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马云到底是不是“外星人”

文/吴晓波

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记得第一次跟马云握手，的确有遇见了E.T.的惊诧。那只手绵柔无骨宛若妇人，继而轻轻地有力一执，如绵里藏铁。后来听一位懂手相的说，这是大异之相。

大异之人能否成大异之事，取决于三点，是否身处大时代，是否投身大行业，是否成就大功业。马云何其幸也，居然三者俱得之。今天是马云的生日，也是他创立阿里巴巴二十周年。

在这里，以薄文道贺，并试图回答一个有趣的问题：马云到底是不是“外星人”？

马云接触互联网是在1995年，是当时最早触网的几百个中国人中的一个，这些人里迄今还活跃着的包括马化腾、丁磊、雷军等，与上述几位相比，马云是唯一不会写代码的。

在四处碰壁多年后，1999年的9月，马云在自己的家里创办了阿里巴巴，10个月后，他成为第一位登上《福布斯》封面的中国企业家。

这背后有一个宏大的产业图景：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朱镕基总理为了拯救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对民营企业开放进出口业务，从而引爆“中国制造”的黄金年代，阿里巴巴正好赶上这趟大车。

其实在当时，在同一赛道的企业多达数百家，而唯一大成的只有阿里巴巴，马云要感谢他爸爸把他生在了浙江。这个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小省，却有全国最多的专业市场和最活跃的中小制造企业集群。

阿里巴巴最早的对标模式，并不来自美国硅谷，而是浙中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用马云的话说，“阿里巴巴是网上的集贸市场，也就是网上的义乌”。

阿里是真正的“中国式胚胎”，诚信通、中国供应商和支付宝，俱是原创性创新。阿里的销售队伍被称为“铁军”，这个名词的背后其实是一部血泪史。

在很长时间里，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销售人员要把虚无缥缈的“网络信息服务”，以几千乃至数万元的价格卖给几乎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农民厂长们，靠的就是“连哄带骗”和死缠烂打的铁军精神。

如同所有伟大的公司都不来自一个既定的“蓝图”，阿里二十年，也是一个随时运起伏的二十年。

这其间，呈现出的是一条波浪式增长曲线：它在2002年创办了淘宝网，涉足网上零售业务，2013年推出余额宝，染指互联网金融，2015年创建菜鸟物流并尝试跨境电商，2016年提出新零售和大力投入大数据业务。

每一条增长曲线的背后，都意味着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而它们之间既有业务关联的可能性，又没有互为成就的必然性。阿里的不可捉摸和无所不在，在中外商业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阿里的成功，大而言之，得益于两条，一曰“工具迷信”，一曰“大水库模式”。

有很多做制造和零售的企业家，对马云一直很不满，觉得是他夺去了他们的生意，甚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阿里对实体经济其实没有贡献，因为，“它不就把货物从地面搬到了网上而已嘛”。

这样的认知，是他们被淘汰的根本原因。

世上所有商品交易的成本和获利，都取决于三点：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渠道的多层级，三是资金的流通效率。互联网的所有能力恰恰都在于对这三点的破坏性重构。

马云对互联网的工具能力始终有一种宗教般的迷信，它似乎不是建立在可行性的前提下，而是“非如此不得活”的坚决心。

2014年，马云对银行业喊话：“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来改变银行。”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溅起一片不忿，但是仅仅三四年后，再没有人对此稍有异议。在很多时刻，马云的商业判断，大多不来自知识，而来自洞察，除了先验的“工具迷信”，这的确是很难解释的。

十多年前的2007年，受阿里巴巴集团的邀约，蓝狮子曾经派出两组财经作家进入公司实地调研，分别长达半年，出版了两本书籍，一本是《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一本是《淘宝网：倒立者赢》。

那时，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是B2B，刚刚收购了雅虎中国，淘宝网的当家人还是被称为“财神”、喜欢收集烟斗的孙彤宇。

在一次交谈中，马云问我：“世界上最好的生意是什么？”

未等我回答，他很得意地给出了答案：“是办一个国家”。

“你看，国家就是圈一块地，养一堆警察，建立一种秩序，然后，在这里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需要向你交税。”他稍稍提高了一点声量，“所以最好的企业就是国家模式。我建一个大水库，把管子接到每户家庭里，你一打开来，我就有钱赚。”

2007年的阿里巴巴显然还不是一个“大水库”。但2019年的阿里巴巴绝对是“大水库”，而且不止有一个“大水库”。

很多年后，我写《腾讯传》，常常比较这两家企业的异同，它们的成功都是“国家模式”，或者说“大水库模式”，不同的是，腾讯至今只有社交一个“超级大水库”，而阿里起码已经建成两个：电商和互联网金融，并且很可能在物流和大数据领域再造出两个。

在公司成长范式上，腾讯是进化出来的，从QQ到微信，其内在的基因逻辑是一致的，马化腾以“流量+资本”的战略，把护城河直接挖成了天堑。而阿里不符合进化论，它是突变出来的，或者说是被一再想象出来的。

想象就跟逻辑没有关系了，在本质上，它属于艺术的范畴，在商业世界，唯一可以对应的概念，是企业家精神。

再来说说阿里的企业文化。

我认识很多阿里人，他们都很不“精英”，如同一把被不起眼的麻布包裹着的名刀。

这家公司看上去很江湖，甚至有点散漫。比如早年的阿里，每个会议室用的都是金庸小说里的地名，光明顶、黑木崖、灵鹫宫等等。每个阿里人都要起一个“花名”，金庸十五部小说中稍稍正面一点的人名都被抢光了，除了韦小宝。

不过你仔细想想，当每个人都开玩笑地把爹娘给的名字隐去，其实内在的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类宗教式的价值观重塑和人格再造。

马云不懂代码，不爱开周会，厌烦看财报，所以，他只能散财聚才。在所有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里，阿里的利益分享机制是最慷慨的。马云说，“员工第一，客户第二，股东第三”，这个公式在商学院的教科书上从未出现过。

比较腾讯与阿里的主业，前者涉足的行业分别是网游和社交广告，这两个行业加起来的市场总规模为8000亿元左右，而后者所涉足的零售业务市场规模为40万亿。因此，阿里的行业相关渗透性要高出很多，围绕其生态可独立创业的机会点便也更丰富。

这就构成了一个现象，在阿里的周边如丛林般地生长出无数的关联性创业公司。阿里的淘宝总部在杭州西部的余杭区，在大楼建成前，它的对面有一个海创园——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园，常年空旷得可以长草。淘宝大楼建成后，两年时间里就挤满了创业公司，其中绝大多数是从马路对面跑出来的前阿里人。

与京沪深相比，杭州市的大型公司数量根本不能相比，但是，在胡润提供的中国十亿美金富豪榜上，北京有103位，深圳有77位，上海有66位，杭州有38位，列第四，其中最大的原因是，阿里系的造富能力。

二十年间，马云在阿里扮演的是CIO的角色，这个I不是Information（信息），而是Imagination——想象。

敢于想象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爱吹大牛。“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解决一千万农民的就业”“做一家活过102年的企业”，每一句都像极了一个大牛皮。马云的口条独步汉语世界，岂止生龙活虎，简直起死回生。

不爱吹大牛者，无以成大事。一个牛皮轰隆隆地吹出去，要么成笑话，要么成神话。马云说，人总要有点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为什么马云吹过的牛皮，竟然大多数都实现了呢？

我没有研究过阿里的决策人机制，是马云独裁制，还是民主集中制，或是投票裁定制？不过，彭蕾的那段话可能是真实的，她说：“无论马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个决定成为最正确的决定。”

阿里的波浪式增长曲线，每一条都有可行性，但是，每一条也都可以被证伪。决定其成败的，与其说是战略的英明，不如说是价值观认同和强悍的执行文化。

马云出名后，杭州电视台从片库房里翻出了一条很旧的新闻。

在1995年，电视台做了一个路人测试节目，编导找来五六个大汉在马路上撬窨井盖，测试是否有路人制止。结果，那天晚上经过的行人们都视若无睹，直到名叫马云的杭州市民出现。

马云自己回忆说，那天，他骑单车去上班，看见几个人在抬窨井盖，似乎是要偷去卖。想要去制止吧，考虑到自己小胳膊小腿的打不过人家，于是前后跑了四圈，结果没找到路人或者警察帮忙。于是，他就一脚踩在地上，一脚踩在单车脚踏板上，做好逃跑准备之后，一手指着大汉们喊道：“你们给我抬回去！”

这个细节似乎很符合马云的性格。他是懦夫中的勇者，勇者中的懦夫。他有改变世界的好奇心，但秉质上，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这样的人，有超乎平常人的勇敢，挑战不可能的任务，但他深知自己的能力边界，随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所以，别看马云天马行空，其实，即便在一个革命者的队伍里，他也不会是格瓦拉。

企业家都不应该是格瓦拉。

二十年来，对马云的称呼有三变，一开始是马总，后来是马老师，近几年成了马先生。

只有对汉语敬词有研究的人，方能品味出其中微妙的递进。

如果你问我，近二十年间，全球思想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知识产出方式的变化和知识权力的让渡。

在很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同为社会精英阶层，前者供应观念，后者供应财富，他们的社会功能很少交叉重叠。

但是，信息化革命改变了这一格局，它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世界推平，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对人类行为及公共治理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大，由此所产生的专门知识，对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储备和获取能力，提出了致命性的挑战。

知识世界的地理疆域发生了微妙的大挪移，处在变革最前沿的企业家突然成为了新观念的提供者。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不再需要经由知识分子的“转述”，而直接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独立及碎片式地发布。他们在商业领域中的创富和知识能力，被普遍化为各方面的优秀智慧或美德。

在美国，最典型的代表是乔布斯和巴菲特，在中国，则是我们的马老师或者叫马先生。

对于这一被迫披挂上的角色，在一开始，马云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有一段时期，他经常会发表一些听上去有点“反智”的言论。比如，他对名牌大学毕业生嗤之以鼻，他说“不读书和读书太多的人，都不太会成功，所以别读太多书”。他调侃说，经济学家们的预测都是扯淡。他还常常跟一些神神鬼鬼的人扯在一起，前些年的李一道长和王林“大师”事件，都弄得他有点尴尬。

被偶像化或外星人化，只能带来短暂的虚荣，而更多的是无从言说的苦恼和不适应。在过往的中国企业界，王石、柳传志都掉进过这个陷阱。

马云曾开玩笑地说：“人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创造了阿里巴巴。”唏嘘之间，未免不是来自于这样的身份焦虑。如果说，他给这个时代出了无数道挑战题，那么如今，他也正在遭遇一场“身份挑战”。

另外一个更大的“身份挑战”，是阿里巴巴本身。

2013年，《金融时报》把马云评为“年度人物”，此前的当选者包括乔布斯、奥巴马等。

在接受访谈时，马云说：“就正如互联网在改写零售业，我们相信阿里巴巴最终同样会从根本上改写金融、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由信息驱动的行业。我相信一旦这种变化出现，一旦所有人都在网络上相连起来，互联网的平等和透明的核心精神将有可能让中国社会跨越一大步，发展出更强大的体制和社会基础设施。”

这段话有两层很重要的信息，其一，阿里把互联网视为工具能力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行业，它将可能赋能于所有的商业服务领域；其二，阿里将扮演社会基础设施供应者的角色。

在人类近两百年的现代化史上，企业与国家在能力的意义上，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战略级交集。

马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做一家“国家企业”，是在2014年的12月。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概念，也当然是一个容易被多重解读的概念。

2015年，跨境电商刚刚兴起，有一次，我随同北京来的几位部委干部去阿里考察。

在阿里跨境电商部门的大墙上，有一块巨大的显示屏，各省的商品出口交易数据快速地即时翻动，非常壮观。其时，广东海关刚刚破获一起出口骗税大案，一位阿里的同事随口开玩笑地说，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大数据比任何部门的监管都要准确。

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副部级干部，身躯微微一动。

也是在2015年5月，马云在贵州举行的首届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说：“未来最大的能源不是石油，而是大数据。”

这句话当然是真理，问题是，真理意味着什么，在不同立场和角色的人那里，却可以有别样的体味——

“在我们这样的所有制国家，石油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上呢？”

在中国一直有一种说法，“国有企业必须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不讨论此说法是否不容置疑，不过，在现实的商业世界，情况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如果说在上世纪末，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

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间发生的。阿里巴巴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标本。

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这一景象曾经发生在1917年到1927年的北洋时期，当时，民营资本控制了银行、证券、航运、粮食加工和纺织产业，民大政小，有人称之为“黄金十年”，有人称之为“乱世十年”。

这道题，中国从来没有解好过。

在2017年，就当蚂蚁金服高歌猛进的时候，马云突然表态，“只要国家有需要，支付宝随时会上交国家。”言者、听者、旁观者，且各自解读。

阿里未来的步步惊心，显然并不全部来自创新，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身份挑战”。所以，阿里巴巴模式始终是中国式的。

今天，马云生日，也是他辞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日子，他才56周岁，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黄金的当打之年。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他们的养成，大概率与天赋和修养有关。马云肯定不来自火星，但想再克隆一个出来，却也完全没有可能。

中国要诞生世界级的企业，首先要有世界级的企业家，屈指宇内，能够进候选名单的，不过六七人而已。按我的看法，排在前几名的是“一任三马”，任正非、马云、马化腾和马明哲，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退赛”，都是中国商业的损失。

金盆端上，他真的会洗手而去，如风清扬般退隐江湖？

他会专心去当一个环保公益者？教育从业者？马式太极拳普及者？

其实，不得而知。

在局外的我们看来，阿里这盘大棋，玲珑初开，百子待落，远远未到终局时分，以马云的气象，恐非他人可以替代。况且，他个人及阿里的双重“身份挑战”，都不是洗一下手就可以解决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马先生真的倦怠于商业，在现如今中美贸易摩擦一时无解的国运时刻，他倒可以扮演当年胡适先生的角色，被国家征召，出任特别谈判大使。举国四望，能够兴致勃勃地与特朗普乱拳纠缠的，马先生恐是一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