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人在清朝高考也不容易

作者：碟叔

来源：叁里河（微信号：Sanlihe1 ）

1838年，曾国藩考中了进士。

清朝进士分三等，一甲进士直接进翰林院当官，日后升迁快，而且有机会当宰辅。二甲进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三甲进士一般叫“同进士”，跟一甲二甲的“进士出身”相比，就差了点意思。

曾国藩刚好位列三甲，入翰林院无望，气得不行，打算卷铺盖走人。幸好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劳崇光很欣赏曾国藩，就提携了一把湖南老乡，曾国藩这才入了翰林。

多年后，已经是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有天跟宾客闲聊，说“如夫人”这三字该怎么对。幕僚李元度才思敏捷，回答，“同进士”。话一出口，曾国藩脸色一变，李元度也很后悔。同进士出身是曾国藩的心病，史书记载，他“终以不登二甲为恨。”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是个同进士。1875年，在翰林院待了三年后，周福清到江西当知县，后被革职。被革职的原因，据说是周福清自恃翰林出身，瞧不起非科甲出身的上司，江西巡抚李文敏，被李弹劾，丢了乌纱帽。

这个出身鄙视链，体现出的是有清一代的官僚系统对功名的重视。当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机制，以及进入帝国权力系统的不二渠道，考试系统的改革与运行就成了关系各方权益的重中之重，浙江作为科举大省，为此提供了诸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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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自序里说过，他小时候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不愁生计。到十三岁时，家里遭了一场大变故，几乎什么都没了。

变故的原因，鲁迅没写，周作人写了，跟前面提到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有关。

1893年，全国举行乡试。那年浙江省的主考官是殷如璋。殷如璋跟周福清是同一年中的进士，两人相识。有了这层关系，周家不少亲戚找到周福清，要他帮忙递话“打通关节”。

周福清抹不开面子，刚好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年的科举，就答应了。几家凑了一万块钱，交由周福清运作。

清代为防止有人贿考，规定考官一出京城，不许会见亲友，到达目的地后，还有人监督。周福清打听到，这次考官将坐船抵达杭州，中间在苏州稍事停留，他便带着仆人陶阿顺赶往苏州。

到苏州后，周福清写了封信，信中附上名片跟需要照顾的考生名单，以及一张一万元的支票，让陶阿顺到官船上，交给殷如璋。那天刚好碰上苏州知府王仁堪来访，王仁堪很识趣，没有提及信封一事。谁知陶阿顺左等右等，等不来回信，就大声嚷嚷，似此万金干系，岂并不给回信耶？

这一喊，周福清贿考一事彻底败露，他在上海躲了几天后，才到杭州自首。光绪大怒，先后五次批示，要求彻查此事。事儿查清后，刑部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周福清有自首情节，量刑上要酌情考虑。

微妙的是，刑部的奏折送上去的当天，光绪的批示就下来了，“周福清斩监侯，秋后处决，以严法纪，以儆效尤。”光绪的态度很明确，这事儿没得商量。

光绪的“以儆效尤”，多少有点敲打浙江人的意思。浙江向来是科举舞弊的高发地，据统计，清朝科举考试舞弊要案一共13起，浙江4起，占了30％，跟北京并列第一。

其实早在雍正年间，浙江就因为一起科举舞弊案被红牌警告过。

雍正四年，浙江人查嗣庭担任江西省主考官，有人将查嗣庭所出试题与年羹尧一案相联系，说这是影射诅咒雍正，查嗣庭被革职查办。

在这之后，雍正下令查抄查家，这一抄，发现了李元伟、杨三炯跟查嗣庭的请托书。这两人跟查是同年进士。

在雍正看来，科举是“朝廷取士之途”，但以“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海宁查家为代表的浙江人不仅占据了科举的优势地位，还互相请托，提携同乡，科举完全沦为徇私结党的工具，长此以往，必将扰乱国政。更何况“查氏子弟如此，必系浙人习以为常”。

为了清除朋党，严肃考纪，雍正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浙江省，下旨暂停浙江省的科举考试四年。金庸先生的家族，大名鼎鼎的海宁查家也就此没落。

说来说去，都是科举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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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家查家都因科举而家道中落，但不可否认的是，周家查家的兴盛，依托的恰恰是家族在科举上的良好表现。如卜正民所说，

“考试体系提供进入精英阶层的路径，不再需要通过跨越有特权的领域，也不再通过合法屏障对有天分的人进行限制。至少在职务上，中国的政治体系不宽恕通过身份来获得地位的行为。”

数据也显示科举促进了社会流动。郑若玲对清代7791份科举试卷进行分析，发现进士、举人、贡生中，上三代均无功名的比例分别是13.27％、13.41％、9.45％，平均为12.69％，

也就是说，清代科举开放给平民上升的道路宽度接近13％。

如果严格按照社会阶层流动的定义，只要考生获得的功名高于其父祖辈，便可视为实现向上流动。那么仅计父亲一代，所有考生中有44.51％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计父祖两代，有27.66％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若以上三代计，也有20.84％的人实现向上流动。

虽然龚启圣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发现，

“来自高级士绅家庭的举人考取进士的概率要比平民家庭出身的高出53.7％，三代以内父系长辈的官职每提高一个等级，考生通过考试的概率增加3.6％，说明了权贵阶层的复制性和社会地位的继承性。但总的来说，由于科举制的存在，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确实是流动的。”

于是出于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好渴望，“劝君莫将油炒菜，留与儿孙夜读书”成为了社会主流心态的反映，尤其是在文风昌盛的浙江。这也为查嗣庭案的后续发展埋下伏笔。

明清以来，浙江就是科举大省。根据梁方仲的统计，顺治至乾隆四朝以来，浙江省平均人口22124167，在17个直省中排名第四。

在浙江，一方面是庞大的考生数量，一方面却是极其有限的录取指标。

跟现代公共性考试不同，科举制不单单是智力测试，更是朝廷选举后备官僚的手段。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最重要的考虑就如余英时所说，

“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人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次的用意是让全国各地区的士人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

也就是说，既要坚持“考试至上”的原则，又要照顾落后边疆地区。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康熙五十年，分省定额录取替代南北卷制度，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少跟文风高下确定录取名额。

这个改革对浙江并不友好。整个19世纪，各省各类中举者总人数22491人，浙江中举者仅有1570人，即使加上江苏安徽的2119人，也仅占全国总人数的16.4％，而河北一省的总额就有3561人，几乎接近三省总和。

以康熙二十三年为例，浙江乡试人均中式率仅为0.00233％，在17个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三。

总而言之，清代前中期科举制度改革就是稀释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科举优势地位以照顾其他地区。

于是浙江考生纷纷伪造户籍，到录取名额较多的外省考试。例如海宁查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查嗣琏。他因为“冒籍”参加顺天乡试，中试后被除名，于是改名查慎行，并把字“夏重”改为“悔余”，以示忏悔。

当科举改变出身成为一种可能，文风昌盛的浙江地区产生了庞大的考生群体，他们奠定了浙江在科举上的优势地位，海宁查家即是一例。

当考试制度的设计倾向于“补偿性正义原则”而不是“程序性正义原则”时，浙江的科举强势地位被逐步消解，反而成为科举高压中心。而激烈的科举竞争又催生了“贿考”、“冒籍”等舞弊手段，进一步加剧科举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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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反抗，哪怕不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浙江人。

康熙五十六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索泰。考试前，陈恂之子陈钰打着父亲的名义向索泰递条子，请求关照浙江钱塘家族中的考生陈凤墀。陈恂是索泰当年乡试时的考官，举荐过索泰的卷子，有提携之恩。

在这期间，陈凤墀的父亲也砸了不少钱疏通关节，于是“素不能文”的陈凤墀中了举。放榜后，“杭人大怒”，愤怒的杭州考生在索泰下船时冲他扔石头，并且把财神像移入文庙，借此讽刺索泰见钱眼开，有辱先贤。

这事儿闹大之后，康熙下旨，陈钰、陈凤墀绞监候，索泰斩监侯，放任儿子贿考的陈恂被流放关外。

像这样反对考试制度不公的科场士变在明清两朝并不少见，即使科场案本身不涉及关节贿赂问题。比如康熙四十四年顺天乡试，主考官阅卷草率，落卷不加以圈点。所谓“圈点”是科举考试读卷评定标识。

放榜后，二三十个落榜考生跑到琉璃厂，扎了两个草人，上面标着主考官跟副考官的姓名，在九月十五日的集市上敲锣打鼓，引来一大帮围观群众，把草人带到菜市口当众斩断以表抗议。最终这两位考官因为没按规章阅卷，被康熙革职。

考生们对科场舞弊的抗议行动促使统治者对舞弊者从严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作用，直到乾隆皇帝。

乾隆朝对科场士变的处理政策十分严厉，规定凡是地方科举遇到聚众闹事的，学臣负责封闭考场，武官负责调动军队进行镇压，为首的学生斩立决，为众的绞监候。

乾隆二十一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是庄存舆，副主考是鞠恺。庄存舆特别喜欢短文章，录取的文章一般不超过三百字。那年有个考生叫高毓龙，没多少墨水，听说庄存舆喜欢短文章就随便写了一篇，连结尾都没写。

没想到庄存舆看到高毓龙的卷子后大加赞赏，选为第一。其他人虽然觉得不妥，但也不敢争执。放榜后有考生写了一副对联，“庄梦未知何日醒，鞠花从此不须开”，借指庄存舆昏庸糊涂，嘲讽鞠恺不配担任考官。

当不能用拳头表达不满，浙江考生只能动动嘴皮子了。

然而无论怎么不满，当社会流动，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最具共性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只能依赖于科举制来实现，那么谁会反抗制度本身呢？

查嗣庭案的结局为我们观察浙江科举现象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这一切写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雍正四年十一月，下令停浙江科举的诏书一颁布，曾经被康熙赐匾表彰的查嗣庭沦为了整个浙江的罪人。当地学子要求将查嗣庭凌迟处死，以此表明忠心，让朝廷恢复科举。朝中的浙籍官员也纷纷表明立场，与查嗣庭划清界限。

浙江巡抚李卫迫于省内压力，上书雍正要求将查嗣庭凌迟，查嗣庭在行刑前病死狱中。

雍正五年九月，李卫将一茎两穗和三穗的“瑞谷”呈送朝廷，迷信“瑞兆”的雍正非常高兴，不仅让众大臣观看“瑞谷”，还颁布上谕，“想来浙江省的恶习已经改了，不然不会感召上苍，出现这样的吉兆。”

一年后，浙江恢复科举。

部分参考文献

《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曹振华

《清代科举落第政策研究》赵蓁茏

《清稗类钞·考试类·曾文正工为同进士》徐珂

《雍正四年停浙江乡会试始末》夏卫东

《查嗣庭文字狱案与海宁查氏文学世家的衰微》张毓洲

《清代顺天乡试案研究》刘虹 石焕霞

《清朝科举考试舞弊要案的计量历史学分析》黄超向安强

《周福清科场案述略》朱正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卜正民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郑若玲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纪莺莺

《科举与帝制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赵宇恒

《The Making of the Gentry Class: Reconsidering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龚启圣

《明清科举冒籍研究》李文芝

《皇权调控与士人转向：清代江南考据学派成因新论》王坚

《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何炳棣

《明代科举地域平衡原则及实施考论》韩旭

《清代科举考试竞争的区域差异——兼论其与冒籍应试问题之关联》刘希伟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余英时

《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举冒籍探究》刘希伟

《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巫仁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