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西班牙大流感给世界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西班牙大流感给世界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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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Aurora

102 年前的 8 月 19 日,西班牙大流感(甲型 H1N1)在欧洲全面爆发。这场灾难最终导致当时世界约四分之一的人口(5 亿)感染,夺去 1700 万至 5000 万条无辜生命,成为仅次于黑死病的致命流行病。

历史惊人相似,在 102 年后,病毒卷土重来,而这次欧洲人的反应与百年前的先人相比同样麻木大意,束手无策。西班牙虽未再次被用以病毒冠名,却也当仁不让地荣获欧洲疫情防控最差国家。

更加先进的交通工具将人类更加紧密无间的链接,现代消费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人无拘无束崇尚自由,国家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导致面对全球性传染病缺乏统一的共识和规划,这一切都使得新病毒爆发出更加强大的杀伤力和传染效率。

在现实中生活的我们也是历史的经历者与见证者,年轻的几代人并没有亲历战乱和瘟疫的经验,然而这半年过去,无论有没有思想准备都应该意识到,或许就是在这一生中,还来不及享受战后繁荣带来的福利,便要承担挑战混沌和灾难的压力。

人很难看见自己的全貌,除非使用镜子,而透过历史这面镜子,不难洞见太多端倪。

恶魔巢穴

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西班牙流感”并非产自西班牙,而罪魁祸首历来都事不关己,狂甩锅到邻里。

1918 年 1 月,美国作为协约国参与一战一年有余,其军队人数从战前的几万增长到几百万仅仅用了 3 个月的时间。来自不同的州和地区,拥有不同的疾病的士兵居住在临时搭建的训练营内,紧张的空间,混杂的人口,频繁的接触,加之战争期间的人口迁徙和极端恶劣的医疗环境,意味着一旦爆发流行病,就会呈几何级数爆炸增长。

1918 年 2 月底,几位年轻人从流感扩散的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应征入伍。他们在 3 月 2 日抵达芬斯顿军营(Camp Funston, Kansas)。

2 天后,军营里一位士兵感头痛、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军医按普通流感对其进行了治疗。然而,当天中午,部队医院开始接收第一批流感士兵,近百位士兵出现相同症状,几天后,超过五百人感染,几周后,上千人病危。

3 月 18 日,与芬斯顿发生兵力调动的佐治亚州福瑞斯特军营有一成士兵开始请病假;4 月,临近全美 36 个军事训练营的大城市因流感死亡的人数达到顶峰。

肇事者,背锅者

1918 年 3 月底,近八万美军登上兵舰,跨越大西洋到达欧洲,病毒开始在法国布雷斯特军港传播——就在美军登陆的第二天,法国海军司令部因流感忽然中断指挥。

4 月底,染病的法军士兵抵达意大利;5 月,英国一支炮兵旅三分之一的士兵在 48 小时内病倒;当月,病毒传入西班牙,再快速蔓延至希腊,德国,丹麦以及整个欧洲;6 月初,流感随着运输船抵达孟买和上海;9 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沦陷。在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已经成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1918 年,巴尔干半岛燃起的战火已经持续了 4 个年头,当时,参战国的每份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导着战事,不允许有任何影响士气的负面新闻出现——除了中立国西班牙。

游离在权力之外,没有话语权,成为本国和外国媒体任意调侃,挖掘素材的焦点,外加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感染,使得人畜无害的局外人西班牙正式变身背锅侠。

零号病人来自千里之外的美国,而西班牙喜提“流感”称号。

这一次,欧美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在意这个“小疲倦,小感冒”。

掉以轻心,卷土重来

西班牙型流感可以简单分为三波。

第一波发生于 1918 年春季,基本上只表现为普通的流行性感冒;

第二波发生于 1918 年秋季,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

第三波发生于 1919 年冬季至 1920 年年春季,死亡率介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

1918 年春季爆发的流感仿佛只是世界大战末尾的一个小插曲,死神悄悄把镰刀放在人类颈项之下,只是轻轻拉破了皮毛,那些因为流感逝去的生命,被战争中惨烈的死亡人数以及胜利的消息迅速掩盖了。英国等多个国家宣布感冒已经消失,患者已经康复。《每日邮报》声称这场流感不比感冒严重多少,人们不必过分担心,而是要“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

好景不长,1918 年 7 月,一艘从法国驶往纽约的轮船上爆发了严重流感,由于染病水手过多,他们不得不暂时停靠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同时法国一个小型军事基地内的突发疫情夺去了约 5%新兵的生命;高死亡率的流感也在阿肯色州派克军营的一支美国后备特遣队中爆发,部队医院被挤得水泄不通;8 月 5 日,军队高层收到绝密电报:“目前正在法国肆虐的,之前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疾病,具有和黑死病类似的破坏性!”;

8 月 18 日,越来越多的恶性肺炎病例被确诊,“西班牙大流感”真的开始显现它狰狞的外表。

9 月 24 日,美国波士顿北部的德文斯军营, 345 人被确诊为肺炎,占总人数 19.5%;

欧洲,德国普通民众的死亡率达到 27.3%;非洲的冈比亚,流感抹掉了大部分村庄的痕迹;日本关岛有 10% 的人死于流感;在印度德里,有的火车离站时车上还全是活人,到站时已满是尸体;南非开普敦一位幸存者回忆,他下班搭乘公交车回家的路上,亲眼目睹了车厢里 6 人死亡,包括司机……

第二波流感和流行性感冒大大不同,在 20~35 岁的青壮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别高,其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症状,往往引发并发症而导致死亡。

患者最初都只是表现出普通感冒的症状——流涕,发热,随后却异常恐怖——脸上出现褐红色的斑点,然后呼吸紧张,脸部肿胀发紫,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胸口……医生束手无策,只能看见刚入院的生命在几小时后就惨死,肤色黑到不能辨别种族。

他们并不知道,发展到这一步的病患(细胞因子风暴)他们不但救不了,也可能被快速传染。

面对更加强悍的病毒和更加恐怖的疫情,一百多年前的欧美采取的政策和今天如出一辙。

在军营里感染的士兵可以自由请假回家;费城公共卫生负责人克鲁森向民众掩饰了疫情的严重程度;全美主流媒体倡导“不要因为疫情感到恐慌……流感不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任何威胁。”

1918 年 9 月 28 日,几十万费城人走上街头举行战争筹款游行,3 天后,当地医院爆满,117 人死亡。过后的每一天,死亡人数都过百,然而政府依然反复告诉民众:“已达拐点,不会有更多伤亡”。

事实上,10 月里,20 万美国人染病去世,1918 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 12 年,棺材和尸体已经多到无处安放。

这一切,和今天欧美,尤其是西班牙的现实是不是惊人相似呢?

1919 年初,在一战结束后两个多月,侥幸在战争和疾病中存活下来的人们又迎来了第三波大爆发,此时此刻,病毒已漫延全球,从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无一幸免。

1920 年 12 月,西班牙流感在肆虐 18 个月后悄悄消失,然而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的辨识。直到 1933 年,英国科学家威尔逊·史密斯(Wilson Smith)、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Christopher Andrewes)及帕特里克·莱德劳(Patrick Laidlaw) 才分离出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并命名为 H1N1,从此人们才知道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所造成。

不作不死

愚蠢自大是相似的,智慧靠谱也是相似的,在两次大流感中,都有少数人因为慎独避免陷入麻烦。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埃格加克(Egegak)村,佛蒙特州北部的乡村弗莱彻(Fletcher)、落基山脉偏远小镇甘尼森镇(Gunnison)均未被感染,而他们都有意无意地采取了果断及时的隔离措施。

2020 年,当新冠病毒在西班牙蔓延之初,西班牙撒哈拉·德·拉塞拉的小镇,再现了奇迹。

3 月 14 日,西班牙全国进入“警戒状态”当天,40 岁的镇长圣地亚哥·加尔万(Santiago Galvan)宣布隔离措施,他的举措得到了当地全体居民的大力支持。

进入该镇的五个出入口只留下一个,所有出入车辆及人员都要进行消毒;所有的外地人都不允许进入,为此不得不拒绝不知道当地政府封锁措施的法国和德国游客;每周一和周四下午 5 点 30 分,志愿队伍在街上给小镇所有街道、广场和住宅外进行消毒;企业专门雇工为居民配送食品和药物,以减少外出上街的人数;议会启动应急基金,支付西班牙紧急状态期间当地企业的电费、水费和税费,以保障当地 19 家依赖旅游业的酒吧和餐馆不会倒闭。

2020 年,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相似的隔离措施,为自己的国民健康,经济发展尽到了最大责任。

然而,理智客观的人永远都是少数,就在上周末,3000 西班牙人在首都马德里集会,抗疫政府要求他们带口罩。他们不是没学过历史,就是愚昧自私,忘记了一百多年前的伤痛。

截至 8 月 18 日,西班牙累计感染者达到 364196 人,一日内增加 5114 人,已连续 3 天增长人数保持在 5000 人以上,在过去的 14 天里,每 10 万居民中发现感染者过百,大量无症状感染者遍布社区。欧洲疾病检测与控制中心已经将其评定为近期疫情控制最糟糕的国家。

今天的我们,需要付出百年前愚蠢自大的代价吗?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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