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鲅鱼饺子（来自豆瓣）
09年的时候太穷了。毕业证卡在学校差点拿不出，原因是选修的羽毛球课过不了。找不到工作，买了几本芳疗和黄帝内经的书，琢磨着以后去美容院当个按摩师，或是芳疗师。结果发现精油太贵，按摩的话力气不够。前男友这会在炒股票和考雅思，每天拿着牛津字典坐在书桌前背单词，三个月过去，页面还停留在A，永远都是开始，Abracadabra，一句咒语，一个回环。炒股票和背单词都很消耗脑力，听见我在厨房敲打，他忍无可忍，托一位阿姨给我在浙江日报社找了份拉广告的工作，但是必须离开上海去杭州。坐在大巴上，没等开进绕城高速我便哭了，他松了口气，扳过我的头和肩膀，叫我看灰蒙蒙的天空，以及已经脱尽叶片的黑树枝，树枝光影渗进无垠，枝丫不像被截断，而是消失。
办公室在报社大楼后面的科学馆三楼，下面是老食堂以及收发室。地上堆满各式胶带和牛皮硬纸，报纸和杂志包装的像是待宰割的廉价肉类，封面人物的脸被勒得狰狞。楼梯是木头的，刷过红漆，红漆和墙面石灰一样，早已斑驳脱落，如若不注意，难免踏进正中一只破洞，卡住半天，再费力拿回那双夜市上花八十块钱买来的高跟鞋，或被翘起的木板刮到牛仔裤脚或者丝袜。楼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跟报社同龄，所以踩的都是前人的足迹与历史的尘埃。历史的尘埃便在少女急躁的震蹋里飞扬进狭长逼仄的光束，再缓缓落在鞋面和扶手上。与我同期进去的还有三四个小姑娘，都二十二岁，年轻得要死，每天的任务就是拿着名片簿给不同的老板打电话，发嗲问他们打不打算入会，要不要做个广告。效果甚微。副总编开会的时候责问我们为什么业绩做不上去，到底每天有没有打够三百个电话。众人噗哧笑了起来，他涨红脸，推一把眼镜，又问，到底能不能打够？我认真践行后发现三百个电话确实不大现实，最大值是四十五个，因为人还需要心理缓释的时间，不可能像个电话机器人，无动于衷。这样导致每天下班都很沮丧，因为师父又拿来了一大摞名单，电话永远打不完，而打出去的电话，说出去的话都是作废的。剩下的时间就是发传真和寄快递，寄到手皮指纹快磨损，很适合去盗窃。师父当年三十二岁，圆脸大眼，容颜靓丽，身材娇俏，每天都奔波在相亲路上，往往到十一、二点才到单位，回来后说男性太奇怪，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她这样地美，还这样连番地失败，完全因为她还秉承着19世纪的价值观，相信承诺乃道德大厦的基石，如要有性行为或者恋爱，须有结婚的打算，否则手别想沾到她的前襟。我后来读了易洛思的书才明白矛盾所在，但当时我只能仰赖更匮乏的经验劝说她尽量轻松一些：这样不行啊，容易吓到异性。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大的问题绝非情感，而是饥饿，是穷困。这种半途而去的实习生跟试用期有别，没有底薪，要是拉成功一个会员，可以拿三百到六百块钱奖金。一年下来我只拿到了三千块钱，所有福利都与之不沾边。六月梅雨季，余姚寄来的杨梅一筐筐堆在办公室的破书桌上，招来无数小虫，宁愿毁坏，也不会分给实习生一口，在甜酸的腐味里煎熬了两天，因出差姗姗来迟的师傅到办公室后看了看，说，要么你拿回去吃吧。我拖着滴水的篮筐走了半小时回到租屋，站在水池边，顾不上清洗，一口口吃完了。差点积食。
租的房子离报社不远，九三年的房子，八百一个月。我跟父母说想学车，他们分三次给我打来两万块钱，被我花在了房租和吃饭上，一问学车如何，我以路考失败解答。他们知道我分不清左右，自行车学了五年才学会，开车学不会太常见，但我下定决心不能再跟他们要钱了。主要是09过年回家，父亲拿出了一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跟我打款的情况，回头跟我母亲说了，她没做笔记，感觉颜面无存，开始口述账单，但是口述容易混乱，愤然总结道：你以为你买衣服不要钱？你手机都念丢了八个。——前男友也不能仰赖，感觉大学读的女性主义书籍都进了狗肚子，波伏娃和阿德里安昼夜不息阴魂不散地指责我。我们隔空吵架不断，周末去找他，他每次开门都面如死灰，认为我妨碍了他快乐的单身汉生活，建议到访不要如此频繁，何况车票也并不便宜。
除了房租，吃饭问题更困难，因为一天三顿，顿顿面对，咬牙节制，最少也得一到两顿。中午吃师傅的饭卡，她来得晚一些，往往剩不下几个菜：浇糖醋汁的鱼头，汪着油的肥肉，大排咬下去能磕坏牙齿。每次打饭我都带着绝望乞怜的眼神暗示阿姨至少打个三四两米饭，最好能捱到不要吃晚饭，但无疑很困难，打电话对于精力的耗损想不到的可怕，每天一到七八点钟就饿得走不动路，回去路上骑不了车，只能幽魂一样踱步。人越穷困，胃口越大，且馋且贪，像是迎来了二次发育，可恨完全不长在胸部或脑子。
一次问我一个同样潦倒过的朋友，他说穷困时候根本不想吃饱饭这件事，因为太奢侈了。一气之下他去寺庙住了几个月，靠着信仰和气息吐纳活了一段时间。当时的我只能反复服用精神食粮，感觉所有字符都幻化成食物。
所以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经济独立，女性之所以能独立跟经济地位的上升不无关系。年底杂志搞征文比赛，主题是“我和杂志的缘分”，说第一名有两千块钱，第三名也有五百。我和杂志缘分浅薄，在去浙江之前完全没听过，到了之后记得最多就是那些封面商人脸上的棱形鞋印。但我还是写了两篇投进去，结果公布，得了第三，心满意足，颁奖的是负责采编的副总，出于客气，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编辑部，想不到业务岗还有人会写字，我抢过话筒说太愿意了，他一下子不知怎么接，愣了数秒，形容尴尬地劝我再想想。我既没有财经知识，也无新闻采写经验，但壮志踌躇，买了《冷血》、《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以及三四本新闻写作教材读了几个月，感觉万事俱备，只待出师。主要是盘算了下，底薪两千，一篇稿子千字少说也有两三百，出差补贴一天五十，不至于像做业务，风餐露宿。过了两个月，我把总编堵在办公室门口，声泪俱下地表达了对新闻写作的热爱以及矢志不渝的职业理想，他有些无可奈何，说以前没有类似的转岗先例，要么你试试吧。
结果变成免费写一段时间的稿子，主要整理录音。且没有署名。
青黄不接的时期，原来部门的老总忽然跑到我楼层来，问愿意写书不，一篇稿子一千块钱，六七千字。写十篇就是一万。我算了算，说愿意。采访地点在温州，他说负责这件事的那人是他朋友，要求是尽量靠谱，别放人鸽子。我说没问题。
徐总那年四十岁出头，狭长脸型，皮肤白净，穿一件浅咖色西服，一条深灰色西装裤，有点像某个TVB明星，《倚天屠龙记》里的宋师兄。那会儿我们对温州人的印象很统一，报社温州同事形象也保持地很一致：紧身裤，尖头鞋，虎头T，腋下夹着印满logo的公文包，另一只手里总夹着中华或高版级利群烟，随时准备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相较之下，徐总更像知识分子，温文儒雅，钱和欲望的气息要清淡点，但这个印象不是最开始形成的。刚从温州站下车，一辆墨绿色路虎慢悠悠在我面前停下，洗得很干净，完全不受外面尘嚣遍布的空气的影响，车窗摇下，他除去墨镜，远远挥了下手：上车吧。
我费了点劲才爬上后座。他问了几句我个人情况，之后开到公司，说自己有点咖啡瘾，“猫屎咖啡吃过吧”，“没吃过试一下，最近很迷很迷它”，过了一会儿说杯子没清洗，纸杯不介意哦，损耗一点香气，但气韵还在。墙上贴着放大的书皮海报，偏橘的红底，上面印有日光和金字，非常经典的配色，名片写着凤凰文化传媒，不知道是山寨江苏出版社还是香港电视台。我们当酒一样小口呷着酸涩的咖啡，他慢慢讲自己的故事，说以前在《温州日报》做财经记者，到了一定年纪，写不动了，调去广告部，做了一段时间，感觉大头归报社，自己只得零头，不太甘心。碰巧积累了点人脉资源，想多挣点钱，于是辞职出来做了一家传媒公司，专给本地老板出书，传记或其他。那时企业书还不算很流行，有钱的商人刚刚开始接受平均花个二十万到三十万找人写传记这种事。未必买得到书号，印出来在企业文化室摆着就行了。他做的这本书名叫《光辉与荣耀》还是什么，主要是那几年一批企业家跟着国家领导人作为商务代表出访国外，取名为高访团，实际背后有一套复杂的政经运作机制，但是不少老板很愿意出这笔钱，因为需要政府给自己的生意做背书。此间门槛并不如外部想象的那么高。他的计划是写二十个人，按照出访事件和小传的模子，文分三段，集结出书。之前他大概还找过几个人，可能是费用上未能谈拢，事情也就不欢而散。
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徐董。2008年11月22日到27日之间，有一批温州企业家跟着胡锦涛出访哥斯达黎加、古巴等拉美诸国，他是其一。
工厂不在市里，开过去需要四十分钟，车子行驶在尘嚣遍布的马路上，建筑和电线胡乱分布，道路半途支一截帐篷即开始维修。自住民居和工厂混生，高楼下污水四溢，无人处理，都说温州富，但感觉钱都在百姓身上揣着，并没体现在城市建设上。徐总问，你做过功课没有？他跟我一个姓，在我们这边属于做的很大的，而且是个出名的慈善家。我答，网上查了点资料，感觉故事性不太强，像个光辉人物报道。徐总说，是这样的，要尽量写出光辉来。
徐坐在办公室等我们。参加高访团的时候，他摔断了右腿。八月份他去考察瓯海工业区的一个厂房，无意受伤，骨折未愈，因疲累过度再度导致右腿拉伤，走路光靠左腿，胯部受不了，等于寸步难行，医生和家人劝他静养，他觉得机会难得，还是拄着女婿送的折叠拐杖去了。我第一次见徐正是出访一年后的七月尾声，脚伤已无甚大碍，但他这会儿忽然得了腰间盘突出，坐的时间不能太长，扶椅后放着一块垫子，一直扶腰才能跟我说话，为了这事，他连连道歉，吩咐秘书给我们各取一个，因为椅子有点硬，红木一直膈着屁股。硕大的书架上放着一些书以及毛的雕塑，墙壁挂着书法和山水画，总体较为质朴。
徐比较健谈，我结结巴巴开完场，他就开始续接，说初中未能读完，就下地干活，“算农业大学”。六八年参了军，遇到文化大革命，原本表现不错，但因家庭成分问题，提干搁浅，只是入了党。退伍后，他被分配至瑞安当地一家国营食盐工厂，任职厂长。七四年，政府招考武装干部，条件时要求做过班长、当过基层干部，条件皆符合，他报考了，笔试考了第三，被录为公务员。八四年，他三十六岁，在一家公社当干事，半年后当了人武干部，后又任党委委员，最后调区委干部。原本红色样本，一条通途走到尾，到了九七年，夫人下岗，跟一位朋友花了八万块注册资金在瓯海区凤凰山麓下的一小片工业废弃地上建起一家小型皮革厂，做了三四年，小厂营业未多时，即开始连年亏损，夫人和朋友意兴阑珊，想把厂子关门了事，徐建议朋友将在上海经商的长子阮叫回来。阮回来后，说服他一起加入，说服的理由也很充分，彼时瑞安市委出了一纸文件，号召五十岁以上的干部让出职位，精简机构，培养储备，徐被说动，主动打了请退报告，政府未曾挽留，他也就此下海。他和阮的合作中，有点亦父亦子的成分，此后工厂改制，他任董事长，阮任总经理，大事由他说了算。
转折点来了。2001年他去意大利参观，发现当地展商做Cp头二层牛皮家私革，感觉是个新事物，回来后跟阮说，如果这个能做出来，那三到五年内，企业发展至少领先其他人好几个身位。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做完研制，他去山东找到一个颇有名望的工程师。原本说好年后过来，十二月工程师临时变卦，说老婆孩子还在山东，家人反对。此时制造装备已经买好，每台价值不菲，工人对着几台锃亮的机器面面相觑，他差点呕出老血。众人过了一个郁结清冷的春节，到了初九，他忍不住，不顾感冒坐上去山东的火车，终于说服工程师举家迁来。
皮革研究出来是2002年的事情，市场还没拓开，到了03年，去参加上海皮革展，已经发现有五六家工厂在卖，他走到摊上问对方哪里的，是不是自己研发的，对方反问你哪里的，他答温州的，对方便不再言语了。创新就是这点难，皮革更是——没法申请专利，对方不用专门模具，改成手工，换个颜色说自制，也不能抓到把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很弱，众人并没有什么研发积极性，二十多年前温州仿牌横行就是这样的原因。不过确实如期所料，到了04年，工厂销售过四亿，成了国内最大的家私革制造商。
故事没说完，只有梗概，没有细节，多问一句，说的都成了想法和概念，都是比喻，预感稿子情况不妙，但是已近午后两点，饥肠辘辘，他听见了，说，实在抱歉，光顾着说话，要么我们去随便吃点饭吧。我们坐着他的奔驰去了温州香格里拉酒店，随便吃是吃自助。他吃的很少而我吃得极多，拿了一盘又一盘，拿完三文鱼拿蛋糕，吃完蛋糕又去捞炒面和牛排，歇了两分钟，跳起来决定取蛋糕和冰淇淋。徐总依然拿着一杯咖啡，他盘中只有一些水果，西瓜哈密瓜，说，羡慕年轻人的胃口，又说，我吃过太多好东西了，现在看见什么提不起劲。我点点头，继续狼吞虎咽，眼睛紧盯餐盘下的烛火，以及服务员的动作，生怕他们将面档撤走，他扭头看了看，温和地说，你可以吃慢一些，我可以叫他们收得慢一些。
没法跟他解释自己究竟饿了多久。没法解释多久没这样吃饱过。我大口吞咽，他慢慢地说，快六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很想休息啊，但是工厂不允许。说完笑笑，谦卑又自得。我和徐总异口同声道，看不出，很年轻，最多四十来岁。
也不是完全的恭维。
但血液集中在胃部，以致下午采访昏昏欲睡。他看了出来，说，要么算了，我们待会儿再说。茶叶泡好了，下属端了两杯红茶进来，喝完我终于稍精神些，于是他继续讲下半场的故事——
过了两年，问题重新出来，做企业和做人一样，停滞就是倒退，会被逼到下游，有两年他们的数据永远在四五亿上徘徊，因为产业单一，只有皮革，皮革中优势又仅仅集中在沙发皮革，其他都显得零散。他想过沿着产业链做沙发，但也觉得瓶颈在望。
环保也出了点问题，温州地下管网向来忧患，皮革产业污染严重，市政府考虑将几家大皮革工厂迁至平阳县，兼并部分小厂。副市长来问他怎么看，他开口要八十亩到一百亩土地，承诺负责四千万税收。这年工厂税收已经做到了年2400万，用地还不超二十亩，扩增后确实不是问题。市里觉得有些为难，略一踌躇，海宁市很快伸出橄榄枝，地价给得极其低廉，每亩只售三万八，他买了205亩，建了一个分厂。
出走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说，理论上，温州配套好，产业集群特性显著。确实困囿于人多地少，年年填海开山，地价仍居高不下。只是开新厂不算好时机，到了零九年三月，金融危机爆发，从国外蔓延至国内，三四月份本来是皮革产业的传统旺季，经此一役，销售大举滑坡，销售下降百分之十。市里企业家开会，人人都在谈转型，花钱上定位课、营销课、互联网课。一家眼镜制造厂厂主和他在温州企业家会议上碰过一面，也在谋出路，会后托了一个中间者来问，愿不愿意一起做光伏，他刚在金华买了一些土地，打算做硅材料。后来再次见面，他跟那位工厂主半开玩笑半埋怨的：你为什么不直接找我？
徐和阮分别在国内和国外做了考察，结论是光伏可做，周围九成以上的人提出反对。徐说，但是我还是得做。你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反对。最开始做创新，做研发就这样，不孤注一掷不会有好结果，看似稳妥的道路并不是最安全的道路，他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光伏项目变得很热，硅材料也在下降，跌到原先的十分之一。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哦对了，那个眼镜厂主姓胡。
我坐最晚一班动车回杭州，花了一个晚上时间听完录音，又花了一天写完稿子，发给徐总。过了一周，徐总打电话来，说，徐看了稿子，觉得不太满意，感觉提炼高度不够。他下属通过邮件发来7.8M大小的资料，建议我再看看，好好修订，文件标题是“徐董事迹资料”。我看了邮件，说，好的，再改一改。但内心丧气，感觉软文这碗饭并不好吃。而且人和原先想象的不太一样，客气谦和不过表面，内在也虚荣计较，刚开始采访时，记得他说自己故事很少，人生乏善可陈，写来写去就是慈善那点事情，之后又觉得文本匹配不了书名：光辉何在？荣耀何在？创业史的故事不足为道，高访细节又不够，政治的锦衣披在身上，只闪耀了一下，就匆匆压平，成了一张挂在墙上的放大照片。最不能接受的是发来的稿件中有句话，“那是一个善的讲习所”，对写出这句话的同行内心充满鄙夷，虽然自己也没拿到记者证，虽然自己也人穷志短。稿费未曾到手，只能加了一点数字，重点写了慈善，关于他如何建立基金，如何扶贫，过了一周，徐总再打电话来，说徐那边看完了，还有意见，但也不知道怎么改，就这样算了吧。我把徐的名片扔进第一层抽屉，不打算录进手机。那时候抽屉总是塞满各个场合搜罗来的各式名片，根本来不及、或者也不愿意录入。拷出来的那段录音放在电脑，有个素材库，不会再翻出的那种。十个对象陆续采访完，最终写出七篇稿件，每篇都至少需要修改三次，有些对方单说不满意，但是不给具体意见，便一直拖欠着。书也没听闻出来，稿费只拿了一半。那段时间看见徐总138打头的温州电话就头疼，感觉欠了无数债务。而且这些债务不单还不起，也压根不想还。
过了一年多，11年的10月26日，这事早告一段落，正在网上看选题，忽然传来一条消息，说徐老板心梗离世，温州市委已经派人过去吊唁，以平息其欠高利贷自杀传闻。当即吓了一跳，对着消息一一核对，怕出错还特意翻出之前写的稿子：工厂、地址、人名，是他，确实，只是照片变成了黑白色，在白底网页上触目惊心。有些接受不了，第一次遇到，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徐总，问到底什么情况，他不计前嫌，接了电话，说，是的，又说，确实是自杀的。胡跑路是大事，温州人尽皆知，但不太清楚徐和这件事情是否有关系。
徐的自杀是在胡归来的半个月后。胡于九月骤然出逃，其逃逸绝非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却是最出名的一起。11年的一月至九月，浙江省跑路案件共计228起，温州84起，其中后来被广为人知的江南皮革厂黄鹤跑路，是四月份的事情。很难说清为什么胡的逃逸成了矛盾的核心焦点，成了爆雷点，可能牵扯的人太多，短短二十天内，报纸能读到的公开跳楼案便已有两起。身居杭州，和温州总有些隔阂，有些世事杳然，从未想过他会成了殉难者。
看完新闻，我去主编那边报了选题，说打算去温州采访。主编那时刚自主笔上任，浙江省内对于调查报道还没全部叫停，一切都有余地，说，这事蛮有意思。你去吧，早去早回。在温州的车上，我再次联系了徐总，他问了到站时间，很客气地来接了，还是开着那辆墨绿色路虎，一年多未见，车子没有更新，也未更旧，穿衣的风格也没什么变化，西服外多了件羽绒外套，人稍稍憔悴了点，嘴唇发白，车前玻璃破了只大洞，我上车后讶道：为什么贴了一个大黑胶布？徐总说，前几天车子跟人撞到，玻璃撞碎，一直没来得及补上，天气凉了，开起来就灌风，冻得割耳朵，只能临时找块胶布贴了。我说，那岂不是看不见开车么？他说，视野受点影响，总体大差不离。这边路我熟悉得很。再说了，之前视野好的时候不也撞上了么。
他说完自己乐了。我问起书的事情，徐总说，出不来了，你还记得黄和钱么，我说记得，做红木城还有在荷兰圈地的。我现在还记得钱说，荷兰土地产权年限是999年，等于一生一世，等于生生世世。这两篇稿子一直没写出来，说着便有些心虚，低头不去看后视镜里的他。他说，是啊，两人一个坐牢，一个潜逃海外，上了通缉令。书稿费用都没交齐，只有四个人给了钱，只能不了了之。不知道窃喜好，还是懊恼好，只能不予置评。第一站还是先去他公司，书的海报还贴在墙上，公司依然只有他一个，猫屎咖啡没有了，泡了杯雀巢速溶，纸杯没了logo。还是太年轻，那会的时间概念过于相对过于缓慢，感觉一年不见，已恍如隔世，楼破旧依旧，人面消失无踪，是《聊斋》里的《翩翩》，洞中住几日，出门发现黄叶满径，洞口路迷，只差零涕而返。
徐的老家在丽岙山茶堂村，104国道边上。（采访时徐打过一个比喻：创业初期，我们开在104国道……这会儿忽然记了起来，原来渊源在此。）那里是个著名的侨乡，常住人口不到两万，旅居意、法、西等国的大概有2.3万。路边的水泥墙壁贴着手机号码以及借贷信息，在寒风里被吹起一张褪色的纸角。信贷资金生意还在隐蔽地通行，但信任一夜间荡然无存，古老的关系不能再维系。我想起当时徐说，研发CP头二层家私革时候因为资金不够，全靠其个人信誉背书。当然跟他政府背景有一定关系，所以拿到银行贷款，但温州企业最早借贷，曾经白条都不需要打，就能拿到亲友款项。现在不太可能了。民间借贷官方和私人都希望进行规范化管理——不，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大家的心态变得更复杂了些。
入村口的道路堆满白色石膏和花岗岩雕塑，有西方的拉奥孔，阿格里巴，加塔梅拉塔骑马像，也有中式的关公，墓碑刻着隶书和正楷的逝者之名，还有孝子孝孙。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座属于他，在死亡面前，有时仅一点材质的差别，之后都变成了无名。当地据说盛产华美的石材与花卉，没有看见花木，遍地都是这些切割后完成的未完成的石材，碎片，平民的颐和园，艺术的边角料与美的残骸。快四点还是五点了，云层紧闭，天光消沉，村委会只有一个叫任银弟的副主任在，聊了几句，我悄悄抄走他办公桌上写着干部们通联方式的卡片信息。宅子古老，灰黑色木门暗哑陈旧，放眼望去，屋内什么也没有，像缺失的门牙，宅前坐着几个老人，小孩们零散地从石板桥上走过，坡道陡峭，桥下流经灰绿色的河水，贯穿，蜿蜒，永远不会沸腾，像威尼斯么？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联想，可能那种衰微的气息如出一辙，像是都预备缓慢地沉入深翡翠色的海底。徐太有名，当地几乎无人不知，第二天本地BBS上就有人传其死讯，坊间更是，流言传播得比飞鸟还迅捷，但现实一对谈，一问及，村民出于警惕和戒备，众声缄默。再问也挑拣最安全的评价：是个好人。何况我的普通话太扎眼，一开口询问，身上就自带异乡客的标签，怎么也除不去。任银弟多说了一句：他的慈善非但惠泽乡邻，更惠及多数。
不知道哪一幢才是他的屋子，每一栋都大同小异，衰老封闭，遗世独立，走着走着连人脸也似乎重复起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他老宅，没人，也不便进入。据说很早之前就租给工厂的外地工人居住，几无装饰，简朴至极。他的自杀绝非毫无迹象，近十年他一直居温州市里，九月中旬，他将这套旧宅收回，说想自住。工人收拾了下简单的行囊就走了。他远避家人，独居老宅，每天八点由司机接送至华盟商业广场的公司总部上班。很难想象他究竟怎样过完了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月，在残余凋零的乡声，在暗不见底的夜晚，如何反刍并且回忆自己的一生，检视对错，并且在黎明到来前，把头颅伸进廉价的包装绳索，将今世就此折断。
走在路上，结局无底，天幕四合，宅门也渐次关闭，人们搬着板凳准备回到屋内，村落飘起油脂和柴火烧灼的气味，徐总有些为难地说，要么我们早点回去吧。路上他说，其实之前找过一次徐，因为一个侨居海外的友人想谈合作，但是徐的表现很冷淡，仅仅给了一个网址，让对方先行了解。不知是否因为书稿的原因。他不再多问，之后没再联系过。
说到底还是那个稿子的问题。觉得不甘心，也不服气，托徐总带我去他工厂一看。工厂也临近下班，没人有空接待，去过的办公室现在关着，外面的红木椅上坐着几个催债的园林施工队，面前的大烟灰缸插满烟蒂，二手烟草的气息呛到人流眼泪，一大团青蓝色烟雾在屋子旋转漂移，想必等了许久。见阮进门，他们一起站起身，问什么时候能把钱结了。阮戴眼镜，理小平头，穿夹克衫，眉头紧缩，想了想，从裤袋拿出皱皮的中华烟盒，抖出几根烟递过去，说犯不着逼那么急，之前拖欠过么？
此次出行等于一无所获。回去后我跟主编说，话听不懂，什么也没问到。一天上午，徐总忽然发消息来问写的怎样，我说写不出，缺太多东西，村委会的电话也没人接。过了一会儿，他说，有个号码要么你试下，徐的战友，徐去世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他。说完他发来号码。
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激。白天我想了想，一直没打，感觉被拒的概率太大，平白浪费一次机会。晚上九点多，我试着拨打出去，出人意料，电话非但通了，仅仅响了三声，即被接起。王问我怎么找到他那边去的，我含糊其辞，说碰运气而已。采访总是需要仰赖陌生人的慈悲，他们大可掩藏秘密，但某一时刻他们忽然决定说出部分，比米面的施舍还要动人。王不再追问，开始讲述当天场景，整个叙述清晰且冷静，他说后来自己才知道，徐其实最开始找的是另一个战友杨，起先杨说没空，想改第二天见面，但徐表现得很急。见完杨后，他支开驾驶员，自己在漆黑中磕磕绊绊地只身开到茶堂，所以耽误了很长时间，比他们约定的时间，至少迟到了三小时。
杨、林、徐、王四人同年入伍，过去几十年，他们周末常凑在一起吃饭和打扑克，但是10年到11年间，这种聚会少了许多，徐总推说自己在短途出差的路上。25日晚上九点，他给王打去一个电话，说人就在茶堂附近，想去他家坐下，王应诺等他，但是直到十一点四十，徐才匆匆赶到。见面后王问了一些他目前债务的情况，以及其所涉及的地产项目、光伏项目情况，尤其是胡的跑路问题，是否会给其带来影响，徐没有直接回答，说，都还可以，又说，胡回来后，政府曾出面表达过希望他这边能够吃下胡这边股份的意思，这点令他觉得比较为难。其他尚可。王劝慰说，资金问题迟早会得到纾解，他看了报道，国家层面开口要救助温州，集团也许会拿到一部分银行授信。徐没做声，之后歉然地说，快十二点，怕是影响你睡觉了，还有个事情拜托，手里有个塑料袋，里头装有十三万块钱，烦请代为转交与儿子，因为儿子手里没钱。但这事需要保密。王对此颇为困惑，不明白为何徐不亲自转交，他那时模糊地猜测徐可能有逃至国外的打算，但他并没说出来。他在江苏做的地产项目进展亦不顺，还有许多房源并未销售出去。只分了点心，徐已经走了。
徐离开后，王一直没睡着，凌晨两点多，他决定起身给徐打电话，发现那端忙音，身边的妻子被其一连串的动作惊醒，说，可能对方早已睡下，为什么不明天再打呢。王觉得确有道理，躺了下来，沉沉睡去，直到八点多，被一个电话猝然惊醒，才明白自己将长久地懊恼于那个时刻没再坚持下去，而他在这个夜晚竟会失去良多——毕竟他们的宅子仅仅相隔四百米，他不是没有那个机会，却生生错失了。
电话是驾驶员打来的，七点多，驾驶员按惯例与嘱咐接他去公司，发现大门紧锁，撞开大门后发现徐用一根工人包装用的扁平黑灰涤纶自缢于门框之上，人已全然凉透。惊恐之余，他给徐的女婿以及最近的王分别打了一个电话。
徐留下的遗书主要说了三件事，一个是不要按照本地习俗，在家逗留过久，应尽快火化安葬，第二是他未曾预料自己会变成一个“反面人物”，未能把握好自己，三是写给战友的，等于托孤，希望他们能帮忙“照顾子女”，如果子辈有什么困难，战友们最好能出出意见。
那笔钱到底是他给自己做身后事用，还是留给儿子？王回答不出。遗嘱中，他要求葬礼尽量简朴，十三万显然太多，如果给儿子，又太少，不符合他富商身份——他是窘迫至此了么。
报道发出去一个月，一天晚上在办公室加班，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徐总那边的律师，报道不实，给人困扰，我说，如果有不实处，您说，我来更正。他说，对外统一信息是心梗，为什么要写自杀？我说，实际情况是这样，那就这样写。坦白说，自杀未见得是耻辱，说其因地产难售压力过大猝死也不见得是一个荣耀的说法。那样显得他太脆弱了。在我心里，他不是这样的人。
对方没说什么，挂了电话。
虽然这么说，自己也很清楚，很多问题依然回答不出，跟那些钱的迷思一样。报道始终偏颇。信息永远碎片，真相无限接近又最终离远，试着求问一个人为什么去死，自然是困难的，你无法也回答清楚他那个时刻、那个瞬间的所为，背后支撑他的缘由究竟是什么。书写的是此时，那就是一个永远的此时，恒定僵化，再一推敲，不堪一击，全是错觉与幻觉。思绪纷杂，丧钟敲响，附魔时刻，别说外人，哪怕乔伊斯、福克纳再生，也无法能完全捕尽一个人横无涯际的意识之流——即便看似工厂的危机最为显性，后来阮在内部会议中，认为给胡的担保，牵扯了至少5600万的信贷额，导致经营压力骤然增大，但危机远非于此，一损俱损，当时海宁厂区销售数据下降了四分之一，地产项目亦滞销，过去几年中他所做出的所有决定在那个时刻都被验证为冒进和错误的，根本无从申辩。
有次去福建做一起维权报道，从沈海高速下来，看见他们厂房的标志，那么显眼，气势犹在。温州金改之后，我又去了趟，认识了另外的人，听闻了另外的故事，新的在发生，旧的被遗忘，他们的公开消息停留在2012年，阮出面辟谣自己未曾跑路，之后不再有声息，工厂网页也未曾更新过。至于光伏，整个产业经过好几年的兴艾，热潮消退，差点拖垮了江西一个叫新余的地级市——而一一年我到那边，曾经目睹过庞大平原上灰白崭新的工厂，整个城市都如此坚信自己会被时代之光所照耀，会从资源枯竭的工业噩梦中清醒，步入理性洁净的现代里。谁知道呢。
他的录音和名片还在电脑与抽屉，我没再看过或者听过。抽屉的名片，许多号码想必无法再打通。后来换了三次办公室，又更过两台电脑，许多文件自此散轶：稿子、照片、素材、录音、备份。丢了就丢了，也未必可惜，没有整理旧物或者保存旧物的习惯，记忆令人惘然而年老。一回听同事说，不久前一个采访对象去世，名片捏在手里，温热如初，电话写在手机，鲜活如生，他问大家到底如何处理已过世的被采访者的号码和名片？扔掉轻慢，不扔又觉得怪异。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忽然跟你有了那么一点浅薄的联系，有时你会因为这线索记起过去那点不足挂齿的交集，他却可能后半生都不曾想起过，你究竟有何理由不断记起？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置之不理，藏进深柜，藏进褶皱。一切去留随意。时间淘洗那么多，带走砂砾和金币。
徐去世六年后的一天，某日坐在朋友的车去市区吃饭。途径北山路，夏末秋初，湖中枯荷如简笔素描，枝头绿意残留，周五六点钟的西湖，车人如织，车子开开停停，踩得稍一过猛，便有熄火之虞，电台里男女主持人的饶舌对白给焦躁火上浇油。他关掉电台，打开蓝牙音响，是首网络歌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倒闭了。如此重复，喋喋不休，模仿的是两元超市的打折节奏，汽车喇叭在车外与之迎合，无缝嵌入。我说怎么忽然听起这样的歌，感觉跟你风格不符，他说感觉很好笑啊，你不觉得么。简直太有意思了。歌曲响了三四分钟，之后被另外一首姜文的歌曲取代，《十八的姑娘一枝花》。歌曲本质大差不离，人民需要娱乐，娱乐没有罪责，那些艳曲、戏词和性传闻，被车声切得支离破碎，在水汽和热力中里蒸发飘远，那点谈不上回忆的回忆，骤然轻易地推门走进，想告诉他有一年吃不上饭，然后在温州，一位皮革厂老板请吃了一顿饱足丰饶的自助。此生难忘。和眼下有点关系，但也没太多关系，后来想给那人写篇身后自辩，奋力说出他彼时困境，作为感激，作为愧疚，但没做好，只是，一切的一切，不讲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