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是当下中国关注量最大的话题之一，因为如果不是过年，中国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回家”。并且就算有了“过年”这个最“政治正确”的回家理由，年轻人表达出来的总体情绪也往往很微妙。
比如那首经典的彩虹合唱团神曲《春节自救指南》，相当部分歌词来自于社交网络的素材整理，在充分展现了话题基础深厚的同时，也将回家鲜明地指向了很多负面的标签，攀比、催婚、催生、考公务员、中年危机等等等。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氛围，那就是另一个冗长的话题了，这里不展开讨论。总之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
年轻人向往的理想生活方式，正在以他们工作生活的一线城市为基准点，快速和家乡拉开了代差，这让回家变成了“无所适从”。
而在这种趋势的裹挟下，“回家”也成为了一种人生规划的象征。知乎上的一道经典问题“为什么家长觉得你不考公务员事业编不回家乡就是白上大学了”，30多万浏览量几乎都倾斜给了相同的观点：一线城市意味着更多可能性，而回家大概率地意味着按部就班。
总之回到标题提出的问题，当回家意味着生活方式和人生规划将出现强烈对比，焦虑的年轻人开始将希望寄托于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市”们。
一方面，这些城市有着距离家乡更近的地理位置，情感上能够满足亲人间关于“回家”的执念；另一方面，随着一线城市虹吸效应的过剩，许多领域正在主动寻求转移产业布局的机会，理性上能让“回家”这件事从“妥协”转变为“转机”。
不过巨大的希望寄托，也意味着等量的疑惑和观望。特别是当人们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一线城市长期深耕后建立起来的高耸壁垒，人们也对新一线是否能够兑现潜力留下了疑问：
杭州们真的能让年轻人留下来吗？
年轻人怎么走：杭州和他的新一线伙伴们
了解年轻人的走向，最快速的方式是通拉数据。
据猎聘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显示，过去六个季度里（2017Q3到2018年Q4），一线城市在全国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排名前20城市的榜单中全面失守，仅有深圳挤进了榜单前10（也名列第10），而勉强保住榜单席位的上海，仅仅以1.49%的数据留在倒数第六。
与之呼应的是，未来的人才进行了相同的选择。在界面发布了一份有关职场青年及大学生对新一线城市人才新政敏感度的调查问卷中，超过40%的受访者觉得“新一线城市”是自己首选的就业选项，基本打平北上广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整体的数据繁荣下也出现了巨大的个体差异，比如上文提到的过去六个季度的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排名，新一线城市虽然取得了整体优势，但彼此之间也存在的巨大差异，比如排名第一的杭州足足领先排名第八的成都近6个百分点。
要知道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这五个参考坐标系下，成都在《第一财经》周期性公布的榜单里已经连续数年领跑“新一线城市榜单”，似乎在这波新的历史机遇中奖“一骑绝尘”，但在这场新一线城市内部的抢人大战中，杭州显然占得了先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在于，创业者们似乎也将优先选择权交给了杭州。据去年3月发布的《2018杭州创新创业指数》显示，2017年杭州创业项目增长率4.09%，已经连续四年领跑全国。
与此同时，高活跃度的创业板块也让资本市场更愿意给杭州机会，据此前刚刚公布的《2018杭州创业创新观察》显示，目前全国共有超过35000家投资机构，其中北上深杭的机构占比达到55%。而在过去的两年里，杭州新增创投机构的数量已经超过北京、上海和深圳，位居第一。
因此通过数据复盘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新一线城市确实已经对一线城市的人才资源造成了冲击，但被留住的年轻人也呈现出了非常直观的偏好，即在“用脚投票”的过程中更多选择了杭州，而不是社交网络中话题量更高的成都、西安、重庆。
这似乎与很多人的期望值不符。毕竟就在5个月之前，也就是去年8月，那个表示自己的择偶标准是“能带自己吃饭就好”，还曾经在社交网络上掀起过一阵“一起去成都”的热潮。那时候的人们相信人文环境和亚文化繁荣，让成都这座城市充满潜力，也将成为“新一线城市”赛道上的核心竞争力。
但通拉数据后得到的那也告诉我们，人们对网红城市的兴趣似乎仅停留在兴趣，似乎还有别的因素在左右着人们的选择。
那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现象呢？
年轻人为什么走：杭州有阿里，也不只有阿里
杭州能够异军突起，这个话题放在十年前都很像是天方夜谭，原因也并不复杂：上海这座近代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就在坐落杭州东北不到200公里的地方；而中国近代仅次于北京的政治文话中心，距离杭州也仅仅只有不到300公里。
所以你看建国初期的区号划分。在这个以国家总汇接中心、直辖市和大区中心、省交换中心和地区交换中心划分的体系里，上海和南京都拿到了第二级阶梯里的021和025，而杭州只拿到了第三级阶梯里的0571——至少在计划经济时代，杭州始终没有被当做华东区域的发展中心（甚至是重心）。
甚至这种非区域发展中心的设定，在近几年也有不少痕迹。比如在2016年公布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上海用一个“‘Σ’形湾区经济”把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通等城市圈了进来。
不过简单解构流入杭州的人才分布，其实不难理解杭州这轮人才流入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BOSS直聘发布的数据显示，杭州正在成为“技术新贵”之城，2018年前10个月，从一线城市来到杭州发展的科技人才同比增加了37.6%，其中来自北京的科技人才同比增长最快，达到56.5%，来自深圳的技术人才增长也达到了46.8%。
这些技术人才涌向了哪里呢？答案是以阿里为代表的杭州互联网企业。领英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阿里的研发人员占比达到了51%，技术人才占比的密度在全球科技公司中排名第一。
而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影响，也正在与杭州的人才流动形成良性循环。据猎聘对流入杭州工程师的调查显示，吸引工程师来杭的原因，“阿里巴巴带动的互联网和技术氛围”排在首位，投票率达59.66%。
这些数据鲜明地指向了本轮随新一线城市崛起的人才流动潮的本质，也释放了一组非常重要的信号。
首先大的时代背景是，互联网作为目前中国最活跃的经济领域之一，显然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择业就业创业的首选,而传统行业也越来越多地与互联网技术实现对接（例如IoT）,因此“互联网产业是否发达”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这一轮人才流动的核心竞争力。
但谁更适合借助互联网发力呢？一线城市显然不适合，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线城市有着天然的劣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18年所流行的“上海不相信互联网”论，许多讨论都是围绕着“成熟的商业模式都是建立在较早时间线上的，当技术硬件发生迭代迁移成本巨大”等类似观点展开。
那么新一线城市呢？有两个关键的决胜点：
1.由于“拉近物理空间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驱动互联网技术诞生的前提，互联网产业更具有打破区域性壁垒的可能，即当一线城市的虹吸效应达到饱和，人才和企业生存成本过高的重压之下，互联网产业完全有能力选择逃离；
2. 在一线城市的承载能力触及天花板，中国的城市发展显然将被动进入更清晰化分工定位的阶段后——但这种分工显然需要是以“承接能力”为前提的，而不是生硬地进行资源分割；
于是两两相加，互联网产业太适合给新一线后来居上了。而拥有“阿里”这张名片的杭州，更容易在接纳城市分工的同时跳脱“产业集群”或是“行业带头”，与年轻人才所关注的趋势进行气质上的相辅相成：
据了解，阿里巴巴36位合伙人中（阿里巴巴的最高管理层），三分之一是技术出身，技术人才在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杭州互联网公司中的话语权较高，发展空间大，一位涌入杭州工程师表示这样一种受尊重感是杭州在工程师群体中备受追捧的原因之一。
阿里巴巴也最舍得奖励技术人才，从2014年上市到现在，阿里巴巴对员工的股权激励价值超800亿元，阿里发布的2019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授予员工的股权奖励总开支高达人民币164亿元。阿里巴巴达摩院里，二分之一都是博士出生，阿里巴巴的工程师总数中，一半是硕士毕业。
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互联网行业的特性，加上技术驱动的产业属性本质，让人才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也解决了新一线城市在吸引一线城市人才流动时最致命的痛点，即能否为“有心”的人才创造充足的岗位，引入人才的高质量的就业——简单来说就是钱、生活环境质量能够得到足够的匹配。
而从这方面看，拥有互联网这张名片的杭州显然是“新一线”城市做得最好的。同样根据BOSS直聘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由一线城市来到新一线城市发展的人才，仅有流入杭州的平均期望薪资持平甚至有小幅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可以从上图看到另外两个表现最好的“新一线”是南京和成都，而这两座城市也无一例外是互联网产业布局转移的受益者，如电商之于南京、游戏之于成都。
但总之毫无疑问地是，杭州能够在这场人才战争中获得先机，除了准确地洞察到互联网这条赛道的重要性外，与“阿里们”的相辅相成也最终让杭州的互联网在竞争中有了特殊的辨识度，使得杭州成为“不止于阿里”的理想年轻人起跑线。
结语
有野心的城市，几乎都向往着新一线这块金字招牌。尤其是在人们越来越充分意识到人口红利资源的重要性，城市“新一线”显然是比网红城市更好的城市营销策略。
但通过上面一系列的数据分析不难发现，招揽人才显然也不是一件依靠“人才政策”就能解决问题。人们对“新一线城市”的关注，本质上更多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预判和这座城市对个人成长可能性的容纳能力，要求城市需要同时具备政策环境、产业环境、人文环境。
这显然是难点，也成为了杭州脱颖而出的最重要意义：在未来中国城市格局洗牌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具象化地坐标系来让概念落地的链条变短，尽可能地规避不确定性空间，减少无效尝试带来的成本浪费。
对于一个未来可期年轻人，城市正在史无前例的主动而来，这太幸福了。
来源：互联网指北 微信号：hlwzhib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