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奏状是：白居易《论姚文秀打杀妻状》

@房昊曰天:那是寻常的一个夜晚，大唐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正发生着再寻常不过的罪恶。

这种罪恶伴随着女子的哭喊，男子的怒骂，还有永远停歇不了的拳脚，和无处求援的困局。

打骂妻子很久之后，丈夫终于停下来，他喘着粗气还踹了妻子一脚，说滚起来，给我把衣服洗了。

妻子动也不动。

丈夫怒说，还没被打够是吧？

妻子还是动也不动。

这位丈夫是大唐的秀才，见识好歹也算不凡，这会儿终于发现事情不对。

他的妻子被他活活打死了。
秀才呸了口痰，说真尼玛晦气。

只是秀才丝毫不在怕的，还把妻子的尸体拖去报案，说自己失手打死了她。
朋友们面面相觑，说你不怕吃牢饭吗？

秀才说放屁，我打我自己媳妇吃什么牢饭，打那么多次屁事没有，她被打死也就是斗殴失手杀人，丈夫打死妻子，罪再减二等，交点罚金就得了。

秀才洋洋得意，说本人什么书没读过，大唐律说不准比县令还熟，凭什么定我的罪？

朋友们还想提醒，似乎人死了就不会再减罪，但看秀才的嚣张模样，纷纷闭口不言。
日后还是与他划清界限吧。

初审很快就有了结果，果然像秀才判断的那样，定下了斗殴失手杀人的罪名。
只是不再减罪，坐牢还是有可能的。
秀才撇撇嘴，该吃吃该喝喝，浑不在意。
“了不起坐几年牢，出来还是人人抢着要的秀才。”

这样的事在很多年以后愈演愈烈，至金国时，丈夫即使殴死妻子，只要未用凶器，但凭拳脚，甚至可以无罪释放。
至于明清，丈夫殴妻成伤之后，妻子提出离异，只要丈夫不同意，照样不许。

那都是很多年后的事了，如今的大唐，还没有这么的过分。

京城，大理寺。

大理司直崔元式在处理公文的时候，发现了秀才失手殴杀妻子一案。
崔元式眉头皱起来，他想这也叫斗杀？为毛不给他判故意杀人？

崔元式往后翻，发现判文写着：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

崔元式觉得不对，非因斗争，名为故杀。那什么才叫斗争，单方面的殴打能叫斗争吗？

同僚见他看了许久，侧目过来，说这种案子啊，天天都有，显然是失手殴杀，你还想改判？
崔元式想了想，点点头。
同僚吓了一跳，说你不想升官了，你这么一改，要得罪多少之前判过此类案的人？

崔元式沉默半晌，叹了口气，说之前的我没见过，如今见到了，不能不还死者公道。

崔元式写下判文：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妻子）被打狼籍，以致于死，姚文秀（秀才）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

这案子有了另一种声音，就成了刑部和大理寺的疑案，影响业绩，也就影响升迁，来往的人都望向崔元式，神色不善得很。

崔元式在京城坐立难安，秀才姚文秀在江湖中逍遥快活。
京城大，居之不易啊。
好在京城也大，有本事居易的人也多。
比如白居易。

那会儿白居易还在朝，了解此案始末后，给朝廷上了一份折子。

白居易说，律法所言“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这里的“事”，只不过是代指争斗而已，不是指二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否则天下间谁杀人没有原因，难道就有原因有故事就不算故意杀人了？

前面崔元式已经说了，二人间不叫争斗，所以姚文秀算得上无事而杀。

再论何谓失手，乃是素无前怨，偶然争斗，一殴一击之间过失杀人，原本并无杀心，而姚文秀显然不是。

此人积怨已久，屡次殴打皆不在意妻子死活，应属有杀心。而案发时殴打狼藉，出手之重令妻子当夜便死，绝非偶然错手一击致死。

白居易说：此非故杀，孰为故杀？

文末还提到大理寺刑部官员，引用此前类似案子作例，证明此案并非故意杀人。

白居易半点情面不留，直接说：此案情形与前案或有不同，即便情形相类，那也是你们之前误判，有什么脸还拿来作凭证？

如果都按这样判，死者从此蒙冤，故意杀人者就可以得计，日后先成婚，再杀人，万无一失了。

白居易洋洋洒洒一篇奏状上去，终于改判了此案。

还在畅想未来美好生活的姚文秀没有等来轻判，而是等来了死亡。

京城里还是一如既往，大雪飘落，不知掩盖了多少无人问津的罪恶。
崔元式望着窗外雪，屋内是刚刚登门的白居易，正围着红泥小火炉饮酒。
崔元式说，可惜死者再不能复生了。

白居易喝了口酒，说只希望很多很多年以后，像姚文秀这种人，在第一次动手殴打妻子的时候，就能受到严惩吧。
崔元式还是望着漫天的大雪，他长叹口气，说希望那一天能够来临。
大唐的冬天随千余年过去了，大雪还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