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牧时代（188－214）：富庶下的暗流涌动
- 天府殷富
汉末北方混战多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方一度远离战火，因而经济形势相对较好。其中，益州的富庶又为人所共知。刘备的三位谋士诸葛亮、庞统和法正，皆从战略的角度，令刘备觊觎益州的财富。
首先来看诸葛亮。诸葛亮在《草庐对》中明确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天府”亦即天帝之府库，无所不有。此词最早见于《战国策》苏秦说秦惠王，所谓“沃野千里”与“天府”，本来是说富庶的关中平原。而将天府首用于蜀中者，盖即诸葛亮。可见在诸葛亮眼中，夺取益州，除了“险塞”的地利以外，更重要的是益州富庶的经济条件。
诸葛亮在规划荆益之时，荆州尚在刘表手中。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后汉书·刘表传》）荆州相对安定，加之刘备英雄尚无用武处，因而对刘备来说，益州虽富，此时却未必诱人。
待赤壁战后，刘备自领荆州牧，又向孙权求督荆州。然荆州经历战火，荒废残破，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考虑，还是从财政收入考虑，益州都成为刘备眼中的一块肥肉。恰在此时，庞统为刘备精细规划了夺取益州之事。庞统认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藉以定大事。”（《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简而言之，益州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续汉志·郡国志五》所载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户籍人口显示，益州确有134万户，（个别数据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修正）如果庞统所言“户口百万”是指“户”的话，那么可能并非夸张。（不过亦有主张此处“户口”指的是“口”者，如高敏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而“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的描述，则无疑与诸葛亮的“天府之土”异曲同工。
除了荆州的一龙一凤，益州刘璋属下的法正也持此论。张松、法正合谋，使刘璋邀请刘备入蜀抵御张鲁，暗中却准备迎刘备入蜀取代刘璋。法正见刘备时，也说“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三国志·蜀书·法正传》）由此可见，凭益州的财富而成王霸之业，已经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
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正式起兵入蜀，与刘璋在涪城大会百余日。这次，刘备真正见识了“天府之土”的真实实力。
时刘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三国志·蜀书·刘璋传》）派头十足；且出手非常阔绰，“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吴书》）又“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恐怕自从反曹失败、离开徐州后，刘备久无缘享此待遇。
刘璋不会想到，自己的高调炫富，只会进一步刺激刘备夺取益州的野心。建安十七年（212年），亦即入蜀次年，刘备便起兵南向。益州从事郑度建议刘璋将“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对刘备实施坚壁清野，再依靠益州雄厚的物质基础拖垮刘备。然而刘璋不愿“动民以避敌”，遂对郑度黜而不用。
两年后，刘备进围益州之治成都。当时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蜀书·刘璋传》）只是由于刘璋宅心仁厚，不愿因为坚守而伤民，故才出城纳款。否则以成都的财力，刘备恐要再吃些苦头才能将成都攻克。
刘璋的益州州府究竟有多富裕，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窥探。
刘备定蜀后，对属下进行了大规模封赏。“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我们不妨来计算一下，刘备这一笔赏赐的花费。
东汉金银比价大约在1:3或1:5，我们取1:5。1000斤白银，大概相当于200斤黄金，与500斤黄金加在一起，折算下来是700斤黄金。东汉前期1斤黄金大概价值6000到1万钱，我们保守取6000钱。700斤黄金，至少也要价值420万钱（实际等值铜币数量只会更高）。
东汉后期，一匹丝织品的价格在四五百钱，我们取500钱，1000匹就是50万钱。（以上金、银、钱价比，见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P2－3，丝织品价格参见该书P78－82）
这样综合算下来，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5000万钱、1000匹锦，总共价值5470万钱。同等赏赐共颁赐给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四人，总共就是近2.2亿钱，这还只是四大功臣，尚不包括“分赐将士”“颁赐各有差”的部分。
当然，这些只是估值，考虑到战乱、物价变动等，这个数字必然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刘璋的益州州府，确实如诸葛亮、庞统、法正等人所说，财力雄厚。
- 暗流涌动
汉末的益州为何会如此殷富呢？
首先，在东汉时期，益州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益州，尤其是其核心区蜀地，是新兴的经济区。古代常以人口作为衡量经济情况的指标，我们以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人口数据为例。（本《续汉志·郡国志》，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P494－499修正数据）
先看户数。益州以134万余户，名列天下诸州第二，仅次于荆州；其中蜀地五郡（蜀郡、广汉、犍为、蜀郡属国、广汉属国）近73万户，位列荆、益、豫、扬、冀、兖六州之后，属于中等州水平，甚至超过了青州、司隶、徐州等北方人口大州。而巴郡和蜀郡，在诸郡户数排名中，名列第四、五。
再看口数。益州以558万余人名列诸州第四；其中蜀地五郡295万余人，亦在八州之后，仍是中等州水平。蜀郡以135万人为天下第六的人口大郡。
以县均人口计，蜀郡11县，平均每县12万余人，在全国排名第三。
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人口还在继续迅速增长。如永兴二年（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称该郡有近47万户，187万余口。（《华阳国志·巴志》）而14年前，《郡国志》记载的巴郡人口还是31万余户，不到109万口。短短的14年间，巴郡人口数增加了72.7%。如果仅仅出于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绝对不可能的。益州经济的增长吸引了移民的到来，而移民的到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当然，益州也存在地广人稀的问题。以蜀郡为例，人口密度为41.66人/平方公里。与北方陈国、齐国这样动辄在一二百人的郡国相比，蜀郡还是一个新兴的地区。
不管怎么说，在东汉中期，以蜀郡为核心的益州（尤其是益州北部的蜀、汉、巴地区），其经济发展相当出色，而且潜力十足。这为汉末二牧时代的益州，提供了极好的物质基础。
除了基础，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的统治，相对安定宽松，这为益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蜀中的货币流通情况来窥见一斑。
东汉建国伊始，光武帝刘秀便铸造五铢钱，此种五铢重3－4克，人称“建武五铢”。后来汉朝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新铸五铢钱也越来越轻。到汉桓帝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剪凿钱，也就是将完整的五铢钱凿去外郭，这样内圈、外郭各自作为一枚钱币使用。这种剪凿钱一般重1克，说明当时新铸五铢钱的购买力也就是1－2克左右，这与东汉初相比已经贬值三四倍。（东汉后期五铢钱样，可参见《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
汉灵帝曾试图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发行过一种“四出五铢”。四出五铢重2.7－4.6克间，外郭俱在，铸造精良，是一种相对足值的五铢钱。但是，日益动荡和腐败的政治环境，使这种努力成为徒劳。特别是在中平六年（189年）雒阳接连发生变乱，直至董卓挟持汉廷西迁长安，改铸0.5克的劣质小钱后，东汉的经济体系彻底瓦解。
就在北方一片焦土之时，刘焉、刘璋父子先后统治的益州，却是另一番景象。大约从刘焉晚年开始，益州开始铸造发行一种小五铢钱，后世称为“蜀五铢”。此类钱币铸工精整，一般重量亦在2.1－3.7克左右，尤以2.5－2.8克者居多。相比于建武五铢和四出五铢，蜀五铢还是存在轻微的贬值；但已经比汉末减重的五铢钱优质很多，特别与是同时期北方的董卓小钱相比，这种蜀五铢简直是难得的良币。蜀五铢堪称稳定，但总的来说似乎也略见贬值的趋势，比如湖北鄂州武昌城护城壕就曾出土过1.84克的蜀五铢。（见江建等《六朝武昌城护城壕出土钱币及相关问题探讨》）
当然，人口也好，蜀五铢也罢，只能说明益州富庶，但还不足以解释益州州府为何如此富有。
东汉以来，豪强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对民间控制力持续削弱。如此一来，好处是民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较之以前更充满活力；而消极的一面也很明显，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有限，财政收入亦有限，对于国家层面的宏观行为多所不利。在古代帝制社会，国富不一定民富；同理，民富也不一定国富。
比照东汉社会，蜀中富庶，并不意味着益州州府富庶。因而，刘焉入蜀，欲加强州府权力，必然要对益州民间财富动手。由此，也便产生了刘焉父子代表的州府，依靠东州人打压益州人的事情发生。刘焉曾“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与此同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益州州府“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刘璋接掌益州后，因“性宽柔，无威略”，导致“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最终激起益州人赵韪叛乱，赖东州人“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才将赵韪镇压下去。（《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这是自刘焉入蜀至季汉灭亡，七十余年间，益州豪强最大规模的叛乱。
此间兵戈相向，必伴随着经济资源的争夺。这其中既有东州人对益州人的侵夺，亦有州府借东州人之手对益州人的侵夺。益州州府的财富积累，大抵在刘焉时期和刘璋初期完成。
随着贾龙、赵韪的败亡，益州豪强的势力大为折损。州府、东州人同益州人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刘璋性格“宽柔”，既无争霸天下的野心，也无大兴土木的骄奢淫逸。如此，刘璋便既没有操作州府机器，继续向益州豪强汲取资源的能力（即所谓“政令多阙”）；也没有搜刮财富的动机。观日后刘备围攻成都，刘璋投降前夕所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国志·蜀书·刘璋传》）刘璋本人虽然能力有限，但确实是一个厚道人。
一个厚道人统治下的益州州府，放缓了资源汲取，这样与益州人的矛盾自然有所缓和；而东州人无法通过益州州府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利益（虽然他们一直在“侵暴旧民”），自然与州府的矛盾逐步升温。
于是，在益州内，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益州人作为益州州府打压的对象，对刘璋表示出最大的容忍；而东州人作为益州州府依靠的核心力量，却准备抛弃刘璋。
既然如此，益州表面上的太平稳定，就无法掩盖住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打破宁静，也只是时间问题。而蜀五铢的减重，估计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2.先主时代（214－223）：劫掠·衰退·崩溃
- 第一轮劫掠
从建安十三年（208年）到十九年（214年），围绕刘备入蜀问题，益州内部本已芥蒂很深的各方势力，彻底分裂。已无更多利益可榨取的东州人，选择抛弃刘璋，迎刘备入蜀。积极者如法正、孟达的“吃里扒外”，消极者如李严、吴壹的“一触即降”。反倒是过去被打压的益州人，为了防止刘备入蜀后，自己遭到第二次劫掠，绝大多数（除了张松等少数人）都选择站在了刘璋一边。著名者如王累、黄权、严颜、张任、张肃等。甚至刘备大军围攻成都之时，城中吏民仍表示“咸欲死战”。
事实证明，益州人是相当有远见的。刘备到来后，对益州人不仅继续打压与劫掠，而且较之刘二牧时代，简直变本加厉。
如前所述，刘备入蜀后，就大开益州府库，遍赏将士，仅对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赏赐的金银钱锦，价值即高达2.2亿。而对于中下级军官乃至士兵的赏赐，今已无从考证。我们只知道，在赏赐以后，“军用不足，备甚忧之”。（《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次赏赐所用物资，皆出自益州州府，尚没有直接伤及益州豪强利益。刘备早年在地方从政，政绩颇佳；一生军事生涯中，也没有发生过屠城的恶劣事件；其为君，杀人也较少（仅刘封、张裕、彭羕数人，与曹操、孙权相比确实不多）。因此，这次赏赐，仍是以有序的形式进行，虽然“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但并未发生军队在民间抢掠的行为。
然而，按照刘备的初衷，似亦有劫掠打算。“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若以此史料为实（《云别传》记载的真实性有一些争议），则刘备曾打算征收益州人的私人不动产，作为诸将的赏赐。幸得赵云谏阻，才未酿成惨祸。
如前所述，在汉末群雄中，刘备执政理念尚佳，所谓“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刘备语）那么刘备为何会在益州，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呢？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刘备的军人集团性质。无论刘备如何表现出“仁”的一面，归根结底，他所领导的团队，仍然是一个军人集团。汉末军人打仗，无非为了升官发财。加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刘备悬兵在外，攻略蜀中两三年之久，也必须采取激励措施，方能得人死力。正因如此，刘备攻刘璋，要与将士誓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这与五代时期士兵的“夯市”如出一辙，只不过有所约束而已。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就是刘备自身的暴发户心理。刘备从来没有这么阔绰过，也觊觎益州财富久矣。今取益州，一夜暴富，难免要豪放一把，有遍赏将士的情结。
刘备初攻刘璋，攻克涪城后，曾置酒作乐，兴高采烈地对庞统道：“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谏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没想到刘备借酒大怒，言：“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刘备自比周武王，得意忘形，可见当时骄纵狂妄之盛。如此，取益州后，散尽千金，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骄纵过后，刘备必须为自己的暴发户心态埋单。一方面，他听从赵云建议，没有将益州豪强的土地房宅没收而赏赐给将士，避免激化与益州人的矛盾；另一方面，在遍赏将士后，刘备又下令“还其谷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因为钱没有了，还可以想办法再征；粮食没有了，数万大军顿时断粮，必然动摇刘备的根本。
即便如此，刘焉、刘璋两代人通过搜刮益州人而为益州州府积累的财富，也已经转移到军功集团手中。州府被搬空后，刘备立刻面临着“军用不足”的尴尬处境。刘备这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一时冲动的赏赐行为，使蜀地陷入万劫不复的经济衰退，终季汉一朝，益州经济再未恢复起来。
- 第二轮劫掠
为了解决军用问题，刘备不得不采取刘巴制定的货币政策。而这一政策，对整个西蜀地区和季汉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刘巴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即铸造面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的虚值货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从考古出土的钱币来看，刘备铸造发行的新钱，叫作“直百五铢”。早期的“直百五铢”，最重者可达10.2克，常规大样的亦在9－10克之间。（钱样可参见《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等）
我们可以与刘焉刘璋父子发行的蜀五铢进行对比。如果蜀五铢按2.5克计算，那么直百五铢的重量是蜀五铢的3.6－4倍，而面值却是蜀五铢的100倍。较之蜀五铢，直百五铢贬值了近30倍！
因此，当刘备铸行直百五铢，并开办官市，以直百五铢购买民间物资后，“数月之间，府库充实”，瞬间解决了火烧眉毛的财政危机。而民间，包括蜀中的益州豪强，自然最终也包括普通百姓，手中的财富也瞬间蒸发了96%！
如果说第一轮抢劫，还只是慷自己之慨；那么这一轮，就是慷他人之慨，赤裸裸的抢劫！无论如何解释刘备的迫不得已，都无法改变铸行直百五铢的劫掠实质。
不过，如前所说，作为军人集团，刘备倾囊赏赐、铸行直百五铢，可能确实有一些迫不得已。如果及时在府库充实后及时废止直百五铢，益州经济环境尚有逐渐恢复的可能。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备在尝到直百五铢的甜头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季汉货币的持续贬值。虚值货币最大的问题，在于必然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现象。官方可以通过虚值货币劫掠民间财富；民间亦可将虚值货币熔铸成更轻的减重货币，赚取差价。久而久之，货币越来越轻，官方干脆也加入到减重钱的铸行大军之中，货币贬值遂一发不可收拾。
1978年，四川威远黄荆沟出土了1703枚货币，其中有蜀五铢400枚，直百五铢435枚，二者共占近50%。在直百五铢中，9.8克的有271枚，占直百五铢总数的62.30%；9.02克81枚，占18.62%；6.1克10枚，占2.30%；5.3克11枚，占2.53%；3.7克39枚，占8.97%；3.2克22枚，占5.06%。（克重和数量，见莫洪贵《四川威远出土大量“直百五铢”钱》，原文即有1枚的误差）
不难看出，这一批直百五铢中，9.8克的大样占了六成以上。如果我们再合并整理，就会发现，9克以上的钱共352枚，占80.92%；5－6克的共21枚，占4.83%；3克余的共61枚，占14.02%。显然，9克以上的大样占有绝对优势，尤其9.8克的数量最多，与目前所见最大的直百五铢10.2克相近。此外，刘焉刘璋时期的蜀五铢数量亦较多，与直百五铢相当。
这说明，这批威远蜀钱，当是直百五铢铸行后不久的。威远在汉末属犍为郡，而犍为是刘备的两大铸币中心之一（另一个是蜀郡），威远蜀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刘备政府的铸币情况。一方面，9克余重的直百五铢大样是主要流通货币；但是另一方面，减重的直百五铢也已经出现，特别是出现了3.2克的货币，且数量不在少数。如果这些货币不是后来混入的，那么只能说明，在直百五铢铸行不久，货币就出现了减重、贬值，而且趋势不容乐观。
- 北伐与衰退
刘备舍不得放弃直百五铢，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外战争对资源的严重消耗。刘备取蜀后，迫于严峻的形势，战争并未停歇。先是与孙权争荆州，接着在巴地狙击曹将张郃，进而发动了规模甚大的汉中会战。
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刘备开始着手打造“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见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除了发行直百五铢，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是设置盐府校尉（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实施盐铁专营。“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三国志·蜀书·吕乂传》）“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三国志·蜀书·张裔传》）特别是盐府校尉，机构庞大，下设典曹都尉分曹治事，（《三国志·蜀书·吕乂传》）可见刘备对于盐铁专营的重视。自管仲、桑弘羊起，“盐铁专营”已成为帝制时代政府经济政策的标配，以国营垄断利润来达到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当然，搞盐铁专利的也不止刘备一家，曹魏、孙吴皆有之。
第二件事是南中征税。刘备时期，即在南中设立庲降都督府作为管理机构，先后以荆州人邓方、南中豪强李恢任职都督。刘备死后，南中爆发叛乱。益州郡雍闿拉当地豪强孟获入伙。本来西南夷与雍闿不和，并没有参与他的叛乱。但是孟获对这些夷人说：“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㪷，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华阳国志·南中志》）孟获说的这些东西，西南夷人无论如何是交不了差的。然而，这些人对孟获却深信不疑，听孟获一说，便举兵参加了反叛。这里面，除了孟获在当地威望极高外，似乎季汉政府的公信力也确实不高。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在刘备时代，庲降都督府或南中地方郡政府，确实存在着苛捐杂税的弊病。只是苛捐杂税究竟出现在刘备入蜀初，还是在称王称帝以后，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个事件是定立《蜀科》。刘备定蜀后，命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在此期间，法正与诸葛亮发生了争论。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之一）
法正主张“缓刑弛禁”，而诸葛亮坚持“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有人依据此段史料，将《蜀科》和诸葛亮的立法简单理解成刘备集团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恐怕过于武断。
季汉所“汲取”者，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益州人。益州人作为土著，拥有更加雄厚的固定资产；同时，作为刘备的反对派，刘备对益州人的压制与劫掠亦具有惩罚性质。而《蜀科》立法过程中，参与者或为荆州人，或为东州人，并无益州人的一席之地。法正与诸葛亮争论的交点，恐怕是东州人与荆州人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对益州人的汲取问题。
刘备入蜀后，法正以谋主之尊担任蜀郡太守，“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以致有人向诸葛亮告状，希望诸葛亮对法正进行约束。奈何诸葛亮认为法正使刘备“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因而无人能够禁止法正纵横蜀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我怀疑背后另有蹊跷。法正所擅杀者，当如何焯所云，即《法正传》所前云对法正“谤无行”的“州邑俱侨客者”。但这些法正的三辅同乡亦属东州人，刘备当时正对东州人实施拉拢，以法正的聪慧，除了杀掉几个有私怨的三辅同乡外，必不会对其他东州人有过分处理，从而也就不会导致有人到诸葛亮处告状。
蜀郡作为益州首郡，不仅东州人集中，益州人更为集中。法正在蜀郡所交往者，也不可能只有东州人而无益州人，甚至跟一些益州人还有深交，如“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即是。因此放纵法正在蜀郡纵横的，恐怕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刘备实借法正之手，对益州人实施报复和立威。
由此，我们不能想象，在蜀郡纵横的法正，以其睚眦必报的个性，是绝不会代表益州人说话的。法正所谓“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这个“主”绝非指益州人，而是指东州人。联想到法正在蜀郡的所作所为，他提出“缓刑弛禁”，似嫌诸葛立法，对其纵横蜀郡多有牵制。
而诸葛亮的回应，则是与法正针锋相对。亮言“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然而自建安五年（200年）刘璋平定赵韪之乱后，（《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益州人并无“专权自恣”者，赵韪之乱距刘备平蜀已有14年之久；刘备入蜀，除了极个别如张松外，益州人均死保刘璋，甚至在成都孤城中仍然“咸欲死战”，也实难看出“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相反，倒是东州人有“专权自恣”者，如前云“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又如河南人庞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甚至一度要造反。（《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程畿条）
至于东州人“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者，在刘备入蜀之际则更为多见。如法正、孟达迎刘备入蜀；（“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兵众，留屯江陵”，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李严、吴壹的“一战即降”；（“建安十八年，署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先主拜严裨将军”，见《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吴壹“将兵拒先主于涪，诣降”，见《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吴壹条）；许靖的踰城而降。（“璋蜀郡太守许靖将踰城降，事觉，不果”，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因此，诸葛亮此处的“蜀土人士”，必指东州人无疑，这也正与法正所说“客主之义”的“主”相对应。
《蜀科》立法虽然有利于刘备集团在战时的资源集中，但其目的，绝不单纯是为了在蜀中的资源汲取。事实上，由于刘璋的仁弱，益州州府的威信每况愈下。一个失去权威的组织，必然只是涣散的乌合之众。《蜀科》立法的本质亦是要重塑组织的权威，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绝非不必要，也绝不是简单“汲取”二字所能概括的。它背后既包含着组织管理的基本问题，也包含着平衡诸利益集团的问题。《蜀科》的实质，是在战时状态下，提高组织的权威度和管理水平，保证战时的令行禁止。
在组织建设、资源集中的基础上，刘备依靠法正、黄权等谋士，及黄忠、魏延等将领，再度鏖战三年，终于战胜了宿敌曹操，攻克了汉中。汉中会战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巨大的成功；但不可避免的，对益州正在下滑的经济则是雪上加霜。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当刘备在前线鏖战之时，蜀中出现了变乱。“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任犍为太守的李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而据《华阳国志·蜀志》载，郪县“有高、马家，世掌部曲”。马秦、高胜之乱，实则是蜀中豪强叛乱。这在赵韪之乱平定后，极为罕见。
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刘备入蜀后以直百五铢劫掠蜀中财富，北伐汉中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种掠夺开始超越益州人（特别是益州豪强）的底线。于是趁着蜀中权力真空，益州人发动了叛乱。
正因如此，当刘备向诸葛亮“急书发兵”时，诸葛亮犹豫了，乃以此事咨询益州蜀部从事杨洪。因杨洪是犍为人，亦曾作为李严属吏，诸葛亮或许认为杨洪对于犍为、蜀郡一带情况更为清楚，他向杨洪咨询发兵事，实则是在咨询蜀中豪强的承受能力。
杨洪则答：“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得到杨洪的答复，诸葛亮才敢安心发兵，又趁机以杨洪领蜀郡太守。一方面免去了益州人不喜的法正（法正虽在前线，但仍领蜀守），另一方面以益州人治益州人，以安定益州豪强之心。（《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汉中之战后，曹操尽徙汉中八万余口，（《三国志·魏书·杜袭传》）刘备“得地而不得民”，（《三国志·蜀书·周群传》）能够从汉中作为补给的资源相当有限。随后，刘备在汉中称王，以魏延为守将后，便还成都。一路上，“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典略》）加紧修建防御工事以防曹操再来攻。由此，汉中部队的补给、蜀道的馆舍亭障，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汉中战后，蜀中一时财力、物力、民力耗尽，经济继续衰退。1984年，成都市郊彭县思文乡梓柏村出土了2857枚钱币，其中直百五铢2841枚，蜀五铢只有16枚，（见曾咏霞、丁武明《成都彭县出土“直百五铢”窖藏钱币——兼谈“蜀五铢”与“直百五铢”》，以下钱重亦见此文），此批货币当是直百五铢流通一段时期后的产物。
与威远蜀钱相比，彭县蜀钱已经全面减重。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像威远蜀钱那样，做出区间分明的统计，但仍可以做一个大略的估计。1.6－4.1克的直百五铢约2609枚，占91.32%；4.2－6.4克约204枚，占7.14%；6.6－9克的则更少，约19枚，仅占0.67%；另有9枚3.2－4.8克，因统计区间问题，未计入以上数据。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4克以下的钱币，在威远蜀钱中仅占14.02%，而在彭县蜀钱中已经激增至91.32%。直百五铢减重与贬值之严重，可见一斑。
第二，威远蜀钱最轻者为3.2克，而彭县蜀钱居然已经出现了1.6克的小样，重量只达前者的一半。直百五铢减重的趋势更加严峻。
第三，在威远蜀钱中，9克以上者占80.92%，甚至9.8克的直百五铢占到总钱数的六成以上；而彭县蜀钱6.6克以上者仅19枚，占0.67%，这其中只有一枚9克钱，仅占彭县蜀钱总数的0.04%。
彭县（现已改制为彭州市）位于成都郊外。彭县蜀钱可以直观反应出益州最核心区的经济状况。刘备掌控下的益州经济急剧衰退，已不言自明。
还要指出的是，在彭县蜀钱中未见“太平百钱”。太平百钱是汉末季汉时期，益州铸行的一种货币，其始铸人和时间均有争议。杨荣新先生认为，此钱最早铸于刘备章武年间（221－223年）或刘禅继位初期的建兴年间（223－237年），（见杨荣新《“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其说颇有见地。我以为太平百钱最迟在刘备称帝前后已开始铸造（后文会逐渐论述），那么彭县蜀钱的时间必然还要靠前。以时间论，彭县蜀钱所展现的，或许正是汉中会战前后，季汉货币流通的情况。
- 东征与崩溃
在直百五铢以后，季汉又铸行了太平百钱。这依然是一种以一枚铜币比100枚汉五铢钱的虚值货币。
刘备为什么要在直百五铢之外，再度发行太平百钱呢？可能是几年之内，直百五铢迅速贬值，信用下降；而虚值货币引发的民间盗铸，也是州府依靠公权力难以禁止的。因此，无论是打算整顿币制，还是另行搜刮，益州统治者可能都认为直百五铢已难担其任，是以铸行新币太平百钱。至于为何要以“太平”命名，可能正如杨荣新先生所言：“藉此向人们表示，季汉政权建立以后，从此天下太平，给人们在心理上以安慰和满足。”（见杨荣新《“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
至于铸行太平百钱，究竟是整顿币制，还是另行搜刮，就确实不好说了。
从积极方面看，太平百钱确实存在比较重的大样钱。如《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中有8.1克、8克、7克的太平百钱（均有背星水纹，见P66、65、62），及6克的世平百钱（太平百钱的一种，见P64）；《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中8.2克的世平百钱（P35）；以及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提到的8克“鹿角太平”（P98）、近6克的世平百钱（P98）等。如果我们从好的观点出发，或许刘备集团曾企图以重量较足的太平百钱，来冲淡直百五铢减重的影响，试图整顿日益混乱不堪的币制。
不过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微乎其微，理由是6－8克的太平百钱数量并不多，而且或多或少都比较“个性”。有的具有背星水纹，有的字体奇怪犹如鹿角（鹿角太平），更有的连名字都不一样（世平百钱），因此向来有学者把这类钱归为压胜钱或宗教钱。这些太平百钱是否为压胜钱、宗教钱单说，但从数量和做工特殊来看，似乎确实有特别意义，颇似后世的纪念币。
积极方面的可能性既然很低，那么更大的可能性就是消极方面了，即刘备铸行太平百钱，是为了进一步搜刮益州民间的财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结束的汉中之战，其消耗需要钱财补充；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各类仪仗礼器需要钱财供给；章武二年（222年）东征伐吴，更需要钱财筹备。总而言之，刘备政府开销太大，收入太少。既然刘备不愿加税以公开激化矛盾，也就只能靠钱币减重和通货膨胀来维持政府的生计。其时直百五铢尽管事实上已经减重，但官方亦不好直接承认，遂另起太平百钱。据传，刘备为了搜集铜料铸钱，甚至到了“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的地步，（《南齐书·崔祖思传》）足见刘备铸币之心的急切。
前文已述，汉中之战以后，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2－4克；现存2克以上的太平百钱中，3－4克余重的居多。从货币重量来看，太平百钱与减重后的直百五铢相当。可见，在刘备称帝前后，蜀钱的重量大体维持在2－4克左右，也就是说，刘备在蜀中主政这近十年里，货币贬值2.5－5倍；如果与蜀五铢相比，则贬值高达62.5－125倍！
太平百钱，并没有换来人们企盼的“太平”。在多年的战争和搜刮下，蜀中经济萎靡不振。刘备的通胀政策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社会经济破产，季汉政府自然也掠不到多少财富。北伐汉中，已经耗尽蜀中力量，此时即使休养生息三年，以蜀中财力再度支持刘备东征已经极端困难。如此，这次东征在准备上必然难称充足。
刘备东征初期，曾“水陆俱进”，这是凭借上游优势以水军进取荆州的正确战术。然而进入夷陵后，刘备“反舍船就步”，（《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不仅失去了上流进军的优势，而且徒增补给成本，特别是结营三峡，被陆逊看出了破绽，遂火烧连营，全军覆没。
平心而论，刘备早年军事水平不佳，但随着经验积累，其军事水平也在迅速提高，攻刘璋、取汉中均是。以刘备多年行军，不会不明白“水陆并进，则及锋而用，舍船就步，则师老运艰，渐见衅隙，敌得以逸待劳，伺变击怠”（《三国志集解·吴书·陆逊传》注引何焯语）的道理。然而刘备还是选择了上岸，其最大的可能是，季汉军中根本没有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大型战船。
晋灭吴时，王濬曾用一整年时间在益州造船。观其所需耗财力，以刘备的经济状况，恐怕已难承担。看来，季汉当时的经济实力，已经难以担负起东征孙权的重任。刘备兵败夷陵，亦是早有定数。
3.葛相时代（223－234）：集权下的经济“复苏”
- 建兴初政，形势继续恶化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驾崩，刘禅继位，诸葛亮全面执政，季汉进入“葛相时代”。
诸葛亮执政初期，季汉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1955年，湖北武昌任家湾砖墓出土钱币3630枚，其中包括蜀五铢若干、直百五铢29枚，太平百钱128枚。（蓝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简报中未提及这批太平百钱的重量，只称这批太平百钱的直径在13－20毫米。比对同等直径的太平百钱，重量大概在0.8－1.5克。墓中还出土了一块铅制买地券，根据其上所刻时间可知，此墓中的文物不会晚于吴黄武六年（227年）。
而这一年，正是季汉建兴五年，也就是诸葛亮上《出师表》、率军北驻汉中准备北伐的那一年。与刘备称帝时相比，季汉钱币减重再次跌破记录。夷陵之战的后遗症在刘备去世后全面爆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竟然是对现实精准的描述！
与此同时，季汉的外部形势也更加恶劣。北方曹魏是世仇，并接二连三以“天命”之说对季汉发动意识形态攻击；东面孙吴虽然已经停战，与季汉互派使节，但彼此芥蒂极深；特别是南方南中诸郡叛乱，使战火燃至季汉境内，而叛军的总后台，正是昔日的盟友孙权。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诸葛亮别无选择。建兴二年（224年）春，季汉政府宣布，“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所谓“息民”，意即休养生息。休养是真的，蜀中常年进行大型战争，蜀民早已筋疲力尽，经不起大的折腾了。诸葛亮在全面执政初期，就已明确主张“闭境勤农，育养民物”。（《三国志·蜀书·杜微传》）
具体而言，这期间，诸葛亮“息民”的政策，主要有三：
其一，奖励农耕，解决民众和军队的吃饭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加强对都江堰的管理，“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水经·江水注》）
其二，抑制豪强，保证国家控制足够的编户齐民从而保证税收，编制《蜀科》时即有此意图。
其三，轻徭薄赋，至少在税收上可能是这样。诸葛亮曾云：“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诸葛亮集》载《便宜十六策·治人第六》，不过《便宜十六策》真伪向来有争议，今取李勋初说，云《十六策》或真伪掺杂）
历代休养生息均采此策，似无特殊解释的必要。
然而，生息就未必了。因为诸葛亮和当年的刘备一样，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季汉要生存，必须走出内忧外患；走出内忧外患，处处需要用钱；季汉政府财力已竭，只有向社会汲取；而整个季汉社会也已经不堪重负，濒临破产；社会越破产，季汉政府越没钱，内忧外患越严重，越需要季汉自强；季汉越自强，就越需要钱，就越要从社会汲取，社会负担就越重……季汉政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诸葛亮的“不折腾”是真的；想办法开源也是真的。
诸葛亮早期开源的办法，也是老生常谈，无外乎盐铁国营。
这里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事情。一是季汉制盐业并非粗犷式经营，而是自有其精细处。诸葛亮“长于巧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其所发明之木牛流马、改进之元戎连弩，妇孺皆知。在制盐业上，诸葛亮也重视技术改进。蜀地有火井，可煮盐，然当时人们对此的认识还十分肤浅。其时，临邛发现一口火井，“从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博物志·异产》）取火井煮盐事半功倍，后临邛盐户亦以此煮盐，效率颇高。（《续汉志·郡国志五》“蜀郡”刘昭注引《蜀都赋注》）诸葛亮在利用新技术提高煮盐效率、降低成本方面，确实有贡献。《陈情表》作者李密之子李兴，曾称赞诸葛亮“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直到邓艾灭蜀后，艾仍“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治，为军农要用”，（《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可见季汉昔日制盐业之盛。
另一件值得说的事情，就是制盐业的效率。早在刘备入蜀后，即设立盐府校尉（又称司盐校尉），以王连担任。王连后卒于任上，前后司盐政约十年。在这十年里，王连“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又“简取良才以为官属”，其所提拔的吕乂、杜祺、刘幹等人，亦“终皆至大官”。（《三国志·蜀书·王连传》）
由于王连司盐期间盐利颇丰，故而一路升迁，至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主政，王连已升任丞相长史，以丞相府首吏的极高身份，主持季汉的盐铁国营。王连在世时，诸葛亮亦曾数次考虑亲征，但都被王连以“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为由劝住。（《三国志·蜀书·王连传》）究其原因，估计还是有王连主持盐政，季汉财政危机有所缓解。而一旦王连去世，便再无有通类人才，可以在尽量不伤民的前提下，维持季汉经济命脉的高速运转，诸葛亮也只能选择另辟蹊径，亲征南中了。
王连的盐政对季汉政府居功甚伟，但也并非毫无瑕疵。廖立曾吐槽“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三国志·蜀书·廖立传》）恐非虚言；王连提拔的得力助手吕乂，也是“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三国志·蜀书·吕乂传》）的刻薄之人。如此，则季汉盐政依然难脱资源掠夺的痕迹。
实际上，经历了刘备十年的战争经济后，诸葛亮已经陷入两难境地。在益州经济总量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前提下，要养民，就不能过分汲取；要汲取，必然会伤民。
也正是由于这种两难的矛盾，使得盐政虽然能够令季汉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勉强维持，然仍不足以拯救益州的经济形势。前引武昌任家湾墓出土的太平百钱小样，至迟入土时间在建兴五年（227年）。考虑到此种货币从在季汉铸行，到在吴国流通，尚需一定时间，则这种太平百钱小样的发行时间，大概亦在建兴初年。这是刘备称帝前后的1.6克轻钱，进一步流通的结果。由此，足可见益州经济形势仍然持续恶化。要走出两难境地，诸葛亮和季汉政府必须迅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 诸葛经济学的“奇迹”
建兴三年（225年），是季汉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十年间，刘备虽然成功入蜀，并对外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但是财力物力消耗极为严重，两次荆州战役均以惨败告终，汉中经济萧条亦无法对蜀中经济形成补充。整个季汉的经济处于严重损耗的形势下，即将走到崩溃的边缘。
这一年或稍前，王连去世。诸葛亮发兵，平定南中；继而分割郡县，削弱豪强、夷帅，抽调当地精锐“劲卒、青羌”入巴蜀，加强对南中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诸葛亮也允许忠于季汉的南中豪强如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拥有部曲，作为季汉在南中统治的代理人。（《华阳国志·南中志》）由此，诸葛亮在南中实现了“夷汉粗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季汉平定南中的意义，远不止平定叛乱、增加名义上的国土面积，更在于在巴蜀汉地区以外，开辟了新的战略资源基地。南中战略资源基地的建设，成为刘备入蜀后，季汉开辟的唯一经济增长新区。
南中平定后，李恢、张翼、马忠先后担任庲降都督，管理南中地区。其时，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华阳国志·南中志》）“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三国志·蜀书·李恢传》）由此，当南征大军回到成都时，深陷经济危机的季汉竟然出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局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足可见季汉政府从南中获得了巨额财富。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诸葛亮亦深知，仅仅依靠对南中“劫掠式”的资源开发并非长久之计。这不仅受制于南中的生产力，还会使“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成为画饼。掠夺式经济，只会使南中迅速沦为第二个危机重重的巴蜀。
事实上，季汉在南中的统治，并非“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由于季汉在南中剥削较重，南中的小规模叛乱从未停息。如诸葛亮回师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赖得李恢镇压；（《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建兴九年（231年），张翼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三国志·蜀书·张翼传》）两年后南中豪强刘胄被逼反，“扰乱诸郡”。（《三国志·蜀书·马忠传》）接替张翼的马忠虽然平定了叛乱，但是不久后，“牂柯、兴古獠种复反”。（《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这些叛乱，尚且发生在诸葛亮执政时期。
后来邓艾偷渡阴平，刘禅有逃难南中的想法，谯周说“大敌已近，祸败将及，羣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此言非虚。
故而，诸葛亮在获得南中物资的同时，开始对南中地区实行改造和建设。其一，是“命人教打牛，以代力耕”，（《滇考·诸葛武乡侯南征》）将蜀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规模传入南中，改变当地的原始农业。于是“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诸葛亮集·故事·遗事篇》张澍引《滇载纪》）此处叙述较为夸张，但在南中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是没有问题的。
其二，对当地落后的“土盐”技术加以改造，开发新的制盐基地。如云南郡蜻蛉县（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境）的黑盐井，即季汉时以更为先进的技术始开凿。（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十二》任乃强注13）
其三，面对南中地区“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的落后文化，诸葛亮亲自“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骆、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升南中地区的文明水平。
正是因为诸葛亮的良性建设，南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良好开发，这也使得季汉政府的资源获取获得了一定合法性。今云贵地区，少有言季汉苛政者，倒是民间敬仰诸葛亮的传说广播，真伪难辨的武侯遗迹遍布。民意如此，足可见诸葛亮对南中经营之成功。
南中之役，促使季汉政府“国以富饶”。此处的“富饶”，当然指季汉国库的“富饶”，亦即平定南中后运回成都的物质资源，大大充实了季汉严重损耗的国库。然而，对比同期的太平百钱，可知在国库富饶的同时，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疲敝”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要改变这种情况，以支持即将开启的北伐事业，诸葛亮还需要再想新的办法。
盐铁之利，南中开发，虽然使季汉国库充盈，但本质上赚的都是自己人的钱。要进一步扩大收入，季汉政府只能从别人身上打主意。要赚别人的钱，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
诸葛亮将目光锁在了蜀锦上。
扬雄在《蜀都赋》中说：“尔乃其人，自造奇锦。”两汉之际，蜀锦已闻名遐迩；至汉末三国时期，更成为蜀中价值极高的特产。前文提到刘备定蜀后，对四大功臣各赐“锦万匹”，足见当时益州州府所存蜀锦之多。
蜀锦名贵，曹操祖孙三人尤为喜爱。曹操曾“遣人到蜀买锦”。（《后汉书·左慈传》）曹丕因买到残次品而咆哮不已，下诏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太平御览》卷815引《魏文帝诏》）曹叡曾以“绛地交龙锦五匹”及“绀地句文锦三匹”赏赐倭使，（《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据推测这些锦也是蜀锦中的上乘。（余明侠《诸葛亮评传》P411）
蜀锦既然是爆款，那么极度缺钱的季汉绝对不会放过如此财路。不过，把蜀锦的重要性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还是诸葛亮。诸葛亮在《言锦教》中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太平御览》卷815引）
在成都，诸葛亮扶持国营织锦业，将织锦工匠集中起来，筑城驻兵管理，并于城内设置管理织锦业的锦官。（缪钺《成都设锦官始于蜀汉》）左思《蜀都赋》云：“封域之内”，“桑梓相连”，“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擢色江波。”这些“伎巧之家”，就是锦官管理的锦工，他们分散在各自家中，用自己的织机为官府织锦，然后将成品上交。这些蜀锦在经验收合格后，便作为季汉的战略物资，以维持军国之用。
锦官所驻之城，即锦官城，在今成都市百花潭公园一带。“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华阳国志·蜀志》）显然，蜀锦颜色的好坏，与水质有直接关系。锦官城既然垄断了最适合濯洗蜀锦的河流水段，那么最名贵的蜀锦非锦官垄断生产不可。
当然，虽然锦官对高端蜀锦有垄断地位，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蜀锦都是国营。事实上，当时蜀锦产业可能遍布季汉百姓家中，这可以从锦绢等丝织品对蜀钱的补充作用一窥究竟。
曹操在田租之外征收“调”，即绢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载魏公令、《三国志·魏书·赵俨传》等）此后遂成定制，即租调制度。季汉虽然没有颁行正式的租调制，但似也征收丝织品作为实物税。如赵云兵败箕谷后，“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此或即以丝织品代替钱币税。
另外，诸葛亮自己也参与到蜀锦产业链当中。在《临终遗表》中，诸葛亮曾自云“成都有桑八百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盖亦是民间种桑以供蜀锦生产的真实写照。
当然，以季汉当时国营企业的绝对垄断地位，自然经济下分散生产的民营蜀锦对其是不具备竞争力的。曹丕所购蜀锦质量参差不齐，或许即与此有关。
诸葛亮扶持国营蜀锦企业，使蜀锦经销中原、江南乃至塞北，独步天下。南朝宋人山谦之在《丹阳记》里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始乃有之。”（《初学记·宝器部·锦》注引《丹阳记》）观前引曹丕诏书，则鲜卑人亦爱蜀锦。如此规模之国营贸易，必然为季汉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而伴随着货币减重贬值，蜀锦反而成为硬通货。一方面，季汉用于外交的国礼，皆为蜀锦。如建兴元年（223年），邓芝使吴，带给孙权的见面礼即有“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引《吴历》，1端为2丈，即半匹。千端为500匹）次年吴使张温报聘，季汉亦赠送“熟锦五端”，（《三国志集解·吴书·张温传》注引《太平御览》卷815，引张温上表）
另一方面，季汉也将蜀锦用于储备。刘禅投降邓艾时，国库中有“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蜀记》）金银总量，尚不及刘备定蜀时赏赐四大功臣的总额；严重贬值的蜀钱亦不见载；唯独以蜀锦为代表的丝织品，存量竟高达20万匹。
诸葛亮开辟的南中战略资源基地，以及开启的国营蜀锦贸易，终于使季汉的经济逐渐好转起来。
季汉继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之后，铸行了第三种货币“直百”。彭信威先生认为，新币始铸于建兴十三年（235年）。（彭信威《中国货币史》P141）
顾名思义，直百仍然是一枚价值100五铢钱的蜀钱。直百钱铸行时，都在2克以上，如2.3克、（见《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P26）2.5克，（见《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P84、85）甚至还有2.75克的。（P84）
而我们知道，刘备称帝前夕，部分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1.6克；诸葛亮建兴初政时，太平百钱也已经有不少减重到0.8－1.5克。诸葛亮去世，刘禅铸行2克以上的直百钱，我认为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可能，假设在章武年间和建兴初年，1克蜀钱确实已经大量流通，那么此时刘禅铸行2克直百，似乎仍有矫正币制的意图。而且2克直百虽然并非大量出土，但也绝非罕见，这或许说明季汉政府这段时期较有经济实力来铸行2克钱。如此，则诸葛亮时期的季汉经济，确实有复苏的迹象。
第二种可能，假设章武年间和建兴初年，1克蜀钱流通量并不大，前文提到的任家湾太平百钱属于个例，那么诸葛亮执政期间，季汉的钱币重量当一直维持在2克以上。如此，则诸葛亮时期的季汉经济，始终维持在一定水平，未出现像刘备时期那样雪崩式下滑的现象。
无论哪种可能，都说明一点，那就是诸葛亮治蜀的大部分时间里，季汉的经济形势没有继续恶化。这还是在诸葛亮发动三次大型北伐、两次小型北伐、一次防守反击，同时又没有增加赋税、没有进一步增加民众负担的基础上。
与此同时，相对于曹魏、东吴严重的通货紧缩，季汉始终维持着货币经济。在市场萎缩、货币不足的前提下，有货币总好过没钱用。因此季汉的货币不仅在境内流通，在东吴境内也成为最主要的货币之一，这从东吴陵墓出土的钱币中可以得到验证。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奇迹”的真相
然而这真的是奇迹吗？
蜀汉经济虽然没有恶化，但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发展。社会活力依旧低迷，和魏、吴相比，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是较低。诸葛亮连年北伐，维持经济不再恶化已属不易，经济发展和真正的“复苏”，恐怕已经不是他当时的第一要务了。
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出发，人们追求的无怪乎效率与公平。在经济总量较为平稳的基础上，季汉政府的收入保持高效，民众的财富积累就一定不会高效。既然效率问题无法解决，就只能在公平上着力改善。
诸葛亮执法公平公正，向来被人称颂，无需在此多言。如果说刘备时期，诸葛亮尚且受制于刘备，会出现放纵法正这种“黑点”；那么在刘禅时代，诸葛亮全面执政，则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诸葛亮这种公平公正的“法治”，依靠的并非制度，而是“人治”。
首先是司法制度。秦汉以来推行的司法制度，在季汉似乎始终未建立起来。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司法官廷尉，在有关季汉的史料里居然从未出现过。虽然季汉诸卿已趋于虚化，但传统十二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大长秋、将作大匠）中，除廷尉、宗正和将作大匠，其余九个皆记载有人担任。将作大匠只是二千石，其执掌、地位与中二千石诸卿又不可同日而语。廷尉在中二千石里都是极为重要者，却不见记载，确实比较奇怪。
当然，没有廷尉，倒不意味著季汉没有高级司法官员。疑似者，如章武元年“秋七月，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之于理”；（《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又如刘琰给诸葛亮写信说：“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三国志·蜀书·刘琰传》）
但“致之于理”，其实是交给司法官员、下狱等的代名词。东汉时，齐王刘晃犯事被废，汉章帝称“不忍置之于理”；（《后汉书·齐武王縯传》）安帝说乐成王刘苌骄淫不法，汉安帝也说“不忍致之于理”；（《后汉书·乐成靖王党传》）又如汉末，在毛玠涉嫌谤毁案中，和洽曾说曹操“不忍致之于理”。（《三国志·魏书·和洽传》）可见，有关秦宓、刘琰的史料，只能证明季汉有相关的司法官员，但并不能证明有廷尉或能具有相等职权的官员。
如果说季汉的九卿只是空架子，实权归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或尚书台，然而两汉时期，分曹治事中掌管司法刑狱的贼曹、狱掾等在季汉史料中也不见记载。
司法官职可考者，似乎只有督军从事。如杨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三国志·蜀书·杨戏传》）何祗“后为督军从事”，“常奄往录狱”，又“读诸解状”。（《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
督军从事之名，显然仍是战时政府的官职。做个不恰当的比较，季汉的司法权力，是由战时军事法庭来行使的，汉代民事司法机构的框架，在季汉不是没有建立，就是微不足道到不足以记载。
司法制度有缺陷，但并不缺失，终究不妨碍日常的执法。然而季汉的监督机制，似乎从未建立起来。东汉最高监察长官为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亦形式一定的监察权。季汉虽然也设有二职，但情况和东汉完全不一样。
先看御史中丞，可考者只有孟获、向条二人。孟获为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未有监察官员之例，统战意味浓厚；向条为向朗之子，景耀中（258－263年）为御史中丞，然亦无事迹可寻。（《三国志·蜀书·向朗传附向条传》）而且季汉相关史料中，亦无任何关于御史的记载。这不禁让人怀疑，季汉的御史中丞，是否也是虚职？季汉是否根本就没有御史台？如果没有御史台，那自然也找不到任何御史的影子。
再看司隶校尉。季汉担任司隶校尉者，只有张飞和诸葛亮两人。张飞在章武元年（221年）四月以车骑将军领任司隶校尉，六月即卒，监察根本谈不上；张飞卒后，诸葛亮即以丞相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张飞传》《诸葛亮传》）但诸葛亮既是丞相录尚书事，又领司隶校尉，这就在制度角度谈不上独立的监察权。特别是刘禅时期，诸葛亮又领益州牧，司隶校尉的官职就此寝废。总之，季汉的司隶校尉象征意义更大，从来都没履行过独立的监察权。
总之，制度化的监察制度与监督机制，在季汉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
季汉政权从奠基开始，就有非常明显的战时政府特点，军事化管理色彩浓重。这是因为，季汉作为三国之中实力最弱者，要想在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中处于不败之地，并努力打破僵局振兴自强，就只有比魏、吴两家更多地集中权力、汲取资源。
然而，权力越集中，“法”对于“权”的作用就越弱，尤其对于权力顶端的制约作用，全靠权力自我约束。也就是说，权力越集中，公平公正就越依靠人本身，制度的作用反而被削弱。因为权力在人手里，而不在制度化的组织手里。这不是说集权者一定在主观上要撇开制度，而是制度在客观上确实已无法对集权者实行有效制约。所以，季汉的法治其实具有极强的人治特点。
由于监督机制不存，监察机构瘫痪，诸葛亮为维持公平公正的清明政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就是事必躬亲。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史料中一抓一大把，有些甚至耳熟能详：
亲自校簿书校到满头大汗；（《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注引《襄阳记》）为了追查斧子的质量问题，亲自找作部做实验；（《太平御览》卷337、763引《作斧教》，见《诸葛亮集》）为了杜绝懒政荒政，亲自考察督军从事何祗；（《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最著名的，当然还是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时，“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噉食不至数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
不是诸葛亮选择了事必躬亲，而是高度的集权逼迫诸葛亮事必躬亲。季汉经济的稳定或“复苏”，从制度层面讲，不过是诸葛亮以透支身体代替制度，来勉强维持的。
季汉的经济，如同季汉的政府机构运作，亦如同诸葛亮自己的身体，全凭憋住的一口气。但是人都要喘气，这口气早晚会松；不松，就会憋死。
4.后主时代（235－263）：休养生息挽不回的土崩瓦解
- 恶性通胀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去世，季汉的复苏时代结束。
以竞争视野观察，季汉在短期内，通过损耗社会活力和透支社会未来财富来汲取更多的资源，以集中力量打破僵局，其实无可厚非。
这就好比不同阶层的人奋斗。
富家子可以有大把的精力、财力用于全方面发展。而穷家子只能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力用于一方面，比如考学或做生意。这是穷家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不仅如此，穷家子还要牺牲大量的娱乐时间，加班加点，充电，熬夜，以透支身体来弥补出身的“先天不足”。
如果穷家子成功了，即可逐渐提升社会地位和改善生活环境，进一步可以选择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抑或健身养生。总之，在竞争中成功脱贫后，他有了更多选择。
季汉正是这样的穷家子。在竞争视野下，以曹魏和孙吴的标准来苛责季汉，无异于以富家子来指责穷家子的不全面发展、透支健康。免于指责的唯一方法，似乎也只有干脆认输，退出竞争。结局当然是任人宰割。
倘若北伐大业取得成功，以目前所见史料看，杂糅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诸葛亮，必然能够推行“育养民物”（《三国志·蜀书·杜微传》）的休息政策。
而后世所以的非议，都在于北伐失败。诸葛亮五伐中原不成，自己的身体严重透支，终于支持不住，秋风星落五丈原。与诸葛亮一样，经过严重透支，开始支撑不住的，还有整个季汉的经济。
前文我们提到诸葛亮死后，季汉发行了新货币直百。彭信威先生将发行时间定在建兴十三年（235年），理由是“刘禅更加恣意于奢侈，蒋琬等人的话未必能打动他”，于史无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P141）不过，他在后面提到了孙权铸行大泉五百与直百的关系，似乎更有启发。
其实，孙吴政府此前就疑似铸行过虚值货币。到了吴嘉禾五年（236年），孙吴政府又铸行虚值货币“大泉五百”，即一枚面值500五铢钱的货币，这比季汉的“直百”系列面值更大。
大泉五百初铸时为12克，季汉的直百在初铸时在2.3－2.5克左右，重量大概是大泉五百的五分之一，与两者面值的倍数正相符。由此观之，孙权铸造大泉五百，或许即是应对季汉“货币战争”的举措。在此之前，孙吴境内使用的钱币既有汉五铢，也有新莽时期的虚值货币大泉五十等。季汉大规模发行直百，加上之前严重贬值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终于使孙吴承受不住。为了防止铜料外流，乃铸行大泉五百作为应对措施。由此观之，直百铸行的时间定在建兴十三年（235年），大抵不会有错。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先后执政，季汉铸行2克以上的直百。然而至迟在15年后，蜀钱的减重又破了纪录。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朱然去世于赤乌十二年，即249年）出土的7枚太平百钱，只有0.9克。特别是还出土了一种叫“太平百金”的钱。这种钱本来也是太平百钱，但因为太轻太小，以致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将“钱”字完整地刻铸在钱币上，于是“钱”字只能刻一半，变成了“金”。（费小路《三国吴朱然墓出土钱币》）太平百金是一种比太平百钱减重贬值更严重的蜀钱，1克的太平百金已可称为“大样”了。
这15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季汉的经济再度衰退呢？
其实，相比于诸葛亮时代，蒋琬和费祎都在努力息兵养民，费祎更不惜制约姜维、屡施大赦，来赢取疲惫的蜀民支持。但显然，蒋琬和费祎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经济恶化。
因为蒋琬、费祎虽然清静无为，但并没有着力扶持季汉境内的社会经济复苏，也没有阻止钱币的减重。
长期以来，季汉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对民间财富的掠夺；而诸葛亮全力扶植的国营垄断式的经济体系，必然对民营经济产生过度排挤。当红利期过后，社会经济的凋敝也就日渐明显。所谓休养生息，已经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仍以人来做比喻，诸葛亮时代的季汉，无疑是一位生病的穷家子。虽然他的工作有了点起色，但是身体已经隐约出现了问题。此时，穷家子需要的是治病，仅仅是卧床休息已经无法使身体恢复健康了。
- 季汉末日
蒋琬、费祎尚不能挽救季汉的局势，那么在刘禅亲政以后，季汉就只能江河日下了。
由于集权效应，季汉公正的法治实则建立在人治基础上。要维持政治清明，依靠的是执政者自我约束。作为克里斯马型的人物，诸葛亮留给季汉最大的遗产，莫过于廉洁奉公的精神。如蒋琬“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好恶存道”；（《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姜维“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董允“秉心公亮”。（《三国志·蜀书·董允传》）
然而，人治终究是不稳定的。费祎、董允死后，刘禅亲政，重用陈祗、黄皓，蜀政渐乱。与此同时，姜维重新启动了大规模北伐。姜维虽然录尚书事，但常年军旅在外，实则只统军，不统政。诸葛亮时代以一己之力维持军事行动与财政平衡的机制，此时彻底无法维持下去。
这种平衡的打破，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姜维连年北伐，或有惨败，这使得季汉对效率的要求变本加厉，季汉经济被进一步掏空；而刘禅重用佞臣，政治混乱，也使得公平无法维持。诸葛亮时代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建立的平衡机制彻底崩盘。
而且我相信，诸葛亮时期全力打造的国营经济体系，即盐铁专卖与锦官企业，伴随着季汉乱政，在这时也一定出现了效率低下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是在诸葛亮时期，季汉的军工企业“作部”即出现过人浮于事和严重的质量问题。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发动第三次北伐，进攻曹魏武都，命部队拆除魏军的鹿角，结果“一日鹿角坏刀环千余枚”。所幸在此时，魏军撤退，“若未走，无所复用”。随后，诸葛亮“自令作部作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方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靠着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对作部工作及时监督和调整，才在未来的战争中没有酿成“败人军事”的惨祸。（《太平御览》卷337、763引《作斧教》，见《诸葛亮集》）
诸葛亮时期尚且如此，就更不要提刘禅亲政时期了。
此时的季汉，就好比一个身体严重透支、已经生病的人，没有及时就医，只是简单休息了一阵，又开始熬夜加班；不仅如此，竟然还要花钱充值熬夜打网游。
那么这个人的命运，也只有死路一条。
作为被剥削最为严重的益州人，越来越多地诅咒季汉灭亡。如蜀中大儒谯周，诸葛亮去世时，他“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担任太子刘璿家令期间，对太子多有规劝。从这里来看，经历了诸葛亮时代的谯周，与那些严重抵触刘备的蜀中大族并不同，他对季汉政府并没有那么排斥，工作也可谓尽职尽责。或许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曾一度感染了谯周。
不过，随着季汉经济的再度崩溃，谯周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谯周乃作《仇国论》，号召停战。（以上见《三国志·蜀书·谯周传》）又散布谣言，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若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甚于穆侯、灵帝之祥也”，（《宋书·五行志二》）诅咒季汉早日亡国算了。
国势日蹙，不仅导致益州人再度对季汉离心离德，也导致季汉统治集团内部崩解。代表刘禅扩张皇权而干预朝政的宦官黄皓、主张休养生息的执政大臣诸葛瞻（诸葛亮之子）、主张用兵自强的军事统帅姜维，矛盾日深。
各种动荡，对季汉的经济无疑雪上加霜。季汉末期，刘禅又铸行了新钱“定平一百”。此钱最重者不过1.7克，稍大的1.1克，而大多数不过1克以下，甚至有大量0.4－0.5克的轻钱；与此同时，直百钱也疯狂减重，出现了0.3克的劣币，比定平一百有过之而无不及。
蜀钱减重贬值至此，是季汉政府在主动减重、对蜀中人民疯狂抢劫，还是被盗铸者带坏节奏被迫贬值，一切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的后果都一样：“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吴书·薛珝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薛珝语）
季汉经济破产，蜀民的正常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即便诸葛瞻成功挡住邓艾，即便姜维逼退钟会，等待刘禅和季汉的，仍然是被蜀民抛弃的命运。
5.晋政初代（263－268）：世家大族的解放
炎兴元年（263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在益州大族谯周的劝说下，刘禅决定投降，季汉灭亡。
司马氏控制的曹魏政府，将进入益州的人士大量迁出，“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华阳国志·大同志》）同时下诏：“劝募蜀人能内徙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又宣布“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
自中平五年（188年）遭到入侵的益州人，特别是自建安十九年（214年）被捆绑在季汉战车上的益州人，终于获得了解放。
在“九品官人法”为基础的曹魏和西晋的统治下，在善待蜀人以争取孙吴的策略下，益州的世家大族不仅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蜀人治蜀”之权，更获得了在朝廷中晋升的空间。
息民、免税、停战、自治，一切都来之不易，一切又是那么美好。
是的，很美好，但这并不是全部。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钟、邓之役，放兵大掠，谁复别楚、蜀者乎！”
《晋书·王濬传》：巴郡“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直到王濬接任太守，“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这才“所全活者数千人”。这不仅让人想起那句名诗：“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甚至在泰始四年（268年），蜀中还爆发了假托诸葛瞻的起义。“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闾术缚富送州，刺史童策斩之。初，诸葛瞻与邓艾战于绵竹也，时身死失丧，或言生走深逃。瞻亲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华阳国志·大同志》）
这就是被曾经的蜀中大族寄予厚望的西晋。也许，当“解放者”晋军来到蜀中后，对他们夹道欢迎的，也不过是那些重获权力的大姓豪强。至于蜀中小民，依然苟且，不过继续做待割的韭菜而已。
“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小说》）
来源：刘史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