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自微信公号：叁里河（ID：Sanlihe1）
作者：洋平
故事时间：2019年
故事地点：杭州、北京等地
0.7秒后，大约是两个眨眼的时间，35岁的林青终于觉得，自己在杭州城，算是扎根下来了。
这是2017年某个零点，桥西板块一个热盘开始微信抢房。提前两秒，林青就开始猛按屏幕上那个红色的“立即选择”按键。
林青瞄准的是120多平的大三房，相比89的刚需房和更具性价比的130多方四房，她的选择更有把握一些。
“恭喜你，选择成功”，当绿色的对钩跳出来，这一刻，五六年的漂泊感消失了。在她，买房是一个快速决策的过程，杭州房价在G20后经过了一波猛涨，势头不减。“买涨不买跌”，林青觉得，作为投资，买房是最划算的。
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应该享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父母曾提议，卖掉老家富阳的一套房子，来支持女儿买房。林青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就像弟弟买房时，她拿出了二十万那样理所当然。
属于弟弟的这套房早在2007年就买下了，花掉了父母的全部积蓄。儿子买了房，才好成家立业，至于女儿，“女儿是要嫁人的，没必要买房。”父母并不重男轻女，但这个朴素的想法像常识一样无需解释。
“从夫居”，这种家庭婚姻关系中的居住安排，已经延续了千百年。尽管这背后，往往意味着家庭中男性的主导地位和女性的附属地位。但在包括林青在内的全家人看来，顺理成章。对于林青，父母的关心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操心她的婚姻大事。
只是，这几年里，林青并没有谈恋爱。既然没遇上什么特别想嫁的人，那就自己安个家吧。
父母似乎也放弃了催婚，转而支持女儿买房的决定。毕竟女儿作为民事律师，年收入在50万左右，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购房的中国人中，有高达46.7%的购房者是女性，即使在二线城市，女性购房者的比例也高达35.7%。
为了成为其中的一员，林青到处凑钱。她拿出所有积蓄，把手上所有信用卡套现，借空了蚂蚁借呗的所有额度，再加上从朋友那里补上的空缺，终于交上了所有首付。
付完首付那天晚上，林青约闺蜜于飞吃了顿饭。两人碰着酒杯，林青说：“从今以后，我可没钱请你吃饭了。”
于飞当时刚刚离婚。她卖掉了婚前自己名下那套小居室，为了财产分割，“给了前夫一百万，算是买回了自由。”
丈夫孕期出轨，对她是一记当头棒喝。于飞确信，自己做到了一个好妻子应该做的所有部分，自己买的房子用于供公婆来杭探望时居住，作为记者，她满浙江跑，依然把儿子带在身边。
丈夫出轨给了她难以磨灭的伤害。意识到男人不可依赖之后，她陡然明白女性独立多么重要。
“再也无法相信男人了。”于飞向林青吐槽。林青因为接了不少离婚案件，看到过丈夫在财产分割中的种种作为，对这点也感同身受。
安全感
另一些女人深知缺乏安全感时的生理反应，比如文佳。通常是在入睡前，她会不停翻身，等不到睡意只好玩手机，打亮了屏幕她又变得心不在焉。转转头，仿佛就有一大堆焦虑的情绪流出来，积在枕头坑洼处。
房东提出要自己搬走的时候，她就这样在焦虑感里泡了好几夜。辗转反侧中，忧虑的事情很多：能不能找到房子，如何在这个城市立足，自己的未来会怎样发展？她甚而无中生有地担心起自己和父母的健康来。
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中，文佳决定，要在工作的杭州买套房子。
父母一开始并不支持，理由给得也直接：没男朋友也尚未决定最终留在江浙沪一带发展，何必买房。在长辈看来，房子是漂泊的终点。文佳却觉得，房子只是个中点。她给父母算账，房租每月就大几千，自己每月都是月光，到头来都是给别人打工。不如把房租的钱用来还房贷，好歹房子还是自己的。
“找不到男朋友就不买房？那如果我十年不找呢，难道都不买房吗？”文佳说，自己绝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不会放那个挂在另一个人身上的篮子。
她带父母看房，整理杭州楼市的发展轨迹来说服父母——一切看涨。最终，在父母支付部分首付的支持下，她买下了一间40年产权的商住两用loft公寓。
买下房子的那一刻，文佳才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城市有了归属感，而不再是个借居在此的异乡人。
“异乡人”的尴尬境地，Jane在美国体会地尤其充分。自从特朗普上台后，Jane说，她能感受到身边对外国人不友善的人多起来了。曾有服务员学她的口音说话，有一次与楼下租住的黑人打个照面，他竟然眯起眼睛看着她——眯眯眼是当地人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但Jane其实有双漂亮的大眼睛。
这种摆到明面上的歧视感让Jane觉得没趣味，加上她没有抽到工作签证，在美国念书、工作七八年后，Jane回国了。她选择在温暖的深圳落脚，这个北方姑娘其实很怕冷。
一回国，借住在朋友家的Jane就看到了自如租客住甲醛房患上白血病的新闻。因此，她不信任网上的租房信息，也对房产中介提供的房源安全性产生了怀疑。
别人装修好的房子，环境安全难以保障，“索性买个房吧。”Jane想，自己买房跟踪装修，便能一举驱散这种不安感。
出于工作需要，Jane那段时间正在学习一些金融知识，因此，除了定居，她也开始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Jane列出了国内的通胀率、深圳平均工资涨幅、房价这几年的涨幅，几个数字一摆，交给父母，父母就成了她坚定的支持者，一家人开始物色、购买小公寓。
屋里
Jane不太在乎房子大小和地段，却尤其看中小区环境、物业和交通设施。她最终选择了一套套内面积50多平的小公寓。
父母出了首付，接下来的贷款和装修就全自己来。Jane没找设计公司，她相信，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她自己调颜色、选材质，所有的材料和家具购买，全都一个人完成。
“不买不知道，”Jane说，光是地板就有这么多规格、型号、颜色。不同的地板用的胶还不一样，她不仅要挑选规格色彩，还要考虑着跟未来的软装是否搭配。
这是一个麻烦却相当愉快的过程。Jane发现，这是第一个完全由她自己说了算的空间。她不爱下厨，就把厨房改的很小，空间留给了宽敞的客餐厅。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有一段颇煽情的结语：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
在外人眼里，吴潇是上海一位职业利落的互联网品牌销售，只要回到家，她就变成了一位少女。
吴潇的家是一间loft公寓，几年前，借助父母的支持，吴潇买下了它。房款连同接下来的装修，一同刷光了她的信用卡额度，那之后，吴潇着实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不过，住进新家的那一刻，吴潇觉得，之前的艰难立马就变得意义重大。
在上海，大部分购买这个户型的家庭，会把房子隔成两居室，除了主人房，另辟一间客房，供未来孩子或父母居住。吴潇偏不，她把客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衣帽间，衣服、鞋子、包，全都分门别类安置。二楼的主卧、衣帽间，连同她开辟出来的大化妆台，和一个落地窗边的阅读区，组成了上海城里，属于吴潇的私密空间。
一楼用于和朋友聚会，吴潇把这里改造成三部分：一个大开间，一个供客人使用的卫生间，和一间小小的厨房。她的朋友来探望她，活动总是喝酒，从不下厨。
决策
文佳十分喜欢自己的新房子。在她看来，这所房子最吸引她的是“趣味性”。她觉得自己的loft动静皆宜，住在里面，跑上跑下，自己也变得活泼起来。她不喜欢一眼望穿的平层住宅，因为那很“无聊”。
为了杭州这套钟爱的loft公寓，文佳着实付出了一些代价，每月支付房贷五千元，再加上交房前的房租，每个月月初，她工资的三分之二就已经交出去了。
“前两年过得非常苦，没有闲钱。”文佳说，一些消费只能放弃了，比如买花、做指甲、美容、旅游。钱要用来专注于满足刚需：吃喝、交通，以及必不可少的衣服和化妆品。
从前很少算钱的文佳开始精打细算。每个月，她要把房贷、房租、信用卡的钱全都加起来，再算这个月还有多少可支配收入。
从开始还房贷的那个月起，文佳居然觉得，自己成熟了不少。她拍着胸脯向爸妈保证，房贷一定能用自己的能力还完，绝不要他们帮忙。“有了房子后，责任感更强了。”文佳说。
从前，她经常一气之下就想辞职，现在，她再不敢在没找到下家的情况下离职。即便有了合适的选择，她也要做个表格，多方比较薪资水平、未来发展空间等等，再谨慎挑选出最稳妥的决策。
文佳最愉快的时候，是看到一些漂亮的生活用品，总在她精确的花销里占有一席之地。精巧的厨房用品和造型精美的收纳盒，她喜欢买这些东西，攒着，等到新房交付就能用了。
2018年末，文佳的新房交付了。不过，这些精巧的物件却没有进入到新房，文佳自己也没有。“我必须得走了，往北京去。”文佳想，她是英语教育专业出身，在杭州已经做过多份工作，年岁逼迫，她愈发觉得天花板将至。
很快，文佳在北京找到一份出版社教育培训的新工作，提着包就北上了。新房子刚刚交付，文佳忍痛将一天未住的房子租了出去：“我不会让房子绑定我的生活。”
林青决定扎根在杭州。房贷和信用卡还款压力不小，她努力接更多业务来偿还。朋友说她越看越像《离婚律师》里的姚晨，满身的独立女性派头。
在北京的一次培训，她又遇上了帮她凑齐首付的闺蜜于飞。两个人在酒吧坐着，于飞打听她最近的生活。林青告诉她，自己另开了一张银行卡，保证里面永远有五万块钱，够还三个月的房贷了。
就在买了房以后，林青第一次办了一张健身卡，一周去三天，跑步、撸铁，过得非常自律。于飞问她，这么瘦，何必健身。林青笑笑，她需要强壮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应对高强度的工作。
于飞打趣：“我看你就是要想办法活到把贷款还完。”
漏洞
吴潇也离开了自己在上海的安乐居所，追随爱情奔赴了北京。
“婚姻只是我的一部分。”吴潇说，她的一部分底气，就是来自对房产的投资。即便没有婚姻，她依然可以独立生活，为此，她觉得自己对丈夫和家庭的依赖，就控制在一个有限而平衡的范围里。“我想要的生活，我自己能承担得起。”吴潇说。
装修北京与丈夫共住的房子时，吴潇做了不少妥协，应公公婆婆的要求，衣帽间比她的计划改小了很多，还腾出了一间客房。
换个城市重新开启生活却并不容易。
已婚未育，大概是女性所面对的最尴尬的境地。在北京的几次面试中，得知吴潇新婚，面试官都流露出一种商榷的眼神，询问她生育的计划。
“用人单位也要考虑性价比。”这似乎可以理解，在用人方的逻辑中，光是产假，就是一项不小的成本。我国现在实行《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 草案）》规定，女性职工生育享受的产假98天。而男性职工，陪产假则多为15天左右。
吴潇发现这是一个悖论，看似照顾女性，提供了比男性六倍以上的假期。但对用人单位来说，他们可以理解为招募男性职工划算得多。同是销售岗，吴潇提供的业绩成绩单，需要比同龄男性好得多，才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
她曾经一天干了三四天的工作，早上在北京开完会赶去河北出差，当晚回来，回京当晚接着见客户。当天还是生理期。“如果是男性，未必能坚持。”吴潇说。
“有时候也有性别优势。”吴潇说。有些客户，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单子，也许撒个娇，示个弱，就能谈下来了，这显然是男性同事做不到的，她享受这种优势。
不过，这也许又是一个悖论。吴潇潦草的想着，把疑惑埋到心底。
同为销售的于飞，有时会被一些男人握住手，真挚地暗示自己可以帮她完成一些经营任务。“男性有了经济地位，就觉得很容易得到姑娘。”于飞说。“女性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上是弱势的。”于飞说。
每一次，于飞都坚定地拒绝，“我有工作能力，养得起自己。”名下的房产是她的后盾，保她有路可退。
“我需要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在深圳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小悦强调。
小悦说，自己在单亲家庭长大，父亲带着情人在外过逍遥日子，目睹这些，让她从小缺乏安全感。个人资产是她最主要的安全感来源——即便婚姻失败，房子既是一份产业，也是一条退路。
在深圳工作后，她一直计划着买一套公寓，自住也好，投资也罢。她拼命工作攒钱，男友看她辛苦，主动提出要送她一套。
男友在自己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下一套两百多万的公寓。在公证处，正式赠与小悦。小悦说：“愿意给我买就买吧，反正我钱不够”。她坦承，也因这套房，自己“加速了与他结婚生娃的进程。”
*文章中人物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