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时间：2017-2018年
故事地点：北京、广州
一
我跟着老杜做事已经大半年了。他是编剧工作室的老大，野路子出身，入行近十年，积攒了不少圈内资源。朋友圈同行都感叹如今行情不好、影视寒冬，老杜该接的活儿一个不少。
2017年，我刚从中传编剧专业进修毕业，空有一肚子理论，急于找机会参与到实际项目中去。大影视公司用人标准基本是“有署名作品的编剧”。一些愿意降低标准的小公司，让我三天两头写剧本策划案，或者出大纲梗概给他们研讨，觉得“合适了再签合同付款”。
我写了十几个剧本大纲，分钱未拿。开始明白，这群人跟我一样没钱，不过是拿着我的东西到处圈钱，谈演员、谈资方，空手套白狼。混沌了半年，我摸不着门，合作过的出版社老师给我推荐了编剧老杜，并嘱咐“这人待我是挺好的，但人品到底怎么样，你还得自己看。”
第一次约见面，老杜在电话里问：“明天早上八点到我楼下，能不能做到？”时值深冬，早晚温度极低。我四点多起床，穿越大半个北京再换乘去往燕郊的大巴，打黑车到老杜楼下，刚好八点整。发信息给老杜，左右等不来回信，我在小区楼下冻得直跺脚呵气。十一点半，老杜才带着朋友开车出来，将我拉到蓝调咖啡馆开会。
一路上，老杜跟我聊天，我提起之前被坑的经历。他说，“你会被骗，说明你还有被骗的价值，你能被骗，说明你不够好，别人才会用骗的方式跟你合作。有这功夫诉苦，还不如升级自己。”这话让我对他心生一些好感。
老杜又问了不少专业外的东西：房租多少？月收入多少？家底可厚？末了提了一嘴：“你们这些年轻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住燕郊多好。你住过来，房租也不用你出，偶尔帮我写点东西就好了。”
我朝老杜笑笑，借着剧本转移话题。前一晚，老杜发了个不完整的剧本给我，让我快速看完。这一路他几乎没提剧本的事。快到咖啡馆时提醒我，一会跟导演说我是他底下的人，一直都有参与这个项目，千万别露馅。好在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准备了几个修改方案。会议结束后，老杜让我两天后给他一个新本子。
“能不能做到？”老杜直勾勾地看着我。
“能，一定能。”别说改剧本，重写我都会答应。剧本经过四五番修改。很多次，老杜跟我聊定了大纲和分场，第二天又有新的主意。前面写的全白费，只好重新再来。我稍提一些看法，便遭到老杜的嘲讽：“你学这么多理论，有个屁用？”
老杜鄙视科班出身的那套理论，总叫我“统统忘掉它们”，并拿一位跟随他学习多年的女博士编剧举例，认为读书多不是什么优势：“你看她那个蠢样，到现在还写不出像样的本子来！”我看过女博士写的东西，认同编剧需要最基本的逻辑思维，光靠勤奋不够。
一个半月后终于定稿，我心力交瘁。但想到老杜跟导演亲口向我许诺了署名权，心里又觉得安慰。署名权对于新人编剧来说至关重要。一旦有了自己作品，出去谈活就有底气，身价也上来了。没有署名作品的人很难接到活，接不到活就不可能有署名作品。这几乎成了新人编剧的诅咒。
二
“要么酬劳拿多点，没署名，要么少拿点钱，挣个署名权。你们也知道，编剧这行靠的就是名气吃饭，你不能跟我说又要钱，又要署名。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老杜一边说，一边忿忿地把烟灰弹到桌上，仿佛面试者提了多过分的要求。
年前，老杜跟北京某影视公司签下这个电视剧项目，拖了大半年，最近才开始动工。这次显然是收到钱了，才开始招兵买马，是个工期短、量又大的行活。
几个科班出身的熟手在跟老杜谈及酬劳跟合作方式时，产生了分歧。老杜很客气地让我将他们送出门，最后两个女孩留了下来。一个是80后玲姐，新闻专业出身，已经在影视行业摸黑打滚好几年，正在为买房筹钱。另一个是95后甜妞，英语专业出身，凭着“三万阅片量”以及对这行业的热爱，想找个前辈带自己入门，她说“白干活都行，只要能学到东西。”
这个临时搭建的班底，正式开始干活。几次剧本会议后，我发现老杜根本不需要我们提供想法。大部分时候，他坐在沙发上一边猛抽烟，或者不停往嘴里塞零食，一边将剧情往前推，我们只用快速记下来。偶尔他思路中断了，停下来，转过头，一双眼睛将我们挨个打量。这是我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最佳时机。
往往是安东先开口。这个90后男孩跟随老杜时间最长，经验最丰富，成了团队的二把手。安东话不多，即使老杜指名让他说话，他也只是指出某个剧情设置的纰漏。但交稿的时候，他的本子往往是质量最高的，是个很好的执行者。
玲姐擅长打太极。轮到她发言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细细一想，不过是把老杜的点子换一种方式说出来。既能不带痕迹地捧一番老杜，又很巧妙地掩饰自己毫无建设性想法的缺陷。
甜妞每天开车从北京西边过来，少不得迟到几个小时。但她笑得极甜，又爱拎些水果零食过来，开会时笔记做得也很工整。这让老杜对她的不满淡了很多。
到了我，就有点不合氛围了。几个人当中，只有我学过系统理论，对老杜“即兴创作、随时修改”的工作模式存疑。我提出想法建议，老杜总是斜着眼睛问：“这样就好看吗？有意思吗？”
他这么问我能理解。制片人或者资方常说：太平了，要把矛盾扩大，最好打起来，能打就别好好说话。因此老杜的剧本看起来总是十分热闹，从头吵到尾。我跟老杜讲不清更高级一点的戏剧冲突，最后只能体现在人际冲突——吵架上。
我们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以老杜的“你是总编剧还是我是总编剧？谁说了算？”收尾。剧情无法推进时，回过头来用了我的方法，又是一番争论。
安东私下里劝我，老杜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见，他只需要别人很好地执行他的想法，在他脑子短路的时候给点思路就好了。我这样“有主见”，在老杜看来是“没情商，不懂得看脸色”。
我点头，但不甘心彻底沦为一个打字机器，下次开会免不了又跟老杜呛起来。回家后无比懊恼，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是头，什么时候才能挣得自己第一个署名作品。
三
项目推进了一个多月后，玲姐忽然找我喝茶，有些忧心地问我：“这三十集大纲都做出来了，什么时候给钱啊？”
我这才意识到，老杜从来没跟我们谈过钱。跟他做事半年多，我没有一分钱收入，靠储蓄和其他稿费支撑。一开始他说，得先看看大家写得怎么样，要是能力不够担不起这活儿，那就体面点自己走。
可每次散会后都已经深夜，回北京只能打车，一次就上百块钱。我提出报销车费，老杜嫌我计较。我投入的车马费、生活费、精力，快掏空自己所剩无几的底气了。考虑良久，我跟老杜说：“家里电脑坏了，怕是要耽误干活了。”
老杜看出了我的心思，抽了三支烟，才跟我们说钱的问题：“你们能力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不需要我说出来伤颜面。我老杜讲情义，既然上了一条船，就绝没有因为谁能力不够就把他赶下去的道理。”
甜妞适时喊了一声“谢谢师父。”我跟安东对视一眼，谁也没吭声。
“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好，我又不是你们父母。十三你去学校学东西还得交钱。我现在是免费教你们吃饭的本事，给你们机会，还要给你们钱。”老杜把烟灰弹满沙发，玲姐走过去给他换了一个烟灰缸。
老杜说完钱，话锋一转：“这个电视剧，将来是要上央6的，我给大家争取了三个署名权。你们四个，到底谁有机会署名，得看你们的努力了。”
老杜的允诺，成了每个人头顶悬挂的胡萝卜。不久后，老杜给每个人转了几千块定金，还签了合作协议，等于给大家吃了定心丸。这还不够我前期垫付的成本，但好歹是我作为编剧拿到的第一笔钱。
这是三年来，老杜第一次跟安东签协议。他告诉我，这个项目是以一集八万的价格拿下来的，扣掉税钱、回扣跟各种好处费，到老杜手里大概五万一集。再分到我们手里，酬劳变成五千到一万一集，最终评定人则是老杜。
跟随老杜之前，安东已经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了好几年，薪资不低。他心里头有个影视梦，在日日夜夜的失眠中愈养愈大，最后终于冲破了理性。只用了一个礼拜，安东递了辞职书，交接完工作，通过网上的信息找到老杜编剧工作室，成了他的学徒。
那时候老杜的工作室刚经历了一轮重大的变动，底下干活的六个编剧集体辞职了。
“不念师徒情的人，跟畜生有什么两样。师父有活就嘴甜，没活时候就跑出去接私活，这样的人留着有什么用？”在他连连追问下，安东才会开口表态：“老师说得对。”
安东领着老杜每个月补贴的一千八百块钱熬下来，有时候跑腿买东西，还得倒贴钱。三年来，他跟了很多剧组，一分钱都没拿过。但还是强调，很感激老杜教会他这行的基础知识。
四
自从老杜说了署名权的事，这个团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甜妞的交稿速度明显快了。按流程，剧本应该先交给二把手安东审核一遍，调整得没大问题了再转给老杜。甜妞跳过了安东这一关，直接半夜发给老杜。这种行为被老杜拿到群里指名夸赞，并质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交稿？看看人家，开完会当天晚上就交给我八千字的分场。”我们都隐在群里装哑巴。
跟老杜合作过的导演、资方都会夸老杜“手快”，这夸赞在我们看来有点滑稽甚至讽刺。写得快不等于写得好，但在影视市场上算是一个吃得开的优点。老杜十分乐意保持并放大这个优点，压力转移到我们身上来。
编剧的工作，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我们得保持每天七千字左右的工作量，同时查阅大量的资料和书籍。四个人全是单身，没有感情生活，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时不时开会到凌晨三四点，生物钟被打乱。有段时间我严重失眠，肩颈炎犯了，手腕疼得抬不起来，连筷子都握不住。
“哪个编剧没有肩周炎？”老杜对我的娇气不屑，我吸多了二手烟后嗓子失声，他以为我是在故意使性子。
玲姐私下跟我们一起叫嚷工作量太大，当着老杜的面却什么都不说。她写的剧本经常出问题，修改工作压到安东身上。安东提出意见，玲姐委屈：“这么短时间，还要保证质量，这不是为难人嘛！”但对着老杜，她没有半点异议。
剧本往往还要面临一些非自身原因的修改。混迹影视圈十多年，老杜跟资方和导演开会时，也说不上话。对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往往无关剧情好坏：原本定好的演员档期出问题了，要删减某个角色的戏份，人设都得改了；有时候得为硬塞进来的谁的“女朋友”写个新角色；又或者政策变了，不许穿越/成妖了；要植入广告了；甚至干脆连之前拍板的人都换了，重写吧。
这都可能成为老杜推翻整个剧本重新写的理由。作为一个专注于“定制剧”的商业编剧，老杜在合作者面前非常低姿态。他的处事方式是：任何意见我都接受，哪怕对方之间意见相左，也照听不误，谁都不得罪。
我私下查过老杜的资料，发现他的署名作品也是屈指可数，几部作品在豆瓣上连个评分都没有。这大概是很多编剧的真实现状：态度好，成了无名编剧的竞争力。
但老杜的生存状态已经好过太多人。为了找活，我曾加入过不少影视群，看到一些混得不好的编剧，天天发求活信息。但群里一半以上是编剧，自身难保。硬气拒绝资方的要求，立马就有报价更低的编剧顶替。
在各方势力的指手画脚下，老杜带着我们将整个剧本从人设阶段开始重写。过去两个月，剧本推翻重建六轮。钱，还是最初给的那几千块。署名权遥不可及，真实的饥饿跟贫困却在提醒我，快撑不下去了。
五
2018年6月，老杜给我跟安东安排了新项目，去广州出差三个月，修改一个电影剧本。玲姐和甜妞留在北京，开发另一个新项目，之前的电视剧剧本暂时搁置。
出发前一天，老杜嘱咐我：“安东嘴笨，不擅交际，这个项目就以你为主，到时给你署名，一定会兑现。你可别跟她们几个说。”老杜给的项目是个三百万投资的小电影，好歹是院线。我感激涕零，对老杜的种种不满烟消云散，甚至因他把机会给了我而自责。
到了广州开会，才发现原来的剧本根本不能用，需要推翻重做。剧组已经建了，每天一大笔开支，时间紧迫，只能一边写剧本一边拍。
更让我苦恼的是，年龄与父辈相近的导演，热衷于跟我聊他人生各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有时候凌晨三点，以沟通剧本为由把我喊出来，却不叫上安东。
几次这样之后，我忍无可忍，跟老杜反映了情况。老杜表示我想多了，并以“有个大项目等着你们回来做”安抚我。
“这个有署名吗？咱们合同也没签。”我最担忧的还是署名，老杜跟我打包票一定有。我在心理衡量，已经坚持快一年了，要是就此放弃，损失实在太大。加上这个电影题材我很喜欢，我决定留下来。
之后我留了个心眼，每次开会都拉着安东一起，聊完就各自回房间。这段时间，导演对我的态度正常，我猜测是老杜跟他说了什么，也怀疑是自己想多了，不再过多防备。
剧本快进入收尾阶段，一天下午，导演叫我过去，说“本子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大家一起开会商讨一下。”我赶过去，发现导演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示意我坐他旁边。
“剧本有什么问题吗？”我犹豫了一下，站在离门口近的地方。
“一会儿再说。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吃了你？”他笑了一声，起身给我倒水，够着身子远远递过来。我走过去接住水杯，坐在沙发一角。导演走到窗前，刷地一下拉上窗帘，房间顿时暗了。我刚刚放松下来的脊背立马绷直了。
“我几天没休息好了，外面太亮，刺激我眼睛，头疼。”导演笑得很自信，向我发出邀请：“你跟老杜干多久了？他给你多少钱？要不跟我干，等咱们这片子弄完了，我带你去巴黎参赛。”
老杜提醒过我，要是有人想跳过他直接找我写剧本，千万别答应。我对老杜的信誉抱着几分信任，立马对导演表态：“您是杜老师的朋友，您有事只管说，我和安东都会尽力的。”
导演对我的答案不满意，不说话，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他点了支烟，半晌后坐过来，把手搭我肩上。我被烟呛得咳嗽起来，假装要开窗，起身想走。他用力把我拽回来，把烟往我手里塞，说道：“你这样不行啊，干这行来灵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抽烟，你试试。”
他用两支胳膊钳住我，对着我吐了一口浓烟，我几乎呕出声，将脸别过去。我为了体面，反抗的态度不够坚决，被他误以为是调情。他一只手扶上我背，隔着衣服勾住我的胸衣带子，提出让我写他的下一个戏，署名和钱都给我。
导演的话让我想起老杜的允诺。一直以来，署名权诱着我不停地往前跑。它成了我的执念，我以为再努力一点，再忍一忍，终会出头。此刻的恶心与长久积压的愤怒一下达到顶峰。我低头朝他下巴撞过去，他毫无防备地摔在沙发一侧。我捞起电脑包转身就跑。
我跑出了酒店，刺目的阳光透过高楼，如碎冰般兜头浇下。我发抖着掏出手机，跟老杜说“我不干了”，老杜气急败坏地拿出“署名权”说教。没等说完，我拉黑了他和导演，放弃了这次虚无缥缈的署名权。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微信号：zhenshigush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