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xFischer
来源：豆瓣
一月初的时候，室友们都各自回家过圣诞了，只有库拉索室友在朋友家待到腻了才偶尔回来一趟，而我也就在家里安静地准备几天之后的考试。就在吃午饭的时候接到一个陌生的荷兰号码的来电，才接通，两人互相确认能听清对方的说话，门铃又响了，忙得手忙脚乱的我冲着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吼了几句“等等，等等”，然后就把手机留在厨房案台上去门口等快递上楼了。签收完快递，拿起手机依旧是通话中，想必一定是比较重要的电话吧。
电话里的那个人自称来自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叫高军，南方口音，想问我为什么没有跟疾控中心上报自己的情况。我很疑惑，我除了戴的口罩是好看点的布口罩而不是医用口罩，以及去了个一堆人的跨年party之外都没做错什么啊；然后高军问我是否在十二月的时候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办了张医保卡，以及当天那里有人确诊了新冠；同时高军向我确认了名字和邮箱（估计还有荷兰电话号码，我忘了），说当时就是用这个信息登记的（国内谁办医保卡用邮箱地址啊）。我听得一头雾水，告诉他我一直在荷兰没离开过，估计是身份盗窃吧。高军也表示这可能是身份盗窃，于是让我向广州本地警察局报案，以方便我之后回国。
电话是直接转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一名叫白玉良的警官接了我的电话，向我汇报了他的名字和编号。为了让我确认这整件事的真实性，他让我打开广东省公安厅的官网，往下滑，滑到最后，看到该公安厅的联系电话，表示一会会用这个电话打过来。（这是个很成熟的技术了吧）
果然我立即收到对应号码的来电，然后开始与这位警官叙述情况，然而白警官又让我转到WhatsApp上跟他语音。（这一段完全记不清了）很快，白警官就安抚我说只要查手机的gps，如果查到我手机gps但是不在广州，那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过了一会，白警官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告知他们我有另外一张银行卡，在广州市越秀区办的——这是张在我名下的涉案银行卡，一张参涉了一宗国家二级保密案件的银行卡。我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对于那些问题我也只能说不知道。最后，白警官问了我在国内有多少张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我如一报上：没钱、没钱、一千五吧但被冻结了、二十左右、二十几欧、微信十几块、支付宝基金三千。总之就是我很穷。
在第一天跟白警官通话的时候，我有时情绪失控，我向他解释到我有精神疾病。后来的交谈里他就一直强调我一个人在海外要照顾好自己。当晚，白警官说由于我现在是国家二级保密案件的嫌疑人了，需要我签署保密协议，以及会监控我的微信手机之类的，最后我还需要每天四次在WhatsApp上跟他报平安。
说实话听到我自己涉案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的居然是“反正都要坐牢了，还学什么习”，一如既往不在乎的样子；然而听到被监控的事情，我开始焦虑了——微信我正常聊，但是跟身边人说话我绝对会把手机放另外一个屋子，我甚至偏执到想造一个法拉第笼。
第二天我下午一点要去见护士Marga，出门前跟白警官进行了每天固定了回报“白警官你好，我现在要出门去见护士了，大约三点回家，人身目前平安，二级保密案件保密中”。然而我太想说出这件事了，监听让我焦虑。想着看护士通常一个小时就能结束，所以出门就直接不带手机了。见到Marga后，我把来由写在纸上，递给她，并让她读完之后马上拿去碎纸机销毁。Marga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假的，而我表示在他们开始要骗我钱之前这都可能是真的。虽然我身上就只有一个蓝牙从来没有打开过的Walkman，但我依旧绝对在被监听。
护士问我愿不愿意在医院里避一避，正好可以给我调药，我答应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医生护士都认为我在妄想）。住院了就不能出去了，而且当时已经错过了给白警官下一次汇报的时间，我连忙用医院电脑登上Facebook联系上室友叫她把我的东西都带来。
拿到手机时，看到白警官发消息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回复说我住院了（并没有很严重），他跟我约定一会打过来，继续谈论案子的事情，我答应了。过了一会，电话一接通，白警官就开始说：“你把我这个号删掉把，我是骗子，以后不要打这个电话了，明白了吧……“ 什么？还没开始骗我就不准备骗了，有点职业道德好不好！
挂了电话，我心里依旧存疑，这会不会是真警察会用的路数呢，我还在被监听着吗？
直到前段时间，我又接到了同样的电话，驻荷兰中国大使馆给我说我的身份盗窃……我当时上大使馆的官网上查，发现去年十一月就有这种诈骗警告的信息，这时我才终于从监听的恐惧里解脱出来，然而我依旧还在住院。想必骗子就是觉得我太惨，骗一个有严重精神疾病，孤苦伶仃在外求学的贫困学生过于残忍了点，于是放过我了。
总之，我命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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