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到底行不行

文/邓宇、陈帅 编辑/董指导

来源：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提起越南，估计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摩托车。为什么越南有这么多摩托车呢？因为越南没有轻轨、没有地铁、没有高架，甚至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铁路都很少。因此，也有专家称越南的发展阶段是“50公里时速”。

但是这些年，越南是各种参局混圈，大有一副“摩托变奥拓”的气势。比如在今年6月8号，越南和欧盟就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将取消或减少99%的关税。

这个消息一出来，反响很剧烈，世界银行称这个协定在2030年会为越南经济带来2.4%的GDP增速。而后台也有很多朋友朋友来询问我们，越南会不会成为世界工厂，是否会对中国产业形成巨大冲击，甚至取代中国地位？

这种担忧，我们认为，DUCK不必。但是，越南在全球电子产业里的地位确实在不断提高。而未来会怎样，都要从越南的“旧爱与新欢”说起。

过去十几年，和越南最亲近的伙伴就是同在东亚的日韩两国。

自1990s起，日企眼馋东南亚经济繁荣，便大举进入越南。索尼、东芝、三洋等公司纷纷在当地建立工厂，组装电视机、DVD机和收录音机等产品。

在日本提出的大名鼎鼎的“雁阵模式”里，越南便是重要的雁身。而这两年，日本企业把一些组装厂迁出大陆时，基本上都不忘了给老伙伴一口饭吃。

而韩国，虽然比日本来得晚，但却爱得更猛烈。2007年越南正式加入WTO，三星、LG等公司便陆续进入。此后，越南从日本和韩国吸收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比例长期保持在40%以上，2017年更是达到48%的历史高点。

2014年则是标志性的转折点：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而韩国后来居上的重要推手，就是三星。这家在韩国只手遮天的“国民企业”，在异国他乡同样打造了根深蒂固的基业。

三星在越南的布局，更是高层直接定下的“战略大计”。

2009年，三星在越南的第一家工厂正式投产；三年后，会长李健熙亲自访问越南，和接班人李在镕等领导层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随后便有了第二家工厂，该方案更由李在镕亲自主导，被称为“李在镕项目”。而在2019年，李在镕还直接和越南总理阮春福进行会谈，打通政商关系，规划三星未来的投资计划。

而三星“越南帝国”的砖石，其实也正来自于中国大陆。

三星在大陆的老据点是成立于1992年的惠州工厂，从生产MP3等电子产品起步。该工厂曾被评为“花园式单位”，而李健熙更是因为这笔投资，在访问中国时受到主席总理的接待。

2006年该工厂引入手机生产线，巅峰时月均生产手机600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约17%。随后，三星在苏州、东莞、天津等地相继开厂，三星对中国工人的爱，可谓深沉。但在2015年左右，三星“变心”了。

2015年，为三星代工的普光苏州厂和东莞厂倒闭停产，2018年，深圳三星和天津三星也先后关门大吉。工厂关停潮叠加公司业绩下滑和Note7“爆炸门”，令吃瓜群众不禁感叹又一家外企“楼塌了”，灰溜溜败走中国。

而在2019年10月，三星大陆大本营惠州工厂也关停了，彻底停止在中国大陆生产手机产品。一位惠州工厂女员工在抖音上分享了办理离职手续的全过程，一位位工龄超过十年的老员工们排队领取纪念品——一部Galaxy S10+手机。

十年时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建起8家工厂和一个研发中心，产品范围覆盖智能手机、显示器和家电。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

巨头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三星牵一发动全身，撬动了各家配套厂商，更直接带动了一座城市的崛起。

2019年底，三星的一级供应商中，在越南投资的已达42家，此外，还有大约200多家配套厂商抱团布局。仅在北宁厂区，就有约12万名员工，每天上百辆员工巴士穿梭于60公里范围之内。而原本在地里劳动的农民，如今都成为年入近五千美元的装配线工人，当地人均GDP也达到全国水平的三倍。

三星、LG、夏普、英特尔等公司都在越南上马新产线，就连任天堂也开始在越南生产Switch游戏机。而对于外企的大举进军，尤其是三星的布局，当地人一边享受着红利，一边又充满了“疑惑”：如果有一天朝韩统一了，那现在越南所拥有的，都将归朝鲜所有。

令人担忧越南是否会取代中国工厂地位的，莫过于中国公司产业链的迁移。这波热潮始于2018年，而最主要的原因就两个字：关税。

转移企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台企为主的消费电子组装厂，以及大陆的苹果供应链。台企在越南的布局其实也得追溯到多年以前，但真正走上台面，还是贸易摩擦之后的事。

2007年越南加入WTO时，鸿海郭台铭就曾亲自乘车考察从深圳龙华厂到河内的跨国运输路线，之后在越南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土地，随后因金融危机，计划暂时搁浅。2010年，该工厂再次正式启动，但规模仅仅为三个厂房、4万多员工。和大陆动辄几十万人工厂相比，并没啥存在感。

但毛衣战一打，“鸿海”马上就开始施展腾挪大法。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原本在广西南宁厂生产，在关税威胁下立马撤出大陆，转移到越南北宁。目前，鸿海在北宁的工厂已经成为美国的网通产品的制造中心，服务于思科等大客户。

其它组装厂同样也顺流而下。笔记本组装厂“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纬创、和硕和英业达等企业，也都将前往越南，于2021至2022年开始生产。

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靴子”落地之时，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

而在电子产品王者iPhone方面，鸿海并未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而是直接再下沉一步，投向了“人多势众”的印度。而大陆的苹果供应商倒是先行一步，立讯精密、歌尔声学、蓝思科技、德赛电池等厂商小步快跑出国门，投身北越搞生产。

立讯精密于2016年在越南建厂投产。去年，董事长王来春表示，之前的产能转移已经基本解决关税带来的问题，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未来，立讯将建立第二个厂区，越南总计将承载1/3的产能。

同样生产AirPods系列的歌尔声学，其实早在2013年便作为三星的代工厂，同步来到越南建厂，之后多年生产EarPods有线耳机和Lightning连接线，而在去年也开始组装AirPods产品。

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则表示，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以后可能还要扩产。

2018年，越南吸引FDI的排序依次为：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英联邦岛国、中国香港、中国大陆。除去旧爱日韩两国，台湾和大陆，加上相当大比例通过新加坡、英联邦岛国和香港过去的资本，折射出中国日渐钟情于这个与广西和云南接壤的国家，成为“新欢”。

毕竟关税背景之下，“新欢”们更希望找到新阵地，将组装生产的最后一环节转移出去，借所在国的贸易政策有效避税。而越南堪称在毛衣战中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作为多个国际自由贸易协议成员，越南左右逢源，吃尽红利：加入CPTPP协定，开始收割加拿大市场订单；和欧盟签订EVFTA自贸协定，将在十年内消除双边贸易中99%的关税；此外，还有东盟经济共同体、一带一路、WTO……有人这样形容：在越南，总有一款“零关税”适合你。

贸易摩擦是引爆点，其中的产业逻辑同样也值得深究。对于相对更晚入局的企业，越南有三大亮点：“人口红利”、“政策优势”、和“地理条件”。

人口红利主要是和外企的旧相好中国大陆相比，属于“推”的因素。

大陆劳动力在年龄结构和薪酬水平上的优势日渐微弱，而越南目前有近1亿人口，中位年龄30.5岁，35岁以下青壮年占比56%。薪酬方面，越南目前平均月薪尚在300美元以下，仅为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在东南亚各国中也处于较低水平。

政策优势则是主动“拉”的因素。越南政府多次修改《投资法》，大力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0%，低于中国的25%，工业园中的企业能获得“两免四减半”（头两年免税，之后四年缴税减半）的政策优惠，高科技产业更能享受到“四免九减半”。

地理条件则是越南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为得天独厚的位置。

在我们的认知里，东南亚各国蜗居在我国西南角，具体也分不清谁在哪里。而拿出地图仔细观察，会发现越南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只有越南同时和云南和广西接壤，离广东也非常近，老挝和缅甸都只是和云南边陲相邻，其间更有危险地带“金三角”。

鸿海当年在越南考察，正是考虑到和中国供应链的距离，才放弃当时台商云集的南越，而将工厂放在北越。从深圳龙华到北宁，总路程不过13小时，从南宁出发还能缩短一半。

而按照“FDI存量/GDP”这项指标来看，越南每1美元GDP对应着0.6美元的FDI，位于东南亚最高水平：高于泰国0.45，马来西亚0.43，印尼0.27和菲律宾0.25。而高效的转化率配合三大优势，使得越南成功吸引外商投资，率先吃下这波产业转移的红利。

这种成绩，谁看了都拍手叫好。也不得不令人担忧，“越南制造”即将取代“中国制造”，成为下一个电子产业的基地。然而前景当真如此美好吗？其实，盛景之下的隐忧，就藏在这些如今的优势“因素”之中。

越南并不是第一个吃到产业链转移红利的国家地区。

纵观历史上的三次电子信息产业转移，从美国本土到日本，从美日到韩国和中国台湾，最后再到中国大陆，无一不是由于迁出国本身产业升级，主动移出低附加值的产能，才养肥了下一个新玩家。

如今，虽然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杀，强行搅乱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逼迫部分企业迁出中国，但很难断言向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的“第四次产业转移”已成定局。而依次回顾前文分析的四大优势来看，也难言稳定，难言靠谱。

劳动力方面，越南毕竟“只”拥有1亿人口，相比中国和印度的14亿要逊色不少，这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虽然存在，但总量不大。

越南注定只能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一部分产能：一半三星手机，大部分AirPods，一些PC和网通设备，这可能就是越南胃口的上限。东南亚其他国家同样能“雨露均沾”，而若真不得不寻找下一个“中国制造”，印度显然才是更优解。

正因人口体量小，在吃下毛衣战带来的扩产需求后，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水涨船高，前几年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近两年增速也有5%-7%，赶上中国可能也就是三五年时间。同时，适龄劳动人口的数量也已出现拐点。

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税收优惠力度仍然诱人，但蜂拥而至的厂商推高了土地价格。

2019年，南部胡志明市的工厂租金平均达到4.1美元/平米，北越经济圈也有3.5-4美元，与之相比，苏州是4.2美元，东莞只有3.6美元，而越南的水电价格也要高于中国。如此，厂商便要在劳动力+税负的红利和其它成本之间做出权衡，越南的优势并不稳固。

两项长期优势已经出现逆转，而这与许多厂商选择撤离中国的原因异曲同工。只不过，投资的热度上升过快，导致越南享受红利的时间可能要短得多。贸易摩擦背景下，更折射出越南难以摆脱“风口上的备胎”的角色。

混沌天成研究院一份报告的标题“关税加征，越南吃撑”就颇为形象。越南的确依靠手里的几张贸易协定，于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在大国博弈里取得最有利的区域地位。

然而，这也意味着越南的命运绑定在中美关系之上，无论是中美经贸谈判还是年底的美国大选，都在暗处改变着企业的抉择，产能的腾挪，资金的流向。

最后，越南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在产业链中的分工角色。越南经济呈现高外贸依存度的特征，进出口总额甚至达到GDP的两倍，但净出口却只占3.4%（GDP=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净出口=出口-进口）。这意味着，越南承担的还是苦力活，进口零部件再组装运出，中间环节的附加值非常少。

所以，无论是三星还是中国企业，都将投资重点放在更靠近中国的越南北部。这样可以利用中国东南沿海企业，快速获得零部件和原材料，而其本国工业体系和产业链还尚未培育起来。

比如在疫情期间，由于越南防控成果较好，三星将希望放在了当地的工厂。但是，大批零部件因陆路交通受阻滞留在中国，当地配套厂存货有限，产能却还是来不及恢复。三星不得不增加空运和海运来应付困难。

而更高级的零部件，三星也依然留在了中国。比如在西安建了半导体厂，在天津建了MLCC厂。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著作《溢出》中，越南电子产业被形容为“两头在外”的“半体外循环”状态，是中国产能的“溢出”而非“转移”。当地一名产业专家也表示“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我们有广州”，可谓姿态谦卑、定位明确。

搭上中国顺风车的越南，确实发展很快，但要PK中国，无异于想一边砸车一边坐车，只可能自食其果。毕竟本质上来说，越南是中国产业链的自然延伸而不是颠覆。

另一点上来说，靠打工是不可能打成强国的，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都需要有一两个能产生大量利润、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大产业。韩国的存储芯片、中国台湾的芯片代工、日本的汽车、中国大陆的通信、电力都是如此。

而拿下这样的大产业往往都需要有自主的企业配合政府的支持，进行一两次“赌国运”式投资，击败原有的对手，才能实现。

但目前的越南，敢于深耕科技行业的企业还没有露头，逼仄的国际环境留给后发国家的大产业也越来越少，没有打过硬仗前的越南，大概率只能靠着新欢和旧爱度过一段黄金的高速增长期，然后撞上国际分工的玻璃天花板。

越南，做东莞行，做深圳、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