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短房
当地时间3月12日（北京时间3月13日）晚，从社区健身房健身出来后就觉得腹部有点不适，当时并未太在意。
我是耍笔杆子的，孩子也小，习惯晚上先小睡一会，然后再爬起来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但这天凌晨三点钟左右起床，却觉得腹痛如绞，一趟又一趟往返于书房厕所之间，折腾得没完没了。虽说难受，但毕竟闹肚子也不是头一回，并没太放在心上，早上太太起来带孩子出门上班上学，我也没提这件事。
但接下来的一整天就成了折磨：腹部气吹般不断胀大，任凭怎么在马桶上“论持久战”也毫无“产出”，没奈何只能扔下手里活去床上躺着，但无论换哪个姿势都难受。当晚孩子有游泳课，加上周二是北美肯德基全家桶打折日，照例这天我们晚餐都是外卖肯德基解决，但我一口也没吃。太太有些诧异，但见我“神色还好”就没多想——如今回忆起来，我自幼养成的超强忍耐力，似乎再一次帮了自己的倒忙。
当晚似乎感觉稍好一些，加上对加拿大应急医疗体系的了解（后详），因此决定“再忍忍看”。半夜无话，到了后半夜右下腹部忽然阵阵抽疼，一刻不停。十几年前在阿尔及利亚浙广厦项目部当首席翻译兼秘书时，一个“例行日常工作”就是陪伤病工友去医院，因此一下便反应过来：糟糕，急性阑尾炎。
怕打扰家人休息，我决定忍到天亮。早上六点刚过，太太孩子都起床，尽量平静地告诉他们，太太立即跳起来：“去医院，快”。
加拿大是福利医疗制度，层级医疗体系，医院是没有常规门诊部的。如果走常规途径，我应该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过认为需要再联系医院或专科医生，但家庭医生要10点才上班；如果等不及，有两个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加拿大看病动手术都不要钱，但叫救护车如今是要的，好像是近几年才改的），或自己去医院急诊部。这个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来只有急诊一途了。
离家最近的医院有两座：素里纪念医院刚刚改建，病床多，设施新，排队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但医院位于印度裔社区，许多护士是印度裔，非印度裔经常有不适感；列治文医院位于华人社区，什么都方便一些，但病房少、设施陈旧，倘运气不好可能会等很久才有人过问。考虑到病情，还是去了前者。
进门一看，还好，排在前面才寥寥三四人，登机、办入门证后便被晾在一边，一晾就是一个多小时，期间疼痛愈甚，额头开始冒汗，小儿子蛋蛋已经有点吓坏了。
“今天孩子们不能去上学了，我把他们先送回家再回来”。加拿大不允许把12岁以下孩子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哪怕家里，好在大儿子猫头今年正好12岁。
太太匆匆赶回去，接下来的20分钟似乎比两小时都漫长。
“XX，到你了。”
一位面无表情的白人护士姐姐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带到一间检查室，量了血压、体温、心跳，然后走了，仿佛只是让我换个地方继续晾着。
又过了半小时，太太回来，却怎么也进不来，好在加拿大医院不禁止手机，我自己忍着痛摸到走廊外的入口，给她开了门。
“看你不好受，刚我回去前跟护士要了止疼片”。太太生猫头时曾不慎碰伤额角，急诊缝针居然等了8小时，对“等”是有心理准备的。
午后1点多，止疼片送来了，如此高效令我微有些诧异——我一位朋友同样病症，曾经疼到满地打滚，也等了24小时才吃上止疼片。或许是因为今天这儿人少吧。
太太交待几句，匆匆上班去了，约好晚饭后再过来。我一个人继续这么晾着。好在止疼片药力发作，总算不那么疼了。
就这么熬到快5点，终于有人推着张活动病床过来，送我去做CT。
管CT的白人大妈居然能说不错的法语，这下我如释重负——我的英语口语就那么回事，而用法语叙述病情就是小菜一碟了。
检查完仍然把我送到那个检察室晾着，这次只晾了不到20分钟就有人来了，是个虎目虬髯的小伙子，戴着醒目的口罩，进门不由分说，摸出个口罩捂在我鼻子上：“你肺部怎么有个点？是不是有肺结核？”
前几天就听说在大温哥华地区发现了一位疑似患肺结核的华裔，因此据说医院对华人“严防死守”——然而我这个肺部点早在去年4月回国就体检出来，并得出“感冒后钙化点”的结论，我回到加拿大后也把体检结论通报给了家庭医生，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去年4月的肺结核如果“活”到今天，那不是太有趣了么？
我和他争辩，但徒劳；接下来的两小时我这里突然热闹起来，挂着“传染科医生”的各路大神就没断过，男女老少护士鱼贯出入，抽去了不下12管血，还做了痰培养，其中一位大胡子医生还不小心露了句“你们中国肺结核成患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话，好在我发出“种族歧视”抗议后立即收回并道歉了。
等等，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是来开阑尾的啊。
“哦我们差点忘了，您确诊是阑尾穿孔了，性质很严重，我们决定今天就给您做手术。”
听到这句话时已是晚8点，太太已经又过来了。
此时我已被送进一间带卫生间的单间，有电视，太太很满意，因为她过来时发现，很多外科急诊病人都吊着盐水，挤在一个大堂里排队等候发落。我劝她回家，毕竟孩子们还小（后来才知道蛋蛋晚上吓哭了，说“从没见爸爸这样”）。
太太走了，一个人静静躺在床上不敢乱动——止疼药药性已经差不多过去，又开始疼起来。
“你好么，我是实习医生。”
一个帅气的小伙推门进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照法语规矩答谢并问候他“你也好么”。
“不怎么好。已经点卯三四天了，都忙些跟专业不沾边的琐事，挺烦的——你不用在屋里也戴着口罩，我自己戴就行，你要出门就一定戴啊，哦反正你看样子也不会出门对吧？”
我喜欢这兄弟，随口和他攀谈，这才知道我实在不该抱怨“查肺结核”耽误了割阑尾——若非因为怕这“肺结核”，我会被扔在那个拥挤的大堂里和那些挑木刺、鱼骨头卡喉咙的人为伍，并且“先来后到”按部就班地排队，“弄不好等48小时才能排上手术、单间更是想也别想啦”。
小伙子做完活，聊了半天，临走时随手给我打开电视：“有个法语新闻台，可以转移注意力”。
法语新闻台里滚动播放着波音737MAX停飞的消息，听几遍便烦了，不过，的确能分散注意力。
主刀医生终于来了，是个裹着灰色头巾的印度裔中年女性，口音很重，好在法语兄弟跟进来做翻译，沟通没啥问题：
“你病情很严重，我们今天就将给你动刀，以下是一些事项……”
墙上时钟指向23点55分，“今天动刀”其实已经是不可能，好在对“印度将”我这个军迷早已很适应，看在已是“特别提速”份上，忍了。
医生走了，电视里，川普一遍又一遍停飞着MAX。这期间有护士进来给扎上点滴，不知怎么的，疼痛有些缓解。
已过凌晨四点，两个彪形大汉推门进来：“我们送你去手术室”。
病床推到走廊里，法语兄弟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东西带齐了，祝你好运。”
手术区域一副仓储式超市的气派，屋顶足有几人高，到处是裸露的管线，四周巨大货架上层层叠叠，堆着各种器械和用品。
“还有点流程要走，你再耐心等等。”
3个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的大汉嘟囔了一句，便把我扔在一个角落走了。
到处都是大挂钟，时间感很强，秒针一圈又一圈，不紧不慢地转着。
5点20分，大汉们回来，一声不吭地把我推进一间手术室，二男一女在里面等着，都戴着大口罩，看不出端倪：
“我们是麻醉师，接下来要用气体给您进行全麻，您不要紧张，5分钟就睡着了。”
然而差不多5个5分钟过去，我仍然很清醒。
“您看，我这是几根手指头？”
“两根……”
“不行再来一次”
……
是不是哪位哲人说过？对于一次不完美全麻最好的补救，就是做下去一直把对方麻翻？
反正，我终于被麻翻了，不知道几时几分。
“您能看得见我么？”
模模糊糊听见那位女麻醉师问了一声，她的身影似远似近，若隐若现，我没回答，也没法回答，很快又昏睡过去。
这是在手术前、手术后，抑或，只不过是我的幻觉？
终于真的醒了，已近正午，手术完成。
“一会会送你去病房，你很幸运，给安排了单间”。
的确很幸运，加拿大住院通常都是四人间，人人平等。不过我心中有数，这个“特殊待遇”，其实是那不知所云的“疑似肺结核”换来的。
我是几点钟开始做手术的？不知道，但一位来探视的护士告诉我，从入院登记到动刀，“为时21小时”、“这已经很快了”。
这点我绝对相信：前些年做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课题，我自己调查过数据，在加拿大某些大城市，如多伦多，急性阑尾炎手术从确诊到动刀的平均轮候时间是4-6天。
一位彪形大汉默不作声地走进来，推起我的活动病床，把我一路推往病房。
单间。走廊口第一间，对面是个制冰机，病房门右边好像是值班台。
没有电视，不过有独立的卫生间，墙角还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不过暂时似乎和我没啥关系，麻醉的效力已过，我仿佛已痛到连爬也爬不动的地步了。
“哦，你能自己爬到那张病床上么？”
我正这么想着，彪形大汉已把活动病床推到固定病床一并排，放下了一头的护栏。
……我想最好还是照办：虽然爬一寸都觉得浑身痛，但瞧那神态和身段儿，让他老人家帮忙我恐怕只会更痛。
“你好我是实习医生，un deux troix chauxn`est pas froid（法语儿歌，意思是一二三热不是冷），我来看你，顺便问问你关于肺结核的问题……”，一个戴着口罩的蓝衣小伙子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身边跟着个同样戴着口罩的年轻护士。小伙子说一口结结巴巴、极其难分辨的初学者法语，吃力地向我解释，要抽四管血，以便检查我是否真如自己所说，根本就没有肺结核。
那就抽吧，反正我也没别的选择是吧？
“结巴”临走时，我拜托他帮忙把手机充电器插到墙边插座上，还好，线勉强够长，手机放在床的一角还可以充电，我点开一个评书软件听着，随手打开微博，发现一堆“陶老师你是不是又被河蟹了”之类的私信，赶紧发了个贴以正视听，随即丢下了手机。
线太短，我只能向一侧侧卧才能边充电边用手机，但这个姿势令我十分不适，因此住院的几天里我很少上网或看手机，大部分时间都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听评书。
又来了个护士，送来一堆花花绿绿的药丸，其中大概有止痛片？总之吃下去没多久就不疼了。
“嗨，你怎么样了，我来看你了——我看到你的化验单了，果然没有肺结核，一点痕迹都没有”，那位法语流利的实习医生帅哥不知啥时候跑进来，他没戴口罩，一副眉飞色舞的神色：“不过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我实习到期了，多保重，你看，你得在这里待到16号呢。”
他指着墙上的挂板，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注意事项，以及预定出院日期。
临走时他告诉我“可以喝水了”，并给我打了一大塑料杯冰水。加拿大医院里通常只有冰水，我太太刚分娩完都被照例灌了满满一大杯。好在外语专业出身的我素来习惯喝冰水，倒也不以为意。
不知过了多久，又进来一个护士，推着个仪器给我量心跳、血压之类，顺便在我左胳膊上插了个点滴管。
等等，我右胳膊上明明已经有一个点滴管，难道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连插管儿都得插双份儿？.护士一脸的大义凛然，不理会我的搭讪，转身走了。
“醒醒先生，醒醒”。
一根肥短的手指捅着我的腰眼，我迷迷糊糊醒来，窗边站着个老者，戴口罩，额头上都是皱纹，身后跟着个轻手轻脚的小姐姐。
“我是客座医生，这是我的助手，我们要给您抽血，四管，化验您是不是有肺结核。”
又化验？不是化验了么？这四管那四管的，我的静脉又不是水龙头。
“是这样，前面那个和我们不是一拨儿，各管各”，皱纹大爷说罢，便示意小姐姐“赶紧动手。
小姐姐出手如风，动作比护士伶俐多了。
“等等等等，您怎么左右胳膊都插了输液管？这是什么操作？”
抽罢血，正要出门的皱纹大爷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居然吼了出来。
哦，这不过是错误操作而已。
开饭了，这是我此次住院的第一顿饭，当然，福利医疗，连饭钱都不要。
说是饭，其实只是两盒冰果汁，一盘子冰果冻而已。我努力侧过身子，用插着输液管的胳膊支撑着，一寸一寸慢慢坐起，咬牙喝光了果汁，那盘果冻实在没胃口，只索罢了。
妻子带着俩儿子来探病了，见我吃力，赶忙过来扶着我缓缓躺下。
蛋蛋拿出张卡片，说是班上老师让他写了送我的，卡片的图案是一只抓金鱼的猫，他的老师知道我喜欢猫。打开卡片，上面画了个形容猥琐的小人，正龇牙咧嘴地躺在个看上去有点像床的东西上。
“这个人就是爸爸，像不像”，蛋蛋一面说，一面看着边上那盘一口都没动的果冻，咽了口唾沫。他最喜欢果冻了，但终于忍住没吃：“我能把卡片带回去么？我怕护士把它弄丢了”。
卡片终于还是留下了，妻子临走时我叮嘱她，明天不要带儿子们过来，医院终究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
肚子上插的那根抽液管让我很不自在，咬牙换了几个睡姿，总算找到个稍微好受一点的方位。恍惚中来过几拨护士，每次都送来一种药丸，也不知是哪一种有嗜睡性，总之倦意来袭，我就摆着这个奇怪的造型睡着了。耳边手机里，袁阔成老师似乎正抑扬顿挫地烧着曹操的战船。
“先生，醒醒，开早饭了”。
天已经大亮，早饭就在活动小桌板上，一杯热水，一个茶包，一盒冰果汁，当然，还有一盘冰果冻——事实上住院前三天一共七顿饭，主食就是累计七盘冰果冻。
病床高低是可调的，我试图借助机械帮助，直接靠在病床上吃饭，但不知怎地，搁脚那一端放不到底，问护士，答曰“有点毛病，去年就报修了还没修好”，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爬起来吧。
那位给我做手术的面纱女医生来做例行术后探视了，貌似比惯例晚了整整一天？她走后我听护士嘟囔“某某医生做什么都慢一拍”，还好，做手术似乎还准点。
她匆匆走了，走之前吩咐护士又给我抽了4管血“检查肺结核”，甭问啊，他们也不是一拨儿的，没事，抽吧，我堂堂炎黄子孙还怕这个？
午饭，晚饭。
还是浑身疼，坐、卧、起都要花上十几分钟，期间来过好几拨名目各异的大夫，又抽了两次血，并顺便给我开了从降压到降糖的好几种处方药。手机里，袁阔成已经把曹操的战船烧了好几个来回。
晚饭后妻子又来探病，儿子们果然没有来。
“蛋蛋又作恶梦了，他不习惯你不在家，昨天整晚都赖在我床上”。
正说着闲话，一个年长的女护士进来，用不知谁搁置在病床边一套仪器，帮我量体温和血压。
“这套机器量体温的装置坏了，只能量腋下，不能量口腔，得换一台才好”。
她皱着眉走出去，却并没有把那台坏了的仪器推走。
夜里我也做了恶梦，很惊悚的那种，是因为评书，还是蛋蛋？
已是15日清晨，还有一天就可以出院了吧？
早饭照例是茶包、果汁和果冻，只是多了一盒冰牛奶。
身体状态似乎好了一些，虽然好得不多。我咬牙坐起来，喝完了那些流质，仍然没有碰果冻。
午饭前“磕巴”来探房，没有戴口罩，我想，至少他这拨儿应该也已得出了“没有肺结核”的结论吧。
“量体温”。
一个印度裔青年女护士面色严峻地走进来，她貌似习惯说省略语，能节约一个字母都是胜利。
她走到病床边，随手从仪器上拔下体温计，消毒后劈手塞在我嘴里。
等一下等一下，这体温计不是坏的么？我想喊，但嘴里塞着体温计，一句话也说不出。
“零度”。
护士干脆利索地在本子上记下数据，掉头就走。我想叫住她，但终于没喊出声来。
何必呢，值班台就在边上，他们终究会发现问题的。
晚饭后妻子又过来探病，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过来接你出院”，临走时我让她从床底下帮我把拖鞋拣了出来——送午饭的护士不小心把拖鞋撞到床底，我拜托她们帮忙取出，但来了三趟人都没完成这项艰巨使命，这里终究是病房，打赤脚貌似不那么合适对吧……
终于知道为什么夜里睡觉会做恶梦了：不是因为评书，也不是因为蛋蛋，而是因为护士不习惯随手关门。夜深人静，值班医生、护士、病人在走廊上走动，在制冰机上“哗啦哗啦”取冰，都会让我惊悚那么一下。我按铃叫来护士，拜托她帮忙关门，她关了——但下一拨来量体温的护士又给弄开了。算了，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被制冰机弄出几场恶梦的。
第二天一早醒来，妻子果然已坐在床边。早饭也送来了，果冻换成了一碗印度风味的不知什么汤，喝了两口，“画风”过于清奇，终究没喝完。
“你们好，froid n`est pas chaud, petitn`est pas grand，这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们来探房”。
“磕巴”和一位年长的女医生走进来，连说带比划地跟我们解释，因为“种种原因”，我不得不推迟一天出院。
“磕巴”们走了，妻子也只好走人。临走时她嘟囔了一句，“这磕巴是在跟你练法语口语入门么”？
大概吧。不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磕巴”，事实上自15日起我就没怎么再见到此前两天络绎不绝的各色医生，也没人再问我什么劳什子“肺结核”了。
但护士们还是恪尽职守，到点儿就来，也照样会把我的拖鞋撞到床底下，照样会忘记关门。
傍晚来了个老护士——差不多是我这次住院见过最老的一位。她半晌端详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建议我“加强睡眠质量”，我苦笑地拜托她提醒值班护士们“最好能记得随手关门”，她答应了。
“哦，你可以多吃一些半流质食品了，不过切忌辛辣”。
切忌辛辣？那么晚饭给我送咖喱汤是怎么个意思？
又入夜了，护士们还是记不住关门，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好在身体状况庶几又有所改善，我牙一咬，心一横，奋勇起身，拖着点滴架跑到门口，自己把门关上了。
我真傻，真的。只知道拖着点滴架也能关门，就不知道过会儿护士还会进来么？
17日。出院日。
妻子说好中午前来接我，她已打听清楚，我上午就能办好出院手续。
但午时三刻已过，我和妻子等来的不是出院，而是午饭。
“对不起，出院要主刀大夫签字，可她一上午都没来。”
护士解释说，这次倒不能怪那位面纱大夫“照例慢半拍”，她是出门路上被另一家医院的急诊给叫走了。加拿大和许多欧美国家一样，医生是自由职业，人事关系不隶属医院，可以同时和几家医院签约挂钩，很显然，出院终究不比急诊来得迫切。
等面纱大夫终于露面并签好出院单时，晚饭也已经送来了，还是奇怪的咖喱汤。
汤就不喝了，虽然不要钱。再见，素里纪念医院，这里还是更适合纪念，而不是住院。
几天来探病的各路医生开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药方，这是要自费去买的（加拿大医院内用药免费，但出院后要自费）。因为有附加的商业医保，那堆药加在一起也只花了小几十加元，其中大头还是药房额外收取的附加费。
住院这么多天，家里花掉最大的一笔钱，居然是医院停车场的停车费，如果不太计较效率，还真是挺省的。
“知道么？就在你动手术第二天，我一个同事的亲戚，住多伦多的，查出和你一模一样的阑尾穿孔，排手术排到6天后，这位大姐听完了一咬牙，买了张机票飞回广州挨刀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