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那些告别北漂的年轻人

离开北京的前一周，有人5年来第一次熬通宵、住地下通道去看了次升旗；有人每天变着花样把会做的美食全都做了一遍；有人挨个儿找几年来交的朋友吃饭——这是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仪式感。

也是在真正离开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座城市的影响已经刻在自己的生命里。那些“逃离北上广”式的畅想，在离别之时变成复杂的情绪：这里太大太拥挤，但同时提供各种匪夷所思的机会。

这里冰冷残酷，又包容失败和异类。这里无比现实，却也提供精神上的更多选择和情感认同。有人在这里经历了最宝贵的青春，又弄丢了爱情。有人起点平平，也经历了职业和收入的高光时刻。有人“从来没有想过留下”，只是把这里当成寻找人生方向的试验场。

互联网、房产公司、影视行业，北京曾吸纳着全国各地的追梦者，现在，一些个体不得不面临具体的离开。暂时“下车”，他们发现自己都是在时代大潮中赶趟儿的人，挺不住冲刷、反应慢半拍，都会被拍散在沙滩上。但终归，他们曾在潮流中浸泡过。

最后一周

杨康倚靠在长安街的地下通道里，周围多是游客，有的带了毯子，有的带了马扎，也有人直接躺在地上。偶尔有小贩叫卖充电宝。

来北京5年，这是他第一次来看升旗仪式，也是最后一次。明天，他将结束北漂，去乌托邦大理寻找新的生活。

日子是特意选的，6月1日。选在儿童节是有寓意的——他想28岁任性一把，做回孩子的随心所欲。他早早在网上查了这一天的升旗时间，清晨4：48分。他关于清晨4点多的记忆，多发生在写字楼里的加班夜，那是紧急要修改的方案，突然参加的某个电影节项目，或是和女朋友唇枪舌剑的争吵。大多数时候，他很少失眠。而做了离开北京的决定后，他连续失眠了4个晚上。

凌晨2点，杨康离开地下通道出去排队。天安门广场上，人已经多了起来，他掏出手机看收藏好的攻略。他特意没怎么喝水，因为广场的卫生间晚上会关闭，步行到最近的卫生间至少需要半小时。

放行的时候，他和多数人一样玩命奔跑，总算占了好位置——第一排。升旗台看得清楚，围栏内的卫兵身材挺拔，目光如炬。站了快5个小时，他腿有点软。

但国歌响起来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突然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大脑，在拥挤的人群中，他眼泪涌了出来。杨康联想起很多事儿：升旗两分钟，却等了5小时；北漂5年，却没有类似的辉煌两分钟。离开这座城市，会被贴上“没混好”的标签。他没车没房，从这个城市要带走的只有一车的书，仅此而已。

北京站，人来人往

离开北京的前夜，李娜和老公也整晚没睡。他们背对着，想各自的心事。10月还不算冷，他们身上只盖了一个被单，被褥和大多数行李3天前已寄往河南洛阳，9个大编织袋，物流费500元。他们到家的时候，行李也就到了。

她躺在床上，北京生活的一幕幕往事像在脑子里过电影。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北京城突然慢了下来，交通不拥挤，人也不多，李娜睡到自然醒就去超市慢慢地逛，买喜欢的零食和年夜饭的食材。

和东北老家不同的是，北京的商场春节也营业。白天李娜逛街，看电影。晚上回家，她一边看春晚，一边做菜、包饺子。父亲过世后，母亲去了韩国打工。和老公结婚前，她多数都是一个人在北京过春节，在北京，孤独并不可耻。

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周里，李娜每天都在做饭，炒菜、炖菜、包饺子、包馄饨、烙饼。菜是她在网上超市买的，订了一周的食材。她喜欢北京的便捷，也喜欢北京的包容。毕业后，她曾在天津待过5个月，总觉得很难融入。从天津到北京时，她“一下高铁就爱上了这个城市”，“我觉得雾霾都有特殊的味道。”

离开前，李娜将北京的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说这是“北漂租房者最后的倔强”

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不景气，李娜所在的老牌房地产公司在2019年急速扩张。公司主要做写字楼租赁买卖，2014—2016这3年，经济环境好，企业主愿意花大价钱租好房子，但从2018年开始，企业在办公室租赁方面的预算紧缩很快，李娜供职的公司开始转型做产业园区租赁。

为了快速分到市场的蛋糕，公司大批量招人，多为开拓市场的业务人员。李娜的工资跟销售一样，要拼业绩，标准就是拟招聘多少人，入职多少人，转正多少人。

她底薪一万，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扣完五险一金，还能剩个一万四五。比传统HR赚得多，也因此压力大，基本周末都加班，每晚都赶最后一班公交回通州。她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虽然忙但福利待遇还不错。如果不是因为怀孕，她本打算一直干下去。

方芸没有像杨康、李娜对北京投入那么深的感情，北京对她来说“太大，人太多”了，她在北京住的最后一个地方在天通苑，网上说天通苑是“亚洲最大社区”。这个城市唯一被她喜欢的“是古都，路横平竖直，地图是对称的，好找路”。

她最舍不得的是北京的朋友们。离开前，她每天找朋友吃饭，吃了一周。

离开的决定

去机场路上，杨康一直牵着女朋友的手。北漂5年，他们从大学便在一起，已经8年了。离开北京的契机，源于一堵墙被推倒。

2019年5月，他俩下班后一起回到在回龙观租的房子。推开门，“家”倒在一片废墟之中。双人床上全是砖头和墙灰，两人用乐高积木拼成的黄色潜水艇，也栽倒在地上，房间里灰尘弥漫。室友说：“拆隔断的来了。”女朋友迈进房间里收拾东西，杨康只是蹲在一旁点了根烟。崩塌的不止是那堵墙，还有他悉心营造的体面。

当天无家可归的两人，连夜打包行李，住进一家经济型酒店。

杨康失眠了一整晚。这个被打掉的隔断，算是他和女朋友租过的“最像样的”房子，每个月3000元，房间很大，有15平方米，通过一家小中介租的。刚来北京时，他和女朋友住过上下铺，也住过半地下室，但从没觉得很苦。但这一次，他感觉坚持不下去了。不太隔音的酒店床上，他和女朋友面对面，他第一次问：“你想离开北京么？”女朋友没有说话。

最终中介只把押金退了一半，杨康不擅长吵架， “他要不想给你，你想要也要不来。”

出租车上，杨康看着不断倒退的北京，想到了23岁刚来的那天。他跟女友拍完毕业照，拿上毕业证就飞奔去西安火车站，坐上T8，硬座156.5元，13小时就能抵达北京。一路上，他们看了五六集美剧《国土安全》，吃了两碗泡面，还买了一张北京地图，用笔划出以后周末出行的线路。女友把北京的特色小吃写在备忘录里，“以后要把100多家店都吃一遍”。

杨康学电子商务，但他一直喜欢影视行业，有个导演梦。2014年毕业时，影视行业正热，他在校外的培训机构学了一阵后期剪辑，投了简历和作品，顺利进入北京一家影视机构。工资只有4000，但这是他受邀去北京的入场券。学新闻的女友也很轻松地进入一家影视公司，做宣发。一切都很顺利。

彼时，影视行业是“风口上的猪”，有的光有个剧本大纲都能拉到投资。受行业感召，杨康去上了编剧课，学习怎么写剧本，甚至写了十几个出来，希望有朝一日“能更深入地跟这个行业发生点什么”。但从2018年底开始，行业开始变化。杨康所在的影视公司是给网大和动画做后期的，合作项目少了一多半，大项目接不到，小项目聊着聊着就胎死腹中。杨康拿不到什么绩效，收入从两万缩水到8000，有时候还要分两次发。

有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在一篇刷屏的文章里调侃，“系群已然变成微商交流群”，有人海外卖房，有人看风水算命，有人卖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而她打算卖电子烟。

杨康的同事也陆续转行，有人创业开店，有人去了热门短视频公司，也有人朋友圈开始发保险的各种知识。他接触过的一个女明星，大半年接不到戏，从北京像素搬到了亦庄，转行做了主播。

他感觉这个行业已经待不下去了。影视梦最终随着那堵隔断，一起倒在了烟尘里。

交工牌、交电脑、开离职证明，杨康的离职全程用了不到一小时。公司人事部门的人都走了，交接单上是前台的签名。

李娜的2019年充满坎坷。她经历了4件人生大事：结婚、失业、怀孕、流产。从怀孕那天起，她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HRBP的同事常讨论：“怀孕了怎么辞退？”“XX要过哺乳期了，如何辞退？”轮到自己，自然也没什么好挣扎。被总监请进办公室1个小时后，一切就结束了。

做HR时，李娜有时候会偷偷对抗，只要优秀，她不会轻易放弃已婚未育或刚生完小孩的女性，反而会多提供给她们一个机会。“她们更需要这样的工作机会，因为她背后是一个家庭。”但这抵抗通常是无效的——HR团队20个人里，只有3个女性，其余都是男人。

离职不到1个月，李娜流产了。失去工作和孩子的双重打击，让她有些心灰意冷。2014年毕业后，她一直生活在北京。5年来，年龄的增长曾带来收入的增长，也带给过她自信，但现在似乎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形，“以后有小孩，也得回老家上学，早晚都得回去。”她和老公想法一致，不想再继续漂了。两个人决定回老公的老家。“他父母和妹妹都在，彼此是个照应。”

李娜和老公决定回到老公的老家

相比杨康和李娜与北京的深刻纠葛，方芸和北京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这个从东北公务员家庭逃离出来的“熊孩子”，4年时间，在北京换了7份工作，跨了5个行业。

北京对她而言，“太大”了，她从没想过以后留在这里。对她而言，这座城市是远离父母和寻找方向的试验场。

家人对方芸最大的希望就是在东北考个公务员。但父母越管她，她就越想折腾，而“北京最适合折腾”。

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家汽车公司做员工培训。干了一年，方芸发现这家公司是养老单位，从这栋楼唠到那栋楼也没人辞退你。“不喜欢，我还是得想一想我该干什么，嗯，我应该去做导演。”

在网上自学了一阵视频剪辑，剪了一小段片子，还真让她找到了助理导演工作，“这就是北京的神奇之处，先不管靠不靠谱，什么机会都有。”

导演自称是央视出来的，入职第一天就上唐山拍片！一拍就拍了两周，每天晚上8点收工后，还要到导演屋里对素材，回去再改改脚本，天天都是凌晨一两点收工。受不了，辞职了。

方芸重新开始“职业规划”。大学时方芸在英语社团，经常组织活动、演讲，挺喜欢英语，就想着当老师吧，也是个靠经验吃饭的岗位，熬下来，还能自己办个补课班。

到丰台应聘幼儿机构当英语老师，教拼读，培训阶段就把她整蒙了，学自然拼读——根据英文的“偏旁部首”学发音，让她感觉回到高中，“太枯燥了，不是我想要的”。那时候她在丰台住了个暗隔，没窗户，一个月800块钱， 没有生活费，她就一整天不怎么吃饭，晚上吃个馒头，吃饱了才睡得着。

快活不下去了，又应聘到一家互联网公司重新做培训，一年后，经济缓过来了，精神也缓过来了，就又蹦哒起来了。“咂么一圈，哎，觉得互联网不错，挺喜欢这行业，有意思，都是年轻人，还玩儿得也挺好的，我看了看这三大部门，技术、运营，还有产品，不想搞技术，太枯燥了，运营吧，运营挺好（笑），搞活动，运营啥都得会，挺好玩儿的。”

方芸决定做互联网运营，第一单业务卖黑猪肉。站摊位上剁肉、切肉，卖了好几天猪肉，她发现，运营就是“卖猪肉”。

卖了三个月猪肉，换到一家互联网B2B公司做运营，每天统计销售人员的销售数据，数据她不在行，干了两个礼拜就被辞退了。

方芸之前看做运营的同事，嘴里都是些高大上的名词：裂变、留存、增长、社群。实际上也就是“社群里卖卖货什么的，编编朋友圈，编编社群文案，那我就觉得就是这些了呗。”她觉得自己也能干，但这两次试水，让她有些挫败。

在北京折腾近4年，该见识的见识了，该交的学费也交了，“是到了该走的时候。”

“逃离”之后

离开北京，方芸的第一站是杭州，因为“听说那里是做运营最厉害的城市”，那时她依然有个运营梦。很快她发现，杭漂、北漂，都不容易。

她在杭州的乔司小区租房子，月租1500元，合租带阳台，比北京的房子大，但上班通勤路上单程要两个小时，坐穿杭州一号线，“相当于住在北京天通苑，工作在大兴。”

第一份工作是电商运营，月薪5000元，帮淘宝的店铺代运营。要做数据分析，要写活动总结、投放总结、投放计划。晚上10点下班，12点到家，到了家还要忙活一两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

她坚持不住了，就辞职了。

第二家公司是给拼多多做分销的，入职后，公司交给她一个微信号，让她做转化，“让人下载我们那个APP，运营我们那个APP，在我们的APP里赚钱，他们赚的钱算我的业绩，这就不是单纯的运营岗了，开始背业绩了。”

方芸又开始纠结了，天天得维系客户，在群里头卖货，“我这才真正认识到运营是个啥，运营就是个销售。”

北京4年，杭州3个月，方芸感觉看清了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个能干大事的，现在就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我扛不住销售的压力，也吃不了苦，那咋办呢，还是回东北吧。”

但她依然不愿意回到父母身边——因为她搬家把被子扔了都要教育她一小时的父母那里。她决定先去大连——东北人心目中最好的东北城市。

大连的海边

杨康离开北京的第一站是大理，女朋友也请了10天年假，跟他一起体验“逃离北上广”后，就回到了北京。

杨康还留在大理，他把这次逃离，称为夏天里的“冬眠”。他没做太多的规划，余额宝里有3万块钱，足够支撑两个月的生活。近一年不断在心里滋生的焦虑与压抑，需要找个地方去释放。

第一个月，他喝酒、看书、唱歌，过醉生梦死的日子。6月的大理白天虽热，到了晚上又变得凉爽。生活节奏缓慢，阳光能照满整个城市。杨康有时候能看到火烧云，还有被月光照得发光的洱海。他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他也认识了一些有趣的人，画画的，写作的，做陶艺的，最有意思的是老黄，他在挑战“十年不刮胡子”，胡子覆盖了整个下巴，看不出上嘴唇，说要等胡子拖地的时候，编成小辫儿，盘在脖子上。他喜欢周云蓬，最鄙视金钱。

但这种逃离北京的自在感并未持续多久。很快，杨康开始怀疑、慌张，年纪轻轻这样步入老年生活真的对么？他在大理投了几份简历，不怎么匹配，也没反应。他还买了把吉他，在人民路上卖唱，只唱了一次，就觉得抹不开脸。那一个晚上，吉他盒里有30块钱，其中20元是自己放进去的。

他尝试用运动对抗幻灭感，每天跑5公里。眼窝凹得更深了。一次和老黄喝酒，老黄告诉他：“心里有大理，哪里都是大理”，听上去很酷。但后来才知道，35岁的老黄在北京二环内有两套房子。

李娜刚和老公回洛阳的时候，试着适应了很久，依然不习惯。洛阳的3层自建房，没有暖气，这是她作为东北人，过的第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

李娜听不太懂当地方言。她主要的朋友是老公的妹妹——小姑子，她给李娜介绍新朋友，李娜听不懂河南话，她就用微信打字给她看。

很快她发现，应付小地方的人情世故不比在北京挤地铁、住出租房容易。她有些怀念在北京过的那些安安静静、孤独又自在的春节。

北京，孤独又自在的春节

有一次聊到生孩子的事，李娜分享北京的医生是什么样的，跟老家有区别。怀孕时，她会上网看很多资料，也会认真做产检。但老家的女人认为检查对孩子不好。

她们甚至质疑她，流产是“你自己不小心吧？”认为本来“吃点中药调理下就好了”。

2019年中秋节，女朋友从北京来大理看杨康。她换了一家更大的公关公司，月薪翻了一倍。他们没有探讨过未来的事儿，两个人谁都没说。

他们一起坐飞机先从大理去昆明，到了昆明后，各奔东西。这一次离别，两个人都很客气。杨康心里明白，这段感情到了尾声。

他回了合肥，女友回了北京。两个人甚至没说什么正式分手的话，女朋友就拉黑了他，他没再加回来。只是听说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北京人，两个人在谈恋爱。

杨康不怨女友，她陪他北漂5年，而他始终没做出什么像样的事儿。

赶趟儿的人

2018年底在北京看升旗的时候，杨康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他此前的生活，一味地追求自在，做喜欢的事，年近30，才发现自己总是“慢半拍”，赶不上趟儿。

身边有些开挂的年轻人，有人在合适的时机买房“上车”，又在恰好的时机卖房，大赚一笔。有人出国留学深造，有人因为压对了一部戏，就平步青云。而他没有这样的远见和“准确”的判断。

刚来北京时，曾有同事着急出售房子，70万给他，当时女朋友办了北京工作居住证可以买，首付20多万，女朋友想两家凑一凑买了，他觉得要花掉父母一辈子的积蓄，还要背上债务，心里过不去，事情不了了之。

不到两年，那个70万的房子涨到了300多万，他肠子都悔青了。女朋友劝他，“命里有时终须有”。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幻想，如果买了当初那套房，相当于赚了200多万。200多万能干啥？在北京换一个大房子，在老家买五六套房子。

到了2018年，全国各地房市猛涨，他慌了，赶紧“上车”，用光所有积蓄，还找亲戚朋友借钱凑了20万，在老家淮北买了套房。买的时候，房价在高点，9300元一平米，现在却跌到了8000多元。

2019年9月从大理回到合肥后，他发现也被老家同龄人落下了。曾经的同学和朋友都成家立业，在老家有了稳定的关系网。以往过年回家同学聚会，他从不羡慕他们，甚至觉得他们胸无大志，自己还有一种生活在北京的假想优越感，如今回家，没车没结婚没关系，是实打实的多维打击。

最让他自尊心受冲击的是一件小事，妈妈肠炎犯了，当地一个不错的医院的大夫排不上号。杨康想不出办法，而曾经各方面不如自己的小学同学，打个电话就约到了。

他找了份在房地产公司剪宣传片的工作，月薪5000块，是在北京时的零头。同事是同龄人，但很难有共同话题：有的准备生二胎，有的打算买第二套房，有的抱怨婆媳关系。恍然间，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外地人。

一天晚上，杨康去一个面馆吃饭。夜深了，老板站在吧台里和他说话：“你是北京来的吧？”

杨康一愣，问对方怎么知道。老板笑着回答：“从大城市里回来的人都客气。”老板说，刚就来了一个年轻人，送筷子、送面，要个咸菜都说谢谢，他从北京来。而杨康也是这样。

原来，他也被北京这座城市刻上了记号。他暗暗做了决定，重新回北京生活。

火车驶进北京时，他收到了来自北京旅游局的短信：北京欢迎你。杨康把短信截了个图，发在朋友圈：“我回来了。”

转了个圈，再回到北京，他不再迷茫了。那些曾经不切实际的想法也淡了，他只想努力赚钱。他并不后悔这次折腾。

杨康花了两周时间，找到了工作，去一家孵化网红的MCN机构做视频剪辑。他以前看不上这样的公司，想要当导演，拍真正的影视作品，现在则意识到，识时务者为俊杰。入职前一天，他刷朋友圈看到一个前同事写：“今年的影视行业确实太难了，我们小喽啰没饭吃，演员们也因为接不到戏，频繁上综艺。熬过这个冬天，明年还会好么？”配图是高以翔的黑白照片。

李娜尝试做小买卖——做手工零食。朋友圈是她的主要战场，接了单就做零食，空了就做推广。有时候连续做五六个小时，一个人做完后包装，打真空，打包，发货。

晚上零点后，李娜在做零食，老公在客厅看电视。

李娜问老公：“你想回北京么？”他老公反问她：“你想么？”李娜则反问：“我问你想不想？”老公又接着反问：“你想不想？”李娜看着他眼睛说，“我有时候想。”她老公也接着回答：“我有时候也想。”

*文中受访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