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了那个马大三：《鬼子来了》往事

多年之后，香川照之仍对在中国拍《鬼子来了》那四个多月心有余悸，其中一大半的原因要“归罪”于导演姜文，严酷的训练和没谱的拍摄进度让他每天在剧组过得提心吊胆。

回国后，香川出版了自己在中国的拍摄日记，里面不乏“我要和姜文大吵一架”这样的话，后来他的前辈中井贵一拍完《天地英雄》也气得不行，同样出了本日记“痛斥”姜文的霸道，“不知他究竟是冷静还是自以为是，对人总是一派长官对待下属的感觉。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会成为一种癖好。”

不过骂归骂，当有记者问他是否会再和姜文合作时，香川照之毫不犹豫地点头，他在日记里用德州扑克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一开始我手里有一对2，虽然牌面不大但我始终没有勇气拆开它。这时，姜文来了，‘抢走’我的一对2还撕得粉碎，然后随手丢过来5张牌。四个月后，我在回家的飞机上拿出来一看，居然是生平第一手满堂红。”

鬼子

为什么要拍《鬼子来了》，姜文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观众已经把他当大导演了。

那年在《有话好好说》的首映式上，姜文捧着花正美呢，突然过来个小伙子一把抓住他的衣裳。“姜文，你这算干嘛呐？咱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怎么就不干点儿正经事？！”姜文说我这演戏不正经嘛？旁边的制片人乐了，说你琢磨个故事吧，人家那意思是你得当导演了。

看上了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后，姜文带着几个编剧改了大半年，前半部分基本还是小说的路子，后半截就按姜文的路子来了，他也渐渐找到了自己为啥要拍《鬼子来了》的理由。

姜文从小就爱看打仗片，能把《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的台词背下来。拍电影之后重看这些老片，他发现了其中较少被人提起的亮点，比如《地道战》开头鬼子扫荡，八路军带着老百姓转移的大场面调度很漂亮，《小兵张嘎》的运动镜头很巧妙，《英雄儿女》的音乐衔接让好多MTV相形见绌。

<《地道战》剧照 >

但他心里也清楚，这些电影不符合自己的艺术标准，他想重现老电影里四十年代人的那种状态，然后讲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中国农村不再“全民皆兵”，日本兵也不再是脸谱化的“八格牙路”。

主题定了，找到“鬼子”就是关键，看了大量抗战资料和日本人拍的纪录片后，姜文心里有了花屋小三郎的具体形象：个头不高、年龄不大、长相难看、气质不是农民就是渔民的日本人。他觉得抗战老片里中国人扮演的山田、松井实在是太美化他们了。

为了找到合适的人选，姜文去了好几趟日本，有回他到军服店想买一套当年的日本军装，老板看他是中国人，就随便拿了一套仿制的糊弄。姜文让翻译把版型和尺寸错误一说，老板一边赔不是一边把库存的真货拿了出来，他哪里知道，想在电影里完全还原真实的姜文连兜裆布的宽窄都研究过了。

1998年6月，在日本当地演艺公司的协助下，35岁的姜文见到了33岁的香川照之，他对香川的形象很满意，简直就是从他脑子里走出来的。香川看过《红高粱》，他觉得姜文的样子比电影里爽朗得多，但在细金丝边眼镜后面藏着的，是一双既讨人喜欢又冷冰严峻的目光。

< 马大三（姜文）与花屋小三郎（香川照之）>

读完剧本，香川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想到自己可能出演里面的角色时，他仿佛闻到了军服、大刀和驴子的气味儿，迫不及待地问姜文：“什么时候开拍？”姜文说先得军训，然后从8月底一直干到年底。

想到片酬的香川沉默了，他后悔刚才表现得太兴奋，“如果我接受邀请，月薪肯定比日本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低”。在那之后的一天，他收到了姜文正式的邀请，犹豫之情竟然一扫而光。

1998年8月12日下午，香川和另外四个日本演员抵达北京，其中有扮演陆军小队长酒塚的泽田谦也。上了面包车，一行人被拉到北京西北角的一栋六层公寓楼。晚上，姜文和剧组的主要人员为他们设宴接风，这也是中日两国演员的第一次见面会。

在现场充当翻译的，是影片里汉奸翻译官董汉臣的扮演者袁丁，他是长春人，87年到日本留学，从扛器材干到了NHK电视台的导演，形象上完全符合姜文的想象，“东北口音，日语地道，满嘴跑火车，身材跟我一样大块头”。

< 酒塚小队长（泽田）与翻译官董汉臣（袁丁）>

袁丁用地道的东北话和东京话拉近了两边的距离，姜文借着酒劲儿宣布，“大家都要好好地学法语，我们这部电影一定会去戛纳，而且还能得奖。”

香川在书里写道：“夹着并不太好吃的中国菜，我选择信姜文一回，那时我还没感觉到他是个怪物。”

军训

《鬼子来了》出镜了一百多个日本兵，其中日本人不到二十个，除了香川他们五个是专业演员，其余都是留学生，把这些留学生聚到一起的是有大哥范儿的泽田谦也。他出身武行，在香港动作片《霹雳火》里和成龙交过手，讨厌军人的泽田被姜文几封真诚的信打动，最终同意出演日军小队长。

中方演员这边也有很多是业余的，演六旺的是制片人李丛喜，演四表姐夫的是编剧史建全，演国军行刑队长的是另一个编剧述平。这么多列在剧本第一页的配角都由非职业演员出演，香川觉得心里没底，但他感觉姜文倒是毫不在意。

<《鬼子来了》剧照 >

到北京的头三天，香川他们被安排反复观看五十年代的战争电影《真空地带》和战时纪录片《南京》，还要学唱电影里的插曲《露营之歌》。姜文习惯在晚上九点到十二点跟他们谈电影的事，双方的矛盾在剧本里日本兵突然挥刀屠村那一幕爆发了。

香川说这个情节太突兀，他们几个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姜文没发火也没让步。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战后出生的，对他们爷爷辈的侵略战争毫无体验，又刚从和平的日本飞过来，还没被逼到那个份儿上，等军训完拉到河北就能进入角色了。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香川他们坐上面包车一路向东，目的地是京郊密云某武警训练基地，香川说这一周军训给他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象，让没经历过战争的他了解了过去的一切。

看到演员的作息时间表，也唤起了我学生时代的军训记忆。

5：30起床
5：40-7：00早训练，五公里徒步走，最后冲刺
7：00-7：30洗漱
7：30早饭
8：00-10：00队列训练
10：00-11：30格斗训练
12：00午饭
13：00-14：40午睡
15：00-18：10战术动作训练（匍匐前进、翻越障碍）
18：30晚饭
19：40-21：30观看录像资料、战史书籍
21：30就寝

基地的宿舍是六个人一间屋，屋里放着几个铁制的上下铺，看看床板上光秃秃的凉席，又看看自己手边光滑的行李箱，香川有种进错时空的感觉。摄影师傅军招呼他们穿上戏里的军装拍照，几个人换好衣服拿着铁棍站成一排，彩色黑白的都拍了不少。

姜文看了他们的黑白照片爱不释手，马上把买来的彩色胶片都退了，全片改成用黑白胶片拍，以至开拍日期都延后了。姜文对穿着军装的泽田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队长，他们的吃喝拉撒睡都由你管！”

当天晚上，香川他们观看了诺门坎战役的纪录片，军营的气氛果然不同，大家唱《露营之歌》的声音比前两天高昂多了。

夜里，香川被袁丁的呼噜声吵得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袁丁反倒恶人先告状地跟他说：“香川，你真是个爱想事儿的人，大半夜又是大笑又是叹气的，真烦人。”

打呼噜还能忍受，袁丁把香川老婆给他带的洗衣皂用完后放在公共洗手间就忍不了了。面对暴怒的香川，袁丁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香川，反正别的日本人是要回去的，到时候就剩咱们俩，你离不开我，要不谁给你翻译，所以你还是悠着点儿为好。”

事后证明，袁丁说的没错，香川照之确实是剧组里待到最后的日本人。

< 袁丁与香川 >

早上八点，训练正式开始，袁丁借口要给NHK拍训练的纪录片，跑了，一旁的日本人都鄙夷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20岁出头的教官发出命令，“注意，先立正三十分钟”。从那刻起，“立正”两个字成了香川他们的噩梦，站到五分钟的时候，香川的身体就发出警报了，只能靠着不断从一默数到一百苦撑着。

小队长泽田一个人站在前边，眼睛一直盯着某个点都没眨过。那天一共练了五次“立正三十分钟”，最后一次是“立正一个小时”。

想当年我站军姿快坚持不住的时候，脑海会闪过无数英雄人物，香川下意识想到的精神寄托是天皇，他在心里宣誓：“天皇陛下、皇后陛下，无论遇到什么，我也要把今天的立正进行到底！”

<《鬼子来了》剧照 >

“好了，最后十五分钟。”泽田小声对香川说，两个人惺惺相惜地用眼神鼓劲儿。解脱的时刻终于到了，小队长泽田对着自己的队员喊道：“大家都很努力，训练结束。”

这天夜里，纵然有袁丁的呼噜声陪床，香川还是睡得像一摊烂泥，实在太累了。午夜12点，一片鼾声的宿舍响起剧组的声音：“请大家起床，现在我们要临时转移。”日本演员们半梦半醒地抗议，“别耍我们了。”

上铺懂中国话的留学生告诉香川，白天他们练立正的时候有部队领导来基地视察，看到这帮穿着日本军服的日本人口号喊得比武警还响，立马就急了，“哪来的鬼子，给我滚蛋！”

没办法，大家只好摸黑收拾行李，连去哪儿都不知道就被塞进了一辆像是快报废的大轿子车，连夜转移。半夜2点，他们到了一处新的军训基地，香川一下车就要求不跟袁丁住一个屋，得到同意后马上扔下行李钻进被窝，一夜无话。

泽田把半夜被叫起来的怒火都发泄在了随后的训练里，他赌气似地跟中国军人比赛跑圈儿，跑到连午觉都睡不着的过劳状态，一到晚上就叼着烟捧着本《陆军士兵日记》。

没完没了的扛枪和立正让香川觉得自己变成了“皇军”，后来竟然还对立正上了瘾，晚上看战争片也越来越有感觉，甚至主动给小队长晾衣服，在他心里拍不拍电影已经无所谓了，最大的念头是绝对不能输。

蔚县

在日本演员练立正的时候，中方演员也在河北农村体验生活。扮演鱼儿的姜宏波整天跟农村大妈下地干活儿，学会了纺线、做饭、杀鸡、喂猪等普通农妇从早到晚的活计。

扮演七爷的反派老戏骨陈述住到老乡家里学说唐山方言，祖籍浙江长在上海的陈老下了狠功夫，没几天就能用半生不熟的唐山话跟乡亲们聊天了。78岁的陈老在剧组虎虎生风，唱洋歌喝洋酒，那双“我一手一个掐吧死俩，刨坑埋了”的粗壮胳膊做个引体向上毫不费力。

< “七爷”陈述（右一） >

8月22日，军训结束，剧组举行记者招待会。香川换上西服站在镜子前打量，感慨自己这张胡子拉碴的脸已经到了除了穿军装，穿啥都不对劲儿的地步了。

招待会来了不少记者，哪国的都有，光翻译就请了好几个。香川听着姜文滔滔不绝地聊着，却没人给他们引见记者，觉得又失落又孤独，对一无所知的拍摄前景悲观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剧组就上路了，经过六个小时的颠簸，到达了第一个外景拍摄地——河北蔚县。

外景地还原了当年日本兵驻扎过的寺院、营房、炮楼和周边的街道，看到实景的香川预感到这里将诞生了不起的镜头，也产生了“没准儿真会在戛纳得奖所以要好好学外语”的念头。

上午到实地踩完点儿，姜文还是没说开拍的具体日期，下午请扮演“一刀刘”的陈强（陈佩斯父亲）给日本演员讲战争中的体验，香川他们戏称陈老爷子是中国的森繁久弥，日本的一位国宝级喜剧演员。

晚上，姜文又拉着香川聊剧本，还要夜里去试拍，因为摄影想试试黑白胶片的效果。

< “一刀刘”陈强 >

这一通没谱儿的安排又让香川在睡前拿出日记本，写下“我下定决心，得对姜文发一次火”的话，遗憾的是，决心虽然下了很多次，火却一直没发出来。

漫长的等待在顾长卫出现在片场那一刻宣告结束，当香川看到这位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把脸紧紧贴在摄影机上取景的时候，他知道电影终于要开拍了。当天晚上，两国演员在食堂聚餐，吃到一半，众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各自的国歌。

<《鬼子来了》剧照 >

一百多个中国人唱完《义勇军进行曲》，十五个日本人开始唱《君之代》。后来拍日本军人和中国农民在村宴上轮流唱歌那场戏的时候，香川又想起了这次聚餐，那晚大家喝了很多烈酒，在昏暗的食堂一直喧闹到深夜。

8月31日，日本演员的戏份正式开拍，姜文把他们都叫到香川的屋里对词。拍小队长泽田向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投降的那场戏时，香川真切感受到了战败时日本人的沉重心情。一连两天，军训时积蓄的高傲就被各种向中国人低头的镜头耗光了，期间有个日本留学生说了句“八嘎”的口头语，惹得剧组的一个大哥向他拔出了刀。

香川开拍的第一场戏是影片结尾的高潮，花屋小三郎砍头处决姜文扮演的农民马大三。这场戏分量很重，剧组从凌晨四点就开始做准备，现场来了大量群众演员，乡亲们被安排站在行刑会场旁边的高坡上“看热闹”。

姜文嘱咐香川，“砍头的动作要像打高尔夫挥杆那样”，实拍的时候，旁边的人用英文提醒香川开拍，“先生，动作”，香川声嘶力竭地吼了一声，砍下了马大三的头。姜文对这场戏挺满意，其他人也给他鼓了掌。

过了一天，姜文又决定给这场戏加个镜头，“蚂蚁在他脖子上爬，香川在挥刀前把蚂蚁弹走”。剧组的人抓了好多蚂蚁，为了不让它们乱爬，先在瓶子里闷个半死，再挑一只放到姜文脖子上。

香川此前想不明白《鬼子来了》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拍完这场戏之后，他有点明白了，姜文用一只蚂蚁把日本人的懦弱和凶残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镜头的威力会像点燃的爆竹，在观众心里炸响。

麻袋

因为剧情需要，香川和袁丁都被装进了麻袋，往片场一扔就是一整天，香川老怕别人把他给忘了。这时候，他突然感到了袁丁的好，幸亏身边有这么个陪他说日语的人，要不然他得在麻袋里憋死。

香川问袁丁，你为啥逃避军训，袁丁理直气壮地说：“练立正是导演为了让你们战胜自己，我到日本打拼了十年已经战胜自己了，所以就不用练了。”香川又被他气着了，“强词夺理！那你干嘛不多站两个小时，让我们这帮不成熟的日本人看看，你是怎么战胜自己的！”

聊到那块被用掉的肥皂时，袁丁表示了自己的“歉意”，“在我们这儿，烟酒肥皂什么的，都是大家共用的，我不知道那是包含爱情的肥皂，对不起了。”

香川没空再纠结肥皂，更大的考验来了，那天要拍返回连队的花屋被战友们痛殴的戏，姜文嫌画面的张力不够，跟泽田说你也来一块儿打，香川心里一惊，他听说泽田在香港拍戏时打晕过成龙。

实拍的时候，泽田手下留情了，打得最狠的反倒是几个留学生，他们下手不知道轻重，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了香川三十多下，拍到一半血就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姜文过来抱着他用日语说，“这条太好了”。

光流血还不够，拍花屋和董汉臣闹翻互殴那场戏时，为了酝酿感情，姜文让香川面对墙壁坐下蹲禁闭，刚过了五分钟，他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之后和袁丁打得特别投入，把压抑已久的感情都宣泄出来了。

一天晚上，日本演艺公司的负责人来探班，又赶上给电影创作音乐的摇滚教父崔健也来了，姜文招呼大家吃涮肉，远道而来的客人给剧组带了鱼子酱，爱吃辣的姜文在上面洒了好多辣椒粉，主食都没吃就把一大盆鱼子酱吃光了，给香川看得一愣一愣的。

夏去秋来，香川收到了妻子托人寄来的冬装，但他十分担心剧组能否在12月底关机，因为拍摄进度太没谱了，有时候早上五点半起床出发，到了片场却看到姜文带着剧组踢足球，然后骑上马就没了人影儿。香川问今天拍哪一段，助理导演指着远处的山头，“太阳照到那儿，我就开机”。他刚要发火，姜文“啪嗒、啪嗒”骑着马又回来了，说“我们先拍一段怎么样？”

蔚县的拍摄比计划延长了一个月，剧组移师潘家口水库后开始赶拍日本演员的戏份。身边的日本人越来越少，孤独的香川完全进入了角色，群演的农民老是出错让他烦得不行，以至对屠村那场戏都不再抵触了，满脑子想的就是“要杀，绝对要杀。”

没过几天，香川因为胃穿孔被送到了医院，他躺在苍蝇乱飞的床上疼得打滚儿，“哀求”医生给他打止痛针而不得，发出了“我和这个国家的人，一生都无法妥协了”的叹息。

12月中旬，完成拍摄的香川登上了回国的飞机，饱受导演摧残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姜文再向我发出一起拍电影的邀请，我一定还会去中国。

戛纳

2000年5月，姜文如约把《鬼子来了》带到了戛纳。那年华语电影在法国大放异彩，杨德昌的《一一》拿了最佳导演，梁朝伟凭借《花样年华》捧得影帝，《鬼子来了》荣获评审团大奖。

香川他们几个月的“地狱”经历都化作了红毯上甜美的微笑，有个20岁的外国观众看完电影紧紧抱住他，说“太感动了”，香川也挺感动，他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无论是军训、麻袋还是那场拍了一百多遍的“大哥大嫂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