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返朴
撰文 | 何笑松（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退休教授）
当代医学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由新发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例如最早发生在非洲的埃博拉出血热，亚洲的高致病性禽流感，2003 年的 SARS 冠状病毒肺炎 和 2019 年的 SARS-CoV-2 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多器官疾病，等等。曾经被称为“世纪绝症”的艾滋病就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新发传染病，它的病原体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学界一般认为，HIV 在 20 世纪前半叶起源于非洲丛林，一种野生猿猴携带的病毒通过血液进入某个猎人体内，经过一系列突变，最终演化为可以高效感染人类的新病毒，从 1980 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截至 2018 年，HIV 在全球累计感染人数达到 7500 万人，累计致死人数为 3200 万人，受害最深的是非洲国家[1]。
艾滋之谜
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艾滋病病例报告发表于 1981 年。
1980 年 10 月，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西达斯 – 西奈医学中心收治了一个年轻的男病人，他患上了一种由真菌引起的罕见肺炎，简称 PCP。同时他还患有一种称为卡波西肉瘤（KS）的罕见癌症。照管这个病人的，有一名出生在台湾，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有志从事医学研究的年轻医生何大一（David Ho）。他当时正在接受内科住院医生培训，同时在寻找一个研究课题。1980 年的医学界已经知道 PCP 并发 KS 的情况，一般只在免疫系统受损时发生。免疫系统的缺陷可以是先天存在的， 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已知的后天因素包括抗癌化疗药物和免疫抑制药物。然而这个病人原来身体健康，没有先天免疫缺陷，也从未接触过可能损害免疫系统的药物。
这个病人在医院接受了抗真菌疗法等一系列治疗，病情却没有改善，几周之后就不治身亡，只给何大一和他的医生团队留下一个未解之迷：究竟是什么损害了病人的免疫功能？何大一对这个病例很感兴趣，想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与免疫缺陷有关的疾病”。他的导师不以为然，认为这类病例太过稀少，不易做出成果。不过，何大一决心已定。1982 年完成住院医生培训后，他转战美国东西海岸的几个医学院和研究机构，沿着同一方向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作出举世瞩目的贡献。当然，这已是后话，后面我们会再看到他的名字。
此后的八个月里，洛杉矶地区的三家医院又收治了四名类似的 PCP 病例。和第一个患者一样，这四个病人都是原先健康的男同性恋者，都有吸毒历史，血液中的 CD4 T 淋巴细胞（辅助 T 细胞）——一种关键的免疫细胞——数目都远低于正常标准。
这五个病人的病例报告[2]在 1981 年 6 月发表以后，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紧接着在纽约、旧金山以及法国的男同性恋人群中都发现了类似的病例，以致这种奇怪的新病症曾一度被称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综合征”。
不久以后，哈佛大学的病毒学家埃塞克斯（ Myron Essex）在血友病患者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免疫缺陷病例。血友病是一种遗传病，患者血液中缺少某些凝血因子，以致微小损伤就可能造成严重出血。这些病人需要经常接受输血，或由血液制成的浓缩凝血因子。埃塞克斯的发现表明，这种免疫缺陷疾病有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通过血液中的病原体传播。随着病例数急剧增加， 1982 年 9 月，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正式启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艾滋病）作为这类疾病的名称。寻找其病因成为各国研究人员竞相开展的紧迫工作。
群雄逐鹿
在这场寻找艾滋病病原体的竞赛中，兼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病毒学家盖罗（Robert Gallo）。1980 年，盖罗团队刚刚得到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了第一个人类逆转录病毒——1 型人类 T 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1）。盖罗也因此获得了 1982 年的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
逆转录病毒是一类 RNA 病毒，感染细胞后利用病毒的逆转录酶将病毒 RNA 反向转录为前病毒 DNA，然后插入宿主细胞的染色体 DNA， 成为染色体的一部分，随着染色体的复制一起传給细胞分裂的后代。染色体上的前病毒 DNA 可以转录产生新的病毒 RNA，再组装成新的病毒颗粒。HTLV-1 感染的对象是人类的 CD4 T 细胞，绝大多数人被感染后没有临床症状，但在少数人身上可能诱发成人型 T 细胞白血病或淋巴瘤。HTLV-1 的发现有赖于盖罗团队在实验技术上的一系列重要创新，特别是逆转录酶活性的检测和人 T 细胞的体外培养。
HTLV-1 感染的对象是 CD4 T 细胞，而艾滋病的典型症状就是由 CD4 T 细胞减少造成的免疫缺陷。研究动物逆转录病毒的埃塞克斯曾经发现，一种感染猫的 T 细胞的逆转录病毒 FTLV 不仅能导致白血病，还能够造成免疫缺陷，使猫产生类似艾滋病的症状。受埃塞克斯的启发，盖罗提出，艾滋病的元凶可能是一种能破坏 T 细胞的未知的逆转录病毒。盖罗的这个假设流传开来，在艾滋病患者 T 细胞中寻找未知逆转录病毒很快成为各国同行的主攻方向。盖罗团队拥有多年研究 HTLV-1 所积累的基础和经验，对这项工作是驾轻就熟。如果他的假设是正确的，理应不费周折，手到擒来。
除了以盖罗为首的美国的几个艾滋病研究团队，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Luc Montagnier）也在 1982 年底加入了追寻艾滋病元凶的竞赛。蒙塔尼团队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助理巴里 – 赛诺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 ），在 NIH 做博士后时曾经到盖罗实验室学习过 T 细胞培养技术。1983 年 1 月，蒙塔尼得到一份特殊的淋巴结活检样品，来自一名患有广泛淋巴结肿大（艾滋病的前期症状）的法国男同性恋患者。他亲自动手，从样品中分离出 T 细胞，交给巴里 – 赛诺西，采用盖罗实验室创建的方法和盖罗提供的关键试剂，只用了短短几周时间，就探测到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命名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LAV/BRU），BRU 是那位样品主人的姓氏头三个字母。巴里 – 赛诺西和蒙塔尼以最快的速度将结果写成论文，投到《自然》，结果遭到拒稿。在盖罗的建议下，蒙塔尼将论文转投《科学》，盖罗同时給《科学》编辑部发去一份传真信件，大力推荐。在盖罗的支持下，论文于 1983 年 5 月在《科学》发表，巴里 – 赛诺西为第一作者。
蒙塔尼团队的这篇论文中明确表示，从艾滋病人 T 细胞得到的 LAV 究竟是不是艾滋病的病因，尚有待确定。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仍被公认为关于艾滋病毒的第一篇正式报告。不过，文中所提供的证据，远不足以证明 LAV 确实是一种新病毒，而非已知的 HTLV-1。而且，这篇论文写得仓促，存在不少错漏之处[3]。直到一年后的 1984 年 4 月，蒙塔尼团队才将后续工作发表在《柳叶刀》上，清楚无误地证明了 LAV 确实不同于 HTLV-1 ，是一种新的 T 细胞逆转录病毒。
一个月以后的 1984 年 5 月，盖罗团队在一期《科学》上同时发表了四篇论文。其中三篇分别报告了他们从 48 名艾滋病人或艾滋病高危个体的 T 细胞中，分离得到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以及用不同方法对这种病毒性状的分析结果。由于这种病毒与他们此前发现的 HTLV-1 和 HTLV-2 有类似之处，盖罗将它命名为 HTLV-3。重要的是，论文中提供了清楚的证据，表明 HTLV-3 就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1986 年 5 月，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 LAV，HTLV-3， 以及随后其它团队陆续发现的类似病毒统一命名为 HIV。
蒙塔尼团队在他们关于 LAV 的早期论文中，报告 LAV 不能在体外培养的细胞中生长。而盖罗团队的第四篇文章则报告他们建立了一个细胞株，并且从不同的美国病人身上筛选到一批 HTLV-3 病毒，在体外连续培养的这个细胞株中生长良好，可以产生大量病毒颗粒。其中一株被命名为 HTLV-3B。在盖罗看来，这是比发现病毒本身更了不起的成就。他曾经说：
“你要问是谁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脊灰病毒），我敢说你去问二十个病毒学家也没人知道。谁证明小儿麻痹症是由脊灰病毒引起的？连我也不知道。可如果要问是谁得了关于脊灰病毒的诺贝尔奖？是安德斯（John Enders），因为他找到了培养脊灰病毒的方法！”[4]
盖罗团队里，实现体外培养 HTLV-3 的就是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英文说得结结巴巴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波波维奇（ Mikylas Popovich）。
利用大量生产的 HTLV-3B 病毒，盖罗团队开发了一项免疫分析技术，用来探测血液中的病毒特异性抗体。这对于临床诊断艾滋病以及血库筛选健康供血者的意义极为重大。当时美国的血友病患者在治疗中经常遭遇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高达 20%！确保输血及血液制品的安全，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其商机更是显而易见的。
蒙塔尼团队虽然在发文报告 HIV 上比盖罗团队抢先一步，巴斯德研究所却在申请专利上比 NIH 慢了半拍。盖罗团队的文章发表仅一年，美国专利局就将艾滋病血液检查技术的专利授予 NIH，几家美国公司随即开始生产及销售相关产品。巴斯德研究所虽然在蒙塔尼团队发表第一篇 LAV 论文前也递交了专利申请，但由于在申请时还拿不出一项可供临床实用的技术，专利的批准被延迟了。1985 年 8 月，巴斯德研究所一纸诉状将 NIH 告上专利法庭，挑起了一场历时十年的专利纠纷。争议的一个焦点是，谁首先发现 NIH 用于艾滋病血液检验试剂的那株 HTLV-3B 病毒？
专利大战
原来，盖罗和蒙塔尼虽然互为艾滋病原体研究的竞争对手，却始终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交流信息，还交换各自实验室分离得到的病毒样品，供对方比较研究。样品的赠送都遵循学术界的通行规则，即只供科学研究，不得用于商业目的。蒙塔尼先后两次将 LAV/BRU 送给盖罗，这两次之间盖罗则将 HTLV-3B 送给蒙塔尼。
1985 年，盖罗团队在一篇后续论文中，报道了 HTLV-3 的高度变异性。不仅来自不同病人的病毒 RNA 基因序列不一样，就连同一个病人身上，在不同时间点采集的病毒基因序列也可能有差异。可是 NIH 用于申请专利的那株 HTLV-3B 病毒，与蒙塔尼送给盖罗的第二份 LAV/BRU 病毒样品，却惊人地相似，只能认为是出自同一病人。蒙塔尼因此认定盖罗实验室里发生了样品混杂或者污染，把他送的 LAV/BRU 错当成 HTLV-3B；盖罗则断然否认，坚称是蒙塔尼实验室里发生了样品混杂或者污染，把他送的 HTLV-3B 错当成 LAV/BRU，再回送给他。尽管这样的解释令人匪夷所思，但盖罗并非没有根据：他先后两次收到的 LAV 样品是明显不同的病毒，第一次的那株在细胞培养中不能生长，第二次那株却和 HTLV-3B 一样，长势良好[3]。
专利法庭上，双方律师唇枪舌剑，争持不下；法庭外，案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场跨国专利大战终于惊动了法美两国政府最高层。1987 年 3 月 31 日，美国总统里根和来访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在白宫共同宣布，两国就解决专利纠纷达成了协议。由政府首脑亲自签署及宣布专利协议，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协议中强调，法美两个团队都为艾滋病血检技术的开发作出了贡献，应被视为共同发明人。专利的权益应由 NIH 与巴斯德研究所共享，所得收入两家平分，并且各自将所得部分的 80%捐赠给一个新成立的国际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盖罗与蒙塔尼个人都不从中得利。
专利官司虽然撤诉了，HTLV-3B 病毒株姓美还是姓法的分歧却没有解决，样品混杂的乌龙出自谁家也还是个谜。在里根和希拉克达成专利协议的同时，盖罗和蒙塔尼也联合签署了一份共 7 页的文件，各自表述了对 HIV 的发现和血检技术所作的贡献，并保留意见分歧。二人承诺愿为攻克艾滋病共同努力，恢复了协作关系。
然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只维持了两年半。1989 年 11 月 19 日，有个独立调查记者克鲁森（John Crewdson）在《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长达 16 页的调查报告，讲述 HIV 的发现经过。报告宣称盖罗的 HTLV-3B 就是蒙塔尼给他的 LAV/BRU，字里行间或明或暗地指控盖罗涉嫌将法国人发现的病毒据为己有。这篇报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盖罗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承受着极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及国会因此对盖罗和波波维奇启动了前后共三次、历时整四年的调查。
NIH 委托瑞士的罗氏制药公司，对蒙塔尼实验室和盖罗实验室里 1983~1985 年间所使用及交换的全部 HIV 病毒株逐一进行 RNA 序列分析，以确定每株病毒的来龙去脉。结果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两家实验室都发生了病毒样品的混杂，而且是蒙塔尼实验室的混杂发生在先。蒙塔尼送给盖罗的 LAV/BRU 病毒样品中，混进了少量来自另一名法国病人的病毒 LAV/LAI。LAV/BRU 在细胞培养中不能生长，LAV/LAI 却能够生长。LAV/LAI 到了盖罗实验室以后，又混进了波波维奇所培养的 HTLV-3 病毒中，经多次复制，发生突变，长势更加旺盛，被挑选出来，命名为 HTLV-3B。至此，真相浮出水面。
到了 1991 年，盖罗本人终于承认，用于申请艾滋病血检技术专利的 HTLV-3B 病毒的确来自法国。
无心之过？蓄意盗窃？
HTLV-3B 的来源确定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把源自法国的 LAV/LAI 当成源自美国的 HTLV-3B，究竟是如盖罗所言的无心之过，还是如克鲁森所指控的蓄意盗窃？
四年的调查期间，NIH 的科研诚信办公室派出调查人员，多次约谈盖罗本人、他的团队成员、以及其他有关证人，总时数超过一万小时。审阅的原始实验记录本，垒成一叠高达 4 米。查出来的唯一不当行为，是波波维奇的实验记录不够准确完整，盖罗对此应负领导责任。此外，盖罗还根据这些不准确的记录，在所发表的论文中加入了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表述。波波维奇不服，提出申诉。直到 1994 年 11 月，一个上级审裁委员会才最终撤销了对波波维奇和盖罗的一切指控。
盖罗虽然清白得以恢复，却无意在 NIH 继续工作下去。1996 年，他离开已经工作了 30 年的 NIH， 到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创建了人类病毒研究所，亲任所长至今，继续为 HIV 的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整个 1980 和 1990 年代，盖罗位列全世界科学家论文被引次数之冠。
1987 年法美两国达成了共享专利协议后，巴斯德研究所虽然撤销了诉案，但对平分专利收入的安排并不满意。NIH 专利病毒的来源水落石出后，在巴斯德研究所的要求下，双方于 1994 年重启谈判并达成新的协议，巴斯德研究所如愿提升了在专利收入中的所得份额。历时十年的专利争端这才落下帷幕。
2002 年，为纪念世界艾滋病日（每年的 12 月 1 日），《科学》杂志邀请蒙塔尼和盖罗分别撰写一篇关于 HIV 发现历史的短文，一起发表。曾经身不由己卷入漩涡激流中心的两位大师，度尽劫波之后，平静客观地回顾了各自二十年前的工作，并且充分肯定了对方的贡献。盖罗再次确认是蒙塔尼首先从艾滋病人体内分离得到 HIV[5]，蒙塔尼则重申是盖罗证明了 HIV 是艾滋病的病原体[6]。两人还分析了各自实验室中发生的病毒样品混杂事件。此外，盖罗和蒙塔尼还联名发文一篇，共同展望了艾滋病治疗的前景。
蒙塔尼在他的回顾文章中引述了近代微生物学 的奠基人、创建巴斯德研究所的路易·巴斯德的名言：“科学上的机遇只眷顾有心人。” 毫无疑问，蒙塔尼和盖罗都得到了机遇的眷顾。然而机遇也和两人分别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如果蒙塔尼首先得到的是在细胞培养中生长良好的 LAV/LAI，而不是不能生长的 LAV/BRU，他的专利申请就不会被延误；盖罗在筛选出 HTLV-3B 时，已经从 48 名美国病人身上分离得到 HTLV-3 病毒，其中五株已在连续培养的细胞中生长，他却鬼使神差地选中了混入其中的 LAV/LAI，这才引发了那场跨国专利大战和对他个人无休无止的审查！
盖罗在他的回顾文章结尾写道：“…… 1982 到 1985 年是医学史上研究进展最快，新发现最密集的四年，也是给一些科研人员带来焦虑沮丧，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媒体、病患权益运动及法律事务的负面影响的四年。对我本人和其他经过科学训练，秉持从事科研必需的严谨分析态度的同事来说，外部世界的困难与挫折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回首往事，那是我们必须记取的教训，它使我们得以完善自身。我们的工作还远未完成，根除尚在世界各地肆虐的艾滋瘟疫，仍有赖科学工作者的努力。”[5]
诺奖争议
作为 20 世纪医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HIV 的发现为蒙塔尼与盖罗赢得的荣誉无数，包括 1986 年与埃塞克斯三人分享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盖罗因此成为唯一两次获得拉斯克奖的个人。拉斯克奖常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蒙塔尼和盖罗也就成为众望所归的诺奖候选人。可是当 2008 年诺贝尔奖结果公布时，盖罗却名落孙山。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和巴里 – 赛诺西因发现 HIV 而分享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另一半则被授予德国病毒学家豪森（Harald zur Hausen），后者的发现是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可引发宫颈癌。
盖罗的落选使得当年的医学奖评选结果成为史上最受争议的一次。106 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在《科学》发表公开信，为盖罗鸣不平[7]。诺奖评选委员会则表示，选择获奖人的根据是谁第一个发现 HIV，而不是谁证明 HIV 是艾滋病的病原体，也不是双方后来达成的分享专利权益的协议。“我们是以一组专家、而不是律师的身份，来决定谁做出达到诺奖水平的发现。”[8]盖罗本人简单地对落选表示失望。蒙塔尼则表示他对盖罗的落选十分意外：“证明 HIV 是艾滋病的病因至关重要，盖罗对此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为盖罗感到非常遗憾。”[9]
获得诺奖标志着蒙塔尼科研成就的顶峰。然而获奖以后，蒙塔尼的研究生涯却出现了一个惊天大转折。
惊天巨变
2009 年， 蒙塔尼发表了两篇论文[1, 2]，宣称致病细菌或病毒的 DNA 在高度稀释的水溶液中能发出具有特定波长的电磁信号，这种辐射来自液体中的一种“纳米结构”，通过这种结构甚至可能在不存在 DNA 的情况下重建出病原体来。此后他进一步宣称，他已经在自闭症患者的血液样品中发现了“由细菌 DNA 发出的电磁波”，表明自闭症是由细菌感染造成的，因此自闭症可以用抗生素来治疗[3]。（自闭症是一种严重影响儿童健康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病因尚不明确，而且缺少有效疗法。）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顽疾，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蒙塔尼认为都与细菌感染有关[4]。
蒙塔尼将他的这些结果发表在一家由他本人任编委会主任的新刊物上，或者直接在互联网上发布，没有经过同行审稿。蒙塔尼宣称，如果他是正确的，“这将是过去 90 年来最重要的实验，它要求我们重新评价当代化学的整个概念结构”。但他的这些研究遭到了主流科学界的严厉批评，甚至被斥为伪科学，得不到任何资助。
蒙塔尼将这一切反应称为“知识恐怖”[5]。四面楚歌声中，只有上海交通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2010 年 11 月，上海交大举行隆重仪式，正式聘任蒙塔尼为大学讲席教授，同时宣布上海交大将创建一个蒙塔尼生物医学研究所，供蒙塔尼及其团队开展研究工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6]。此事成为当年沪上轰动一时的新闻。
光阴似箭，一转眼九年已经过去。根据维基百科上 “Luc Montagnier”条目的最新记载， 蒙塔尼生于 1932 年 8 月 18 日，现年 87 岁，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全职教授 [7] 。蒙塔尼教授，这九年来一切可好？
曙光初现？
随着艾滋病病原体 HIV 的发现和诊断试剂的推广，确诊的艾滋病人数目剧增，寻找治疗药物成为当务之急。美国的抗病毒药物巨头宝来 – 威康公司（Burroughs Wellcome）采用 HIV 的细胞培养方法，从已知的各种化合物分子中大规模地筛选能抑制 HIV 的药物，找到了一种名为 AZT 的化合物，在体外培养的细胞中能够有效地抑制 HIV 逆转录酶的活力。
AZT 是 1964 年由美国化学家霍维茨（Jerome Horwitz）设计并合成的一个分子，希望用来作为治疗白血病的药物，但是在动物试验中失败了。霍维茨将论文发表之后，AZT 就被束之高阁，再无人问津，直到 20 年之后才又被发掘出来。
体外实验中发现的、可以抑制 HIV 复制的化合物，能否作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使用，只有通过临床试验才能确定。威康公司随即对 AZT 进行临床试验。第一步是确定它对人体是否安全。尽管一些试验对象用药后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毒副反应，但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AZT 对人体相对安全”。
下一步就是要确定 AZT 是否有效。威康公司在 12 个试验点一共招募了 282 名确诊的艾滋病人，将他们随机分入两组，服用同样的胶囊。实验组的胶囊中封装的是 AZT，对照组的胶囊中是作为安慰剂的淀粉，受试者本人和给药的医生都不知道每个病人被分到哪一组，这就是所谓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是药物临床试验公认的黄金标准。
试验按计划应该进行 6 个月。然而仅仅过了 16 周，威康公司就发现在对照组的 137 名病人中有 19 人死亡，而实验组的 145 人中仅 1 人死亡！此外，实验组病人的体重、CD4 细胞计数、遭到其它致病微生物感染的次数等指标也有所改善。看来 AZT 的确有效！
威康公司认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部就班地将试验进行下去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等于剥夺了对照组病人以及其它病人及时得到有效治疗的机会，于是提前中断了试验，将结果提交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审查，申请批准 AZT 正式上市。
可是试验结果并没有回答一系列至关紧要的问题：AZT 的疗效能维持多久？AZT 对尚未出现症状的 HIV 感染者是否有益？如果有益，其获益是否大于出现症状后才开始治疗？
一般情况下，有这么多问题存疑的药物是很难得到 FDA 批准的。可是 1987 年的美国所面临的 HIV 危机非同一般：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达到 5 万，其中约 48000 例已经死亡[8]，而大批被感染者还未得到诊断。FDA 同时受到来自政府高层以及草根民众这上下两方面空前的压力：尽快推出治疗药物！即使不能药到病除，也聊胜于无！在这样的氛围中，1987 年 3 月 19 日，AZT 成为 FDA 批准的第一种艾滋病治疗药物，创下美国新药批准的最快纪录，从临床试验开始到正式批准仅仅用了 20 个月。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一过程可能长达 10 年[9]。
威康公司宣布：AZT 的问世犹如“隧道终点的阳光“，标志着艾滋病治疗的重大突破。产品上市后给威康带来丰厚的利润，公司股票一路飞涨。第一个合成 AZT 的霍维茨则分文未得，因为他没有为 AZT 申请专利。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威康公司的 AZT 临床试验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够严格规范之处。有些受试病人接受了输血治疗，有些则没有；对病人与 HIV 相关的肺炎、腹泻等不同症状，也没有采取统一的治疗方案。这就使得 AZT 本身的实际疗效难以确认。有些受试者宣称自己根据胶囊中药粉的味道辨别出了自己属于哪一组。更有些试验点的病人，面临死亡的威胁，求药心切，将各人领到的胶囊混合后再重新分配，以确保每人都能得到一些 AZT！
AZT 投入大规模临床使用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患者的存活时间，但暴露出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与临床试验中记录的结果相比，其实际疗效差得多，造成的副作用则大得多。FDA 当初破例迅速批准 AZT 的做法遭到了质疑。
在 AZT 之后，陆续又有其它抗 HIV 药物问世，分别通过抑制 HIV 的不同酶活性发挥抗病毒作用。但它们与 AZT 一样，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再有效。这是由于 HIV 作为一种 RNA 病毒，复制的精确度很差，在复制过程中能随机产生大量的突变病毒。一旦接触到药物，那些抗药性突变型就被选择出来，取代了原来的病毒，继续破坏免疫细胞，使疾病恶化。怎样克服病毒的抗药性，成为治疗艾滋病的一大难题。
为攻克这一难题作出关键贡献的，是已经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中崭露头角的希望之星何大一。1990 年，纽约地产大亨阿隆·戴蒙的戴蒙慈善基金会出资，创办了纽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并且不拘一格地延聘年仅 37 岁的何大一为科学总监兼 CEO。在何大一的领导下，戴蒙研究中心的成果累累，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私立艾滋病研究机构。
创造历史
HIV 被发现之初，医学界已经观察到，人体被它感染后要经历一段平均十年的潜伏期。潜伏期里被感染者基本没有临床症状，血液中病毒的含量也很低，但是 CD4 细胞的数量逐渐减少。当 CD4 细胞数目降到每微升 200 个以下，免疫系统就丧失了应有的保护功能，于是许多对正常人无害的微生物都可以造成致命的感染，这就标志着艾滋病发病。发病后患者的存活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当时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在漫长的潜伏期里，HIV 多数时候处于休眠状态，大约十年之后才突然苏醒过来，开始大量复制，引起艾滋病。既然如此，抑制 HIV 复制的药物在潜伏期就不会有任何作用，只有在艾滋病发作后进行治疗才有意义。
何大一从 1980 年代末期开始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纠正了这个错误观念。他发现，HIV 从进入人体，感染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CD4 辅助 T 细胞——开始，就一直在高速复制，每天产生大约一百亿个新的病毒颗粒。与此同时，新生的 CD4 细胞也以每天几亿到几十亿个的速率产生。既然如此，为什么血液中 HIV 病毒的承载量不高，CD4 细胞的数目又在缓慢下降？
原来，面对 HIV 的大举进犯，免疫系统并非无所作为，束手待毙，而是全面动员起来，与病毒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CD8 杀手 T 细胞攻击已被 HIV 感染的 CD4 T 细胞，抢在新的病毒颗粒释放之前就把它们连同宿主细胞一起消灭；B 细胞则制造出抗体，捕捉那些已被释放的病毒颗粒，然后由巨噬细胞加以吞食。
正是由于整个免疫系统经年累月的顽强奋战，才使得血液中的病毒数量长期被压制在最低水平，患者也一直保持着基本健康的状态。可是由于 CD4 细胞处在 HIV 和 CD8 杀手 T 细胞的两面夹击之下，尽管新生的细胞依旧源源产生，总数终究还是缓慢地下降，直到跌破每微升 200 个的最后界限，终于无可挽回地导致免疫系统的全线崩溃，这就是艾滋病发病之时。
根据这些结果，何大一提出了抗 HIV 药物疗法的重要原则：对病毒要“打得早，打得狠”，即在艾滋病症状出现以前，就要同时使用针对不同靶标的几种药物，最大限度地压制病毒的复制，减少抗药性产生的机会，如此方能尽量推迟艾滋病发生的时间。这一设想被一系列临床试验所证实。艾滋病的治疗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使用由多种抗 HIV 药物组成的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HAART），也就是所谓的“鸡尾酒疗法”。
HAART 只能抑制 HIV 复制产生新的病毒颗粒，对于已经插入染色体，与宿主细胞的 DNA 基因组融为一体的 HIV 前病毒 DNA 无能为力。在 HAART 的高压之下，这些前病毒 DNA 处于潜伏状态；一旦病人停止用药，HIV 就会再次复制，卷土重来。所以病人必须一日不停地终身服药。
何大一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一位同行的比喻来描述 HAART 对艾滋病的作用：“艾滋病的发病过程就像一列注定要发生事故的火车，病毒数量相当于火车的速度，CD4 细胞数目相当于火车到前方事故发生地点的距离。我们已经知道怎样降低火车的速度，现在需要找到的是将火车停下，并掉转车头的办法。”[10]
尽管 HAART 还不能掉转车头，根除体内的 HIV，它在美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推广已经大大改变了艾滋病治疗的状况。短短几年时间，艾滋病的发病率、住院率和死亡率下降了 60-80%。进入 21 世纪后，由三种抗 HIV 药物组成的 HAART 成为 HIV 携带者的标准疗法，只要坚持每天服药，HIV 携带者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可以无异于常人，而且血液中的病毒承载量低到接近测量极限，大大减少了传染他人的可能性。曾经的“世纪绝症”终于转化为可以被充分控制的慢性疾病。
因其对艾滋病治疗的杰出贡献，何大一被选为 1996 年《时代》周刊的年度名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生。有人对他的当选提出质疑，周刊这样回应：“何大一确实不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不过有些人只制造头条新闻，有些人则创造历史。”
除了 HIV，何大一还始终关注着其它新发传染病。2003 年 SARS-CoV 冠状病毒爆发后，他就研发了一批可能用于治疗 SARS 的抗体。2020 年 1 月，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 在中国武汉造成的疫情一经报道，67 岁的何大一就敏锐地意识到其严重性，并且迅速采取行动，指挥戴蒙研究中心的几十名研究人员将研究重点转向冠状病毒，采用不同策略齐头并进，全力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治疗药物的研究。预祝何大一再建新功，为征服新冠病毒作出贡献！
一叶障目
HAART 治疗艾滋病的指导思想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抑制 HIV 的生长复制，它在临床应用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进一步证明 HIV 就是引起艾滋病的直接原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竟然不能被所有人接受。HIV 一经发现，就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无害的寄生病毒，与艾滋病无关。这些人士统称为 HIV/ 艾滋病否定派，其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杜斯堡（Peter Duesberg）。
杜斯堡是一位重量级的肿瘤分子生物学家。早在 1970 年，就通过研究鸟类的致癌逆转录病毒发现了第一个致癌基因。由于在癌症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他在 1986 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当时 HIV 刚被发现，HIV 和艾滋病的研究方兴未艾，杜斯堡在科学院官网上的院士网页中阐述本人的研究兴趣，除了肿瘤生物学外，另一个是这样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美国与欧洲的艾滋病不符合传染病的特征……美国与欧洲艾滋病人的共同之处，是长期使用娱乐性毒品和抗 HIV 药物。艾滋病由药物引起，这个假设是可以验证的，因为它预言只要通过反吸毒教育以及禁用抗 HIV 药物，就可以预防艾滋病的发生。” [11]换句话说，抗 HIV 药物不仅治不了艾滋病，而且恰恰就是引起艾滋病的原因！
如果说 1980 年代 HIV 和艾滋病关系的研究才刚起步，积累的证据还不足以令杜斯堡信服，那么二十年后，情况如何？2009 年，杜斯堡在一家无需同行审稿的期刊《医学假说》上发文，宣称“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 HIV 引起艾滋病”[12]。此文一出，引来一片声讨，期刊编辑部被迫将其撤稿。时至今日，又一个十年过去，杜斯堡的个人网站上，不仅所表达的观点没有任何松动，还发出这样的抱怨：“自从 1987 年以来，杜斯堡教授的发现始终是现有医疗体系和各制药公司背上的一根芒刺。他们不是与杜斯堡教授开展一场科学辩论，而是不由分说地切断了一切资助，以阻止对杜斯堡教授的假说作进一步验证。”因此他呼吁网民慷慨解囊，资助他在伯克利加大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捐款可照章扣税[13]。
HIV/ 艾滋病否定派在美国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杜斯堡教授也并非单枪匹马地挑战主流医学界。他在学术界最坚定给力的盟友，是 1983 年发明多聚酶链式反应（PCR）并因此荣获 1993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分子生物学家莫里斯（Kary Mullis）。有人将 PCR 技术对生命科学的意义比之于蒸汽机对工业革命的意义。PCR 的应用也革命性地改变了 HIV 研究以及艾滋病的临床治疗。
杜斯堡最初否认 HIV 是艾滋病病因时，一个重要根据是，在许多艾滋病人体内查不到 HIV 病毒。1989 年，以 PCR 为基础的高灵敏度、高特异性核酸检测方法开始用于探测 HIV RNA，HIV 阳性的结果因此增加了一百倍。不过否定派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因为莫里斯对此自有他的解释。
1992 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有了 PCR，现在很容易查到一些人感染了 HIV，其中有些人得了艾滋病。但这根本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艾滋病是 HIV 引起的吗？’”他接着说道，“人体里充满了各种逆转录病毒，我们不知道是几百种， 几千种，或几万种。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看到它们。不过这些逆转录病毒从来就没有杀死过任何一个人，人类一直与它们和平共存。”[14]这正是由杜斯堡提出的最受争议的论断之一。
如果说 HIV/ 艾滋病否定论在美国充其量不过是互联网上的一股思潮，呼应者寥寥，对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与艾滋病治疗的实际影响有限，在其它一些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全世界 HIV 及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非洲的南非共和国，其人口中 HIV 携带者的比例曾经高达 19%，总人数高居全球第一。不幸的是，1999 到 2008 年间在任的南非总统姆贝基和他手下的卫生部长都是坚定的 HIV/ 艾滋病否定派。
南非悲剧
姆贝基早年投身南非黑人的民权斗争，因此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继续组织领导运动，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他在流亡英国期间，获得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 年他回国参与南非多党谈判，为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作出了贡献。1994 年曼德拉当选首任黑人总统，姆贝基任副总统。曼德拉卸任后，姆贝基当选为总统。
姆贝基与曼德拉同为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坚强斗士，二人对西方医学的观念却大相径庭。姆贝基虽然在英国受过教育，却对主流医学界的 HIV/ 艾滋病理论抱有深深的敌意。2001 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主流艾滋病科学家比为“纳粹集中营的医生”，声称 HIV/ 艾滋病理论“植根于数百年来白人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观念”，接受这种理论的黑人是“自我压迫的奴隶心态的牺牲品”[15]。他就任总统不久，就组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杜斯堡等著名的否定派人士，为他的艾滋病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姆贝基坚持认为南非艾滋病的病因不是 HIV，而是贫困和营养不良。他将抗 HIV 药物斥为“毒药”，一度禁止在公立医院使用这些药物治疗艾滋病人。他任命的卫生部长姆西芒大力推广的艾滋病疗法包括大蒜、甜菜头、柠檬汁、维生素，以及一种名为 “Ubehejane ”（南非祖鲁语“黑犀牛”）的草药混合物。发明“黑犀牛”的是个卡车司机，他声称自己在梦中得到这个神药的配方，一共包含 89 种成分！
姆贝基的艾滋病政策遭到包括前总统曼德拉在内的政界人士，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但他不为所动。根据一项研究估计，在姆贝基的九年总统任期内，南非艾滋病人如果能得到抗 HIV 药物治疗，死亡人数至少可以减少 33 万[16]。
2008 年 9 月，姆贝基失去议会的支持，被迫辞职下野。代理总统莫兰瑟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解除了姆西芒的卫生部长职务，开始改变姆贝基政府的艾滋病政策。2009 年 10 月，新总统祖马在一次演说中宣告了 HIV/ 艾滋病否定论在南非的终结：“所有南非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否携带 HIV，并且了解可供选择的治疗。”[17]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南非约 700 万成年及儿童 HIV 携带者中已有超过 60%接受了 HAART 治疗，总人数居全球第一[18]。
任重道远
HAART 的推广应用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的死亡率，据统计，全球艾滋病的致死人数已经从 2004 年的每年 170 万降低到 2018 年的 77 万，其中自 2010 年以来下降最快的就是非洲南部和东部国家，这些国家被 HIV 感染的人数占全世界一半以上 [18]。
放眼全球，HIV 疫情依然十分严峻，每年新感染的人数仍有大约 180 万，而且下降得十分缓慢。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中国 HIV 感染存活者约 96 万，虽然整体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防治任务依然艰巨[19]。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俄罗斯，HIV/ 艾滋病否定论仍有相当市场[20]，严重阻碍了艾滋病的治疗和防控。从 2010 年到 2018 年，东欧及中亚地区国家的艾滋病死亡人数不仅没有与其它国家一样下降，反而增加了 5%[18]。HAART 可以抑制 HIV 复制，延长患者生命，却不能清除病毒，根治疾病。HIV 疫苗的研制尽管起步很早，但进展缓慢。彻底攻克艾滋病的目标还很遥远，需要继续付出艰巨的努力。
纵观人类与艾滋病抗争的历史，所取得的进展离不开一批精英人士的贡献。然而无论是洞察入微的科学大师，或者是高瞻远瞩的政坛领袖，视野中都可能存在盲点，都可能因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人贵有自知之明，超过自己的认知极限多跨出一步，真理就可能变成谬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四十年来在 HIV 和艾滋病的舞台上轮番演出的一幕幕活剧，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
来源：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