去：“你好，是有人要跳楼吗？”

警员愣住，指着旁边两个便装市民：“你们是一起的？”

两人夫妻模样，连连摇头：“有个内地来的大学生租我们房子。刚刚发信息说，水电煤气费用放在了他行李上面，他都打包好了，同学会来取行李。我觉得好奇怪，就报警了。警员说他可能有自杀倾向，我就过来看看。”

在我们说话的间隙，警员们早已铺好救生垫，另一些警员开始上楼。

我跟房东核对了电话，是同一个人。我告诉警员自己就是那位同学，是赶来救他的。警员点点头，拿起对讲机跟同事说了什么，允许我进入现场。

劏房没有电梯，我跟随警员走楼道，霉味、公用厕所里排泄物的味道瞬间包围了我，手电筒的光亮路过角落，我看到几只肚子肥大的老鼠，迅速把视线挪开。

天台不大，只有拉起来的几条晾衣服的线。香港的大楼多是公共式天台，有人在上头种花、晾衣服、弹吉他，有流浪汉在上头居住，有人准备飞升。

男生站在边缘处，警员几乎贴在地面上前进，我浑身抖得厉害。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我哭出声来，行进中的警员停下，拍拍我的后背，“这里只有五楼，我们救生垫已经铺好了，他要是正常脚着地跳上去，顶多骨折。不用担心。”

男人背对我们站着。他个子不高，耸肩勾背，他垂着头，头发凌乱。我挪到他身后，安全区域的最前端。

他似乎感觉到有人在靠近。“以前觉得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是最狠的诅咒。现在我觉得，永世不再为人才是解脱。”他很平静。

我脱口而出：“我室友是化学系的。给你找瓶化学药物。你喝下去，还没感觉到痛苦，就死掉了。”

他轻轻摇头：“都一样。”

其实，在危机干预时，对于抱有必死决心的人，通过阻拦造成的自杀未遂，会导致他们下次进行更决绝的自杀。我们有时会允许他们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尝试，比如不阻止自杀者在五层楼内、有救生垫和救护车的情况下跳下，在能及时抢救的情况下，服下安眠药（正常包装、但里面是替换了的、低浓度的安眠药）。

对他们来说，生硬地劝阻，是不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允许他们尝试，是尊重对方选择的同时，也守好自己的职责。

警员悄悄递给我一瓶药，瓶子上写着：安眠药。我问他：“我这有一瓶安眠药。你吃吗？”他似乎动摇了，慢慢后退了两步，转过身，在原地，木木地盯着我手中的药瓶。

我索性直接拧开药瓶。他本能地走过来，一把抓过药瓶对准嘴巴，后面的警员递上一瓶水。我上前，按照教程紧紧抱住他，说着：“没事，没事。”

不知是药物还是拥抱起了作用，他平静了一些，瘫坐在地上。警员们将男生连扶带抱地带下楼，送上救护车。

现场医生对他进行救治时，我听到房东夫妇向警员道谢：“哎，可算没事了，谢谢你们啦。不然啊，我这房子就变凶宅了。没人会住的啦。不过被他这么一搞啊，街坊邻居肯定也知道了，我这房子也不好租了。”

我后背一阵发凉。

五

夜晚四点，我跟着上了救护车，给搭档发了短信告知情况。男孩被推进急救室后，警员告诉我，瓶里装的是镇静药物，他吃下后会暂时安静，并让我赶快通知学校。

天亮时分，学校的老师赶到了。因为昨晚是我一直在陪他，老师决定让我先跟进。我了解到他的英文名叫Andy，是我们学校理工科一年制的研究生。五月份结业考试，七月份毕业。他的成绩不算好，警方初步认定他是因找工作不顺利而自杀。

之后，我和Andy一直保持着联系。新学期开学后，他告诉我，自己收到了第一份面试邀请，在工地工作，工资不高，但他已经很满意了。

上班之后，他似乎慢慢回归了正轨。而我继续在接线室里，通过一根电话线努力接住那些悬崖边的生命。

在学校做自杀干预那一年，我只出过这一次外勤，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进行干预。我大概接到了200个电话，打来的人大多是深度抑郁，且认真思考过自杀。

每次通话即将结束，我们都会告诉对方：想要倾诉时，随时打来，我们一直在。有些人会反复来电。自杀干预是即时性的，我和对方都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危险的念头会再侵袭他们。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此时此刻，把他从悬崖边拉下来。

可是我忘记了，当我站在悬崖边拼命地拉住对方时，自己也站在悬崖边上。

有一天，值班室的另一位同学告诉我，白天一位来做心理咨询的同学告诉他：“我昨晚站在天台上，一个住在上面的流浪汉对我说：‘你（要跳）去旁边屋顶吧。’”

那一整天，我都郁郁寡欢。其实做志愿者以来，在生活中听到电话声响，我都会心悸难安，在电话里，和对方一起痛哭失声的情况也不是没有，那时候，也要勉力让自己冷静，尽力劝解对方。

我把自己的心情告诉老师，老师告诉我：“人的身体像一根导管，快乐和悲伤流过去，有的人无法承受特别多的情绪，导管就会淤塞。心理疾病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她拍拍我的肩，“你做得很棒。不过每个人的内心承受能力有限，你可能不适合再做这份工作。”

我在接线室待了整整一年。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做心理干预师，而是转战学术。生活中和别人讲话，我都尽量小声，多倾听，碰到有人情绪萎靡，也会上前聊聊天。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地看向楼顶的天际线。偶尔想起那个站在学校天台上的女孩，她个子偏矮，身材微胖，在人群里很难被注意到。女生们三三两两站在周围互相调笑，她一个人站在边缘掉眼泪。

我很想再一次穿过人群，走上前，拍拍她的肩，告诉她：还有我。

作者唐木雨，研究员

编辑 | 崔玉敏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微信号：zhenshigush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