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的主力编辑离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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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一个难得不加班的周六，我打开落尘的PS4玩得正欢，编辑室主任突然打来电话：“小路啊，这两天守着电脑别乱跑，我不定什么时候给你一个文件修改一下。”

我的心情顿时变糟了，但也不能推辞。周日下午，我收到主任发来的文件，打开一看——这不是老康负责的书吗？难道他也要辞职了吗？

老康是我们出版社的“主力”编辑，很受器重，一般遇到有深度的书，领导都会交给他来做。同事们都叫他“康学士”，一是他是编辑里唯一的一位本科生；二是指他像古代的学士一样知识渊博。

老康比我早一年来社里，入职的时候，我就听说了他的“威名”——某985大学读中文系，毕业时放弃了直博的机会，因为一个老教授说，他的学问已经超越了许多博士，老师没什么可教他的了。

编辑室主任认识老康实属意外。当时，我们要整理出版一本古籍，需要找个专业人士点校，一位老教授推荐了只有本科学历的老康。

果然，老康点校又快又好，不仅通过勘查补充了其中缺失的部分，还写了一个近万字的报告。主任觉得老康是个人才，特招他加入编辑室，还给他批了3个大书架——老康嗜书如命，把自己的藏书也搬来了出版社，3个大书架排得满满当当，撑板都给压弯了。

老康的书绝对不是摆出来充样子的，他肚子里有真货。我们曾接了一位老教授的书，讲的是清代学术流派，内容晦涩难懂。那位老教授的脾气大，好怼人，一连换了两个编辑都不满意。当时，还是新人的老康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愣是用自己的学术水平把老教授“治”得服服帖帖。

后来，我们出版社想出版某位民国大师的文集，是个重点项目，需要大师真迹的高清图片作插图。老康找来20多幅，都是他的私人收藏，从来没有对外展示过的。

单这两件事，让老康在出版社里出了名，入职第一年，领导就给老康评了一个“最佳新人”奖。

不过作为同事，老康着实有些“神秘”。

他身高一米八几，体重200多斤，皮肤黢黑，头发二八分，留着络腮胡，像个活土匪。鼻梁上挂着一副大黑框眼镜，脚下一年四季蹬着北京圆口老布鞋，常穿着深色的短褂，又有那么一丝民国学者的气质。

老康的工位在办公室最后排的角落里，还用屏风围了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他在干吗。除了工作，老康跟同事们交流甚少，有同事向他请教问题，他会很热情，可一旦说私事，就立刻板起一张脸。

“他跟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不在一个精神世界，人家的境界咱还够不到。”同事如此感慨道。

熟悉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相比其他一毕业就进出版社工作的编辑，老康的社会经历确实丰富得多。他出身于普通的工薪家庭，却是个“拆二代”，大学毕业后干过文化记者、开过书店，还兼职倒腾古玩，挣了不止一两桶金。

早年老康主要倒腾的是古籍与晚清民国名人的手迹、信札等，他说一些老教授向上数几代，总有一个名人的师承，手里会有一些真迹。除此以外，老康很会跟各大学者搞关系，一次，他偶得了一位老教授年轻时的工作证，不远千里送过去，把那位老教授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用老康的话说，“差点拜了把子”。看在交情的份上，不差钱的老教授们往往都乐意把这些真迹半卖半送给老康。

老康当文化记者的时候也结识了不少名人，“他们中间不识货的人很多，有时候就把宝贝当成白菜处理。”几年下来，老康的手里积攒了不少宝贝。

但是，这个模式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主任说，老康入行早，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人脉很深。而且他胆子大，曾经为了买下一套古籍，差点把婚房都给卖了，“可不是谁都有这股魄力的。”

现在想来，老康是我见过“唯二”真正热爱做书的人，另一个就是我们主任了。藏在屏风后面的老康总喜欢盯着他的那堆书，眼睛里满是喜爱。

在出版行业，拿版权至关重要，尤其是名人大家的作品版权，其中也会牵扯不少利益纠纷，很是棘手。老康对主任也算知恩图报，从进了编辑室就发挥自己的人脉优势，拿到了不少版权，还给编辑室搭上了很多关系，出了不少好书。

2019年初，主任拉到了一个新活，是某大学李教授的新作，内容是明清文学方向。毫无意外，主任把这本书分给了老康。

一般来说，这种纯学术书销量不高，利润低，弄不好就会亏本，因此出版社做学术书的时候多少都会向高校、教师收些资助费。这本书30万字上下，按惯例，资助费应在5万元左右，可主任只收了2万元，只够成本。编辑们都琢磨，主任“算盘精托生”，这次怎么肯吃那么大的亏？

老康并不关注这些事，只在乎书的内容。那段时间，他接手的稿子都不太好，眼下终于接到了一个对脾气的，哼着小曲就把李教授的稿子拿回了自己工位。

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老康脸色铁青，喘着粗气离开了办公室，伸头一看，稿子撒了一地。当晚，老康就在朋友圈痛斥李教授的稿子，说行文啰嗦，像是硬凑字数，一句话能讲清楚的事非得用三句，一段能解释清楚的问题非用一章。

老康沉浸古文已久，喜欢言简意赅、一鞭一条痕的文风，见人啰嗦就很憋气。30万字被他删删改改去掉了1/6——老康删减的其实不算多，编辑删掉一半的情况我也见过，作者还表示感谢。

老康很满意自己的劳动成果，特意把自己的修改做成文档，传到工作群里。主任看了直夸好，还让老康整理出来当个工作模板。

可是，当老康把定稿发给作者的时候，李教授却发了飙，痛斥老康擅自删改他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不尊重”。还说既然收了钱，就不能乱改作者的东西。

按照合同约定，编辑当然有删改稿件的权力，老康本就憋了一肚子火，更看不惯李教授这种写得差还不许别人评价的做派，两人在编辑室里大吵一架，嗓门大到连隔壁办公室都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听到编辑和作者吵架。一般作者都会认同编辑的修改，而且我翻阅过原稿与修改稿，确实是老康的修改稿更胜一筹。我一度不明白李教授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后来才从主任那得知，李教授当时正处于升职的关键期，要参评一个奖项，其中一个要求是：著作不能少于30万字。为此，李教授早就打好了招呼，本来十拿九稳的事，被老康大笔一删，他的前途差点也给删掉了。

双方各不相让，最后闹到了主任那里。

主任是社里有名的“护犊子”，以前为了维护我们这些小编辑，还跟社里领导拍过桌子。我们都坚信，这一次主任还是会支持老康，老康也说：“等主任把李教授打发了，我要送主任几幅字表示感谢。”

可到了下午，我听到“砰”的一声响，老康气呼呼地冲出了主任办公室，大喊着，“大不了老子不干了，也不这么干”。

主任红着脸冲了出来，看着老康的背影，想说什么又憋了回去，最后无奈地摇摇头，默默地转身回了办公室。

很显然，这一次，一直强调“编辑的独立性”的主任站到了李教授那边。

他劝老康不必较真，没什么大错误，就不要删改那么多，“咱们就是服务作者的，作者的要求就要尽力满足。”

老康以为自己听错了，主任却继续说：“删掉的就算了，我已经跟李老师说了，让他找两篇相关的文章作为附文添进去，我再找个人帮着写一个序。”

这些条件老康还能接受，但接下来的话，让老康彻底接受不了了：“你再帮忙写个出版后记，这个也是你最拿手的，稍微称赞一下就行了，评奖显得好看嘛！”

老康的文字功夫了得，写后记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但主任让他吹捧一本自己根本瞧不上的作品，这比打他的脸还令他难受。老康对我说：“我摔门已经是给他脸了，我差点就把开水泼到他脸上。”

第二天，老康就请了年假，接着又请病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直接提出要辞职。主任并没有挽留，看来这已到了他忍耐的极限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康与主任的摩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虽然两个人都很爱书，但相处下来就不难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老康生性散漫，迟到早退是常事，还喜欢无故消失；主任则是社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恨不得吃住都在办公室。为了考勤的事，两人冲突不断。

老康做书很精细，就是比较磨叽，几乎每本书都会超出约定的出版日期。主任不得不去跟作者再三解释，求得延期，再转过来催老康，老康就说慢工才能出细活。

此外，老康也不大愿意遵守行业规范。他主攻古文，有些古代的字词放到现在就变成了异体字，需要更正，可老康认为要保持古文的原貌，他不仅不改，还把质检部讽刺了一番。以至于我们整个编辑室都陷入了被质检部“围攻”的重大危机中，还是主任去人家的地盘陪笑脸，才把这件事给压了下来。

一次次的矛盾，让老康和主任渐生嫌隙。主任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数落老康，“要不是看他的古文功底深厚，能做我们做不了的书，早就把他开了。”

话虽这样说，但让他们的关系真正掉入冰点的，还是老康的心直口快。

编辑有保密的职业要求，主任三番五次跟大家强调，不要对外评判我们自己做的书，“即使想吐槽，也要把关键信息隐掉。”

老康却说君子要坦坦荡荡，他常在朋友圈实名点评自己做的书，其中的一些评价十分不客气。

一次，老康和一位作者闹得很不愉快，就把他们的聊天记录贴在了编校群里。不仅如此，还说这位作者写出这样的作品，简直就是辱没师门。不料，这些话被有心人传了出去，最后作者的律师函直接寄到了出版社，还是主任拉下脸面，亲自去安抚道歉，才好不容易摆平。

老康提出辞职后的一周，都在办公室里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他把一本本藏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再仔细装箱打包带走。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替他感到惋惜，又佩服他的洒脱与勇气。

又到了周六，我去办公室拿东西，恰好遇到老康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他把三个空荡荡的书架擦的一尘不染，地板也拖得干干净净，看他气喘吁吁的，我说：“这活用不到你干，咱们这有保洁阿姨，每天都来打扫。”

老康擦了一把汗，憨厚地笑了：“没事，好聚好散，就像退租的时候把房子打扫干净，这是咱读书人的素养。”
出版社的主力编辑离职了

我们随意聊了几句，正要离开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老康一手搭住我的肩，一手捋着胡子说：“天公不作美，你正好留下来陪我喝两杯吧。”

说完，他从办公桌下拿出了两瓶五粮液，“之前一个作者送的，也懒得拿回去了，正好喝了吧。”又变戏法一样拿出了烧鸡、猪蹄、花生米和咸鸭蛋，这都是作者为了表达感谢，送给老康的土特产。

我俩在会议室里一边喝酒，一边看雨闲聊，不一会儿，一瓶五粮液就见了底。不知道是酒好还是兴致高，以前喝三两就醉的我，喝了半斤还兴头正旺，老康想开第二瓶，被我拦住了，“别喝那么多了，你要醉了我可扛不动你。”

老康抹了一下嘴，嘿嘿一笑，然后跑到另一个同事的桌下抄出了几瓶啤酒，“哈哈，上次他偷喝我的二锅头，这次正好还回来。”

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喝酒，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外面暴雨如注，我们聊了很多，我突然发现，做了一年的同事，我们并不了解对方，就是个熟悉的陌生人。

谈话间，老康突然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来这吗？”

“给的钱多呗。”

“屁，我一年倒腾古玩挣得比干编辑多好几倍，我根本不在乎钱。”老康说，之前自己做自由职业养成了懒散的性格，身体也变差了，他想重返职场让自己的生活规律起来。进出版社之前，主任答应过他，选题任他选，不强派任务。更关键的是，老康手里有一批民国时期的信札，一直想整理出版，主任也连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

“可后来，主任这家伙一推二六五，不断地敷衍我，最后我说自己掏钱出也行，他就哼哼哈哈地打马虎眼。他还违背承诺，不停给我摊派工作，可其中一些稿子的质量啊，我多看两眼都恶心，速度怎么能快？”

老康说的那些信札不是名人的大作，就算出版了也不见得有人会买，现在出版社的书号都很紧张，几乎不可能去做没有利润的书。

“那你为什么不早走？”

“咱们社还是有底线的，给我的任务也有高质量的，做出来有成就感。之前跟主任虽然有些不愉快，但他也是照章办事，我不怪他。”老康闷了一口酒，“直到让我捧姓李的‘臭脚’，我实在是不能忍。”

这句话，我并不完全认同，李教授的那本书我看过，虽然有些啰嗦，但内容还算不错，算是一部有水平、有见地的学术著作。这次主任帮李教授说话，其实背后也有他的理由——

李教授是一个大型丛书的编委，这套丛书即将编完，正在寻找出版社合作。这是个大项目，仅第一辑的出版资助就有大几十万，够我们编辑室小半年的绩效了，后面的项目更是够我们吃好几年的。主任背着业绩压力，想拿下这个项目，于是才早早做起铺垫，想跟李教授搞好关系。

那天，我们喝到很晚才散场，分手时，老康把最后一瓶五粮液塞给我，我连连拒绝，不敢收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硬是把酒往我背包里装，“酒就是给人喝的，哪有贵重之分，下了肚都得变成尿。我估计我的工作都会转给你，算是你帮我收拾烂摊子的谢礼了。”

说完，老康就背着手，哼着京剧，一步三晃地离开了。月光洒在他身上，颇有雅士之风。

周一来到办公室，老康的位置上空空如也，那三个书架也被其他人迅速瓜分了。

主任果然把老康的工作都转交给我，虽然我入行只有一年多，但在编辑室也算是除去领导之外资格最老的了。主任提醒我：“你赶紧把老康之前的作者都联系一遍，告知交接的情况，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一定会做好。”

老康的作者当中，有一些是资深的老教授，大都跟老康关系不错，得到消息都很惋惜，不停地问我老康为什么辞职，其中一位老先生说：“像老康专业水平那么高的编辑太少了，我就是因为老康，才选择跟你们出版社合作的。”

甚至还有人追问老康跳槽去了哪儿，大有换出版社的意思。这些老教授都是我们出版社宝贵的资源，不能出闪失，我只能赶紧安抚，保证会做好他们的书。

他们口头上说相信我，但语气很明显都非常敷衍和勉强。

我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工作很吃力，而且我跟老康的专业不同，那段时间急得直上火。

首选要解决的就是李教授的书，写后记的任务落在我身上，可我既不会写，也不乐意写，就出了一个“馊主意”：改变参考文献的版式，比如原来的顶格排改成每行收进两格；多分几个部分，每部分另起一页；增大字号跟行距……总之拉大页码，让这本书看起来有30万字的厚度，反正也没人会去数。主任听了，夸我机灵，可我怎么感觉都像是讽刺。

最后，主任还把这本书由简装换成精装。纸张变厚，内文增添一些彩插，硬壳封装，再找人写了一些推荐语，做了一个漂亮的腰封。看到如此“高大上”的成书，李教授激动得手都不知往哪儿放，连擦了好几遍手，才把书接了过去，翻来覆去一个劲儿地说“好”。

书很快就送去评奖了，最终获了二等奖，比李教授预想的还高了一等，获奖理由中有一条是：“言语精炼，字字珠玑，文风有力。”李教授很高兴，大晚上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又说他有些愧疚，因为他的书让一个优秀的编辑离职了，“我当时太着急，语气不好，事后还是十分认同康编辑的修改的。”

李教授想请我和老康吃饭，“我跟康编辑打过几次电话，他一听是我，直接就挂了，后来就把我拉黑了。麻烦你跟康编辑讲讲，咱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我这边还有好多书呢，以后让他随便改！”

听到最后一句，我就知道李教授不是真心想道歉，我也知道老康的脾气，他们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后来，李教授往出版社寄了一大堆桃子，说知道老康爱吃。老康让我把桃子分给同事们，顺便让我给李教授转达一声抱歉，他说自己当时的态度也有些冲，“我对李教授和他的书没什么成见，只是对主任太失望了。”

老康一走，主任更忙了，我们经常看不到他的人影。好几次，他回办公室都带着一身酒气。不用说，一定是出去拉选题去了。

一个周五，我准备下班，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开车去XX学校旁的饭店，说要带我吃饭。到了地方我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主任刚参加完一个学术研讨会，晚上学者们聚餐，他是让我来当司机的。

席间烟味呛鼻，教授们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主任穿梭在各个酒桌之间，给教授们频频敬酒，他双手把酒杯端得很低，不论别人喝不喝，都先猛灌自己。喝完酒，就开始介绍我们出版社，宣传我们如何有优势，能付多少稿费。主任说话的时候，桌上根本没人搭理他，他还硬往教授们身上凑，又是陪笑又是谄媚的恭维，我站在一旁端茶倒水，都觉得很尴尬。

散席后，我开车送主任回家，主任突然问：“你吃饱了没？”

我笑着摇头，主任也没吃饱，就带我去了一个烧烤摊，点了一堆肉，“最近辛苦你了，老康一走，最忙的就是你跟我了，多吃点，好好补补。”

主任点了一根烟，长叹一口气：“哎，以前都是老康来的，他不在，我一个人应付不了啊。”

我塞了一嘴的肉，嘟囔着：“对，他能喝，能替你挡不少酒呢。”

主任摆摆手，“你可是小看老康了，他不用喝酒，就凭他的关系，这些选题他一样拿下。”参加宴会的教授当中，有不少都跟老康做过生意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说起替老康“擦屁股”的往事，主任的脸变得通红，我赶紧递上一杯水，主任稍稍缓了口气，才继续道：“我刚入行的时候也是身怀理想与抱负，秉承编辑人的操守，继承前辈的风骨，可是现在出版不好做啊，社里压着每个编辑室创利，我也很难啊。”

主任说，自己还是一个小编辑的时候，外号叫“钢铁侠”——他是钢铁侠的粉丝，身板也像钢铁一样硬挺，工作更像钢铁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而且，他是出了名的油盐不进，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谁说都没用。曾经有一位领导的书没达到出版要求，他拒绝出版，不惜为此跟上司吵架，还闹到了社长那里。

不过，自从“钢铁侠”当上了编辑室的主任，一切就都变了。

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好好先生，腰弓了，讲话也和气了；皮鞋变成了布鞋，走路一步三回头，好像生怕漏了什么似的；所谓的原则也如同他的发际线，一退再退。

主任憔悴了，但我们这个原本会被裁撤分流的编辑室却越做越大，还成了出版社里的“三强”之一。不过，代价就是我们做书越来越被动，“讨好作者”成了工作重心之一。

以前，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有国家拨款，没有经费之忧，一些老编辑为了一本书辛苦几年，拿出来的都是精品。现在，出版社改成了企业，大厅里曾挂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的地方，也换成了“效益为先”。想活下去，就要挣钱，作者掏了钱就是甲方，提出的意见，编辑就要充分“听取”。这不是我们编辑室独有的情况，整个出版社、出版行业都不外如是。

一位离职的前辈曾说：“现在编辑不像编辑，作者不像作者，出版不像出版了。”

类似的话，老康也说过：“现在都是向钱看，出版的垃圾越来越多，已经把那些文化精品淹没了。”老康的理想就是把精力都放在产出更多的文化精品上，做出真正能流传下去的东西。

坐在烧烤摊上，主任很无奈：“我也不想顺着他们，讨好他们呀！可我们只有多做这种资助书，才能多挣钱，才更有资本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书与我们想做的书。我身为咱们室的负责人，就要为整个室负责，对你们负责。”

主任还在抱怨老康太自私，没有大局观，可我却突然走了神，想起一位前辈的话。他说老康有底气，即使不干编辑，一样能活得很滋润，所以可以坚持自己的文人初心和理想。

的确，辞职后，老康的线上书店开了张，还兼营古玩，日子过得很潇洒。开着车，带着狗，四处游览名胜古迹，拜访各地的学者，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

可是主任做不到，他想让编辑室活下去，帮自己拿到一个更好的前程，就必须妥协，赶紧变现。而且大家都这么干，他不干，自然有人会干。

谁错了？好像谁都没有错。他们的目的一样，都想做出好书，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我想得脑瓜疼，拿着冰可乐放在脑门上降温。没想到，主任很快又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明年的书号会大量减少，对出版的管理会更加严格，绩效也会减少很多，编辑们都得做好经历寒冬的准备。“小路啊，你还年轻，仔细想好出版适不适合自己，现在改行还来得及。”

出版行业的收入本来就不高，我每个月挣的钱还不够还房贷，就指着年底的那笔绩效奖金了。主任的话让我感到震惊，顿时，嘴里的肉都没了滋味。

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主任常拿老一辈的出版人来激励我，大谈出版情怀、出版人的责任与义务，可是高尚情怀在现实面前，如同窗户纸一样，被戳得满是洞眼。

我不知道主任是真心劝告，是喝多了说胡话，还是在试探我。我没有回应他，只是心里的某些东西，在那一刻忽然动摇了。

2019年9月，老康离职3个月后，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也递交了辞职报告，主任同样没有过多的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