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20年，我才认下了混混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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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在我读高一时，第一次去参加了我的家长会。那天他两只胳膊下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他的发小龙叔叔搀扶着他，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入我的教室。

那段时间，老李的膝盖骨受伤了，刚做完手术不久。之前他喝醉了酒，在歌舞厅和小混混们打群架，在己方阵营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禁不住想嘚瑟一下，一脚踩空从高高的台阶上摔了下去。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老李首次在我的同学们面前亮相，便引起了小小的轰动。看着他从走廊吃力地挪进教室，同学们在我身边交头接耳，疑惑地盯着我问：“那是你爸啊？好吓人哦，看上去好歪。”

我短暂地思考了下——可能是刚出狱不久的龙叔叔两条胳膊上爬满的龙虎斗文身太具震慑力，在清纯的校园里颇为突兀，所以引人侧目——结果，同学却对我说：“旁边的叔叔像小流氓，你爸的大光头更吓人。”

家长会开始了，老师关上了教室的门，把学生们充满试探的声音隔绝在走廊上。我没有提前回家，和闺蜜并排坐在楼梯的台阶上等着散会。闺蜜以前没听我提起过老李，对他充满好奇，甚至戏谑地说，原来我是“大佬的女儿”。

我轻描淡写地和闺蜜讲了下老李，便转移话题。老李这次直白地闯入我家庭外的校园生活里，让我第一次开始审视我们之间既陌生又熟悉的关系。

小时候，母亲总说，老李年轻时“挺调皮的”，她就用了这么一个温柔又略带宠溺的词语，概括了老李不太光彩的过去。

80年代中期，老李继承了爷爷奶奶的衣钵，进入国营保密军工厂工作。国营军工厂建于50年代末期，建厂之初，有上千人响应国家号召，从东北浩浩荡荡地坐火车南下，支援成都建设。

大多数人从此扎根在成都，将东北的豪爽和成都的闲适在身体里融汇。他们结婚生子，养育儿女，一奉献就是一辈子。

有着“东北血统”的老李在成都出生，18岁进厂。那时，在国营军工厂当工人，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是最让人眼红的工作，本地人会毫不遮掩地向厂里职工投来羡慕的眼光。老李仗着自己端着一个铁饭碗，肆无忌惮地在厂里集结了一群兄弟伙，伙同他们到处游荡，横行霸道。奶奶总回忆说，就老李那些个同学，她拿大棍子打了多少次，都撵不走、打不散，“一群小痞子，没有一天不惹是生非”。

于是，好日子还没过热乎，老李就坐牢了。

赶上“严打”余热，聚众暴力事件从重处理，老李与他那些称兄道弟的发小们像凑热闹一般，在几年内陆陆续续因为不同的原因锒铛入狱。龙叔叔因为偷窃罪，还被判了无期。

出狱后，丢了铁饭碗的老李，又伙同前后脚出狱的发小们，聚在一起惺惺相惜。

90年代中后期，麻将还并非像如今一样在成都满大街随处可见、“小赌怡情”的桌上交流活动，是被列入“赌博”性质的非法行为。那时警察经常突袭麻将馆，对“赌徒”进行罚款和拘留处理。老李和他的兄弟伙们，就长期混迹在一间藏在地下通道的“赌庄”里聚众赌博。偶尔周末母亲在厂里倒班顾不上我时，我会跟着老李去地下赌庄。

地下赌庄的卷帘门长期关闭，只有老板透过隐蔽的小门，确认了眼神，确定是对的人，才能放人进去。埋头钻进卷帘门，扑面而来的是刺鼻的烟味，里面乌烟瘴气，麻将桌铺满了一整条地下通道，我踮起脚尖，也望不到头。

每次老李上“战场”前，会和我约法三章：不让我中途找他要钱，以免要走他的赌运；不让我和他聊天，避免他分神；不让我坐在他旁边守着他。

老李为了规避我触犯以上事项，会提前找老板买一筐硬币，好让我在一款被称为“苹果机”的赌博机上消耗时间。

苹果机上有一排按钮可以押注，我每次都选择“苹果”单押，因为苹果赔率小，押中几率高。苹果机除了能押注，还能猜大小，我会想尽办法消耗时间，认为在现有的分数里，撑得时间越久，越给老李“争气”。

老李性格易怒，经常从打麻将发展到打人，过渡得十分顺畅，容不得人眨眼。

刚开始我很害怕，目睹了老李多次在地下赌庄对同桌牌友拳脚相向之后，我只能继续按下苹果机的按钮，一动不动地盯着那条灯带在背景音乐的带领下有节奏地转动。我不敢劝架，只希望自己能就地隐身，没有人能把我认出来。

渐渐地，这成为一种习惯——老李在麻将桌前吞云吐雾，我在苹果机前机械地拍打押注的按钮。我俩互不打扰，几乎不讲话。

好像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老李单独相处时，就无话可说。

老李每次打麻将赢钱了，会领着我和母亲去吃火锅。可我不喜欢和老李一起吃火锅，因为在去火锅店的路上，他总有本事吆五喝六地瞬间叫来一群人，人多势众的气势，像在拍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李经常光顾的那家火锅店，就靠他带着朋友撑起了场面，他们是火锅店唯一的收入来源。

好在我的注意力会轻而易举地被翻滚在火锅里的食物吸引，卷曲的黄喉在油碟里打个滚，再在辣椒面里裹上一层，就可以让我忽略一群成年男人赤裸的上半身和震耳欲聋的划拳声。

后来，那家火锅店倒闭了。我在心里生出一丝对老李的抱怨——我猜想，是老板再也受不了偶尔有另一桌生意时，老李他们总会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小事和邻桌起争执，摔酒瓶、摔椅子。我甚至想，没有人因为滚烫的火锅而毁容，实属万幸。

不久之后，母亲发现我在入睡前频繁回味苹果机上跳动变换的数字，才意识到我压根没有自控能力，怕我小小年纪染上赌瘾，决定不再让老李带我去地下赌庄。心心念念的火锅和五彩绚丽的苹果机就这样从我的生活里渐渐褪色，我和老李的距离也越拉越远。

我上五年级时，老李决定将兴趣变现，他和发小老冠一同盘下一家麻将铺，自己做老板。

国营军工厂开始进入衰落期，工人们安于现状，守着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机械地完成四班倒的工作，尚未察觉到危险信号。大家下班后，无所事事，最大的乐趣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将。麻将铺里有一面墙，老李用木条隔出很多排架子，上面放了许多张当时非常流行的VCD碟片。老李盘算着，经营麻将时，还能顺便做起租售VCD的生意。

开张第一天，麻将铺人满为患，老李的各路朋友都来捧场，有朋友送来甘蔗，预祝老李的生意节节高。

如这位朋友所祝福，麻将铺的生意如火如荼。只是我渐渐发现麻将铺里的氛围愈发古怪，鱼龙混杂。

有瘾君子整天混在麻将铺，不仅给不出“茶钱”，还频繁点头哈腰地找老李要烟抽，我还撞见洗手间的垃圾桶里有针管；除了墙面架子上鳞次栉比地摆放的VCD碟片，还有各种男人偷偷摸摸地去堆放杂物的储物间借另一种碟片，装在黑塑料袋里，心满意足地离开。

有一位约30多岁的女客——她让我叫她红姐——长期在麻将铺里豪赌，赢钱了就召集整间麻将铺的牌友去吃火锅。她甚至为了就近娱乐场所，还在麻将铺附近租了房子。这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身边总跟着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有人问起，红姐就解释说是她老家的弟弟和妹妹们。

后来，有一天，有好多警察冲到麻将铺，给红姐戴上了手铐。

老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经常为了凑搭子“临时”上桌打麻将，手一沾牌，赌博欲总能战胜老板欲，等别的牌友抵达麻将馆时，他也不愿意起身让位。要是赶上他输钱，谁要是催他，他就打谁。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隔三差五就在自己的麻将铺里掀起战争，茶杯、桌椅满地打滚。隔天，我母亲还没收拾完一地的残局，老李的朋友就又顶着熊猫眼来光顾麻将铺了。牌局散场后，挨打的人还要和老李继续在酒局上碰杯，借着酒胆，咬着大舌头复盘自己几十个小时前被老李揍的场景。

站街女、小偷、酒鬼都是麻将铺的常客，这一切让我母亲心惊胆战。

那段时间，偏赶上我身体不好，频繁往返医院。母亲害怕麻将铺里糟糕的氛围会影响我休息，愈发心烦意乱，和老李吵得乌烟瘴气。老李当老板的兴致正浓，他认为这些人物掀起的小波浪不值得一提——我想，至于我是否会被他们影响，老李是不会操心的。

一年后，老李麻将铺的隔壁，新开了一间麻将铺。

在大家认为这种近似砸场子的举动会轻而易举地点燃老李的炸点时，老李又让人大跌眼镜了——隔壁老板迅速和老李称兄道弟，甚至有时老李会把自己麻将铺的卷帘门拉下来，去帮隔壁的兄弟凑搭子，照顾竞争对手的生意。

和老李合伙开铺子的老冠经常一个月见不到人影，月底分账时才会露脸。母亲批评老李“缺心眼儿”，老李就说母亲是女人，太斤斤计较，不懂他们男人之间的兄弟情，母亲念叨多了，只会招老李烦。

我母亲再次用了一个宠溺的词语形容老李，说他“太单纯了”。那时我尚不能理解母亲对老李的包容，我不认可性格暴戾的老李，仅仅是“调皮”和“单纯”能概括的。

后来，隔壁麻将铺的老板被来自外地的租客揍了。老李路见不平，赤手空拳地参与了混战。没想到，那老板见对方人多势众，拔腿就跑，老李却迷之自信，认为自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钉在原地以一敌众。

最终，肉拳再硬也挥不过砍刀，等老李的朋友赶来时，他已倒在血泊中。

老李脑袋被砍伤，等他缝完针，头上的纱布还没取掉，就气势汹汹地出院赶回麻将铺，要找那些人报仇。他生意也不做了，成天揣着刀，和他的发小们堵在那群租客的小区门口，势必要和对方干到鱼死网破。

后来，老李从麻将铺的抽屉深处掏出一把枪，母亲吓傻了，鼓着眼睛问他哪儿来的。老李说是龙叔叔给他的，随即又说龙叔叔没给他子弹。母亲不依不饶，他又改口说是哄小孩的玩具枪。

那群租客听到风声，租金都不要了，连夜逃跑。隔壁麻将铺的老板也火速脚底抹油，转让了店面。

蹲守半个多月无果，老李的发小们渐渐失去耐心，开始找各种理由缺席，老李的一股怒气没处发泄，会在家里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发脾气，我开始刻意躲避和他相处。

国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麻将铺往日的风光不复存在，VCD被迅猛发展的DVD取代，墙上的碟片成了废品摆设，老李无奈关闭了麻将铺——老冠提前嗅出形势不妙，早3个月将麻将铺高于市面价转给老李，得以抽身。

麻将铺关闭之后，剩下了很多VCD碟片来不及处理。老李意志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出门也不说话，就窝在家里把墙上的VCD碟片挨个放来看。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老李竟然一改消沉的情绪，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你猜我今天放VCD看时看到谁了？”

我以为他说的是某个明星，他却神神秘秘地让我继续猜，说是“你认识的熟人”。我摸不到头脑，他直接点开VCD机，推进一张光盘，用画面为我揭晓答案。

那是一部纪实性质的刑侦破案纪录片，老李麻将铺的曾经的常客红姐出现在镜头里——她控制了一群小孩，四散在火车站偷东西，警察用摄像机拍下了小孩子们把偷来的赃物如数交给红姐的画面。

最后一个镜头，是红姐带着手铐坐在镜头前，忏悔自己的罪行。

不知道为什么，我目睹了那么多次老李挥拳的行为都谈不上害怕，但红姐坐在镜头前，用川普讲述自己的罪行时，我感到脚底窜上一股寒意。

从那之后，我特别惧怕暴力场景。直到现在，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暴力场景的视频，我也会马不停蹄地划走，并设置不要给我推送同类型视频。

我渐渐意识到，其实我也有点害怕老李。

我和老李说话开始变得很客气，每一句话都很有礼貌，也透着生疏。

我高一时，没管控好自己的身体，被120紧急送往医院。送到病房后，医生护士相继离开，只把我一个人留在病床上，久久没有人搭理我。

我身体太难受，从病床上滚到地上，等老李接到电话冲到医院时，见我一个人躺在冰凉的地上昏迷了，无人问津，当场就怒了，吵着质问医生为何不照看我。

等我醒来时，病床旁层层叠叠地站了十多个医生护士，我有气无力地对老李说：“我没事儿，别担心，谢谢。”

有一次，老李在抽屉里翻到我的日记本。他非常不厚道地偷看了我的日记，对我早恋的事了如指掌。他罕见地急得团团转，却只敢让母亲与我沟通。即便我觉得自己被窥探了隐私，感到被冒犯，但是我仍小心翼翼地回复老李：“我以后注意。”

他面露尴尬的神色，轻声说：“行，行。”

那些年，每次我走到客厅，老李会马上打个哈欠，自顾自地说一声：“困了。”然后把电视遥控器让给我就往卧室走。几小时后，我还能听到他屋内传来手机游戏的声音。

我也会在母亲外出参加聚会时，称自己有约，不回家吃饭。

我跟老李都刻意不把彼此放在同一个空间里，一个人识趣地离开，会让另一个人松一口气。

2005年，当年被人称为“一辈子铁饭碗”的国营军工厂以英雄迟暮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让很多家庭步入泥潭。生计成为难题，一日三餐成了负担，谁也逃不过时代尘埃的碾压。

老李就是此时第一次参加了我的家长会。他在教室里引起了大家的格外关注，让我的内心七上八下。家长会结束后回家，我们还是如常地围坐在餐桌前吃晚饭。母亲聊起她和同事们下岗后面临的窘迫，我和老李静静地听着，谁都没有开口共享当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我读大学后，开始住校。周末回家吃饭，跟老李也维持着客套。

重返社会几年后，龙叔叔结婚了，老婆为他生下一个儿子。龙叔叔和朋友承包了一辆出租车，他为了赚更多的奶粉钱，专门开夜班通宵时段。后来，龙叔叔最早入行开网约车，由于车技过人，又很有礼貌，好评如潮。

早前和老李同一时期出狱的，还有打起架来六亲不认的赵叔叔，他后来从修车学徒做到修车厂老板，老婆怀了二胎，当时政策不允许，被罚了款。曾经藐视生命的赵叔叔，说一定不能让妻子流产，因为，“咋个说，那都是一条命啊”。

国营军工厂倒闭后，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公司收购了国营军工厂的土地开发权，在厂子原址盖起了高楼，后来还有知名导演拿这个楼盘为名拍了电影。

老李的发小们在改变，老李也在改变。就像钢筋水泥的大楼在工厂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熟悉的环境彻底改头换面，一切都看似不一样了。

毕业后，我领证结婚。在筹备婚礼时，我犯了难。几乎同时，老李也遇到他的难题。

一天凌晨2点钟，老李垂头丧气地回家，当时，熬夜的我正窝在沙发上刷剧。我向他礼貌地打了招呼，正准备像往常一样以拙劣的演技演绎一句“困了”就逃离客厅，却发现老李罕见地没有应答我，一声不吭地走到浴室去洗澡了。

卫生间里，迟迟没有传来花洒的水声，反倒听到几下沉闷的叹气声。

那些天，老李情绪都很低落。我做不到直接开口去问老李怎么了，便侧面通过母亲了解情况。

原来前几天晚上，老李和朋友半夜在KTV唱歌，隔壁包间的人觉得他们太吵，一脚踹开了他们的包间。对方人多势众，用老李的话说，都是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却叫嚣着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老辈子些了，给你们点钱去喝养生茶，早点洗了睡了，还跑来和年轻人凑啥子热闹？”

那些年轻人不认识老李他们——自从国营军工厂倒闭以后，下岗职工像四散的鸟，飞奔各处讨生计。老李这群人最终将国营军工厂庇护下的红利消耗干净了，他们自以为熟悉的时代，开始抛弃他们了。

年轻人不讲武德，几句回呛，就冲进包间摔摔砸砸，嘴里不干不净地继续挑衅老李他们。

老李腿部手术后，走路一直不太利索，下楼梯只能用一只脚使力。他没有动手，看着那伙人那般蛮横的样子，他觉得像极了年轻的自己。

他第一次感到沮丧，觉得自己被年轻的世界抛弃了，他甚至第一次开始审视我和他的关系。

几天后，老李给手机下载了微信。他给我打电话，支支吾吾地问了一堆没有营养的问题之后，才鼓起勇气提出，希望我教他如何使用微信。

他的手机还没有手写输入法，老李的拼音基础很差，打字全靠蒙。

一个星期以后，我收到老李给我发的第一条微信：“孩子要结婚了，我高兴！请问婚礼上可以不叫我叔叔吗？不答应就算了，孩子高兴就好。谢谢。”

是的，老李是我的继父，那时我还没有改口，相处快20年了，仍然叫他“叔叔”。

我盯着那条信息，读出老李小心翼翼的语气，想象他花费很多时间才拼出这些字，莫名其妙地觉得鼻头酸涩。后来我发现，老李在生活中遇到无法直接当面对我表达的问题，都会用消息发给我。

只是那次，我本能地逃避，没有回复那条消息。

婚礼上，我任性地与婚庆公司协商，把向父母敬茶、当场“改口”的环节省去了，我不想让自己梦寐以求的婚礼陷入尴尬。老李也没有介意，全程乐呵呵地向前来道喜的亲戚朋友敬酒。

我站上舞台，聚光灯打到我的脸上，让我感到一阵晕眩，一时看不清在座的宾客。等眼睛适应明亮的光线之后，我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老李，他坐在角落，背过掌声，在偷偷地用袖子擦眼泪。

老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喝到自己孩子的敬酒茶了。

因为他没有孩子。他年轻时与我母亲相遇，母亲正一个人艰辛地抚养着我。老李和我见第一面之后，就笃定地告诉我母亲，他为了我，发誓不再要孩子。母亲或许怕我有心理负担，经常在我面前说，老李吊儿郎当的样子，也没办法成为一个父亲，老李会点头附和。

婚礼临近尾声，宾客陆续离场。

龙叔叔喝多了，举着酒杯来我身边向我贺喜。他大着舌头，提起当年他陪老李参加我的家长会，说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老李那么紧张——老李背着我，提前激动了好多天，临出门时，不顾腿上的伤，站在镜子前摆弄自己的衣服，怕给我丢脸。

龙叔叔又提起，我上大学时，曾随口提起自己喜欢玩“偷菜”的游戏，那时我心想老李经常熬夜出去玩，便让他有空帮我半夜“偷菜”。老李接到我派给他的任务之后，怕我没耐心教他，四处请教朋友如何“偷菜”，然后每天定闹钟，准点守在电脑前，哪怕在打麻将，也准点散场赶回家，一天都没落下。而我，很快玩腻了那个社交游戏，再也没有登录过。

龙叔叔说得口齿不清，转头四处没看到老李，便问我：“你爸呢？”

我知道半醉半醒的龙叔叔是故意这样问我的，为了避免气氛太僵硬，我迅速调整好自己，指了指老李所在的位置。

龙叔叔去到老李身边耳语一番，之后，老李异常兴奋。那晚，酒精撩得老李面部绯红，嘴却一直咧着笑，他对每一位来宾开心地笑，也对着我笑，笑得眼睛里有光。

后来，我的宝宝出生了。

出院后，我在家里坐月子，总是隐隐约约听到卧室门外有脚步声，那个声音来回徘徊，却迟迟没有敲门声传来。只有母亲进我卧室帮我照看宝宝时，老李才会在虚掩的门缝里，小心翼翼地探个脑袋，见缝插针地逗一逗宝宝。

我让老李进屋抱宝宝，他先是激动地伸出双手，又摇摇手，站在门口不挪动步子。他说自己太粗糙，怕弄疼宝宝，更怕打扰我休息。

老李为了宝宝，戒掉了几十年的烟瘾，又怕自己喝酒误事，在宝宝出生之后，滴酒不沾。

有时我会纳闷，老李和母亲、我甚至宝宝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怎么会那么笃定地爱着我的孩子。

宝宝渐渐长大，坐1元钱摇摇车时，听到摇摇车里传来一首童谣：“妈妈的爸爸叫什么？妈妈的爸爸叫姥爷——”宝宝一直重复这句话，我满眼温柔地告诉宝宝：“对啊，妈妈的爸爸叫姥爷。”

老李在旁边乐呵呵地一直点头，开心地讲不出话。

当年和老李一起玩乐的叔叔们，也陆续当上了爷爷或姥爷。大家从国营军工厂下岗后，举步维艰，为了一口吃食艰难地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终于陆续混到退休的年纪。他们凑在一起，会翻出手机里的照片，挨个给大家欣赏他们的孙子、孙女。

如今，那一群老顽童，仍然喜欢去KTV唱歌。但是，有一个小朋友在场，包间里的二十多个大老爷们，绝不会有一个人抽烟。老李用他粗鲁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却用加倍温柔的方式，对待我和我的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