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英雄消亡史 – 博海拾贝

作者：王小笨

编辑：木村拓周

《毒液》上映几天之后，斯坦·李去世。

全网悼念老头子那阵子，微博流传着一张截图，说有一年斯坦·李来了中国，国内媒体问他“你觉得中国的超级英雄应该是什么样的”，斯坦·李非常认真地回答，

“想想看中国这几十年最大的恐惧和不安是什么，以及人民最向往却无法实现的愿望是什么，以想象力去达成它”。

今天中国人最大的精神困境是什么？作为中国人，我都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老头子作为一个外籍人士，当然更难想得明白。在他仙逝的一个月前，他工作室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条消息，说老爷子正在以邓紫棋为原型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超级英雄，“她歌声的力量完全是斯坦·李创造这位超级英雄的完美蓝图”。

怎么说呢，尽管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正确答案，但中国人这几十年最大的恐惧和不安，应该不是高音唱不上去吧？

喜欢美漫的人都知道，“超人”这个超级英雄鼻祖，诞生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

超人的两个创造者，杰里·西格尔和乔·舒斯特在克利夫兰的高中相遇时，经济大萧条刚刚开始两年。还能上学就算是幸运的，毕竟整个大萧条期间有 200-400 万的中学生中途退学。

但为了赚钱贴补家用他们也得想办法。西格尔文笔很好，舒斯特擅长绘画，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做漫画。受到科幻小说的影响他们创造了一个叫“超人王朝”的故事，一个流浪汉被注射了一种从彗星中提取的元素，开始用思想奴役别人，让人类自相残杀。

这个人设这也许和两位创作者的成长背景有关：西格尔和舒斯特都是犹太人移民，前者生于克利夫兰，后者生于加拿大。他们的父母是裁缝，家里不算有钱，长得也不讨女孩子喜欢。两个边缘青年画出了一个欺负人的流浪汉形象，倒不是不可理解。

但画着画着，西格尔决定把超人变成好人。他们给超人确定了的服装是一套紧身衣——马戏团的大力士和空中飞人表演者总是穿着紧身衣，因为这样买不起前排票的山顶观众也能看得清。在大萧条期间，马戏团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美国人感受到慰藉的娱乐活动。

不停地试错之后，1938 年 4 月 18 日，13 页的超人故事在新刊《动作漫画》上和读者见面了。那期漫画封面上，超人手举一辆轿车，要把它砸向坏人，坏人几乎被吓尿了，抱头乱窜。

几周之内，20 万份《动作漫画》第一期销售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

当时的超人并不像我们如今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的那么完美。他说话强硬，双拳有力，是个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彪形大汉。但这样强硬的形象，让经济大萧条特殊时代下人们的脆弱心灵得到了某程度上的安抚。在漫画里，超人对抗着衰败的城市，他把贫民窟夷为平地，迫使政府建起了条件极好的住房，他还抓住了诈骗钱财的股票经纪人。

于是只用了一年时间，超人就成为了风靡全美的文化现象，《时代》杂志评价它“在美国，超人已经在青少年群体中快速成了最流行的象征”。那时候《动作漫画》一个月的印刷量就超过 100 万。

到了二战时期，超人的人设又悄然有了转移。

1940 年 2 月 17 日，《形象》杂志上架，那一期的封面女郎是丽塔·海华丝，上世纪最迷人的女神之一，她头顶的花环上写着“超人如何抓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

那本杂志里，《形象》杂志的编辑委托西格尔和舒斯特写了一个两页的故事大纲，内容是“超人会如何终结这场战争”。于是超人在德国北部边境，轻易地打破了德军的齐格菲防线，活捉希特勒和斯大林，将他们交给了国际联盟。

但等到《超人》第13期在报亭出售的时候，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被迫加入二战。因为自己是战争的一份子了，美国对自己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随之改变的还有超人。

《时代》杂志提出了著名的超人两难困境：超人有一颗爱国之心，也有着最强大的战斗力，他应该参军，但他却不能，因为他能轻松打败日本和德国，但现实中战争不会那么快顺利结束，“如果他没有尽自己所能，任由战争这么发展下去，数百万人对他的尊敬将不复存在”。

西格尔和舒斯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胡编乱造了，毕竟德军和日军的子弹可不会从美军士兵的胸口弹开，所以他们决定把超人变成一个鼓舞士气的符号和标志。

那时候，超人在漫画里鼓励读者买战时债券、储蓄邮票，种植战时菜园，献血，他还会拜访军事基地，参加军事演习，甚至连性格都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热心、更安全可靠。

超人还和当年封面上的丽塔·海华丝一起成为身处前线的美军士兵最大的精神寄托，甚至那时候超人服装的颜色搭配都和美国国旗很相似。

靠着凝聚战时精神征服美国人的漫画英雄并不止超人。1940 年，及时漫画推出的第一期《美国队长》被摆上报亭，注射了超级士兵血清的史蒂夫·罗杰斯与威胁美国和平的敌人展开对抗。

《美国队长》卖得很好，封面是美国队长狠揍希特勒的第一期就卖出了 100 万册。在前线征战的美军士兵的背包里，不是超人就是美国队长。

超人也好，美国队长也好，他们在上世纪 30 – 40 年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起到了抚慰国民民心的作用。这些超级英雄符号意味着力量，也就意味着安全。在经济大萧条和战争背景下，美国人民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最朴素的愿望：国泰民安。

但 1945 年战争结束了。

1954 年，儿童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沃瑟姆发表文章《纯真者的教唆犯：漫画书对今天青少年的影响》，对超级英雄漫画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几周后，美国参议院少年犯罪小组委员会向漫画公司提起了诉讼，在听证会上，审判员用第 28 期《奇异故事》给了漫画公司重重的一击，“在 5 个故事里面有 13 个人被残忍地杀害了。”

仅仅在那一年夏天，就有 15 家漫画出版公司倒闭。剩下的美国漫画杂志协会的成员公司，用堪比乔治·奥威尔笔下极权主义社会的标准来对漫画内容进行审查。整个 50 年代，漫画产业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黑暗时期。而漫画产业遭殃，超级英雄漫画自然也不例外。

二战结束后，美国民众再不需要超级英雄来提振士气、唤起爱国主义情绪；士兵们更不想看到超级英雄，因为这会让他们想起残酷的战争岁月。

超级英雄需要找到新的使命。

漫威电影《黑豹》在今年二月上映，虽然它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只有 6.62 亿，但在美国本土至今还是年度票房冠军，因为它在黑人群体中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虽然斯坦·李一直表示“黑豹”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巧合，但在 60 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期，一个重要的黑人左翼激进组织就叫黑豹党。他们诞生在加州奥克兰，信奉以暴制暴（虽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上街游行时还会举起毛主席语录。

《黑豹》中男主特查拉和反派艾瑞克的形象，也正好对应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的两位领袖：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 X。黑豹这个虚构的漫画形象，正好给了美国黑人最为缺乏的民族自信力，50 年前种下的种子，在今年结了果。

如果说黑人民权运动是当时美国国内最重要的社会运动，那当时全球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冷战了。有关冷战，有关自己犹太裔加上退伍老兵身份的反思，斯坦·李全部都放在了《X 战警》这部漫画中。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万磁王的身上融合了马尔科姆 X 为代表的黑人、犹太人和同性恋这三重少数族裔的身份，他那句 Never Again 的口号，更是成为了犹太人的一个指路明灯。万磁王和 X 教授有关不同族群如何相处的理念之争，甚至对当下的社会运动依然有参考价值。

创造金刚狼的漫画家 Gerry Conway 就曾经概括说，“漫威是被社会带领前进的。”

超级英雄在 60 年代这个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找到了新的使命。他们不再需要给战争动荡中的美国人提供安全感了。他们需要做到的，是让超级英雄成为社会现象的投射，让各种社会运动、民权运动背后所代表的族群，在漫画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

伴随着这些社会运动的兴起，美国进入了一个反主流文化的时期。年轻人拒绝主流价值观，拒绝传统的努力工作，而是把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摇滚乐、毒品和性解放当中，于是他们被称为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

在嬉皮士的精神世界里，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问题的答案，他们想从东方的神秘主义中找到解脱。乔布斯 19 岁时去了趟印度很多人都知道，正是那次精神之旅让他开启了灵性直觉创立了苹果，当时像乔布斯这样对东方神秘主义感兴趣的青年不在少数。

于是漫威的奇异博士诞生了，史蒂芬·斯特兰奇靠着喜马拉雅山上学来的东方神秘魔法拯救了世界。《奇异博士》漫画一经推出就销量暴涨，漫威直接把它从双月刊变成了单月刊。到了 60 年代后期，奇异博士更是成为了美国年轻人心目中的反主流文化偶像。

而这个时期的东方，也有人正在塑造属于东方的“超级英雄”流行文化作品——我们称之为“武侠小说”。

6、70 年代的亚洲，中国内地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韩国、台湾还在民主化前夕，整个东亚只有一个叫香港的小地方，在文艺创作上能摆脱革命叙事，开始生产娱乐化、消费化的流行文化产品，给经济腾飞下的本地居民提供娱乐消费。

以《明报》为代表的社经报纸，成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娱乐媒介，金庸在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很快成为街头巷尾传阅的故事。

直到 1990 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才正式在大陆发行，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 80 年代就开始在内地的报纸上连载，杂志和盗版书更是不计其数。

直接受到武侠小说冲击的中国人是泛 80 后一代。如今的 80 后，在自媒体的叙述中成了买不起房、生不起病、上有老下有小的活韭菜，仿佛是社会中最负重前行的一群人，但时间往回倒二三十年，那时候的 80 后是最没有包袱的一代。

他们算是中国最早的独生子女一代，集体主义不再是渗透进血液中的价值观。物质生活上，他们并不像上一代人一样饿过肚子，见识过动荡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他们生下来所背负的枷锁就比上一代少，也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更加如饥似渴。但 8、90 年代的中国大陆依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高效率的文化娱乐产品，于是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在整个中国大行其道。

金庸去世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吕恒君，在某个不能提名字的香港媒体发了一篇文章《金庸武侠传奇，一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迷梦》，其中就讲到说，

“大陆民众自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深受共产主义文学冷硬、机械、反人性的压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学于他们来说无益于温润的甘露，并且在叙事方面有令人欲罢不能的前卫诱惑力。”

除了文本上的吸引力，泛 80 后还在武侠小说里惊奇地发现，人原来还能活得这么自我。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个个敢爱敢恨，无拘无束，视外界的条条框框为无物，只有心里信奉的道德标尺能左右自己。他们未必像西方的超级英雄那么无所不能，也未必最后能落下圆满的结局，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实践自己个人价值体系的结果，他们是自由而热血的。

对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 80 后来说，活出自我，活得多元，几乎就是他们最大的共同愿望。

于是金庸笔下的武侠成了这一代人的超级英雄。

但对于父辈和权威，当时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来说，80 后这种个性和叛逆却是不可理解的，于是“垮掉的一代”这种名号被加在他们身上。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存着我哥哥因为偷看金庸以及和女同学写信被我爸痛打的画面，这些现在看来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却是完全不被允许的。

甚至王朔 90 年代末还曾经撰文批评过金庸，说金庸是“四大俗”，不仅在文本上算不上高雅，还为用虚幻的情节为年轻人提供了某种逃避和庇护。而他认为，以他为代表的“新北京文化圈”中人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趣味，所谓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

但能被王朔自诩身处其中的“新北京文化圈”所代表的中国年轻人有多少呢？

流行文化之所以成为了流行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四大俗”也好，漫画也好，好莱坞电影也好，虽然有纯粹商业化的娱乐产品，但也有尝试把严肃社会主题包装在通俗作品表皮里的创作者。超级英雄和武侠只是载体，决定它们能多深刻地，影响多少人的是它们的价值内涵。

过去半个月金庸和斯坦李的相继去世，社交网络上掀起了接连的悼念风潮。可见，能在少年时代在心中埋下了“英雄是什么”的种子这件事，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

东西方世界里为我们构建超级英雄世界的两位巨擘相继离开。但仔细想想，金庸在 1972 年就写完了 14 部武侠小说，斯坦·李也早就离开了漫画创作一线，他们所构建的那个超级英雄的世界其实只属于过去。

当下武侠这个题材早已经被五花八门的爽文取代，从前受众有限的美漫，在经历了漫威影业长达十年的电影宇宙培养后，也成了全世界都在追捧的商业 IP。

《毒液》在国内已经拿下了 15 亿票房了，它扛过了“神奇动物”的冲击，在《无名之辈》靠口碑逆袭前，《毒液》霸占了12天的单日票房冠军。

在漫画原著里，毒液原本是一个著名的反英雄，因为它寄生宿主的特性，还曾经变身超级反派。通常来说，一部“反英雄”的超级英雄电影是有机会去表达更丰富的创作母题，而非只是纯粹爽片的，把诺兰捧上神坛的“黑暗骑士三部曲“是最好的例证。

但电影从最初的 R 级调整为 PG 13，就已经释放出了索尼哥伦比亚并不想走这个路线的信号。

上映之前，索尼哥伦比亚就把宣传重点放在了毒液的“男友人设”上。上映后，各种宣传物料更是直接卖腐，汤不热和微博上都掀起了一波毒液和汤姆·哈迪卖腐的大潮，各种限制级同人画在微博上都被广泛传播。毒液邪恶的反派形象也在电影里变成了傲娇萌宠。

从暗黑超级英雄到“萌宠+CP”，这个设定引起了很多影评人和原著粉的反感。但最终，广大观众用电影票做出了投票。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好兆头，在《腐女“腐”男：跨國文化流動中的耽美、腐文化與男性氣質的再造》这篇文章里，两位学者就讲到，“當代主流社會關於男性氣質的強制性規約，就是耽美所要反抗和消解的對象之一。”

但当写故事的人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倾向的时候，那些超级英雄凝聚精神、反映现实、追求自由的价值内涵会很容易被消解掉。

不仅《毒液》凭借 CP 概念大获成功，更早之前的漫威电影里，美队和巴基、雷神和洛基，都没有抵挡住这种“腐“倾向的消费文化的影响，成了各种同人作品的灵感源泉。

21 世纪初索尼席卷全球的蜘蛛侠三部曲里，还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电影的落点。但现在荷兰弟版的年轻蜘蛛侠身上，这个曾给过美国民众代入感的 loser 式的超级英雄，在如今 meme 文化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已经成了各种和钢铁侠父子关系调侃梗、表情包的创作素材。

甚至严格意义上说，这几年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里，可能只有《黑豹》算是真正的超级英雄电影：近几年美国黑人正在经历一场对他们并不友好的社会变革，川普上任、种族割裂、民权倒退。在这个背景下，“黑豹”成为了黑人的“超人”，瓦坎达成为了黑人的乌托邦，它们共同构建成了一个符号，让所有美国黑人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集体精神困境投射其中。

但这样的“真·超级英雄”，越来越少出现在大荧幕上了。

尤其在中国。如果说“超人”、“黑豹”和金庸作品诞生的社会背景里都有民众在当下的某种集体精神困境，那么，回到斯坦·李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最大的精神困境是什么？如果我们无法定位我们在这个时代下的精神困境是什么，我们恐怕就辨识不出《站狼2》里的冷锋和舞台上的邓紫棋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超级英雄。

但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我用尽了我的想象力思考老头子留给我们的这个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唯一答案是：穷。

过去这些年被我们身处于低阶自由泛滥、高阶自由无处可寻的时代，今天的年轻人不用担心战争袭来，不用担心经济的停滞，不用担心文化的倒退。最近很火的《低欲望社会》这本书里对日本社会和年轻人一代的描述，已经被大家发现，和今天中国的城市青年状态其实差不太多：高房价，低生育率，高龄化；年轻人则是虚无、佛系、“人间不值得”。

精神面貌模糊不清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现实中的房价居高不下、租房市场被巨头垄断；贵的外卖吃不起，便宜的外卖吃了看不起病；全民在两年时间内经历消费升级到消费降级。穷，这可能是今天唯一困扰所有中国年轻人的事情。

而在金庸和斯坦·李相继去世的那一周中间，有个叫王思聪的小哥，在微博用 113 个 1 万元奖励的名额做转发抽奖，破了那天上午天猫用“抽锦鲤”刚刚创下的最快破百万转发记录。这条抽奖微博甚至还引发出了人们对微博整个抽奖系统的全面质疑。

所以还没有人打算以王思聪为蓝本做个超级英雄电影吗？

来源：北方公园NorthPark 微信号：northpark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