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三国演义》是怎样美化曹操的:扭曲的屠刀

《三国演义》是怎样美化曹操的:扭曲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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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奸诈一样,残暴也是曹操标志性的特征。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不方便写得太直白,裴松之作注的时候,这方面的材料就已经连篇累牍。有些是曾经被掩盖的血案终于昭雪,有些则大概确实是往曹操头上扣屎盆子。

如《零陵先贤传》中称曰:本郡有个叫周不疑的天才少年,聪明得不得了,曹操想招他做女婿,周不疑拒绝了。曹操认为,只有自己最聪明的小儿子曹冲,才可以和周不疑相提并论。所以曹冲死后,曹操就打算除掉周不疑,曹丕傻乎乎劝阻父亲,曹操撂了一句:“这个人是你驾驭得了的吗?”到底派刺客把周不疑杀死了,可怜的孩子当时才十七岁。

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极低。手中没有政治资源,光靠聪明管什么用?曹操有什么杀周不疑的必要?如果想杀,随便安个罪名轻而易举,又何必使用派刺客这种下作的手法?曹操、曹丕的对话,理应极为隐秘——这段话对曹丕的羞辱简直大到极点,第一说你笨,第二还等于说曹冲在没你什么事了,曹丕绝不愿意泄露于外——作者又从何而知?

这种方志性质的材料,吹捧本地人物,素来是毫无底线的。大约就是零陵有个叫周不疑的聪明孩子,不知道被什么人杀死了,那么,就算是曹操特地派人刺杀的吧,于死者脸上有光,活着的人也与有荣焉。

好在,虽然描绘曹操的暴行是《三国演义》的一个兴奋点,这个故事《三国演义》倒是也没瞧上。

《三国演义》里曹操的暴行,有些史书上根本没有,有些史书上有而未必是史实,这个也是被现代人多次辟谣的话题。这里想说的是,这些虚构、半虚构的暴行产生的文学效果,其实却相当复杂,本编一开头讲到的曹操杀吕伯奢,就是一例。另外,有些行为究竟有多坏,古代读者和现代读者,观感恐怕也有诸多不同。

我们把曹操的暴行粗略分为四大类:霸凌皇帝,杀戮名士,翦除小人,屠灭平民。分别对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作一个比较。

【霸凌皇帝】

《三国演义》里曹操欺负汉献帝的内容,有不少显而易见是虚构的,但《演义》却并不是始作俑者。

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都之初,曹操的实力还相对弱小,汉朝皇权的余晖还颇能动人,这时候曹操和汉献帝一定程度上合作的关系。

这段时间里,被曹操杀掉的国舅董承,是董卓旧部,一个与曹操争夺“奉天子”地位的军阀。早在曹操迎奉汉献帝之前,董承就曾与袁术合作,企图阻止曹操这么做。但曹操成功把汉献帝迁到许县后不久,董承却由卫将军高升为车骑将军,曹操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后,这本来是曹操自己想要的职务。显然,董承和曹操进行了某种利益交换,但是这种平衡注定无法持久。

在组织反对曹操的力量时,董承曾宣称“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把自己比作吕不韦,而把汉献帝比作秦始皇的父亲子楚,自然也就是视汉献帝为“奇货可居”,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忠臣的声口。

但既然曹操被认定为一个反贼,死于反贼之手的人自然而然就也被当作了忠臣,对董承的美化最晚从裴松之的注就开始了。《三国演义》延续了这个传统。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曹操不满的势力,当然必须强调,曹操的行动和天子的意志无关。所以编织曹操与汉献帝如何冲突,曹操对汉献帝如何恶劣的故事,这些人热情素来很高。有些内容也被采入正史,如《后汉书·皇后纪》的记载: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

对照《三国演义》的内容:

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操曰:“若非天败,吾已被害。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伏后告曰:“贬于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操曰:“欲留此逆种,为母报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尸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练至面前。帝泣谓妃曰:“卿于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讫,泪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犹作儿女态耶!”叱武士牵出,勒死于宫门之外。

罗贯中所做的工作,显然符合小学生常会碰到的作文要求:“根据材料补充细节加以扩写。”至于曹操后来杀伏皇后全家,则正史本身就写得非常有现场感:

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

这条材料问题很大。比如把皇后从住处的墙拆了,把皇后从夹壁里揪出来的,竟然是华歆,这就让人很难置信。华歆这个人物,不见得是好人,但肯定是个体面人,也就是很会做门面功夫。后来汉献帝禅让给曹丕的典礼,华歆担任司仪,全程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因为他曾作过汉朝的臣子,这时候为了新王朝的价值观建设,也要“心虽悦喜,义形其色”。就是说,你可以不相信华歆的人品,也一定要相信华歆的演技,他吃相不会这么难看。联系到《后汉书》这段的信息来源是东吴人写的《曹瞒传》,其可信度也就只能让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了。

当然,没道理要求《三国演义》去做史料考辨,它所做的工作还是扩写。

不过这些曹操霸凌皇帝的内容,古人和今人读来,观感可能分别甚大。因为古代视皇权为至高无上,篡位为罪大恶极,曹操的行为当然不能容忍。今人对这个问题往往倾向看淡。吕思勉先生是极力证明曹操不想当皇帝的,却也说“篡汉本来算不得什么罪名”。翦伯赞先生的雄文《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认为曹操想当皇帝,又说:

像这样一个具有“不逊之志”的野心家,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为了保卫自己的皇冠,就必须动员文学艺术从自己的时代消灭曹操。而封建时代的文学家、戏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在赤壁之战的祝捷大会中,把英雄的称号赠给了年青的周郎,而把那没有烧死的曹操交给一位理想的先知者诸葛亮去看管。但是到了现在,我们不但消灭了封建皇帝,也消灭了封建皇帝依以建立的封建制社会,我们就不应该再保存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历史观,而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站在人民的立场,曹操有没有“不逊之志”就不关重要,更不应因此就说曹操是一个奸臣。

一般人的态度,没这么慷慨激昂,大概也会认为曹操就是真过把皇帝瘾,没什么大不了的。上面所引的几段《演义》或史书中的文字,今天仍使人对曹操感到厌恶,但更多恐怕是因为曹操欺侮妇女尤其还是孕妇,对汉献帝这窝囊男人,同情恐怕是少了很多的。

【杀戮名士】

三国时代的名士,内涵与罗贯中生活的时代的名士,已经完全不同。

虽然汉末大儒郑玄曾注释说:“名士,不仕者。”似乎名士是指隐士,但实际上当时名士的内涵,要宽泛的多。

《三国志》里,一个人称为名士,和是否做官没什么关系,如桥玄评价曹操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这里名士显然就是有名的士人的意思,又如“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之类的记录,更明明说名士做了官。

所谓“名士”,首先你要是一个士,即出身于一个至少是地方性的大家族,家族权力已经有了几代传承,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才迈过士的门槛,士人中名望特别高的,就是名士。

换言之,名士拥有相当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是名士,那就意味着你想做官,享有优先权;不想做官,也一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个政权,核心团队里要有顶级名士,才能得到大大小小的名士的支持,而你的官员有名士的身份,各地的大家族才愿意配合这些官员的工作。于是你的地盘治安才能保持,税收才有保证。

这才是名士的硬实力,

汉末三国以至于两晋的名士,往往有诗酒风流放纵不羁的做派,他们的言行被记录下来编成书,最有名的就是《世说新语》,成了所谓“名士教科书”。

宋代以后,随着皇权扩张,科举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这种传统的名士失去了社会基础,而社会上的读书人却数量激增。

他们读了《世说新语》这样的书,也会生出做名士的向往。宋以后的读书人学习魏晋名士的做派,但已经不可能拥有魏晋名士那样的资源和关系网络。

这是罗贯中以至于吴敬梓时代的名士,也不能说他们是买椟还珠,因为珠子根本可望不可即,应该说是明珠实在难得,只好捧个空盒子过瘾。

对历史上的曹操来说,和名士的关系至关重要。大量名士的支持,是他崛起与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但一旦他想打造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官僚机器,甚而想要改朝换代,名士就成了横亘在面前的障碍。

所以曹操与名士的合作,总是充满内在的紧张感。而每次曹操想要实现身份跨越要有大举措,就要杀戮或者折辱一两个大名士。

早在兖州的时候,曹操就杀了名士边让;把汉献帝接到许县,接下来就羞辱了出身顶级名门的太傅杨彪;再往后,建安十三年(208年)恢复了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同年杀了孔融;建安十八年(213年)被册封为魏公,加九锡,逼死荀彧;建安廿一年(216年),进爵为魏王,杀害崔琰。

但是,在宋元时期的平话和杂剧里,曹操身边的名士,或者说整个文官系统基本消失了。

原因很简单,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读者,不但对三国时代那种传统名士毫不关心,也对自己身边为数并不少的新型名士兴趣有限。

这种心态下,杨修作为一个耍小聪明而且不忠于曹操的形象,还有偶尔露一小脸的机会,而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这些真正重量级的文臣,则被弄丢了。

曹营如果确实需要人用计,那么张辽就会上阵,所以人送外号“百计张辽”。但张辽的计策大多格局也很卑下,大概就是《水浒传》里张文远的水平,让曹操改扮宋江,张文远都不用换人。《博望烧屯》里,曹操有个军师,会隔空猜枚(孙悟空和虎力大仙、鹿力大仙赌赛的项目),打仗的水平完全看不出,自己送上门去被诸葛亮抓了。所以,有时候曹操不得不感叹:

“孙权有周瑜,刘备有诸葛,惟有吾一身!”

曹操痛定思痛去物色军师,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位抚琴而坐的“仙长”可堪担此重任。不知这位仙长是何等高人?真是说破英雄惊杀人:乃是大名鼎鼎的蒋干。

京剧《赤壁之战》里,蒋干上蹿下跳十分活跃,各种场合都有他。有人奇怪,曹操这么聪明,用蒋干上了一回当,以后自然该开除他,怎么能由着蒋干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带进沟里?无他,这是尊重梨园行自己的传统:曹操就蒋干这么一个特聘的名士。

看了正史就看《三国演义》,会觉得罗贯中对曹营人物大大贬低;看了杂剧、平话再看《三国演义》,才知道有了罗贯中,才让荀彧、郭嘉们重见天日。

但罗贯中对自己这个时代的名士有些了解,对三国时代的名士则基本不了解,对文官系统的运作,更是非常隔阂。自然,他也就理解不了名士作为文官系统的骨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和历史原型难免偏差很大。

曹操杀边让,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曹操几乎失去兖州,《三国演义》里,这事变成了轻描淡写的一笔:

当有九江太守边让,与陶谦交厚,闻知徐州有难,自引兵五千来救。操闻之大怒,使夏侯惇于路截杀之。

曹操杀边让的时候,边让早已辞去九江太守的职务。罗贯中无法理解杀一个无职无权无兵的人,怎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只好让他复职而且有了五千军队。但这场虚构的战事还是无法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冲淡了曹操的罪行:斩杀一员敌将几乎不构成道德污点,与和平状况下杀一个名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祢衡、孔融、杨修,最接近后世所理解的名士,或者说,传播过程中,他们身上的其他特质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所谓的“名士范儿”,而且名士范儿也往往被简化为不守规矩,不懂分寸,善于耍小聪明还特别嘴贱。《三国演义》写曹操害死他们,也着墨最多。

罗贯中据说“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是个炮制段子的好手,所以他写杨修,或许是寄托着不少同情的。但表现欲太强还喜欢瞎掺和的人没有好下场,实际上为很多人喜闻乐见。毛宗岗评点杨修之死的时候,就吐槽技能全开,他首先强调杨修的聪明,绝不够资格让曹操猜忌,又说杨修“其实可恶”,“修以杀人教人,操又以杀人为能,都不是好人”,“杨修不能处人骨肉之间”……至于现在的人心向背如何,看看电视剧的弹幕,一目了然。

因为罗贯中眼睛里的文官基本就是谋士,以为文官最重要的作用是一拍脑袋想出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好主意,所以曹营的文臣,命运颇不相同。比较接近文宣口的郭嘉,因为公开场合发言多而漂亮(“每有大议,发言盈庭”),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渲染,而实际上地位最高作用最大的荀彧则被大幅弱化,在《三国演义》中混在一群谋士里,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这么处理,无意中也产生了一种美化曹操的效果。曹操的行政班子,几乎是在荀彧的主持下搭建的;曹操与群雄争持,几个最关键的时刻,都是荀彧帮助曹操做出了正确决策;曹操在前线与强敌相持最艰苦的时候,全靠荀彧帮助解决后勤问题……所以有人说,荀彧对曹操的意义,仿佛是张良加上萧何;又不妨这样比较:荀彧才是曹操的诸葛亮。

那么,如果刘备逼死诸葛亮,对刘备的形象会造成什么影响?

《三国演义》强化了郭嘉,而曹操对郭嘉荣宠备至毫无亏欠;削弱了荀彧,那么曹操逼死荀彧的罪恶感,也就降低了许多。

【翦除小人】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刘琮不战而降。曹操改任刘琮做青州刺史,后迁谏议大夫,爵封列侯。

但《三国演义》却说刘琮和母亲蔡夫人(其实并不是)一起,被曹操杀掉了。

积极主张让刘琮投降曹操的蔡瑁,历史上也活得好好的。《襄阳耆旧记》还说,蔡瑁和曹操年轻时就是朋友,所以曹操到荆州之后,还来找蔡瑁叙旧,进到蔡瑁的卧室里,和蔡瑁的妻儿见面。这是当时最亲密的朋友之间,才会有也必须要有的举动。

《三国演义》里蒋干盗书,曹操中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的情节,也是没影的事。

《三国演义》捏造这些情节,一方面是表现曹操的残暴;另一方面,也是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卑鄙小人必须死。

刘备在荆州的这段日子,《三国演义》极力渲染蔡夫人和蔡瑁是怎么陷害刘备,写得读者都欲杀之而后快。这两个人物不死掉,读者都是要拍桌子不干的。

作为一部要迎合读者的小说,接下来问题只是他们怎么死了。

可以这么写:赤壁曹操战败,丢下蔡夫人和蔡瑁跑了,他们被张飞抓住,带到刘备面前。于是刘备痛斥他们有多么对不起刘表,然后在长江边细细活剐了他们——这么处理倒也不是不可以,但刘皇叔和张飞的格局,就下降到宋江、李逵的水平。

还是让大坏蛋杀掉小坏蛋,来得更加大快人心。——当然,刘琮小孩是无辜的,但他的死,更突出坑娃的娘和坑外甥的舅舅有多可恶。

《三国演义》里,曹操经常承担这个职能:把好人不方便杀或没机会杀的小坏蛋杀掉。

马腾与门下侍郎黄奎合谋要杀曹操,黄奎的妻弟苗泽和黄奎的小妾私通,苗泽知道了这事,就去向曹操举报,导致马腾、黄奎遇害。于是苗泽向曹操提出,我立功了,把黄奎的小妾赏给我好不好?曹操大笑说:“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毛宗岗对这句话大为赞赏,评曰:“奸雄快语,可儿可儿。”

曹操征张鲁的时候,张鲁手下一个叫杨松的谋士,收了曹操贿赂,帮助曹操成功。而曹操大获全胜之后,对杨松的处置,又是斩之于市曹示众。

这类虚构的情节甚多,总的说来,都是给曹操加分的。

【屠灭平民】

史书中,关于曹操屠杀平民的记载很多。

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攻陶谦的徐州大屠杀。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叙述此事的措辞不同,但都很简单。嘉靖本是:

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人行。

据说极度尊刘贬曹的毛本则是:

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

不论哪个版本,比之《后汉书》“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的记载,都显得要轻描淡写。

由于《演义》有大量的谋臣斗智,武将搏杀的描写,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所以即使把史书原文抄进小说,其冲击力和震撼性也要大打折扣。可是《演义》连这个照抄工作,也懒得做,根本不想在曹操屠杀上花费笔墨。

然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曹操攻打雍丘,“围数月,屠之”,此事《三国演义》没提。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与吕布的战争中,曹操“屠彭城”,《演义》又不提。

接下来就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坑杀了袁绍降兵七万,这次《三国演义》倒是照抄了史书的数字,“所杀八万余人,血流盈沟,溺水死者,不计其数。”不过历史上袁绍军队总数是十万步兵和一万骑兵,坑杀七八万是个可怕的比例,《三国演义》把袁绍的军队扩大到七十万人,屠杀数却保持原样,凶暴感当然也大为降低。

接下来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的邺城围城战。本编开头详细比较了史书记述和《演义》的描写,会发现《三国演义》增加了许多史书中没有的曹操爱民的内容,而战争的残酷性则大为淡化。

当然,史书中的记录不见得就可信,但屠灭平民这个问题上,《三国演义》确实很少会把曹操往坏的方向上去塑造。

《三国演义》这么处理曹操的形象,也使得一些历史上本来自然不过的事情,变得难以理解。比如说,曹操取荆州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大批百姓跟随刘备逃亡?

因为《演义》里曹操对百姓并不坏,他们没有一定要逃亡的道理,所以就有人怀疑,是刘备作了大量妖魔化曹操的宣传,煽动百姓跟自己一起走,让他们充当自己的流动掩体。

实际上,要理解百姓为什么跟着刘备走,要先弄明白当时荆州的人口构成。

荆州这些年的流入人口,一大来源是关中。所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当初李傕、郭汜之乱,关中人民大量流亡,主要分成三路,除了到荆州来的之外,还有数万户涌入益州,更多人则向东迁徙,去投奔徐州刺史陶谦。

后来,曹操攻打徐州,他屠刀下的亡魂,很大一部分就是刚在这里勉强安顿下来的关中人。再次侥幸逃过一劫的难民,自然有人选择南下,来到荆州。

所以,对流亡在荆州的关中人或其他北方人来说,曹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一点不是哪家宣传机器灌输给他们的结论,他们有切身的记忆:有那么多乡亲父老,只是因为逃亡时走了一条与自己不同的路线,就成为堵塞得泗水为之不流的尸骸。

而徐州那个恐怖的杀戮时刻,罕见的能够多少给人们提供一点保护的,就是刘备。

所以他们尽管知道刘备多半不是曹操的敌手,仍然会选择追随刘备。

此时的荆州,还有一个出生在徐州琅琊国阳都县的年轻人。尽管他很早就追随叔父南下,但家乡想必仍有不少亲人。曹军在徐州以及其他地方的一系列大屠杀,哪怕只是通过传闻,也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人生选择中,曹操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诸葛亮。

这样我们可以作一个小结了。

写到曹操杀人,《三国演义》有美化曹操的地方,也有丑化曹操的地方。

但《演义》丑化曹操的地方,如欺负皇帝,迫害名士之类,恰恰是现代很多人不太介意的,《演义》美化曹操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掩盖了他大量屠杀平民的暴行,这正是现代人眼中最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人只强调《演义》中曹操的某些劣迹并不存在,或许可以套这个著名的笑话:

曹操:“我要杀死十万徐州人和一个杀猪的。”

陈宫:“为什么杀一个杀猪的?”

曹操:“我就说没有人关心那十万徐州人。” ​​​​

所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最终《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大概是比历史人物曹操还要好一些。

也正因如此,有些人只看过《三国演义》,就成了曹操的粉丝。

但往往也正是这些人,是无论如何要坚持《三国演义》丑化了曹操的,毕竟,相信我的偶像受到了攻击霸凌抹黑,是粉丝群保持凝聚力的根本保障。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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