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韧凯
吴孟达十几年前上过《康熙来了》，聊到自己从来没演过主角，小S很惊讶，“你没演过主角？可是你那么红？”“我哪里红了。”吴孟达反问。小S补充，“你在周星驰电影里那些角色我都很印象深刻啊！”
“你都说了，‘周星驰电影’嘛。主次分明。”吴孟达笑笑。
一句“主次分明”，很是残酷。周星驰已经封神很多年了，等今年过年档《新喜剧之王》上映，说不定都要走完整个封神周期、摔落神坛了。但如果不是因为推广新参与的电影《流浪地球》接受了《十三邀》在内的一些媒体采访，吴孟达早已经退出了大陆观众的视野当中。
另一个最近突然有些关注度的香港演员是徐锦江，因为“红帽子白胡子的老人”的梗和撞脸“海王”。
但事实上，这位曾经拿过两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演员，早就开始渐渐远离演艺事业，2009 年拜唐杰忠为师学相声，现在更是专心于绘画和办展。除了调侃几次撞脸外，他的个人微博里和演戏有关的内容寥寥无几。
其实徐锦江和吴孟达还算混得好的。前段时间 X 博士那篇《混在抖音快手上的香港明星》，揭示了一些下沉得更厉害的香港演员生存现状。其中曾是周星驰电影“御用配角”的黄一山，现在只能靠去乡镇企业和夜店秀场走穴为生，在快手上重演星爷经典电影片段博取关注，还参演了天安社的正能量大电影《兄弟之义字当头》。
要知道，香港艺人可是以敬业、敢拼出名的。前段时间刘德华因为嗓子发炎而中止演唱会，舆论上还是一片爱惜之声，毕竟华仔已经在红馆连唱了14 晚，职业精神足够赢得尊重。陈奕迅当年遇到类似的状况，更是直接打了一针封闭，以修养两个月为代价，唱完原定的18 场。
这种敬业精神不光是落实在大咖们身上。当年周星驰拍电影，有一个叫田启文的饰演死尸，周星驰在他身上夹夹子甚至用针扎。演完以后，周星驰问他痛吗？他说：
“痛，但我是演员。”
这些艺人都还在，但存在于我们记忆里和银幕上的那一代高素养香港艺人及其作品，却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
吴孟达在无线艺员培训班的时候成绩保持在全班前五，而他的同班同学周润发则总是徘徊在及格边缘。
按当时的审美来看，吴孟达外形俊朗，眼神坚毅，是星相最足的；而周润发个字虽然高，但过于白皙，日后只能扮扮小白脸。
虽然外貌条件与成绩差异悬殊，但这并不会改变二人毕业后的出路：在TVB 跑龙套。
无线艺员培训班的前身是南国实验剧团，由邵逸夫在六十年代依托邵氏电影公司成立，培养出潘迎紫、狄龙等一票明星。但与同时期的粤语片明星陈宝珠、萧芳芳等人不同，邵氏的演员虽然有名，但大家很少能在公共场合看见他们。
事实上，这也是演员们所不得已而为之。当时邵逸夫通过大量资金，几乎垄断了整个电影市场，自然就拥有行业内的强势话语权。他将钱都花在了影片的制作与宣发上，演员薪酬却是压的越低越好。这些影星平时住在破败的公司宿舍，参加社交的衣服都要从服装部借，出门乘坐公交又损害形象，自然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依赖这种管理模式，邵逸夫建立了他引以为傲的“明星廉价制”。郑佩佩回忆时就说，陈宝珠每年可以拍几十部电影，拿上百万薪酬；而她作为邵氏薪酬最高的演员，一年被公司限制只能拍几部片子，每一部的薪酬也不过万元左右。
后来李小龙回香港拍片，为回馈家乡电影事业主动降低身价，只要 10000 美金薪酬。邵逸夫听了之后默默伸出两个指头，李小龙一下子喜笑颜开，邵老板却赶在李小龙之前开了口：
“2000 美金，不能再多了呀。”
到了 70 年代邹文怀出走创办嘉禾，又有众多小电影公司兴起，大家都倡导利润分红和卫星公司制度，明星有太多选择余地。加之 80 年代新艺城又开了付给许冠杰一部电影片酬 200 万的先河，邵逸夫的家族企业流水线模式看上去已经跟不上形势。
但邵老板彼时已经依托 TVB 办起无线艺员培训班，把控了整个产业的人才培养根基。和南国实验剧团相比，无线艺员培训班换汤不换药，仍然是招募底层有演艺梦想的年轻人，仍然采用一系列的保证和合同限制明星自由发展。周润发就是偏僻南丫岛上来的孩子；吴孟达则是幼年随父母从厦门移居香港，家中七个人挤在一间 20 平米的政府廉租房里。
也正是在这种模式下，所有艺员培训班的毕业生都得从在 TVB 的剧中跑龙套做起。周润发资质平平，只能天天苦守在 TVB 的电梯口，见到高层便陪笑问好，以求一个演出机会；而吴孟达运气还算好，1974 年毕业，1979 年便凭借《楚留香传奇》中胡铁花一角走红，但这对于一个曾经的无名小卒，带来的却是自我迷失和放纵。
很快，吴孟达拿着片酬花天酒地，欠下了 30 万元的赌债，最终却是无力偿还。在 TVB 的合同限制下，他无法与公司解约，公司又因他公共形象恶劣将他雪藏，吴孟达陷入了无戏可演的四年。
就在吴孟达遭雪藏的这一年，周润发也靠《上海滩》终于出人头地。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当时吴孟达找周润发借钱还赌债，周润发对吴孟达回道：“自己去解决。”吴孟达后来说他因为此事记恨了周润发一辈子，十几年后才知道周润发其实暗地里在帮他找关系接片子。但好事的记者又拿这事去问周润发，周润发回应道：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我也没钱。”
在这套“前店后厂”模式的带领下，整个香港的演艺产业以一种独特方式实现了工业化，演员艺人的地位被相对压低，成为半工具化的存在。
与之配套的“配角”出现了分化的两面：一方面，有的好演员演技出群，但在精细化的电影分工里，始终只能担任配角；另一方面，有些资质平平的演员仅仅出演一个功能性的角色，也能叫观众印象深刻。
吴孟达就是前者。遭雪藏后复出，年龄偏大身材也已走样，于是达叔开始转变戏路，这才有了《赌圣》里的三叔和《天若有情》里的太保，后者还赢得了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尽管就此把银幕形象限制住了，但在江湖气和工业化并存的香港电影产业里，吴孟达靠自己的资历和人脉左右逢源，当时吃的一点也不比主角周星驰差。
而黄一山则是后者，当年靠着《逃学威龙》里的 Turtle Wong 走红，1993 年就在大陆结识任职于深圳电视台、年轻貌美的妻子。其实这是那段时间香港二流艺人的常态，1995 年午马也在深圳找了个比自己小 23 岁的大陆姑娘。
可后来黄一山因为周星驰脾气差、爱发火，不愿再与他合作，香港电影业又面临颓势，钱是越来越难挣。过了两年儿子又查出罕见先天性疾病，不疯狂走穴，生活自然难以为继。
无论是被星爷带火的吴孟达、黄一山，还是被杜琪峰御用这么多年的林雪，或者更多在王晶、成家班、洪家班等树荫下逐渐成长起来的香港电影老面孔，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了“金牌配角”，实质上是因为成熟庞大的香港电影工业体系。
把他们单拎出来，很可能会发现他们本身的质地，并不如北京上海那些表演院校科班出身的老戏骨们。
香港这几年有一家平民烧腊店很火，摘下过米其林一星，叫“甘牌烧鹅”。这家店这样命名是因为品牌掌舵人甘崇轅的姓氏，在粤语里，“甘”和“金”两个字谐音。
这位甘先生的父亲生前也是香港饮食业的著名大亨。甘崇轅说他永远记得父亲叮嘱他的话，“食客不是为你的名来吃的，是为了食物来吃的”。
邵逸夫那套模式后来成为整个香港娱乐业的宝贵遗产，但灵感还是来源于传统戏班。在这种戏班文化的浸淫之下，艺人文化程度不高，经过训练成为“名角”，但没有个人选择的空间，因为离了这个戏班他／她就唱不了戏。同时，观众也把艺人视为职业化的表演提供者，少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偶像之感。
许鞍华就这么说：“香港演员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演。”
加之香港地小人稠，文娱产业历史悠久且发达，艺人与本地社群之间的互动更多，“市民刘先生”这样的梗其实并不少见，演员歌手们便养成了既敬业又亲民的集体特质。够努力又够好运的艺人，便不仅仅会因为长得好看、业务能力强成为一代流量艺人，更会被整个香港市民阶层视为“香港之子”“香港之女”。
要知道无线艺员培训班向来最不缺的，就是帅哥美女。刘德华到无线报名读艺员训练班时，黄日华坐在大门口负责发放表格，当时刘德华心里就想，连发表格的小工也这么帅，自己就不用考了，一定不被录取。一直等到考进训练班他才知道，原来当日这个“发表格的小工”其实是高他一班的师兄。
后来刘德华以甲等生的优秀成绩毕业，接到的第一个活还是在TVB 的喜剧《花艇小英雄》中扮演一个配角败家子，直到 1983 年在《神雕侠侣》里扮演杨过才算出名。
但 TVB 不会白白浪费刘德华鹊起的声名，立刻让他和梁朝伟等组成“无线五虎将”，相当于成为了无线的一个活招牌。到了 1984 年，想要在电影业也打开名气的刘德华也只得在高层安排下老老实实去拍了《停不了的爱》。
后来刘德华强硬要求和 TVB 解约又被雪藏一年，之后拍了《旺角卡门》，出了《可不可以》才正式确定在演艺界的地位。虽说成了巨星，香港人也是看他经历过青涩时期，又拍了三级片，才一步步走向今天的。现如今华仔成了天王，自然就有“父老乡亲肯赏我，不使人间造孽钱”的拼劲在那里。
所以你看新闻中为了刘德华要死要活的疯狂粉丝都是来自大陆，而华仔 2007 年在成都开演唱会时，歌迷冲上台要和偶像握手被保安拦住，刘德华还直接从两米多的舞台上跳下，推开保安、护卫歌迷。在大陆人和香港人眼中，艺人和粉丝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位“香港之子”则是周润发。2017 年台风“天鸽”席卷香港时，强风暴雨让全港停工停课，各区积水严重，公交停运。当时有网友目击一名男子冒着强风，徒手帮忙清理路面，移走倒塌的树木，走近一看，发现是周润发本人。
导演李翰祥说，看过港片的西方人会把周润发评价为“香港的加里·格兰特加哈里斯·福特”，但在东方影迷看来，以枪战、黑帮片出名的发哥却恰恰是理想主义、智慧儒雅和侠义的象征。
香港人对周润发的这种喜爱，不光是因为他在戏中帅气、硬朗，更是因为周润发本人作为一个从底层奋斗上来的翩翩君子，契合了整个香港市民阶层的理想人格。而这层关系，就决定了他的受众不受性别或年龄的限制。
类似的还有张国荣。当年香港人评选“最喜欢香港的十个理由”，排名第一的是：因为香港有张国荣在。张国荣出殡那天，SARS 疫情正严重的香港却有4 万人天蒙蒙亮就走到北角殡仪馆，沿线都是身穿黑衣的肃穆人流，轻唱着“风继续吹”，全城的白玫瑰都被买光。
简书用户“若尘之风”记过这么一件事：她问香港人，像张国荣那样的忧郁王子，怎么就能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娱乐圈中脱颖而出？香港人一听就乐了：
“他是香港人看着长大的，刚出道的时候唱歌被嘘，一次出台演出，唱到中间，他随性扔出自己的帽子，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帽子又被扔了回来，别人根本不要。及至后来着《Monica》大卖，一路造成后来的谭张争霸的盛大场面，他一路都有被诋毁谩骂，可是他都没有倒下啊，我们香港有句谚语，是说，连张国荣都还需要奋斗十年，以此来激励年轻人默默向上游。你们是怎么得出他性格忧郁的结论的?”
事实上，不但大陆的观众在面对香港艺人时不懂这一点，大陆的艺人在最初面对香港观众时同样无法理解这种情感连接。王菲刚去香港时就被很多人误以为她很“傲气”，梁朝伟两次半开玩笑地回忆过刚认识她的时候，“我都没看她笑过，她不会笑的，而且从头到尾，我们没说过一句话，她每天都脸臭臭的，好象我欠她很多钱一样！”
对比之下，梅艳芳这种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选秀改变命运但依然亲民友善的艺人，才更能引起香港市民的共情。梅姐去世后，治丧委员会刊登讣闻题目为《别矣，香港的女儿！》，香港政府在2014 年也在星光大道上为她立了雕像，刻字就是“香港女儿梅艳芳”。
正是这种市井人情味的存在，连接了香港演艺界貌似冲突的两个特质：商业化、工业化与戏班化、江湖气。
强大而紧密的市民社群通过自己的选择，钳制了资本的胡作非为，又向艺人们树立了正面典范，告诉整个产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明星，会为什么样的明星买单。
王菲的祖父王兆民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后来去往香港。他和李敖之父李鼎彝是同窗好友，李敖得喊他一声“二叔”。而他的儿子王佑林则留在北京，直到80 年代才能以照顾父亲为由，携全家搬往香港。
但王菲是在六十年代的北京长大的，从小就在地坛小学当文艺委员，与祖父辈人的过去和现在完全脱节。后来随姨娘到了上海，在少年宫排的《红灯记》里扮演李铁梅，靠唱“光辉照儿永向前”“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第一次崭露音乐才华。
所以王菲初进香港演艺圈不识人情世故也是正常：对于那时的大陆人来说，香港就是个光怪陆离的大商场，是先进城市文明的代表，谁能想到还要搞建立群众基础这一套？
这个事的另外一面是说，公司、艺人与民众的三方联动固然是香港娱乐产业一度繁荣的重要原因；但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则是本土之外的庞大市场和特殊的文化区位。
在八十年代之前，大陆与台湾一直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尚未摆脱革命叙事，加之冷战影响，香港便成了好奇的西方人观照中国的一个窗口；到了八十年代之后，香港又成为两岸，尤其是大陆追赶现代化的一面镜子。正因如此，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才供养的起那么多明星。
原本港片、港乐的辉煌，就是建立在香港是东西方间一块文化洼地的基础之上，两方的滋养和关注都往里面灌。现在这块洼地被填平了，优势和独特性自然也就没有了。
当年《少林寺》万人空巷，拿下 5 个亿的观影人次和 1 个亿的票房，但李连杰只拿到 700 块片酬。后来敏锐的香港商人找到李连杰，签了张 600 万的支票要他拍两部片子，结果体委不放人，领导说，拍可以，但你是体制内培养的人，钱都得上交国家。
这是 1982 年的事，对那时的大陆人来说，香港有着唯一可以接触到的消费导向娱乐产业；而对西方人来说，功夫、武打又是独特神秘的东方文化。在这种状况下，武打片在香港从六十年代火到九十年代。
类似的还有以林正英为代表的清代僵尸片。
林正英也是拍武打片出身，17 岁时就加入电影圈做龙虎武师，后来被李小龙看中，在《唐山大兄》里担任武术指导。李小龙去世后，林正英加入洪家班，成为洪金宝的左膀右臂。
到了 1980 年，林正英在《鬼打鬼》中饰演捕快。这部标志着香港灵幻僵尸片的开端的电影，也奠定了这一类型片与日本、美国恐怖片最大的不同之处：古装、幽默与直腿跳。
林正英 1997 年英年早逝，从此香港再没有以道士、茅山术为卖点的好恐怖片。但这绝不是说什么“一个人带走一个时代”，假使林正英活到今天，那些清代僵尸片的下场也可想而知：在大陆过不了审，对西方人又失去神秘感带来的吸引力。
就算只停留在香港，这种市民趣味的片子能不能挣到钱也要打个问号。
九十年代香港经历了一次独特的“内部城市化”，九龙城寨拆除、房地产业兴起等一系列事件彻底扫平了传统香港的市井生活，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级固化带来市民群体的内部分化。市民趣味作为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随之逐渐消解。
加之随着 2003 年 CEPA 的签订，港产合拍片又成了香港电影的新形式，“北上揾食”一下子成了一股潮流。在这种背景下，艺人的流失对于衰退的香港娱乐工业无异于釜底抽薪。
吴君如是从星爷电影的功能性配角出身的，那时的她“烫着鸡窝头，穿着格子衣，张大眼睛，神情夸张，师奶到贴地。”后来转变戏路，拍了《洪兴十三妹》和《金鸡》，拿了两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但吴君如不会不知道市场的转变，2004 年便随夫君陈可辛北上拍了《如果·爱》。尝到甜头后，陈可辛投了三个亿拍《投名状》，但最后票房不理想，一下子负债一个多亿。吴君如二话不说，取出自己多年的存款，并卖掉了心爱的跑车，把钱交给陈可辛说﹕“拿去还债吧，只要你的精神不垮，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靠卖车是远远不够的。吴君如率先投入了以港星身份拍国产喜剧烂片的浪潮，回归那个她曾抛弃的谐星形象；陈可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把握到了大陆观众的命门。
2017 年，吴君如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喜剧《妖铃铃》。这部硬杂糅了南北两派风格的喜剧片票房三天过两亿，五天过三亿，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圈钱烂片”的指责。吴君如得了便宜还卖乖：
“以前我们拍喜剧，卖座就是卖座，好笑就是好笑，但现在一部商业喜剧只要卖座，肯定要和烂片画等号的。”
吴孟达说，当年香港的烂片也很多，但演员并不怕去拍烂片。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演员心知肚明自己拍烂片是为了挣钱或者还人情，但只要我用心去演，观众也不会骂我，我也不担心日后接不到好戏。
但在今天的电影市场上已经不一样了，曾经港片的“金牌配角”们，在大陆的也已经商业化的体系里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只能是当作符号化的存在。吴君如、林正英生前女友苑琼丹，都是这样的例子。而陈可辛这样的香港导演，也在忙不迭地与身上的“港味”脱钩。
消失的不光是清朝僵尸与金牌配角，还有“功夫小子”们。早几年在《恶搞之家》里，Peter 到了唐人街四处环顾，还分不清中国人的脸：”You’re Jackie Chen! Oh, you’re also Jackie Chen! Is everybody here Jackie Chen?”
但在全球化大潮下，西方对中国的印象早已不再停留于政治偏见或者“神秘的东方国度”，像李小龙、成龙这种靠打戏出名的好莱坞中国脸越来越少，反而在市场化的大陆电影产业内，曾经的武打明星更能挣到钱。你看李连杰的吴师弟，放下功夫拿起枪，喝着国酒茅台举起五星红旗，拍一部片子就能拿到 10 亿票房分账。
只是再往后，“武打明星”这个标签本身也会变得失去意义。现在不管大家怎么谈吴京，都不会提到“功夫”这个词了。
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大众文化世界，不再需要通过刻板的“中国脸”和僵尸、武打元素来认识东方了；崛起后的大陆影视体系以及眼界渐开的中国人，也不太能从香港的娱乐产品里获取新鲜感了。
所以 TVB 还是每年都在出新剧，香港娱乐圈还是每年都有新人入行，但我们眼里能看得见的，只有 57 岁还在连开 20 场演唱会的刘德华，63 岁还能凭借《无双》再抢眼一次的周润发，57 岁还要炒自己曾经创造出的辉煌 IP 冷饭的星爷。那等他们真的退休之后呢？金庸、林岭东、邹文怀这些更老一辈的创作者已经在去年接连离开了我们。
金牌配角、香港之子、功夫小子和清代僵尸曾经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作为娱乐产业的助推力、市民社会的粘合剂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者。
失去这些功能的香港流行文化和它的创造者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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