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5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和赵楠从公司出来走了200米，来到一个叫小雨点的饭馆坐下，赵楠神秘地告诉我：“杨总把咱俩的offer都发过来了，你猜猜工资多少？”
“7000？什么，1万？”看着赵楠伸出的一根手指头，我惊讶不已。
那时候，在南昌的这家国有中型医药集团里，已毕业四五年的我们工资分别是2800和3200元。我们负责SAP系统的实施和运维——这是一套来自德国的昂贵系统，它管理着全集团的生产、库存、销售和财务流程。而在这一年的北京，这个行业的薪资大约是年薪20万左右，如果成为资深实施顾问或项目经理，年薪可以达到40万以上。
晚上，我们约了部门同事去唱歌，丹丹喝着饮料，眯着眼看着我们，跟我咬耳朵：“怎么还没领证就想着跟赵楠跑那么远？”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就是觉得这辈子就是他了，无意识行为，哈哈。”
丹丹双手抱拳敬我，“佩服佩服，”接着又狡猾地说，“真不明白你！赵楠的二姨父就是公司的高层领导，你却想跟着他跑到北京的软件公司去。就是要去，好歹先让他二姨父帮忙联系个单位嘛，没有背景，没有根基，在北京好难的。”
“我俩学的都是计算机，去软件公司更能实现价值。也是不想麻烦他二姨父，反正我们自己能找到工作。”
丹丹抿了一口饮料，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感慨地说：“也是，我来公司太晚了，好事都让你们老人们赶上了。你看，95年那次上项目，走了的人现在都成了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天天飞。03年的项目，培养了你们俩。这不，你俩马上就要跳槽了。唉！我怎么不早生两年。”说着，她故作捶胸顿足状。
我鄙夷地瞪她一眼，“你可拉倒吧，要不我跟你换，教你系统实施，把你介绍到北京去？”不等她回答，我又说：“你男朋友都准备好了复式豪宅等你结婚，你哪里看得上去北京住出租房的生活，好好在南昌过吧。”
她朝我吐了一下舌头，没有接话。
丹丹的话，大学上铺的娜娜也跟我说过，不过她也说，“这像你能干出来的事。当年，你个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家伙，居然大一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得了个最佳辩手，啧啧。”娜娜说的，大概是我身上唯一异于常人的那点冲劲和傻劲吧。
农历三月三刚过，我和赵楠启程去了北京。一天大半夜，在北京海淀罗庄西里小区的一个出租房中，我和赵楠正在睡觉，床的一条腿突然断了，我俩一下从床上滑了下来。大半夜的，没法子，我们只能把床垫直接放地板上，继续睡觉。这种睡觉方式一直持续到7月，北京最闷热的季节，我们又跳槽去了一家咨询公司，也换了住处，租到了朝阳区的鑫兆丽园。赵楠出差半年，老妈老爸不放心，过来陪我。
有天，我正在客户公司忙着做压力测试，老妈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打过来，向我抱怨屋子里太热，就是个蒸笼。我知道她有高血压，又处于更年期，看着落地窗外晃眼的阳光，我能理解她的感受。挂了电话后打给房东，房东死活不让打洞装空调。我向老妈解释，可她还是忍不住抱怨，偌大的集中办公区里，我讲电话的声音格外刺耳。可我这个测试需要一直盯着屏幕，我低着头，对着电话求饶：“老妈啊，回去再说行不行，我这工作呢，人家都看着呢。”
后来我把这事说给赵楠听，他默默地说：“租房总是会受很多限制的，那我们就努力买房吧。”比起操心户口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有个自己的家，才是我们的追求。
2
2005年的北京，IT项目太多了，多到可以让我们挑。
我和赵楠被外派去了联想的一个长期大项目，分属不同团队。在最紧张的上线阶段，项目组实行7*24小时制，我俩每天只有两个时刻能感受一下温情——上下班的出租车里。北京堵车严重，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里，我俩手握着手，闭着眼养神。这种没有娱乐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
终于，付出有了回报。
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开始“起飞”，那年年底，我们以将近6000元/平的价格在出租房北边隔条街的北苑家园买了套100平的两居室。有了房子，2006年我们结婚了——请了两天假回老家办证，连酒席都没有办，婚纱照也没拍，回来就又上了外地项目，连房子的后续装修都是我父母在盯。
这样的日子转眼到了2012年，这年除夕，因为项目组要求随时响应，我们没有回南昌过年，两家父母也都来北京一起团聚。客厅里洋溢着满满的节日气氛，刚满3岁的孩子看见人这么多，开心得不得了。
年夜饭席间，双方父母又提起了老话题：户口，可我们依然满不在乎。
来北京后，我们一直将档案放在老家的人才市场，每年交一两百元的档案管理费，再后来，政府将这项收费也取消了。档案就这么在老家放了7年，虽然我和赵楠换过几家公司，工资也越来越高，但没有任何单位需要我们调档。因为这些公司都有个共同点，要么没有进京指标，要么指标极少，我们根本排不上队。而且，我们也压根不想去体制内的单位。
连孩子都没让我们对户口产生急切感。2009年我怀孕后，赵楠为了去医院接送方便，买了车，那时还没有限购。虽然没有生育险，但是公司的商业保险还是将我顺产的5000多元全给报销了。孩子3岁时，进不了公立园，就去了私立园，每月也就比公立园多交1000多元——有没有户口对我们根本没有影响——父母笑着听完，看我们那么自信，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考虑着要不再买套房子，这样人多的时候住起来宽松些，过完年，我们就又在北苑家园往北一点的小区买了一套小房子，只有“一碗热汤”的距离，我的父母搬了进去。工作日时，他们帮着接送孩子、做饭。当公婆想孙女时，就从南昌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这种其乐融融的生活，再没有什么可让我忧心的。那时候，我们都认定自己就是北京人了。
3
等孩子上幼儿园小班时，我们开始关注小学。一研究才知道，原来孩子上学是北漂最难过的关。
为了从家门口很不理想的学校择校去海淀区，必须买房。看了3个月，才终于在羊坊店学区买下一套老破小。虽然花光了多年积蓄、还背上30年负债，但孩子上学就算有着落了。拿到房产证后，我在朋友圈发了发感慨。一位朋友评论：“万里长征才完成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搞定户口了吧，为高考做准备哟。”我这才猛然意识到，户口才是那个跨不过去的终极大BOSS。
之前的八九年，忙着工作、忙着生养孩子、忙着买房，却忘了这最要命的一道坎。可是，户口之路该怎么走？我毫无头绪，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和赵楠开始为户口的事到处打听，可结果却不尽人意，最直接的几种方式都行不通。公司没有进京指标，人才引进的“千人计划”要求太高，我俩踮起脚尖也差太多。那位评论我的朋友说：“我找北京人做老婆就是为了不用操心户口，目的很明确吧。”我以前还暗暗嘲笑过他过于功利。可是如今，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远见。我把这条独特的户口之路告诉赵楠，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难不成你还想效仿啊？”
每条路都被否定后，我们只能继续做“外地人”。
原本在我们看来，排除掉高考，所谓的本地人和外地人，这其中的界线挺模糊。但是，往后生活中逐渐有一些事，改变了我们的这种看法。
比如我这个资深北漂最惨的一次被妖魔化，是来自于我的堂哥大北。
大北当年去了东莞进入事业单位工作，这次来北京参加培训，我父母得知后主动打电话联系他，没想到，大北竟然鄙夷地问我父母，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会想到跟着我来北京当北漂？还说，他自己是绝对不会在这个年纪还“漂”着的——我这时才体会到，北漂这个标签的重量。
我心里堵得慌，自己当然没差到大北所说的那个地步。可是，找以前的同学聊天，一溜聊下来，就更郁闷了。
在我的中学、大学同学里，几乎没有直到现在还在为户口奋斗的人。留在北京的，要么是公务员，要么是国企央企员工，毕业时就都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我傻乎乎地抛弃老家的一切，跑来当北漂。那一年正好是大学毕业15年，起初我还是那场聚会的积极号召者，但最后，实在是没有心思参加了。
丹丹的电话来得及时，一通天南海北地聊天后，她问我后不后悔来北京，我一股脑地把心中的怨气抛给了她：“我不后悔，后悔的是没有早点重视户口。以前觉得户口没有什么用，自从孩子上幼儿园，各种不顺心不顺利的事就跟魔咒一样，层出不穷。你知道吗？前天有个同事告诉我，在2005年，也就是我刚来北京那会儿，户口只要几万元就有办法搞定，我听了悔得肠子都青了！”
丹丹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对我说：“小微，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佩服你和赵楠的原因。你俩敢抛弃家乡那么好的条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已经很让我羡慕了。放心，你们的户口肯定能解决的。”
4
2013年，我们已经在北京扎根8年。赵楠升为高级经理，手下十几个人。虽然还是高级打工仔，但待遇比之前高出不少，当然，也更忙了。
我们搬到了海淀的学区房，在如今足够的经济条件下，为了更好顾家，我辞去了五百强外企的工作，做起全职妈妈。
就像当初为房子奋斗一样，我和赵楠又一次为户口奋斗起来。这一年，我们决定双双开始考研，希望毕业后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入职到有户口指标的单位。
赵楠想考MBA，而我想考教育学，这也是有了孩子后的梦想。不过，教育学与我的本科专业计算机差别实在太大，我一直没能适应这种纯文科的复习思路，连考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好在赵楠那边进展不错，当年就考上了。
赵楠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和周末在学校读书，不过这还不是最煎熬的日子，写毕业论文时，他最初的研究选题被导师毙了，只好另找一个，那时正值公司上项目，他白天折腾项目，晚上熬夜改论文，连轴转地都快撑不住了。好在他的选题与工作紧密相关，研究数据来源很丰富，最终，2015年，赵楠通过答辩，顺利毕业。
照理说，赵楠应该从1月份就开始边改论文边着手找单位了，毕竟中央部委单位针对应届生的招聘工作一般从这时开始，可是我看他从年初一直到毕业，这几个月都不太说话，更没听他说起找工作的事，问起来，赵楠长叹一口气，“我已经投了无数份简历到北京市、中央部委的单位，但就是没有一点回音啊。”
我想不通。
“当初考研时我也是想搏一把，其实进部委单位哪有那么简单，咱们毕竟没有这方面人脉。别的不说，就我的年龄，根本没什么竞争力啊。”
一张户口，我们用了14年
我发了会儿呆，突然有种顿悟的感觉：“我现在明白了，没有根基，就真的是在漂泊。北漂这个称号还真贴切啊。”
落户受挫，可以从职场找补，赵楠开始着手跳槽。2016年3月，戴姆勒公司给他发了offer，年薪比之前高出十几万，但最终他却没有去——再过一个多月后，孩子就幼升小了，他担心离职期间会影响到工作居住证的有效性，从而影响孩子上小学。
周五晚上孩子睡后刷电影，是我俩多年的习惯。这天深夜，看着电影，赵楠突然蹦出一句和剧情不沾边的话：“你说，要是我们回南昌，是不是能过得很爽？”说完，他一脸坏笑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是压力太大了，开个玩笑疏解一下。于是我假装认真地说：“可以啊，你去哪我和孩子就去哪呗。南昌的生活是不错，你看你大舅，同样花300万，买的可是地上3层地下1层的大别墅。你再看看我们用300万买的这老破小，差距啊。”
赵楠哈哈大笑，“此时你应该极力劝阻我才符合逻辑吧？咱们在北京折腾了整10年，难道你舍得放弃吗？”
我认真地说：“舍不得，当然舍不得，但是我不想看到你的压力大到压垮你的地步，不想你因为这个而不快乐。如果要用快乐换户口，那我不干。”
赵楠乐了，“放心，你老公我还没那么脆弱，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说着，他搂住了我。
5
分析了赵楠毕业后落户失利的原因，我咨询了在北京中央部委单位工作的高中同学大倪。她告诉我，要是早几年找她很可能就成功了，那时候他们单位正好需要赵楠和我这个专业的应届硕士，而且工作经验丰富。但是，现在进京指标一年比一年少，未来的事情不好说。
尽管如此，大倪的话还是让我再次萌生了考研的想法。有大倪这个朋友，我能更准确地获得她单位的招聘情况，即使最后我落户失败，但提升了学历，没有坏处。下定决心后，我也报名了MBA。虽然离开工作岗位已有3年，但凭借着以前的底子，和1个多月的刻苦复习，我当年就考上了，成为了一名37岁的2016届MBA在读研究生。
考研成功后，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同学，都感叹我大龄考研的故事太励志，纷纷祝贺我。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分身乏术和疲累。我报的是脱产班，课程排满了每一天的白天晚上，包括周末。好在我的父母全力支持，和我们一起挤在60平不到的小房子里，帮忙照看孩子、料理家务。
也是在那一年4月，北京积分落户政策正式出台，我和赵楠都符合基本条件。虽然细则还没有公布，但已给了无数北漂希望之光。9月，孩子凭赵楠的工作居住证入学成功，幼升小的成功，又给我们打了一管强心针。
一切似乎开始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等到2017年底，北京开始大力整治群租房，同一栋楼的几个群租房在一夜之间被拆光，住在里面的快递小哥、餐厅服务员全部回了老家。
2018年初，离我研究生毕业还有5个多月，大倪一脸沉重地告诉我，今年她们单位的进京指标被压缩了17%，是压缩最多的一年。其他部委单位也是如此。虽然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同时，北京积分落户的细则一直没有出台，光有政策没有细则，就是白搭，300多人的2016级研究生微信群里一片哀鸣。
和赵楠当年一样，我也过上了边投简历边熬论文的日子。直到4月份，积分落户细则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这么有诚意的政策，让我们有些不敢相信。那段时间，大家都热衷于算分，但算来算去心里还是没底。各种消息一时满天飞，说一些公司发内部邮件，要求预估分在100以下的员工不要提交申请，赵楠的估分是90多，他没有什么信心。当年信心满满闯北京的他，经过这么多年的北漂生活，终于看清了自己的位置。
而从年初到7月，一直没有任何单位回复我的简历邮件，我的毕业落户之门也就逐渐关上了。虽然有些难过，但我不后悔，在户口这件事情上，只有竭尽全力，才能不留遗憾。等最终毕业后，我才终于有时间仔细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白头发多了，皮肤更黑了，身材走样了，青春真的已经逐渐离我而去。
6
当拿到北京户口的难度达到顶峰后，天津落户的机会开始被重视。天津是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有城际高铁，教育资源也很不错，赵楠的想法是全家搬去天津，曲线救国。
在我读研的那两年里，赵楠也没闲着，他在找天津人才中心咨询集体户口的事。在派遣证两年的有效期内，他成功落户天津，虽然只是集体户，但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在天津买房，就能落为正式户口。实际上，我俩已经基本放弃了落户北京，毕竟北京的优秀人才实在太多了，自己绝不会是那幸运的一个。于是，开始一心一意投奔天津。
为了尽快适应这座城市，我恶补了天津的历史，并开始了天津游计划。给全家都买了一张天津的公交地铁卡，去了五大道、小白楼、静园，还逛了意大利风情街、南京路大悦城和恒隆广场。晚上，我站在天津站外，看着海河夜景，内心已经喜欢上了它。我还准备把这次天津之旅写出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梳理今后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其实，不只是我们，自从4月北京积分落户细则出台后，天津紧接着在5月正式发布海河英才计划，大批人才开始涌入天津。据说，落户申请APP开放的当天，就有30万人提交了申请，这种火爆让我焦虑起来——天津房子要不要现在就入手？孩子明年就上四年级了，转不转学就看这一年了。但是现在买，全家又要再次回到解放前。我犹豫不决。
虽然天津政府很快又出台了政策补丁，限制过多人口涌入天津，但我还是担心房价被炒高，那段时间，网上“高考移民”的骂声不断，我问赵楠怎么看待这种标签。他笑笑，问我：“假如在孩子的高考报名资格和网上名声两者间选择，你会怎么选？”我会心一笑，没再说什么。
何时买天津房子这事，一直纠结到孩子放暑假，我受不了了，终于说服赵楠尽快看房。
2018年9月，我们以最快速度，在和平区，全款166万买下一个30多平米的老破小三流学区房。之所以选择三流学区，是因为转学到天津的孩子只能由学区统一分配学校，买一流学区没有意义，只要学区里没有特别差的中学，小升初的时候还是有机会进入好中学的。
中介对我们这种北京客户见多了，提供了不少转学和换房建议，说最近不少北京客户来看房，大都和我们一样，先买一个最便宜的小房子落户，等以后搬到了天津再换房。他还告诉我们，以后换房时，最好不要选择和平区，河西河东和南开都不错，房价便宜，有不少大户型可选。
赵楠在中介店里交谈时，我带孩子到外面的小店买了一块天津名小吃“熟梨糕”，看着孩子甜甜地吃着，我对天津又增加了一丝亲切感，似乎北京马上就要离我远去了。
7
随着天津房子的交易流程进行到尾声，我彻底放下心来。
大概过了一周，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我正在家里对着电脑敲一篇新的天津旅游故事，在公司上班的赵楠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天津房子好像白折腾了！”
我惊呆了，大脑瞬间不会转了——难道天津政策有变化了？压着咚咚跳动的心脏，我细问赵楠。他发来几个字：“刚刚公布的，2018年北京积分落户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我盯着那条微信，像是看不懂一样，看了好几遍。
终于缓过神来后，我赶紧追问赵楠，要他详详细细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老公在我开始折腾天津房子时，就申报了北京2018年的积分落户。但他怕会像当年一样不成功，让我跟着一起心情起落，就没有告诉我。另外，他也是存了侥幸心理，万一第一批就上岸了，还可以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幸运的是，90多分的他达到了分数线，还超过了好几分。
这样的巨大惊喜让我不敢相信，怕他看错，就让他发名单截屏过来。看到他的名字真的出现在“2018年积分落户公示名单”里，我这才彻底放下心来。此时，我只想对他没心没肺地笑，就直接发了一个咧嘴大笑的表情过去，什么都没多说。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爸妈，老爸发来一个大大的赞，一切尽在不言中。
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我停下了正在写的故事，盯着电脑屏幕发呆，回忆起这十几年的北漂岁月，越回忆越感慨。只是还没感慨几分钟，心里突然咯噔一下——那套160多万的天津房子，此时已然成了一块烫手山芋？
我马上发消息问赵楠：天津房子还要不要？违约金是多少？赵楠回忆了一下合同条款，说：“比较麻烦，我记得违约金要十几万呢。”
我哭笑不得，老天爷可真会跟我们开玩笑。事后我咨询了中介，那套花光积蓄的天津房子，如果持有不满两年就卖出，光税费就高达十几万。我们考虑着在这两年中，如何尽量发挥它的价值，可是合计来合计去，发现出租更费事：一来，长租公寓公司不接收小面积一居室，如果自己做翻新和租后的维护，对于远在北京的我们来说太折腾。况且以天津的租金收入，实在也不值得折腾。这个烫手山芋只能先抓在手里了。天津的海河英才计划并没有触发房价大涨，按照最近的房价走势，两年后能不亏钱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了，毕竟，我们已为孩子争取到了一张北京高考资格证。
2018年积分落户的分数线是90.75分，有12万申请者，在6000多个落户成功的人中，90多分的人占了大多数，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幸运。
但成功落户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幸运，赵楠的硕士学历发挥了巨大作用，加了20多分。14年来从未中断的社保，近几年每年超过1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2005年就买下的稳定住宅，都是我们落户成功的核心保证。
我有时会想，当年离开老家选择北上，到底是一种勇气，还是鲁莽。如今人到40了，我和赵楠早已没了当年那股毫不顾忌的冲劲儿，如果时光倒流，现在的自己和14年前的自己相遇，我能说服她来北京吗？
今年，北京有超10万人申报了积分落户，落户规模依然是6000人。也许，这个世界终究不会亏待那些努力奋斗的人；也许，在年轻时，不妨还是可以有一些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
而这段我们一起奋斗的经历，不论最后去了天津，还是留在北京，都是美好的。
（文中人名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