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看演出无纸化入场为什么这么难?

看演出无纸化入场为什么这么难?

在以前的春运期间,丢了火车票可能比丢了钱包更让人难过。现在这样的情况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凭借身份证,顺利通过闸机登上回家的列车。

但是,如果去看一场演唱会,你好不容易弄来的票遗失了或者忘带了,那就很糟糕,因为现场保安和验票员会始终将你拒之门外。

事实上,在技术上我们早已经能够实现电子票通行,如火车票、飞机票,地铁公交等,我们早已经享受了无纸化的各种好处,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在现场演出行业,我们还必须携带纸质票核验入场?

用户便利了,他们却很尴尬

今年8月,一位在上海的潘玮柏粉丝,其家人误将演唱会门票当垃圾扔了,最后全家在物业的帮助下,用了3小时翻了3吨干垃圾将票找回。

感谢上海垃圾分类,微博用户 @略略略略略哥 终于找回演唱会门票

国内现场演出的作业还处在落后的阶段,包括剧场在内,主要以手撕票的形式为主。整个商业模式还处在十年前就已有的纸票的玩法和流程。

事实上,在现场演出领域,游展类活动已经开始有了大面积无纸化入场的尝试。今年的 ChinaJoy 采用大规模无纸化入场,购票用户无纸化入场比例达到90%,3个展区89台闸机,双向进出设计,人均1秒以内完成核验,整体入场速度较纸质票提升两倍。

但在大部分现场演出,换票排一次队,入场排一次队,无纸化入场没有大面积普及,还保持着原始的交易形态——票是主体,人只是附属。

这是为什么呢?从主办方到剧场方,再到票务平台,这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考量。

相较展会、演唱会等活动,剧场演出的开票时间长,从开票到开演,演出票的变数较多,部分观众还有收藏票据、赠票、团体组织观看等多元需求,为无纸化入场增加了难度。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运营副总经理江涛曾表示,国内的票务系统情况比较复杂。在北京地区,国家大剧院、天桥艺术中心、保利剧院等拥有自有票务系统,可以实现无纸化票务。

但是,全国大部分剧场没有独立的票务系统,多家票务系统并行。对于这些剧场来说,统一票务规格、检测方式,来实现无纸化入场,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很多综合艺术中心,因为不是单体剧场,入场时有二次检票甚至三次检票的情况,大多数演出又会有中场休息,一些场馆因为座位固定,还设有专门通道。在这样复杂的场景中,剧场方认为,无纸化入场不仅无法实现便捷,反而会增加检验负担和程序。

大麦网BD在推广无纸化业务时,发现剧场最大的顾虑在于闸机。

无纸化入场一个必要的条件是闸机的铺设,它首先需要场馆另行购买或者租赁,其次在日常的运作中,闸机还要有专门人员来运维。在不减少现有人力成本的前提下,这无疑加大了剧场的成本。

看上去利润最高的演唱会,却是最难攻破的环节。

作为票务平台的代表,大麦网无纸化项目负责人高初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说,“无纸化入场最难啃的骨头是演唱会”。

与其他现场娱乐形式相比,从规模上看,演唱会涉及到更高的现场安保的需求,同时,演唱会的入场和退场时间相对集中,也对应着更大的人流的峰值,因而更为考验现场验票的能力。再加上,大型现场的不确定性更高,尤其是需要保障在弱网或者无网核验的正常。

在国内现场演出市场,对于主办方来说,无纸化入场可能会带来另一层“不可说”的顾虑。

钛媒体了解到,每举办一场大型演出,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除了部分可售票之外,主办方必须留有一些“非可售票”。非可售票流向了公安、消防、文化主管部门,也可能是媒体、商业赠送等,这部分最高可占整场演出的30%。

这加大了演唱会大规模实现无纸化入场的难度。但是如果使用纸质和电子票混合执行的方式呢?对于剧场来说,又要设立两种检票机制和设备,无纸化反而成为了鸡肋。

无纸化就能终结“黄牛”吗?

对于用户来说,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推行了电子票之后,我们就能彻底摆脱假票和黄牛的烦恼吗?

“如果推行电子票入场,可以100%杜绝假票的现象发生。”高初告诉钛媒体,即便纸质票已经采取了非常丰富的防伪措施,但是不法分子的制假能力也在不断上升,因而推行电子票是当前打击假票的最有效手段。

在推行无纸化入场的过程中,通过数字链路全程监控、跟踪,追查做到了可视化。同时,电子票拥有动态二维码加密、动态防伪条等技术保障票品安全。

对于一部分转赠的需求,电子票转送能力的开通,可以实现票的流转可追溯、转送次数可配置;验票入场环节,与核换验系统有机结合,保障唯一性核验和实时状态同步。

当防控功能得到提升后,“黄牛”的成本会大大增加。

但是这能彻底杜绝黄牛吗?一边网上破口大骂黄牛党,一边暗地里高价购买黄牛票,这可能是中国的现场演出最奇特的景象。

热门演唱会门票的供不应求,催生了大批黄牛党,形成了繁荣的生态。传统黄牛党属于资源性,通过各种灰色地带可以拿到部分非可售票源。

而新型的黄牛党的作业方式,大多数是雇佣人抢票,进而加价收购,或者演出前在现场收票。但在线上票务平台的监测和打击下,他们的已经处境较为艰难。

即便如此,实际上,在中国,黄牛与主办方也已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钛媒体了解到,在动态票价尚未推行之际,黄牛在中国演出票务市场扮演的是一个“调价中间商”的角色。

在黄牛手中,各方根据需求定价,可能高于或者低于票面价格。遇到票房好的演唱会,主办方可以加价给黄牛,获取更高的收益;若是票房不行,就低价给黄牛,转移风险。

对主办方来说,黄牛是一个有效的销售渠道,通过不透明的渠道去管理票的销售,从而获取更高利润。黄牛得了好处,还帮主办方炒火了演出市场,双方关系如此微妙。

但是,从长远来看,大小黄牛哄抬票价赚取差价,终究损害的粉丝的热情和利益。

这也倒逼演出市场进一步在管理科学化、技术智能化提升。

对于 B 端来说,电子票的好处在于数据沉淀,从而让现场演出行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成为可能。

比如说,某位明星决定在全国开办巡回演唱会,传统的方式是,主办方与艺人经纪团队依据经验判断选择适合城市,估算票价等。但是经过数字化的手段,可以通过用户画像、城市特点等科学测算,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误判。同时,也让主办方沉淀私域运营的受众,当再次举办同类型演出时,可以迅速触达到核心用户群体。

“原来我们只认票,在未来,我们要做的是,人是主体。”高初对钛媒体说。

(本文首发钛媒体,采访、撰文|李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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