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俞敏洪有关的日子：开除，抢救，众叛亲离……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阴的一户农村家庭。他小时候身体不好，母亲养鸡，每个月都要杀只鸡给他补身体，从出生到大学，吃了200多只鸡，这几年全民流行吃鸡，其实俞老师30年前就吃了。

俞敏洪曾经历两次高考失败，到第三年，终于靠死记硬背考上北大英语系。母亲高兴疯了，掏出家底大办酒席。

江阴农村办席标配是八菜一汤，称之为“八大碗席”，俞母则要每桌24个菜，办出了方圆几十里村庄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酒席。

1980年的夏末，俞敏洪挑着老家的被子到北大报道，浑身散发着一种江阴历史名人徐霞客的气质，人见人称“土鳖”。

他说一口流利的江阴普通话，除了“俞敏洪”三个字，没人听得懂在说什么。第一次开班会，他磕磕绊绊地进行自我介绍，班长直接听火了，打断他说：

同学，你能不能不要说日语！

这位班长名叫王强，是当时北大艺术团的团长、学校广播站站长，女生们都把他当偶像。就凭这点，俞敏洪对他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在他眼里，阁下王强就是那个风流人物。

王强有个著名的癖好，就是买书。每月仅有的二十二元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他有六万本书，因为书太多，家中根本没有办法下脚。

俞敏洪也有个著名的癖好，就是爱哭。一晚上能连哭两场，最负盛名的两哭，一哭班里讨论事情，自己插不了嘴。二哭大学最丑的女生收到了情书，就是他写的，但他还是被拒绝了。为攒人缘，俞敏洪把宿舍打水、扫地的活，一个人全包了，甘愿做同学们的杂役。

80年代的人都写诗，一个大学生只要说自己是写诗的，姑娘们立马颅内高潮。

譬如60分长相的晓松老师，90年代流浪到厦大，摸进了人家女生宿舍，就说了句“我是写诗的”，姑娘们非但没将他扭送派出所，还用酒精灯煲粥给他喝，怕不够香还在粥里加桂花。这等好事，俞敏洪是想风流，可风流不想他。

为了摆脱土气，吸引姑娘，俞敏洪也学着把自己包装成诗人，前前后后写了700多首诗。他不仅写诗，还办过三期短命的诗刊。当时去找北大团委文化部申请，负责人叫徐小平，爽快答应，两人就此相交。徐小平最大的癖好是睡觉，任何时间地点，能15秒入睡，自称“我睡，故我在。”

在徐小平的支持下，俞敏洪把诗一直写到大三，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女生的青睐，却意外得到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年他染上肺结核，肺部有三个洞，由此得一绰号：“三洞诗人”。

三洞诗人为了养病，休学一年，这期间他写信给王强，说自己想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想请他帮忙借一本。王强不仅没帮俞敏洪借书，还给他回了一封十几页的信，核心大意是：

你现在还不配读莎士比亚，省省吧。

1985年，俞敏洪毕业。全班50个同学，49个出国留学，剩下的那个，就是他。

王强去了美国，攻读计算机硕士。徐小平去了加拿大，攻读音乐系硕士。俞敏洪眼巴巴地也想出国，但限于贫穷，只好在北大留校任教，一个礼拜授课八节，月薪120。

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美国大学四年的学费，他要工作222年才能赚够。他这时已经结婚，这点钱别说出国，连养家都不够，老婆天天没事就骂他窝囊废。失望的俞敏洪，一把火烧了自己所有的诗稿。

俞敏洪的老婆，是当年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系花。以前俞敏洪为了追她，天天尾随她到图书馆，花了三个月才找到机会搭讪，约到她出去划船，地点在北大外圆明园的福海，那里水域辽阔、人烟稀少。

年轻时的俞敏洪特别渴望爱情，做梦都想有个女朋友，为了爱情，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天俞敏洪把系花哄上船，拼命把船划到湖中心，然后突然说：你得做我女朋友，要不答应，就把你推下去淹死。

这一段，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和杜鹃情景再现过。不同的是，电影里，杜鹃宁死不屈，直接跳水了。现实里，系花后来变成了俞敏洪的女朋友，大学一毕业以后就变成了他的老婆，到今天为止一直都是他的老婆。

1989年，公共英语教育发展迅猛，俞敏洪在老婆的鞭策下，开始出外私授英语课。赚得些外快，就给家里买鱼。之前他家里只能吃两块钱一斤的死鱼，挣钱后，终于吃上了七块钱一斤的活鱼。俞敏洪看着老婆喝着活鱼做的汤，都想把鱼骨头也吃了。

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外头下着大雨，北大的广播里播报一则消息：俞敏洪老师因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现决定开除。

那时俞敏洪的家住在北大宿舍楼16号楼三层一间9平米的房子，大喇叭离他家特近，播音员的声音特响，像是贴着他的耳朵喊。

这个广播在学校了连播了三天，处分在公告栏里锁了一个多月。俞敏洪被喊炸毛了，要知道，北大曾经规定过，对教师的处分不准公开的。在北大过去20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把老师的处分播大喇叭的情况。

翌年，28岁的俞敏洪离开北大，索性下海。夫妻二人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套桌椅，成立了夫妻店“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俞敏洪每天上午骑自行车出去，拎着浆糊桶，在海淀区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挨个贴小广告。

培训班刚开始没学生报名，俞敏洪就开免费讲座。贴完电线杆小广告，就在中关村的违章建筑里等着，因为是免费，来了三百个学生。

人太多，怕后面的学生听不清，俞敏洪就站在一个汽油桶上讲。他伫立在北京的寒风里，讲得慷慨激昂，刚给人炖完鸡汤，又给人打上鸡血，还没感动学生，自己就先哭一步，单调而乏味。

后来有一个星期六，突然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扔下学费，1000多块钱。一天的功夫，就是俞敏洪在北大四个月的工资。夫妻二人晚上回家，闭门数钱，一大堆毛毛块块，一口气连数三遍。

那是个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对俞敏洪来说，电线杆、汽油桶就是他的因特耐特。80年代末，那些野蛮生长的草台班子，是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真刀真枪拼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

1992年春，俞敏洪的广告员又出去贴广告，刚拎出浆糊，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广告员过来，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三刀。俞敏洪想着出来混，不认识点局里的人真不行，就找到处理这事的警察，硬拉着请人吃饭。饭局当天，一共五人，要了4瓶高度五粮液。

俞敏洪演讲还可以，但跟北京警察对不上牙口，为了掩饰尴尬，不停劝酒喝酒。他又内心紧张，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直接失去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结果拉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

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

俞敏洪的酒量，归功于他的酒鬼父亲。父亲从小带着他摸鱼，摸回来的鱼虾泥鳅，淘洗干净，一煎一炸，打两斤七八毛钱的劣质白干，父子对饮。就是俞敏洪刚下海挣钱这年，父亲去世，一辈子没喝过儿子买的好酒。俞敏洪后来每次上坟，都要带瓶酒浇在父亲坟头上。

那天，抢救活过来的俞敏洪，醒来第一句就是，我不干了，然后又哭了。哭够了，喊累了，晚上7点还有课，夹着上课件上课去了，嗯，真香。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新东方刚起步的时候，第一天进账100块钱，俞敏洪特地把两个老师叫到家里发工资，指着老师说：

你40，你40，剩下都是我的，以后这么分。

两个老师高兴坏了，心想这个老板这么傻，以后日子有指望了。

还没高兴完，第二天赚了1000块钱，俞敏洪又把两个老师叫到家里发工资，老师兴高采烈地来了，俞敏洪指着他们说：

你40，你40，剩下都是我的，以后这么分。

1995年，新东方发展到一万个学生，俞敏洪成了最早的千万富翁。他的钞票都是用麻袋装，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就扛着一麻袋钞票到公司，在办公桌上堆成一座小山。

有一次市政建设，规划要把新东方前面两根电线杆拆了。老俞一看急了，自己全靠这电线杆广告发家，硬是不让拆，自掏7万腰包，把两根电线杆保住。末了，他抱着电线杆，感叹道：

有钱真好。

一般来说，暴发户都有补偿心理，以前穷日子过久了，翻身后就忍不住可劲炫富。成龙出身贫寒，后来熬出头，一夜赚入千万港币，当即提着50万，一口气买七块钻石名表，全往胳膊上套。这俞敏洪炫富，比成龙大哥只高不低，他钱不存银行，也不买基金，老大摇大摆地用麻袋往家扛。

后来有天晚上回家，楼道里突然闪出两个壮小伙，一前一后把他夹住，往他胳膊就是一针。

俞敏洪醒来时，自己被捆成个粽子，他先跳到客厅，用下巴磕110报警，一直磕不准。恰好朋友来电，他赶紧呼救，然后就昏死过去了。

送到急救中心，诊断书上写着“随时有死亡危险”，俞敏洪命大，第二天就revive了，医生说：那一针给你推的是大象的麻醉剂，一般人必死无疑，你居然没死，肯定抗麻醉体质吧。

俞敏洪很开心，用手比划：我能喝一斤半白酒。

冥冥之中，父亲从小给他锻炼出来的好酒量，又救了他一次命。那次俞敏洪家里被劫了200万现金和一部摄像机，作案的是熟人，前后共绑架过7人，其余6人全部被杀，只有俞敏洪1人生还。俞敏洪后来感叹：

强盗不懂我。我不心疼那被劫的钱，就心疼那部摄像机，里头有女儿一到三岁的成长记录，我愿意花两百万，再把那盘磁带赎回来。

90年代下半叶，俞敏洪为把新东方做大做强，想到大学时的两个偶像，王强和徐小平。当时徐小平在加拿大，读完音乐硕士就失业，各处打零工，洗盘子送外卖，求生存，没发展。他自己形容：除了生了两个孩子，一事无成。

俞敏洪带了一万美金，邀请徐小平一起回国干。徐小平听说新东方已收入千万，心动不已，立即行动，卷铺盖回国。

俞敏洪找完了徐小平，又去美国找王强。出发前，特意穿了一件重金买的皮夹克，两个大方口袋，上面是翻毛。他就是想炫耀一下，但是王强一看，就笑了：

太土了，土得让我都感觉无地自容。

王强带着俞敏洪到校园散步，一会儿就有美国学生过来问，这不是北京的俞老师嘛？王强才知道，俞敏洪是真成了。

当时王强已经读完了计算机硕士，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工作，拿着7万美金的年薪，过得不瘟不火。俞敏洪告诉王强，我在北京办了新东方学校。王强说：我做噩梦都没想到你还能办学校，你怎么看都像培训学校办的对象。

1996年，王强也回国了。俞敏洪和徐小平买了束花，去首都机场接他，三人在机场兴奋地拥抱。一到车里，俞敏洪刚一拧火，王强突然扔出一句：

老俞，今天我和小平一无所有。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的比你好，你能接受吗？

车里的氛围，顿时无比尴尬。俞敏洪沉默了片刻，说：当然，让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大学就好像买一个火车月台票，只是给你有机会进月台，但是上哪班车，去哪个方向，到哪一站下车，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刚开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兜兜转转，又都同坐上了新东方这班列车。

2000年，新东方发展成“三驾马车”的合伙制。俞敏洪负责托福考试，徐小平负责签证咨询，王强负责英语口语。

那时正好处在中国人出国的高潮时期，新东方的市场半径延伸至全国20多座城市，新东方像龙卷风一样赚钱，年收入增加到3亿元。连后来人民熟悉的罗永浩老师，都给俞敏洪写了万字求职信，一心想挤上新东方这条快车，只不过他后来中途下车，走儒雅随和，幽默风趣路线了。

到2002年，新东方的学生达到35万人次，相当于九个满员集团军。一时间，教师队伍里的百万富翁批量诞生。在外界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只有中国才能产生的神话。

新东方的合伙制，类似《水浒》的水泊梁山，一群人占个山头打天下，大口吃肉，大秤分银，全凭性情做事，没有规章制度。当规模越大，内部冲突就越大。

第一次董事会时，俞敏洪刚宣布开会，徐小平就怒了，说你不懂怎么开会。说着两人吵起来，俞敏洪摔门而去。20分钟后，临时学习了董事会的议事章程，重新返回会议室。但没说几句，两人连带董事会都吵起来，董事会开成了俞敏洪批判大会。

他们批判的方式，就是动不动拍桌子，冲俞敏洪吼：农民、土鳖！

有一次在外地，徐小平因为和俞敏洪吵架，有场万人的学生讲座，直接赌气说不来了。俞敏洪也气疯了，在董事会上说：要么我走，要么他走，你们投票决定！

对于王强来说，他主张一切以规则为准，最无法容忍俞敏洪的家族式管理。当时新东方的管理层员工，基本都是俞敏洪的老婆、老妈、姐夫，七大姑八大姨等。

这些家族成员，以俞母为首，无视公司结构，连保洁员都要指挥董事会。伟大战略艺术家李云龙先生形容当时的新东方：全乱套了，全乱套了，整个晋西北都打成一锅粥了。

俞敏洪的亲戚平日各种胡搅蛮缠，俞敏洪只要一管，立马就拉来俞母撑腰，冲俞敏洪吼道：俞敏洪，你好大的胆，亲戚来新东方帮你做事，你竟敢如此无礼！

1997年夏天，一天午饭，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在包间吃饭，又听见外面俞母又哭又闹，很多人劝不住。王强看不下去了，冲俞敏洪说：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俞敏洪似有所悟，抻了抻西服，正了正领带，昂首挺胸走出去，大伙用期待的眼神等待着。

俞敏洪见母亲坐那一面骂，一面哭，走到跟前，喊了声“妈——”，然后当着一大堆人的面，膝盖一软，噗通跪下了。

王强看得心脏都要爆掉，偏不吃这一套，对原则绝不让步，规定教学区不准抽烟，第一个罚的就是俞敏洪的母亲。

在新东方发展到全国各地都有分校后，各种业绩划分成了问题，俞敏洪开始打算进行股份制改革。徐小平非常反对，直接带领内部教师进行抗议。俞敏洪气得抓狂，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

2002年到2004年，在王强、徐小平和小股东们的要求下，俞敏洪不再参加董事会和总裁会，每天夹着课件去给学生们上课，而王强他们开始轮流当董事长。一年多，股东们轮流体会完当老大的滋味，没人愿意干了，俞敏洪又被请了回来。

俞、王、徐三人，没有一个懂资本市场，不知道什么是IPO，什么是市盈率，整天只懂批判，不懂建设。三人关起门来在屋里吵，坐上飞机去外地吵，搬出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吵得天翻地覆。吵得实在没办法，就请国际著名咨询公司来当仲裁。咨询公司旁听两三个月，连话都插不上，回去报告说：

这里的人很奇怪，一说话就特别爱哭，一哭就互相指责。

俞敏洪爱哭，经常一哭就是半个钟头，他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

我把好朋友都叫回来一起创业，最后弄到这个地步，大家互相恶语相向，打架打到最后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了，友情全特么都没了。

2004年，徐小平、俞敏洪、王强（从左到右）参加北大校庆

2006年，新东方迎来历史性时刻，在纽约敲钟上市。俞、王、徐三人吵归吵，但一致赞同上市。一旦上市，股东们迅速能身价过亿。按照当时的股票收盘价，俞敏洪的身价相当于27亿人民币。如果把这些钱装订成《朗文词典》那么厚的书，够开一家书店。

上市之后，徐小平每天开完会就没事干，特无聊，隐隐约约他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不久后，王强、徐小平退出董事会，离开新东方，“三驾马车”就此解体。三人之前积累的那么多的矛盾，终于说散就散了。

人生很多事，都印证了金庸说的，“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归根结底，世间的活人，驾驭不了地老天荒，每个人都是打你全世界路过。

离开王强和徐小平之后，新东方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平庸，一切都是时势使然。自这年开始，中国也迎来了资本的盛宴，股市狂飙直升。当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只有13家，都是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央企，新东方作为首家赴美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让俞敏洪倍感骄傲，美国小风一吹，头发蹭长。

但在他的身后，资本也开始天翻地覆。所有人都怕被时代丢下，疯狂追赶下一个时代。2007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量一共410家，到2008年，就增加到562家。平均每两天半，就有一家中国民营公司上市，上市就像企业家去美国赶集一样。

只用了两年时间，俞敏洪的当初所有的骄傲都变得一地鸡毛。

到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超过6000家。也就是这一年，创立才3年的拼多多完成上市。而到2019年，瑞幸则刷新纪录，从创立到上市，仅仅只用了1年。

至此，谁谁谁上市，已经丝毫不奇怪了。上市变成了所有企业家的追求，上市变成了企业家给自己编造的梦。夜深人静时，俞敏洪常坐在办公室听着萨克斯独奏，日子过得百无聊赖，枯燥乏味，他恢复了往日的三洞诗人气质：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所有得意，只是赶上好时代而已。

俞敏洪这人长期失眠，枕边常年摆一排安眠药。最烦躁的阶段，他特别想学弘一法师，斩断一切人世情缘，出家当和尚去。但他也只是想想罢了，晚上辗转反侧，白天如履薄冰，本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宿命。

在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的身上，也能看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命运。他们历经传统的兄弟结义的小农经济状态，到后来的家族制、合伙制、股份制，以及海外上市的现代企业制。

这三十年中发生了太多剧烈的冲突和动荡，现实比电影中更真实、更复杂、更残酷。这一份经验，包含着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当中，嵌入兄弟情、骨肉情的经验与代价。

在《中国合伙人》的电影里，三位主角觉得，做企业只有在纽交所撞钟，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后来俞敏洪说：你撞一百次世界也不会尊重你的，你如果真正地做了合法的并且是确实是有意义的生意，世界才能尊重你。

2010年，俞敏洪打电话给王强，问他能不能考虑考虑，再回到新东方的董事会。王强说：老俞，这十几年，我不想折磨你了，我在新东方问心无愧做的所有事，几乎没有保留，挥洒了我十几年的才华和激情。我想现在就算了，我该休息了。

第二年，徐小平和王强自立门户，合伙创立了“真格基金”。用徐小平的话说，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走到你面前只要区区两三百万，你没有理由不给他。徐小平常做的事，就是见面两分钟，给钱几百万。

兄弟三人，各有各的道，也挺好。《三国》里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朋友也是这样，有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聚，有时为不同的目标而散。只是人散了，情还在。

现在，很少看到俞、王、许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三人各忙各的。但俞敏洪一听到王强说最近读什么书还是感到紧张，会赶紧补上，还在微博里写下感受，用来消除内心三十年的陈年自卑。
徐小平说，离开俞敏洪后，他有两三年的时间过得很黑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急哭了，因为俞敏洪不带他玩了。他说：以前骂完俞敏洪，我就回家睡觉了，睡不着是老俞的事，现在自己做了老大，失眠的是我。

2013年，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剧本是徐小平写的，故事完全以他和俞敏洪、王强为原型。俞敏洪一直都不赞成拍这部电影，但徐小平一发话，还是跑来出席了首映礼，调侃了句：我们三人打架，打得比电影里凶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