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富二代学生们，不好教

1

在美国读完教育学，朋友丹尼尔推荐我去一家大型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这家机构在广州有6个校区，分为留学培训部和国际预科部。丹尼尔是国际预科部的王牌老师，有他的推荐，主管特批我可以跳过笔试和面试，直接试讲。

这家培训机构租用了某大专院校教学楼的一整层，校区大门威风凛凛，院子主干道两旁种着芒果树，道路尽头是一栋老式的教学楼，有长长的走廊，和颇具年代感的楼梯。

二楼的装修则让人精神一振，脚下是洁白的瓷砖，墙上软木宣传区里的照片更是清一色的白人脸孔，让我产生了自己仍置身于美国的错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5位外教分别教经济学、数学、生物等科目——这家机构拿到了新西兰一所大学的授权，可以在中国大陆使用该大学的国际预科教材，国际预科部的学生通过考试后，就能直接去新西兰读书。

当然，学生们的目标也不一定都是这所新西兰的大学：有的是基础实在太差，想在这里跟外教多接触，打好底子再去留学培训部学雅思和托福；更多的学生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学校开除了，父母想让他们出国混个文凭，说出去脸上有光。

家长普遍希望孩子能全天学习，机构便投其所好，宣称国际预科部是寄宿制“军事化管理”，学生每天早上8点开始早读，晚上9点才下晚自习。

我来的时候正值下课时间，学生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几个男生留着当时最时髦的发型——两侧剃光，头顶的头发扎成一个“鸡毛毽子”；还有几个男生夹着人字拖，聚在角落里吸烟；几个女生从教室里走出来，有的嘟着嘴，拿着口红，正对着小圆镜补妆……

我当然没有上过这样的“高中”，这里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国际预科部的教学主管是一个40出头的新西兰女人，留着齐耳短发，穿浅灰色的西装，听我试讲20分钟后，先是夸奖我，随后又叫出了一名年轻外教，让我待会儿去听听他的课。

外教二十七八岁，个子很高，笑起来很腼腆。他说自己来自澳大利亚，叫David。David的班里有13个学生，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打手机游戏，嘴里还时不时地冒出“顶”、“丢”之类的词——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粤语的脏话。

见我进了教室，几个围观打游戏的学生就把目光移到我身上，七嘴八舌地问：“你怎么穿这么正式啊，你是新来的老师吗？”“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教什么的？”——果然如主管所言，他们真的有些特别，一点都不像我读书时那样，看到老师就只敢说一句“老师好”。

上课后，David开始写板书了，忽然，一个男孩掏出打火机，点燃了一张纸，班里的几个男孩看到，发出“吃吃”的笑声。

David回头看，那位男孩眼神里还略带着挑衅。

“Spark，请你把火苗吹灭，好好听课。”

“你叫我‘Spark爸爸’，我就好好听你的课。”

这下，班里的男孩们笑得更大声了，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看着David，想看他接下来怎么办。只见David走到那个男孩身边，说：“Spark爸爸，请你好好听课。”

这时，班里一个叫Lee的学生忽然插话了：“David大侄子，我来替你管管他！”话音刚落，他吐了一口唾沫，瞬间灭掉了Spark手中颤颤巍巍的小火苗。班里的孩子更兴奋了，哄堂大笑。

我有些震惊，但显而易见的，David似乎早已习惯了，他转身走到讲桌旁，又继续淡定地写起了板书。1小时后，趁着课间休息，我不禁跟David感叹起这个班的学生真是有些特别，David这才跟我讲了讲这几个孩子背后的故事——

Spark的爸爸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早就和Spark妈妈离了婚，Spark妈妈把儿子送到这里，是希望他有朝一日可以去新西兰读个商科，以后去他爸的公司接班，防止财产落入小三孩子的手里；

Lee的爸爸好像在军区工作，只有开家长会的时候才会出现。他脾气暴躁，每次听完主管报告完他儿子的表现之后，整个走廊都会回响起他的咆哮声，“Lee的爸爸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国际部所有师生都认识他，在他面前，Lee就像一只被驯服的母鹿一般，总是低眉顺眼的样子。”

听了David的描述，我不禁同情起这些孩子来。可能也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放松吧。

2

两周后，我开始给学生上课了。

“别怕，这是个VIP学生，给你练练手，等你积累了足够的教VIP学生的经验，就可以教班课了，我相信那一天会很快到来。”第一次上课前，主管告诉我，这个孩子还无法上全外教的课，需要我帮他打打基础。

在培训机构报读VIP课程的学生，除了一些时间安排不过来、特别拔尖的学生外，大部分基础都尤其薄弱，跟不上班课。VIP课程的价格高，但少有家长知道，VIP课程也经常被安排给新老师练手。

第一天上课就大雨倾盆，我踩着冒水的鞋子进了VIP小教室时，还不到8：30。我脑子里一遍遍地幻想着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学生的样子和性格，也顺便祈求上天，千万别给我安排一个像Spark那样调皮的学生。

9点，学生还没来，我安慰自己：“第一天上课，又下大暴雨，迟到了情有可原。”9：30，学生依然没来，我找到了班主任。

班主任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广东女人，有着丰满的体态，她坐在电脑前，视线没有离开手机，似乎学生迟到半小时并不足以让她惊讶，她一边用手指划动手机屏幕一边说：“如果10点还没到，他的课时费照扣，你的课时费照拿。”

我再问，班主任似乎有点不耐烦了：“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他没接。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回事啊？”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多问了一句：“如果10点还不到，那我还要不要接着等他？如果10点以后到了，我还要不要给他上课？”

班主任似乎是烦透我了，抬起头说了句：“你随便！”

回到教室，我满脑子都是问题，既担心学生生病，又为班主任不及时联系家长感到疑惑。就在我发呆的时候，门突然开了，一个大男孩走了进来。

他睡眼惺忪，头上戴着发箍，一头深棕色齐肩长发像马鬃似的被拢到脑后，上唇边还打着一颗唇钉。上身穿着明显大一码的黑色T恤衫，底下蓝绿色大花短裤上印着大朵大朵的红花，脚上踢踏着两只人字拖——如果不是他大喇喇地开口说：“啊，不好意思，我迟到了。”我还以为他是学校门口美发沙龙里的Tony老师。

男孩叫达蒙，17岁。

按照课表，我那天必须讲完《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的前两课，而且要讲解练习册上的习题，加上他的迟到，我整堂课都在努力赶进度。

等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从办公室拿水杯返回教室，发现达蒙正在跟班主任用广东话聊天，达蒙背对着我，班主任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回头的一瞬间有些慌乱。我内心多少有些忐忑，怕被达蒙看出我是新老师，只能故作镇定地继续给他上课。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达蒙还算配合，让做题就做题，让跟读就跟读，我以为我的“首课”算是成功的。可中午刚到家，就接到教育主管的电话，她说我被达蒙投诉了，理由是“太严肃”——“上课教完词汇教语法，教完语法就做题，都没有放松的机会。”

主管说，达蒙从小混迹于各大培训机构，之前的老师都是上课给他讲笑话或放电影，“你太无聊了。”所以，达蒙要求必须换老师，不然就退费，但以他的水平明显不能去上全英课程，所以主管让我明天换一种方法教学，“一定要稳住这个学生，不能让他退费。”

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大概是为了安抚我，下午，主管找我谈了话。她说，如果在公立高中，达蒙的成绩最多只够读个大专，他妈妈让他来这家机构读国际预科，是为了以后去新西兰混个本科学历，回来接手家族企业。

因为嫌弃校区住宿条件太差——两个学生住一间复式公寓，上下两层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阳台——达蒙没有住校，就在校区附近的酒店住。每天早上，前台打电话喊他起床，他再打车来上课。由于今天早上下大雨，他没有打到车，就闹情绪不想来。

班主任打电话把情况反馈给达蒙妈妈，电话对面的女士就让班主任转告自己的儿子，“如果想再买一条阿玛尼的皮带，就得乖乖来上课。”所以，达蒙是带着一肚子火来上课的。

“看来这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学生啊！”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如此感慨道。

“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但是光靠负责任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不要沮丧，接下来的日子，你得学会如何让学生听你讲课。”主管还跟我讲起她第一次上课的经历。早年，她在美国读完教育学博士之后，去了一个黑人社区的小学当老师，那个社区犯罪率很高，学生家长要么坐牢，要么就是瘾君子。

她第一次进教室，8个黑人学生在教室里拉大便，并且把用过的卫生纸贴在桌子和墙上；她第二次走到讲桌旁，一个学生躲到讲桌下抓住了她的脚踝，还咬了一口。她吓得尖叫，另外7个学生拍手大笑。

“你看，听完我的故事，你是不是觉得好受很多？”主管笑着拍了拍我的胳膊。

3

那天晚饭后，我跟丹尼尔说起自己第一次上课就被学生投诉的事，他似乎一点都不吃惊，“教学很重要，但教学不仅仅是教学。对于我们的学生，你得用60%的时间给他们提供娱乐，用30%的时间穿插知识点，另外10%的时间用来鼓励，让他们觉得自己有进步。” 丹尼尔顿了一下，“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是我在这个校区工作好几年了，这是我很少被投诉的秘诀。”
我的富二代学生们，不好教

丹尼尔的话让我的教育观碎了一地。在我看来，教育不仅仅是讲授知识点，更重要的是要激发一个人的求知欲以及唤醒内心的良善。但是我现在却要用60%的时间，千方百计哄学生听课，这简直是对教师身份的侮辱。

带着不服气的心态，我找到了David，诉说班主任不作为。David却告诉我，在这家机构，班主任的底薪低得不可思议，除了做前台以及生活老师以外，还要负责挖掘现有学生的需求，让他们续费或者报更多的课时，才能相应的提成。可销售们早就把学生的需求挖掘得干干净净了，所以班主任基本就是个生活老师，她总盯着手机，是想做点微商糊口。

“你要知道，培训机构都在抢夺市场，只有学生喜欢老师，这个机构才可以多挣钱啊。”

我急了，“那如果老师们都对学生投其所好，上课播电影、讲笑话、玩游戏，学生什么时候才可以从预科班毕业？”

David看了看走廊，确定主管不在附近，压低了声音：“学生在这里呆得越久，花的钱越多，机构就越开心呀……”

那问题又来了，万一班里有个别想要认真学习的学生怎么办？David让我放心，说销售们会让好学生报VIP一对一的，提成也更高。

“我获得学生好感的策略就是尽量不得罪他们。”David也知道，这样做学生或许不会尊重他，但也只有这样，他每个月才能拿到2万块，旱涝保收。

第二天，达蒙又迟到半小时，看到老师依然是我，似乎有点尴尬。我定了定神，也努力压制内心的尴尬，问他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

达蒙喜欢黑帮片，我就给他讲我在美国时所在城市的两大黑帮，以及留学生租房子的时候如何通过对比周边房价来避开黑帮所在的区域。讲了差不多20分钟，达蒙听得津津有味，我就趁机说先听写单词，再讲完昨天的作业，我们就休息。

这次达蒙没有排斥，休息的时候，他又追问：“老师，你下节课可不可以讲一讲你如何在国外租房子的啊？”

看他没有再说要换老师，我顺势提出，要先讲完词汇再说。果然，第二节课达蒙听得很认真，就这样连哄带骗，3小时的课终于上完了。

虽然进度慢，但至少达蒙愿意配合我上课了。直到有一天，他又迟到了，我问原因，他说自己没有皮带用，临时去学校的超市买了一条39块钱的皮带。

“我记得你第一次上课不就问你妈‘勒索’了一条阿玛尼的皮带吗？”

达蒙的语气很随便，说那条已经被他扔了，“都怪我妈，我看中了另一款，她已经帮我下单了，我以为昨天晚上就到，所以昨天下午洗完澡就把那条给扔了。”达蒙一边说一边摇头，还要撩起宽大的T恤，似乎是想展示那条廉价的皮带。

我赶紧转移话题，“你妈真好，你要什么就给买什么。”

没想到，达蒙像是被马蜂蜇了一样，一下变了脸色，“哼，她在我眼里也就是个取款机！”

看达蒙变了脸色，我只能继续用轻快的语气问：“怎么，有钱花还不好吗？”

达蒙似乎觉得我很笨，用很慢很重的语气说道：“老师啊，你看我在这上好几个周的课了，你见过我爸妈来接过我吗？”的确，每次放假达蒙都是专职司机来接，可他却不以为然，耸耸肩，把头微微摆向一侧，仿佛在自嘲：“我还是保姆带大的呢！”

我和他开玩笑，说他这就是在炫富。

“不，你不懂，”达蒙的眼睛看着地面，脸上看不出悲喜，“我妈做进出口生意，成天忙得到处飞，我就是保姆带大的。那些保姆只管把我喂饱，让我有衣服穿，哪管我开不开心。而且我妈这人龟毛得很，保姆不小心烫坏了她的衣服，她就换，新来的保姆不会做西餐，她就再换，从我记事起，我妈就请过不下5个保姆了。”

可我之前听同事们说的是，达蒙的妈妈十分优雅干练，来学校的时候，她给所有老师都送了礼物，哪怕达蒙不住宿舍，她也给宿管备了一份。

达蒙先是“呵呵”了一下，“在你们面前可优雅可得体了，那是因为她要面子，生怕别人觉得她不是个好妈妈，可是她很少在家呆的，就算在家也总是电话不离手。”

达蒙说，每次只要他嚷着要换培训机构，妈妈就会软下来。先讲半天道理，再带着卑微讨好的态度带他出去吃大餐。试图用钱安抚达蒙继续学习，可最后总是不欢而散，她只能无奈地到别的机构交钱。

我一时语塞，只能开始新的一课。

达蒙在我这里结课、准备去预科部的时候，我请他吃了一顿饭，我也请了David和丹尼尔——除了先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老师们，我也想让他知道，虽然上完了我的课，但想跟外国人无障碍地交流，他还需要很多努力。

几天后主管找到我，说达蒙给我的评级是五星。我以为这孩子会说我幽默风趣或者有耐心什么的，没想到主管说：“达蒙很喜欢你，他说这么多年来，你是唯一一个能耐心哄他学东西还请他吃饭的老师，他妈妈这么多年忙着赚钱，今年一整年都没有花时间陪他好好吃过一顿饭。”

4

达蒙的课程结束后，我还是上一对一的课。

这天，主管跟我说，他们接到了一个大单，一个学生一次性报了20万的课，“你好好把握，争取让他再报国际预科的课程。”这家机构的“一对一课程”并不便宜，500元/小时，此前，基础课程还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单。我心里很忐忑的，决定在上课前先找课程顾问了解一下这个学生。

课程顾问是个中年男人，他先“好心”提醒我，说我穿着略微朴素了些，要化化妆才能让学生们多注意到我，之后他又说，“哎，说到新来的学生肯尼，我可要提醒你，他妈妈就是英语老师，不过是教小学的。”

当时我并不懂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后来才知道，这家机构的销售都很怕跟职业是英语老师的家长打交道——他们自认为懂英语又懂教学，还懂不负责的老师会怎么消耗课时。

课程顾问说，肯尼妈妈对培训机构格外挑剔，特意看了我的简历，还约见了主管。她听了主管对我的很多正面评价，才决定把儿子交给我。而且，按照肯尼妈妈的说法，不论她如何高标准、严要求，肯尼就是跟她唱反调，很叛逆——我心里不禁有些发怯。

很快，我就见到了肯尼。那天早上，我提前10分钟走进教室，留着黄色爆炸头的肯尼已经到了。我没有急着上课，而是简单地和他聊了聊。

肯尼18岁，理应读高三，但文化课实在一塌糊涂，就英语勉强拿得出手，在国内是高考无望了。他喜欢艺术，想去新西兰读艺术专业。肯尼有目标，英语底子也还可以，比起达蒙似乎要省心得多。

起初，肯尼上课挺认真，虽然不主动做课堂笔记，但每次只要我要求，他也会听话照做。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接连几天我都发现肯尼没记单词，作业也压根没做。我问他晚自习在做什么，他说在画画。

我去找班主任沟通肯尼的学习情况，班主任却告诉我，肯尼妈妈对我很满意，“上你的课以来，肯尼从来没有像之前那样，上不了几天就要换机构。”

很快，我们就愈发熟悉了，也会在上完课之后聊聊天。

“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妈老说我以前如何厉害，现在如何成绩不行吗？”一天，肯尼忽然问我。

“你之前说你爸妈离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

肯尼看着我，神色平静，手里摆弄着一块橡皮，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9岁那年，眼看着我爸从家里搬出去，家里的争吵终于消停下来。我以为爸爸的咆哮声不见了，我就可以过清净日子了。哪知道我爸刚搬出去，我妈就开始了。”

“每次我写作业的时候，她就坐在我身后，她的口头禅就是——‘你可一定要比那个孩子强啊’！”肯尼顿了顿，“老师你可能不知道，我爸在外边有小三，和小三也生了个儿子，就比我小两三岁。”

肯尼如水的目光像蒙了一层雾，“从那以后，我妈就老是把那句话挂在嘴边，每次我考试成绩下降，她就这么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也坐我旁边说；我成绩有起色的时候也说，有时我想出去玩，她就来一句，‘你可一定要比那个孩子强啊’。”

课程顾问曾经告诉过我，肯尼的妈妈是个可怜的女人，老公经商成功后就和小三生了儿子，要强的她当即决定离婚，独自带着儿子过。他们离婚的时候，肯尼才9岁，肯尼的妈妈一心想把肯尼培养成学霸，好把小三的儿子比下去。眼看着高考无望，她才决定花多点钱让肯尼去新西兰读书。

按照肯尼妈妈给课程顾问的说法：“反正他有大把钱给小三和小三的儿子，我们母子不花白不花。”

原本我还有些同情肯尼的妈妈，没想到很快，肯尼的班主任跟我说，肯尼的妈妈可能是经历过被背叛过，所以疑神疑鬼的，她怀疑我和肯尼有超越师生的关系，“肯尼妈妈说，她儿子之前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去补课。就是上你的课，从不旷课迟到，上David老师的课还是照旧，所以她才怀疑。”

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当然不可能和高中生谈恋爱了，却也无计可施——学校自然不会允许代课老师直接和学生家长取得联系——忽然想起，大概在课程开始一个月左右，肯尼忽然说想退费，要去北京读另一个大学的国际预科。

我问他是这里不好，还是目标有变，肯尼说都不是，“因为北京的学费和住宿费贵啊，在这里补课是500块钱一小时，我打听好了，那里补课是1000块钱一小时。”

我直言不讳，问他说是不是觉得不榨干爸爸的钱，就便宜了那个孩子？

“老师啊，你别把我想得那么庸俗好不好，那是我妈，不是我。”肯尼似乎是被我逗乐了，笑呵呵的。

“你恶意地多花你爸给的钱，难道不庸俗啊？”我说完，肯尼居然认真地和我理论起来，他坚持认为自己不恶意也不庸俗，而且不是在针对爸爸。

“那难道是针对你妈？”我问。

“那肯定啊。”肯尼说。

我没有继续问下去，肯尼却自顾自地说了起来。父母离婚的那年，他放学时捡了一只流浪猫，他妈怕耽误他学习，就要把猫扔掉。肯尼拼命保证，一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会考到年级前10名，求妈妈不要扔他的猫。

肯尼说自己真的很努力，每天一放学就做作业，然后就打开课本复习，但由于底子不够扎实，时间也不够，最后只考了年级第12名。妈妈看他努力了，也没有扔掉猫，但有一天回家，肯尼发现猫不见了，找遍了整个小区，发现猫断了一条后腿，“我妈说应该是从阳台上掉下来摔到了。”

那天晚上，小猫拖着后腿叫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肯尼就闹着要妈妈带猫去看病。宠物医院检查后说猫的后腿骨折了，要打钢板固定，得花300块钱。任凭肯尼怎么央求，肯尼妈妈都不肯付钱。肯尼再三保证自己会好好学习，但妈妈就是铁了心不答应，还说肯尼爸爸跟她炫耀，说那个孩子考了年级前3，而肯尼连年级前10都没考进。

回家后，肯尼拿着自己的压岁钱，数来数去都不够300块，但还是回到了宠物医院，想找回小猫。宠物医院的人却说那只猫是土猫，他们就算花钱给它治好，它也不值300块。肯尼追问猫的下落，他们说早就扔了。

“从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结束了。亏我妈还是个老师呢，我觉得她就不配！在她的眼里，一个生命都不值300块钱。”肯尼的笑容消失了，表情很平淡，“从那以后，我就再也看不起她，她说东我就偏往西，而且我决定要报复她，拼命花她的钱。”

我这才明白，肯尼为什么以前在任何机构都呆不长，一直在找更贵的地方。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丹尼尔听，丹尼尔眼眶都湿润了。第二天，就抱着一只小猫，说是他之前遛狗时捡的，要我送给肯尼。肯尼接过那只黄色小奶猫，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听说后来，班主任把这件事告诉了肯尼妈妈，肯尼妈妈勉为其难地给儿子道了歉。肯尼依然在David的课堂迟到，但他再也没有说要去北京读预科班了。

5

2017年春天，留学培训部主管突然找到我，说他们部门暑期学生很多，老师不够用，问我可否在暑假的时候去支援一下，我答应了。

雪莉是我在留学培训部接触到的第一个学生。工作3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上课前跟课程顾问先联系，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课程顾问告诉我，雪莉16岁，在一所私立高中读书，她爸爸准备送她到香港去读大学，因为基础较弱，所以她很早就在为雅思考试做准备了。

一个周六的午后，我照例提前10分钟进教室，发现雪莉已经在教室里等着了。她低着头看手机，穿着校服，这让我十分惊喜——我从来没见过穿校服来上课的学生。打完招呼，我就夸奖雪莉来得早，雪莉得意地说：“那是，我还是打车来的呢！”我顺口问她是不是住得远，雪莉说：“老师你知道永泰吗？就是别墅区。”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雪莉又说：“老师，你别看我穿着校服，我脚上可是穿着椰子鞋呢。我脚上这双可是小一万块呢！”说着，她从桌底伸出了一只脚。

很多学校为了防止学生在物质上攀比，都规定在校学生必须穿校服，学生们只好把心思花在鞋子上，雪莉也不例外。雪莉说，她是班里第二个有椰子鞋的，第一个买的女生整天穿着椰子鞋在她面前晃，说话间，雪莉对着空气做出鄙夷的神色，仿佛那个女生就在她面前，“又不是你一个人买得起，我也穿来给你看看。撞鞋我不怕，谁丑谁尴尬。”

我有些哭笑不得。

除了聊衣服鞋子，雪莉尤其爱频频提起某位男明星，“老师，你不觉得我男人超级可爱超级帅吗？”

“我男人还上春晚了呢。”说实话，我无法理解雪莉的痴迷，每当她带着陶醉的笑容讲起她“男人”的时候，我都强迫自己多少听两句再打断她——但只要我打断，她总能快速切换到学习状态。

这确实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雪莉太会察言观色了，有时我讲完一道题，稍微停顿一下，她就低头做笔记，尽管那个知识点她早已熟练掌握。她的笔记记得特别漂亮，用红色笔标出语法的名称，用蓝色笔写出语法的结构，再用黑色的笔把例句抄在下面。

有时她眉飞色舞地讲起“她男人”，或者又说她又去香港扫货，只要看到我弯曲手指准备敲黑板，她就会立刻默然，马上打开书、拿出笔记本。

我总觉得雪莉和我之前接触过的学生不一样，她体内仿佛住着两个人。

经过半年的学习，雪莉的英语水平已经进步了不少，甚至可以根据发音快速准确地记单词，从我的造句中推断出新单词的意思了。

10月的一天下午，我从国际预科部下班，正准备搭地铁去另一个校区给雪莉上课。这时，雪莉的课程顾问突然打来电话，急促地说雪莉晚上的课取消了，家长联系不上班主任，所以请他来转达，我被这急促的语气和连珠炮似的信息给搞愣了，“等等，她怎么了？我昨天给她上课的时候她还挺开心呀！”

课程顾问说，雪莉中午回家就没去学校了，一直趴在床上哭，饭也不吃，说是因为某明星在微博上公布了恋情，她觉得自己失恋了，哭得伤心欲绝，连床都下不了了，“对了，她妈说明天晚上如果她还来补课，拜托你千万不要提起那个明星。”

不过，第二天晚上她依然没有出现。

直到10月的最后一周，她终于来了。雪莉瘦了，脸上的婴儿肥不见了，依然很健谈，说完“老师，好久不见”后，还夸张地张开双臂和我拥抱。

“老师，我用你教给我的写作方式写作文，被学校的香港老师点名表扬了。他还把我的作文复印出来，给我们班和隔壁班人手一份，用了一整节课讲我的主体段结构如何出彩。”看着雪莉兴奋的笑容，我们击了个掌，我还是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最近一直没来上课，需不需要我为她做点什么。

“我能有什么事呀，我每天开开心心的，对了老师，我有男人了！”雪莉一脸喜悦地说。16岁的雪莉交了男朋友，对方读大二。“我可是我们班第一个和大学生谈恋爱的。”雪莉的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雪莉说，有了男朋友，她的很多心事也有人讲了。

她说自己父母多年来一直想生儿子，又忙于做生意，因此一直把她放到外婆家寄养，外婆总跟雪莉说：“你要是个男仔该多好。”雪莉的爸妈本打算让她跟着外婆读完高中，在国内读完大学再出国，但外婆日渐衰老，又得了癌症，才把她接到身边来。

“在外婆家，我还有外婆疼爱，现在外婆也要离我而去。回到自己的家，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我爸爸的生意伙伴说他已经有三朵金花，怎么还不知足，但是我一天到晚听到我爸感叹自己命中无儿。”

雪莉告诉我，她上次哭得很凶，并不仅仅是因为明星公布了恋情，“他算什么？我嘴上说他是我男人，那是我跟我们班里的女生学的，人家怎么可能成为我男人呢？”

她难过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妈妈再次怀孕了，去香港验了性别，说是个男孩。妈妈回来后兴高采烈，说自己终于可以“封肚”了，“他们天天说终于有儿了，终于不用觉得低人一等了，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和我两个妹妹怎么就让他们低人一等了？”雪莉语气平静，脸上愤愤不平，似乎是想哭，嘴角略微抽动着。

但很快她的脸上又浮现出笑容，“好在我有男人了！我男人疼我，每天我下晚自习回到家，都会看到他给我的微信留言。我爸妈最近忙着给他们接班人买婴儿用品，不知道我在偷偷用手机。”

“对了，我男人还说如果我能够顺利考到雅思6分，那等我从香港读完书回来，他也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了，那时，我们就结婚。”雪莉的眼里流露出对幸福的憧憬，“老师，还有1分钟就要上课了，我们上课吧！”

再往后，她的口头禅终于不再是：“老师，你看我的新鞋子。”而是变成了：“我要拿下雅思6分，5年后和我男人结婚。”

尾声

随着带的课越来越多，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富二代。他们普遍带着一丝优越感，但更多的是迷茫。

有人问我：“老师，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我一出生就已经生在了罗马，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人腼腆，努力学习，默默积蓄着能量；还有人因为在私立学校谈恋爱被家长强行送到国际预科部，再在这里重新谈恋爱……

我慢慢知道，这些色彩鲜明的孩子大多来自残缺或充满暴力的家庭，他们心思敏感又玩世不恭，既渴望得到肯定，又表现得不在乎任何人。哪怕内心澎湃得像好望角的波浪，外表却平静得如一片死海。

晚上闲来无事的时候，我会去校区顶替丹尼尔看晚自习，随机找一两个学生聊天，有时会买点水果给他们送去。或许对于他们而言，我只是一个培训机构补课的老师，但我自己知道，让每个孩子的感受能被看见，这也是我身为老师的意义。

来源：网易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